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越分析它，越觉得它可信：造他一个革命的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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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作者:王铭三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它说明了谣言是一个逻辑严密的谎言，你越分析它，越觉得它可信。

　　所以，面对谣言，重要的不是你信不信，而是你作为不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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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语有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

　　这就是说四川人聪明，别的地方还没闹明白是怎么回事，四川已经动起来了；四川人又好斗，别的地方都平息了，四川还在那里有滋有味地斗。

　　四川人聪明，所以四川历来出才子；四川人好斗，所以四川代代出英雄。不论是文是武，四川人都能做出与众不同的麻辣味来。所以，四川人最瞧不起的，就是文不能文，武不能武的人，用歇后语来说就是：狗屎作鞭——文（闻）不得武（舞）不得。

　　今天在下要说的，就是发生在四川的一桩奇案，以煞有介事开始，以不了了之告终，其中的过程，那是神仙都说不清的。

　　请容在下慢慢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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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成都的那些学生娃娃，就学北京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各个大学的红卫兵联合起来，组成了“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成立了总部，统一协调大专院校红卫兵的集体行动。在各个院校的红卫兵单独行动时，仍然使用各自的旗号，如“川医九一五”、“成大八三一”等等。

　　接着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也都成立了革命群众组织，学红卫兵的样子，也组成一个整体，成立了总部，名字就叫“产业军”。

　　那些在北京读书的，回来煽风点火，带来了首都的“革命气息”，成都的红卫兵也开始“破四旧”了，春熙路、盐市口的霓虹灯就首当其冲遭了秧，然后是商品的牌子，例如凤凰、牡丹……凡是没有革命味道的，一律在破除之列，一律要砸烂、火烧。

　　一到具体问题，“代沟”就表现出来啦。学生娃盯到的是这个产品的牌子：“这都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货色，砸！”成年人盯到的则是这个牌子的产品：“这都是国家财产，社会的财富，工人的劳动，不能砸！”

　　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红卫兵和“产业军”又矛盾了。红卫兵的口号是“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产业军”说“走资派就只有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李井泉最多是个执行者，不算走资派”。

　　于是，“产业军”就成了“保皇派”。于是红卫兵又在各个单位煽风点火，成立了与“产业军”对立的“成都革命工人造反兵团”（简称“兵团”）。1967年1月，从上海刮来了“一月风暴”，就是革命群众向走资派夺权，于是“兵团”和红卫兵联合起来，不仅在各个单位夺了走资派的权，也顺便把各个单位的“产业军”砸烂了。

　　成都，从此成了“成都革命工人造反兵团”和“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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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承想大好的革命形势出现了逆转，几个老帅在北京中南海大闹怀仁堂，叶剑英跑到成都军区发火，全国上下一片“二月逆流”，在四川可就成了“二月镇反”。

　　“兵团”已经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了，支队以上的头头都抓起来了，各院校的红卫兵头头也被抓了，“产业军”又还阳了。

　　话说这四川大学八二六的头头叫江海云，是个党员学生，各方面都不错，就是发育得晚了些。二十多岁的大姑娘，长得还像个初中幺妹，就听“根二政委”这个外号，就可以想象得到，她的个头不高，也就一米四、五那个样子，这不明摆着吗，2的平方根只有1.414呀！抓他的警察以为四川大学的学生领袖，怎么也算个英雄啊，都以为她至少应该是一米六、七的个子，结果就因为她个子矮被放过去了。

　　这江海云溜了出来，就立即转入了地下，联络了一些红卫兵和“兵团”的革命战友，到北京找中央文革告御状。正在这时，四川宜宾地区原来的地委书记刘结挺，和他的老婆张西挺，以及和他俩一起被李井泉处分的王茂聚、郭林祥，也在北京上访，他们就联合起来一起找中央文革解决四川省的文化革命问题。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4月17日，全川的监狱门大开，“二月镇反”期间抓的那些红卫兵、造反派头头都放了出来。5月初，中央下发了关于组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组的通知（俗称“红十条”），筹备组的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在红卫兵、“兵团”上京告状代表的簇拥下，带着上方宝剑，从北京飞到了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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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说革命已经胜利了，兵团的“反革命组织”帽子已经摘了，“二月镇反”遭抓的头头也成了革命英雄“红囚徒”了，蹲监狱算是受迫害了，刚刚还阳的“产业军”又被二次砸烂了，解放了被扶起来没几天的走资派又可以随便揪斗了。

　　没想到这革命造反派也走起了太平天国的老路，很快就以拥护和反对刘结挺、张西挺为界限，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一派是反对刘、张的“红成”，一派是拥护刘、张的“兵团”和“川大八二六”，从此开始了造反派的派仗。

　　在大字报的攻击中，“红成”的“成都部队”被演化成“蠢猪不对”，于是“蠢猪”就成了“红成”的代名词。“八二六”被演化成“趴耳驴”，于是“川驴”就成了“八二六”的代名词。“红成”说“兵团”里尽是一群贼，于是从“贼”的土语“撬杆”又演变成“撬狗”，于是“撬狗”就成了“兵团”的代名词。

　　从此，“红成”的大字报就被人用红笔画上一个猪头，“八二六”的大字报就被人用红笔画上一个驴头，“兵团”的大字报就被人用红笔画上一个狗头，满大街到处画着猪头、驴头、狗头，煞是好看，成为天府之国不可多得的一景。

　　这些画头的都是初中和小学的学生，他们在百无聊赖中，自己寻找到了这么点乐趣。一群男男女女的半截子幺妹，根本没有观点，没有派性，这边画完了猪头，又去那边画驴头，乐此不疲。大人们看着还起哄，指点他们“这里有个狗还没画呢”，大家一起找乐子。造反派对这帮半截子幺妹也无可奈何，真是豆腐掉在灰堆里——吹不得也打不得，不过看到他们两边都画，倒也算公平，只当是在帖商标，也就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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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派的斗争，从会场上的口头辩论，发展到大字报公开辩论，又发展到拳头棍棒的打砸抢，最后到了动枪炮的武斗。

　　那时大街上有个奇观：部队机关门口的警卫没有枪——怕抢；造反派手里拿着枪——没人敢惹；战士见年轻学生就捂脑袋躲——怕军帽丢了。

　　1968年12月中的某一天，成都军区的大门前，突然来了一汽车“兵团”，从车上卸下来沙袋码成掩体，又支上防雨棚，然后就在沙袋上架起了机枪，枪口对着外面。军区门口的警卫好奇地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兵团”的人告诉警卫：据“红成”高层内部透露出的绝密消息，“红成”准备在12月20日9点冲击成都军区，武装揪斗刘、张首长。

　　这时大街上已经到处是“兵团、八二六”的标语和大字报：揭露这个惊天的秘密，强烈谴责“红成”的罪行，表示自己坚决保卫成都军区、保卫刘张首长，告诉成都革命群众注意事态发展，避免发生误伤……“红成”就竭力辟谣，说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这是驴狗造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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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凡这天下造谣的，都是理歪气壮、头头是道，而且还符合大家心目中的逻辑，所以由不得你不信。而这辟谣的，可就理直词穷了，只剩下这么有气无力的一句话：“没那事，造谣！”

　　假如我说你偷了钱包，那么我一定会说你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偷了谁的……编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而你反驳起来就非常费力，因为你只有把我编的故事一条一条的地驳倒，才能彻底让别人信服。所以一个人的冤假错案，为什么平反很难？原因就在这里。

　　成都空字028部队（一所军事院校）的红卫兵头头，说过一句精辟的名言：“造它个革命的谣言，等老保们把谣辟了的时候，我们已经又前进一大截了。”就非常深得谣言三味。

　　“兵团”的这个革命的谣言有三个支点，一是“红成”反对刘、张，具备武装揪斗的“动机”；二是近一个时期四川各地武斗多有发生，具备了武装揪斗的“环境”；三是“红成”手中有武器，具备了武装揪斗的“条件”。所以，成都的群众都将信将疑地说“有可能”、“说不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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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卫赶紧进去报告首长，首长紧急开会讨论，讨论的结果是立即电报请示周总理。

　　周总理在电话里讲了对“红成”的三点意见，并要求成都军区立即传达给“红成”。

　　住在军区里的刘结挺、张西挺听到了周总理的三点指示，立即透露给“兵团”、“八二六”，于是满大街又突然贴满了“周总理对红成的指示”，不过有的是三点，有的是五点，而且这里的三点和那里的三点又有差别，也就是说“周总理对红成的指示”，霎时间出现了不少的版本，让人辨不出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那“红成”对军区保护刘、张本来就很有意见，多次想揪出来批斗军区一直横加阻拦，这次又送来了电话记录的“周总理对红成的指示”，立即产生了三点怀疑：一是武装揪斗刘、张，是“兵团”、“八二六”造的谣，周总理怎么会做这样的指示？二是周总理的指示怎么和成都军区一贯的口气一样？三是周总理给我的指示，怎么比大字报还晚？怀疑的结果是——周总理的指示是假的，是成都军区编造的。

　　于是“红成”发起了反击，大街小巷到处是“红成”的大字报、大标语，内容就是一个：“周总理的指示是谣言”。

　　20日一过，“兵团”就从军区门口撤退了，满大街的大字报都在宣传“由于我们揭穿了红成的阴谋，使他们不敢再动手了”。

　　几个月以后，在北京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周总理对红成的代表生气地说：“我让成都军区给你们送三点指示，你们不听，还说这是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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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对成都沸沸扬扬一时的“12209事件”的全过程。

　　下面的问题是：谁能说清楚，“红成”到底有没有12月20日9点武装揪斗刘、张的计划？

northzeus

有没有
已经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