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难与腐败：中国社会的两大癌症

leejoin

月刊社论



11月底，黑龙江省省长张左已才从哈尔滨的停水事件松了一口气，旋即又陷入更大的麻烦中，当地发生的矿难，矿工死亡人数高达150人。

矿难与腐败，是中国政府下了很大决心遏止但一直缺乏成效的两大社会癌症，官场腐败是年年反腐年年腐；矿难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局升格并颁布了一系列严厉的安全条例后，仍然不断发生，这边广东因梅州矿难而一刀切地关闭了境内所有私人煤矿，那厢黑龙江又赔上了逾百矿工的生命。

矿难，在中国国情下是一个令人悲观的问题。现时不但官方找不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就算是专家亦难有具可操作性的良方。矿难可谓今日的《捕蛇者说》，农夫去捕一种有剧毒但可以卖到钱的蛇，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并不是他们不知道蛇有剧毒，而是比毒蛇更凶猛的是生活的压榨及官府的苛捐杂税。对于今天的中国矿工来说，他们并非不知道下矿可怕，但比矿难更可怕的是贫困。

今天，中国低层的老百姓大致上已不用为填饱肚子而发愁。但是他们中有相当多人除此之外却是一穷二白，而且，在官方大肆鼓吹的“盛世”中，教育医疗成为广大农村家庭不堪负重的两座大山。以医疗为例，对于一个患顽疾的普通农民来说，等死也许是各种可能性中最大的。也因为医疗费昂贵及医疗界黑幕重重，因此中国的医务工作者不再被老百姓称为“白衣天使”，而叫“白狼”。

来自生活的压力使矿工们被迫漠视了他们职业生涯的风险，甚至还与矿主结成为利益共同体，导致有些小煤矿被封后，矿主请愿，矿工也去请愿。因为查封煤矿，矿主固然损失惨重，但矿工更是生计无着。对于中国矿工来说，下不下井是他们在恐惧与绝望之间的选择。

我们也无法简单地苛责国有煤矿或私营矿主草菅人命，甚至也难以苛责地方官员。只要煤炭有价，私挖便难以禁绝，而由于煤是低档的能源产品，加上依靠的是落后的生产力，因此私营矿主根本无法负担高昂的安全生产成本；而国有煤矿则因其体制上的成本太高，要维持产品价格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也不可能承担较高的安全成本。官员与矿主的勾结以及私营煤矿中的官（员）股问题，是矿难的抨击焦点。但这主要是钱权交易及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并不是中国矿难频仍的主因。因此，要解决中国的矿难问题，除非是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否则目前其实是没有很有效方法的。顶多是像广东那样，主政官员为保乌纱，索性一刀切全部关闭境内煤矿。但这其实亦不可行，煤价高企下，私挖必定会以更隐蔽的方式进行，矿工的生命更加没有保障。

相对于矿难，中国官场的腐败问题，看似更严重，但治理起来，可行性方案可能更多一些。腐败遍地滋生，原因之一是官员手握的权力与正当收入不相称，过去在毛泽东年代，官员也掌有近乎绝对的权力，但是在物质上没有可攀比的对象，没有心理不平衡的问题，现时官员会与新兴的资产阶级比较，而且发现权贵结合可以获得丰厚的物质财富，这也是中国再走下去，可能会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原因。

如果我们说反腐不力肯定也是有失公道的，但为何仍有那么多贪官前仆后继？这的确是中国一个令人沮丧的现象，当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成为一种官场文化后，自己不涉入其中，有可能反而被边缘化为另类，这不单是不能快速积累财富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在官场能否生存的问题，加上被反腐揪出的只是极少数，因此才会产生做官必贪的风气。而且不但是坏官贪，好官（相对而言）也贪，不少官员甚至像黄金高那样，具有两面性。

矿难来说，全面关闭小煤矿后，引进国际上具有先进生产力的矿业集团改造国有煤矿是否一个可行办法？而反腐可行的变革则更多了。比如各地纪委独立于当地党委，改由中纪委垂直领导；或撤消纪委、监察部而组建一个独立的反贪污工作部（或称廉政部），而纪委及或监察部门只是里面一个次级的司局。反贪部独立于党政系统，向全国人大或国家主席负责。要推动这一改革并不困难，困难的是，由于涉及管治架构的变动，弱化对国家的掌控，因此需要抛开本位利益，才能迈出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