《中国新闻周刊》:兴废千年间 解剖“书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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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末至清，每到官学失信，书院就会兴起，之后繁荣、官化，再腐朽。然而真正的书院精神，从不因书院的兴废而改。

　　书院是中国古代士人围绕着书，开展包括藏书、读书、讲学、著书、刻书、祭祀活动的研究和教育机构，是中国古代私学发展的最高形态。

　　兴废千年间

　　唐朝，随着雕版印刷的成熟，书籍数量激增。开元年间，玄宗设丽正书院为皇室修书，始有书院之名。五代以来，由于战争频繁，官学衰废，一些笃学之士仿效佛教禅林做法，选择山林名胜之地，建屋立舍，藏书授书，读书治学，有的还聚徒讲学，始有书院之实。相对于以科举为目标的官学而言，书院给了文人士子一个说话的空间，一个散播文化与思想的载体。

　　北宋时，一些私人书院逐渐嬗变为私办官助、半官半私或完全官办的学校，丢了民办书院的锋芒。南宋，当时处于非正统地位的理学大家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重拾自由讲学传统，对天下书院影响很大。他亲自拟订的《白鹿洞书院教条》，成为书院的标准学规。书院一时盛极。白鹿洞与同时期的岳麓、睢阳(即应天府)、嵩阳书院被后世称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

　　南宋后期理学成为朝廷正统，书院又受到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元朝继承了南宋后期的政策，把书院列入全国官办学校系统，书院生机尽失。明初，书院被视为旁门左道而遭禁止，主张“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东林书院更因讽议朝政被魏忠贤禁毁。清代对书院先是限制，后又奖诱、提倡，最终使绝大部分书院完全沦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关。1902年，清帝光绪下令废书院、兴学堂，千年书院淡出历史舞台。

　　史载的中国古代书院数量达7000余所，而现今至少有400余所书院以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等形式留存于世。

　　书院精神

　　“书院不是研究所，也不是一般的学校。书院这两个字所包孕的精神和内容，或许只可意会。”山东作家张炜在谈及他心目中的书院精神时这样说。

　　然而有些人不满足于意会。年逾古稀的江西学者李才栋研究书院40年，被海外称为中国书院研究的“大佬”。在他眼中，书院名下的实际形态繁多，而最可宝贵的书院精神，是在那些不以科举为目标的私办书院中，尤其是有固定老师和长期学生的聚徒式的私办书院。

　　“山长”是书院的领袖和灵魂人物。传统上，书院以人(山长)而不是以课程为中心，以道而不是以术为中心设置教学内容；方法上以自学、独立研究为主，师生共同起居，悠游山水，质疑问难，相互启发。学术上注重不同学派的会讲，提倡兼容并蓄、自由讲学。李才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种教育解决的是生命安顿的基本问题，是中国近古以来教育史的精华。

　　李才栋认为，民间思想的表达、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天人和谐的自然观，以及授人以道的教育观，在这广博而极具人文色彩的书院精神之内，一切的具体内容都是可容更改的。书院精神适应性强，因而流被甚广，明代以来，朝鲜(专题，图库)、韩国、越南、日本、意大利、新加坡、澳门等地，一直都有中国式的书院存在，成为当地现代教育的一种补充。

　　情怀绵延

　　1902年后，书院虽被西式学堂替代，书院精神却变成一种情怀，沉留在文人士子的血脉当中，以另外的方式绵延不息。

　　一方面，有一些学者仍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尝试创办书院：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程兆熊等现代儒家的代表学者都曾创办过书院。另一方面，书院精神在一些大学里有所传承：如在清华国学院，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非常注重相互之间的讨论；在北大，蔡元培兼容并包，甚至同一门课请两个老师来讲，学生可任意择师，这些都是古代书院精神的具体体现。李才栋认为，若有开明的教育领袖，书院精神完全可以抛掉书院的外壳，而在现代大学里生发。

　　新中国成立后，一部分内地保守学者出走香港，建立了后来著名的新亚书院。创办人钱穆揭示其办学宗旨为：上溯宋明书院的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方文化。书院一方面与现代教育要求对接，设置商、法等科目，另一方面，强调讲学和修德的关系，研究传统文化，团结各派学者。六七十年代，新亚书院被看作中国儒学复兴的基地。1964年，新亚书院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一部分，但仍有相对的独立性。1973年香港中文大学对其所属的三个书院实行中集权管理后，素持人文主义教育理想的新亚书院陷入困惑，1976年，新亚书院董事9人联名辞职，次年在书院旧址重建新亚研究所。

　　书院情怀如冬眠的种子，无论蛰伏多久，一旦天气转暖，都能立刻醒来，这是学术民间性的自觉。

　　在内地，位于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被称为千年学府，现是古代四大书院中硕果仅存的活的书院。在历史上，经过湖南高等学堂、湖南大学两度变身，书院原址一直做行政办公之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书院一度成为教工宿舍和岳麓山公园管理处。1979年，湖南大学将岳麓书院收回后，不甘让其沦为遗址。1985年，书院里又回荡起读书声，在文革时丢光了书的御书楼重新积书开放。如今岳麓书院已成为有六七十个在校硕博士生，20多个正副教授的湖南大学二级教研机构。湖大人对书院的冀望不止于此，1999年，在当年朱熹、张会讲的地方又迎来了第一位开坛演讲的嘉宾，并通过电视媒体对外传播。

　　在北方，198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的中青年教师魏常海、王守常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文化书院。他们邀冯友兰、张岱年、汤一介等老先生出山，老先生们亦非常乐意。1985年，88岁的梁漱溟在中国文化书院站着完成了他1953年后的首度公开演讲。80年代中到后期，书院举办过中国文化传统和中西文化比较两次重要的研讨会，并将研讨结果集结成书。书院还举办过两期中西文化比较函授班，一万多人抱着追问中国向何处去的热情参加了函授班的学习。80年代，持相对保守立场的中国文化书院，与“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一起成为当时文化热的三大主力推动者。

　　在将近20年的时间中，中国文化书院和岳麓书院是中国当代仅有的有书院之名且有书院之实的学问机构。虽然前者在90年代受到很大冲击，而后者要受大学体制的限制，但在温暖的世纪末，它们的苏醒还是如期而至。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曹红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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