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方正 金觀濤 劉青峰 :《二十一世紀》面對二十一世紀

风石堰

陳方正 金觀濤 劉青峰 :《二十一世紀》面對二十一世紀

《二十一世紀》面對二十一世紀

⊙ 陳方正 金觀濤 劉青峰
　　
《二十一世紀》足十五周歲了，十五年前我們憑著衝動和熱情籌辦這份刊物的時候，這是沒有想到過的一天。畢竟，對個人來說，十五年不可謂不漫長。在這期間，香港回歸，中國經濟起飛，世界更經歷了翻天覆地的鉅變；同時，在出版編輯《二十一世紀》以及推動它跟上時代變遷的努力中，我們自己也不知不覺已經度過中年精力最充沛的時光，需要迎接另一個階段的來臨。在此時刻，停下匆促的腳步，整理紛紜的思緒，與眾多引導或者伴隨這本雜誌成長的作者、讀者分享一下我們對於今日知識份子所面臨的挑戰的看法，以及對於未來的期待與展望，是再也自然不過了。

知識份子地位的變化
　
今天的中國──它的理念、成就、期待、追求，都是從二十世紀80年代出發的。在那個探索與急劇變動的年代，在它活躍、開放、興奮，一切似乎都已經變為可能的氣氛中，中國知識份子迎來了他們自五四運\動以還的又一個黃金歲月。全然意想不到的是，80年代竟然以震撼全世界的悲劇告結束，知識份子再度陷入失望與痛苦。《二十一世紀》就是在那困惑的時刻，在香港中文大學誕生，並且提出「為了中國的文化建設」口號的。
　
然而，「改革開放」卻並沒有因為那意外轉折而中止，反而是在受嚴密控制的狀態下得以繼續進行與深化，並且在許多方面獲得巨大成功：80年代初所定下的小康目標在上世紀末來臨之前就已經達到，其後中國的經濟發展更是一日千里，繼日本和四小龍之後成為東亞崛起的又一個典範，它之即將成為世界舞台上舉足輕重的角色，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毫無疑問，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間，中國巨大發展潛力已經被激發、調動起來，中華民族也因此而得到了復興契機。但與此同時，急速卻又不平衡的發展也造成了眾多潛在危機：貧富懸殊和社會不平等令人震驚，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和資源匱乏則日益成為制約發展的瓶頸。它的動力、速度、矛盾與混亂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形容得最好：「那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壞的年代；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
　　
《二十一世紀》作為一份知識份子的思想性刊物，一直立足而不局限於學術，追求超越學術的普遍思想，並且力圖反映時代精神，發揮知識份子的批判意識。可是，十五年來，我們感到發表的文章越來越專業，尋找公共話題一天比一天困難，要超越專業時代更日益吃力。其實，雜誌面臨的挑戰，可以說是由知識份子的角色和功能變化所引起的。因此，很自然的，今日每一個思考專業以外大問題的知識份子都有深深的無力感。言論控制和政治壓力是他們所熟悉的，但專業知識成為社會建構的支柱，以及文化關懷被社會多元性瓦解，卻是全新的事物。中國正在有意識地迅速融入一個以經濟發展與大眾消費為優先的國際社會，這社會自有它的邏輯與規範，知識份子一向引以為自傲的「思想」因而成為可有可無。在這樣一個時代，知識份子所堅持的批判意識與長遠理想還有存在價值嗎？知識份子所能夠貢獻於國家社會的，除了他們的專業知識以外，又還有甚麼其他的呢？
　
當然，知識份子對此挑戰並非沒有回應：80年代的啟蒙思潮之熱烈一變而為90年代的「告別革命」和保守心態之消沉，正就反映了一種悔悟、迷惘和自責情緒；近十年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爭，也是出於對中國社會重大問題的關切。無論他們的觀點、立場有多大差異，但中國知識份子一心之所繫，仍然是國家民族的前途，他們的關注、承擔、心態，和自鴉片戰爭以來一個半世紀間無數士大夫、仁人志士、學者、革命家是一脈相傳的。然而，我們也不能不意識到，今日的知識份子雖然在精神上與前人有相同使命感，在實際上卻已經失去原有的地位與功能，以及昔日的聽眾──隨著思想本身在社會的淡出，知識份子成為了孤獨的思考者，他們的言論也正在變成小圈子的共鳴，甚至有成為「自言自語」的危險。
　
知識份子這一命運\是由時代的鉅變造成，也是歷史進程所注定的。今日所稱為知識份子者，無論是個別的人抑或作為一個群體，也無論就其知識、見解、眼光或者道義力量而言，都已經不再可能一如既往，具有全面地超越、凌駕其所處身社會之上的地位，從而發揮精神上的領導作用。這是個痛苦的現實，是今日知識份子所不能不嚴肅面對的。\\n
我們所謂「時代鉅變」是前所未有的，它可以從知識和價值兩個層面來把握。首先，它表現於現代社會結構日益增強的分化和複雜性：其中如經濟、科技、能源、工商業、環境、金融、法律、國際關係都盤根錯節，相互影響。這些領域所累積的大量專業知識以及不斷變化的數據，自非個人或者群體單單憑著知識份子的良知或者自覺就能夠充分掌握的，它們與理想之間的關係也變為晦暗不明。更重要的是，在現代社會中，無論是政治、經濟或者社會事務，都日益強調大眾參與和表達，因此大家都承認今日政治正當性的最終基礎是民意。那麼，在社會中屬於少數的知識份子又如何能夠居之不疑，認定他們所見所思就一定符合民意，或者比人民大眾，包括迅速擴大中的中產階層，特別是專業、工商和管理階層，更有睿智和遠見呢？思想既不復能駕馭知識，多元價值又正在瓦解公共性，那麼無可避免，公共意志就只能主要依賴市場和選舉結果而非理性反思，這樣知識份子功能的邊緣化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知識份子可以質疑這種現實，但與此同時，卻更須為自己重新定位，也就是放下發聾振聵、為生民立命那樣的堅強自信，抱著更為客觀、謹慎和謙遜的態度，但仍然秉持思想獨立的精神，來探索中國的未來。

未完成的啟蒙
　　
就以政治改革為例吧：代議民主制以及相關的自由權利無疑是西方現代制度和價值的精粹，也是世界潮流大勢之所趨。然而，中國到底應該以何種步伐與方式來達到這個目標，卻是個極其困難和充滿爭議的問題：由於它龐大無匹的人口（超過歐美、日本和前蘇聯的總和），它是不可以簡單地以其他國家的經驗來類比的。
　　
誠\然，對於如何推進和實施憲政改革，知識份子並不比人民大眾、政治家、企業家和專業人士有更大發言權。但是對龐大如中華的國度而言，超越專業的思想和吸取歷史智慧還是相當重要的，在這方面就需要知識份子貢獻他們的思考。我們不應該忘記，俄國彼得大帝在威權體制下所推行的富強之道雖然成功，但是葉卡德琳娜女皇的憲政改革則半途而廢，一個半世紀後亞歷山大二世才決定解放農奴，尼古拉斯二世更實行憲政，但這些都來得太晚也太不徹底，民粹革命和1917年的大革命終於不可避免。換而言之，在拖延改革足足兩個世紀之後，表面上相當富庶強大、能夠躋身於西方列強的帝俄終不免崩潰。倘若這一段歷史有甚麼啟示的話，那麼很顯然，無論中國目前的發展策略如何，但在可見的未來，堅決、徹底、穩步推進的政治改革則絕不可再拖延，必須視為國家前途所繫的頭等大事。
　　
俄國史專家拉伊夫（Marc Raeff）在評價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時，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他）改革計劃的致命傷在於它是基於靜態世界觀，這是對現代世界本質的錯誤判斷，因為它忽視現代化過程所釋放出來的動態力量。」現代化是個必將觸及社會整體每一份子的連鎖反應，因此除非主導此過程的威權結構不斷有意識的作相應自我調適，以迄它實際上涵蓋社會整體，也就是蛻變為完整的民主體制，否則它至終不免和其所主導的社會發生基本衝突，其結果要麼是為後者所顛覆（例如俄國大革命），要麼會在不自覺中扼制後者，令現代化過程停頓（例如在蘇聯後期）。我們之所以相信，政治改革本身絕不可擱置，其最終目標也不可偏離全民有同等參政權利，以及政府必須直接受民眾監督的大原則，其根本原因即在於此。
　　
民主自由的理念以及由之而衍生的制度並非是一種單純的信仰，而是具有客觀和理性基礎的，深入探討和闡述這基礎，將之與當前的現實問題和衝突結合，使它為國人所廣泛認識和信服，這是知識份子所真正應當用心之處，以及他們使命之所在。雖然知識份子在專門知識上不如專業人士，對實際狀況的了解和把握不如政治家和公務員，對弱勢群體的疾苦更不如社會活動家之感同身受，但是他們的價值正在於可以超越社會分工，以開放心態對現狀和未來發表意見，並且為建立善良與公平社會提出理想。因此，他們仍然需不斷進行自由的精神探索，以社會和思想批判為己任。從這一層意義來講，80年代的啟蒙任務仍然未曾完成。不過，今日啟蒙者的角色已經和歷史上不同了，我們也不可再以精英自居，這時重溫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名言也許是有意義的：「如果不和人民一道前進，就會走到黑暗裡去。」

二十一世紀的課題
　　
政治改革是當今中國知識份子所不能夠忘懷的大問題，但卻並非唯一的問題。在今天，《二十一世紀》創刊時所提出來口號──「為了中國的文化建設」，仍然是我們的信念。我們堅信，未來社會或者可以沒有主義，但不可以沒有思想。從大時間尺度來看，經濟和政治誠\然重要，誠\\\然直接決定著國計民生，然而至終能夠承託經濟發展與政治改革的，還是文化，還是通過教育、文學、藝術、音樂、哲思、自然探究、倫理、道德所培養出來的人。在西方狂飆激流般的衝擊下，中國之所以能夠屹立不倒然後再度崛起，其所依賴的，就是它深厚悠久的文化，特別是以開放的心靈吸取、融合外來文化以及由此而生的強大生命力。十五年前，《二十一世紀》創刊時就是要為全球中國知識份子提供一個發表不同意見的精神園地，以多元平衡和開放探索為宗旨：它追求的是中國的文化建設，而非單純中國文化的建設。倘若說我們對於《二十一世紀》還有甚麼微末的願望、期盼，那也就仍然是為中國的文化議論、反思、醞釀、建設保留一個小小空間，以使得海內外的知識份子為此繼續盡心盡力。
　　
當然，我們不能不深深意識到，在科技的飛躍發展中，在全球化商業浪潮的猛烈衝擊下，「人」本身，包括他的身體和頭腦、思想，現在已經處於生化和電子技術的重重圍困和不斷入侵之中，從而有喪失其整體性並且銷融於各種鋪天蓋地的「網絡」之中的危險。在此情況下，所謂人文和文化的終極意義何在，是沒有人能夠回答的；同樣，中國文化的未來，也仍然隱藏在未來的濃霧中。這對於中國乃至世界的知識份子來說，自然是更大更重要，超乎中國問題以外的挑戰。但我們仍然相信，人類的智慧和遠見至終仍然會有足夠的力量來駕馭他們自己的發現、發明，和由此而開闢的無量世界：他們所塑造的二十一世紀不但是神奇，乃至光怪陸離，超乎今日想像，但同時也將仍然合乎人性──也就是人類自洪荒時代進化至彼時的心性和道德感。瓶子裡面釋放出來的巨人是不可能再哄回去的，但或許可以和睦相處。這一切，無疑也將是《二十一世紀》的長遠課題。

姐姐

呵呵，现在而言，可能也只有《二十一世纪》才保持了八十年代的遗风吧，不光是问题意识上的，也有语体上的。
金观涛、刘青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