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严复与郎官巷

习惯单恋

转自海峡通讯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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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北  
  

  
  　　１９２１年１０月３日，一阵阵沉重的喘息声从郎官巷这所房中传出。

　　一位老人在这张书桌旁艰难地写下遗嘱。

　　他曾积极倡导西学救国，翻译包括社会学经济学逻辑学等在内的８本西方科学著作；却告诉儿孙：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他曾在报上痛陈鸦片害民，自己却无奈染上烟瘾，因此告诫儿孙：人要乐生，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

　　他曾大声疾呼废除八股，自己却参加四次科举，于是告诉儿孙：要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
２４天后，这个叫严复的大学者在他郎官巷的寓所中逝世。




　　在三坊七巷中，郎官巷现在的长度最短，只剩一百余米了。宋朝时，一个叫刘涛的人住在这里，他的子孙都是郎官，巷名由此而来。其他六条巷都是笔直的，只有郎官巷是弯曲的，所以，据说当年它的长度列七巷之首。

　　中日甲午战争后，从郎官巷出去的林旭，与在京会试的１３００多名举人一起参加了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行动，要求拒和、迁都和变法。１８９８年９月５日，年仅２３岁的林旭被授予四品卿衔充军机处章京，光绪帝诏书多出自其手。９月底，维新变法失败，光绪帝被慈禧太后囚在瀛台，林旭则与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杨深秀、康广仁等六人一起，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被腰斩，史称“戊戌六君子”。临刑前，林旭仰天长啸：“君子死，正义尽！”然后大笑，声若洪钟。之后，他一截两段的身子被缝合起来运回福州，按风俗却进不了巷子，灵柩只能寄藏在金鸡山麓的地藏寺里。当地的保守派对林旭的变法行为恨之入骨，连尸体也不肯放过，竟用铁钎在火中烧红，然后将棺材捅穿。




　　林旭的妻子沈鹊应，即是福建船政大臣、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孙女，悲伤之中，坠楼自尽，与林旭合葬于崎下山。死时，他们还未生育一儿半女。

　　林家的房子现在已经踪迹全无了，甚至他的墓地，在都市行进步伐中，也早早被吞没。
跟他一比，严复是幸运的。




　　严复的旧居被完好地保存下来。

　　其实这只是严复晚年的住处，他的老家不在这里，而在福州郊外的阳岐村。

　　七岁时严复就入私塾读四书五经了，如果不是生活突然出现变故，估计他也会按父辈所希望的那样，一直往科举路上走下去。可是１８６６年，一生行医的父亲在给人治病时染上霍乱死去，家中惟一的支柱倒下，留下孤儿寡母，生活难以为继。就在那年的１１月，船政大臣沈葆桢主持的福建船政学堂开办了，学生入学后，衣食住全包，每月还发四两纹银的津贴。就是因为这个条件，１２岁的严复背离了科举之道，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为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学的是航海驾驶。

　　福建马尾船政第一届驾驶专业招收了１０５人，经过５年严格的学习考核后，只毕业了３３人，而严复的成绩在最优等之列。

　　一切仿佛都已经注定，船政学堂走出的人自然该登上那时还是稀罕物的船舰。

　　“建威”号，这是严复最初实习的船只，他随这条船政局自制的船到过香港、新加坡、槟榔屿等港口，接着随“扬武”号抵达过日本的长崎、横滨等地。世界在他眼前一下子展现别样的色彩，这是埋头四书五经中的人绝不可能见识到的，不知道站波涛之上极目远眺时，严复的心里是否有几丝庆幸掠过？
　　
当然，更大的幸运还在后头。１８７７年，也就是在林旭出生的第三年，严复与刘步蟾、萨镇冰等３２位船政学堂毕业生一起去了英国，那年他２３岁。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严复是位纯粹的文人，但在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他学的却是军舰的驾驶技术，具体的课程是数学、物理、化学的基础教育以及操船专门教育，跟“文”真是一点都沾不上边。毫无疑问，政府为严复他们定下的未来身份是军人，他的同学刘步蟾、萨镇冰等人后来都成了著名的海军将领。

　　１８７９年８月，严复从英国如期归来时，确实进入马尾船政学堂任教，所从事的仍然与航海驾驶有关的职业。第二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了北洋水师学堂，召他去任总教习，１８８９年晋升为会办，相当于副校长，１８９０年又升为总办，就是校长了。在这个地方他一呆二十年。

　　人生行进到这样的境地，俸禄尚可，实权些许，应该也很容易松弛下来，好好消受一番了吧。但是发生在１８９４年７月的一件大事电闪雷鸣而来，简直醍醐灌顶。

　　中日甲午战争，世界海战史上持续时间最长久的一次海战，日本人借此一战，迅速崛起于东亚，并跻身于世界军事强国之列，而清王朝则一败涂地，国几不国。１６００余人，这是在前后长达七个月中日海战中死去的中方海军人数，他们中大都是福建人或是从福建船政学堂走出的精英，包括同严复一起赴英的刘步蟾，船政学堂同学邓世昌、林泰曾、林永升，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同学、朋友以及学生们。刘步蟾是“定远”舰管带，邓世昌是“致远”舰管带，林泰曾是“镇远”舰管带，林永升是“经远”舰管带，都是好不容易才组建起来的北洋水师的脊梁啊，一夜之间，却全部命丧大海。一向以“天朝大国”自居的大清帝国，竟然惨败给日本这个弹丸小国，．太可怕了！每每午夜梦回，锥心疼痛总是铺天盖地袭来。

　　没有到第一线去浴血奋战的严复开始以笔作战了，他有太多的悲愤要喷发，太多的忧伤要宣泄。１８９５年２月至５月，在天津《直报》上，他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一系列的政论文章，每一篇都激愤而且犀利。中国缺少坚船利炮吗？不是。中国缺乏猛将勇士吗？更不是。７８艘军舰，总排水量８５０００吨左右，这是甲午战争爆发前中国海军的兵力情况，实力排在世界第八位。而日本则仅有３１艘军舰，总排水量不过６００００吨左右，实力排在世界第十一位。战事过程，中国官兵拼死抗争、誓与船舰共存亡的气概感天动地气壮山河。

　　那么我们究竟败在何处呢？严复把眼光投向了国家的制度。的确到了该好好反省的时候了，到了该睁大眼看看世界诡秘多变的时候了。

１８９７年，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主要刊登国内外时事和发表社论，每天一张，同时还附有旬刊《国闻汇编》，陆续将中外有保存价值的文章辑入。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这张报纸成了严复表达自己思想的极好阵地，一连有２７篇文章刊出。他认为，“不变于中国，将变于外国”，中国自己图变就能强大，如果被外国所变，中国则亡。

１８９７年１２月，严复翻译的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开始在《国闻汇编》中陆续发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再不清醒过来，连立锥之地都可能失去啊；

１８９８年《天演论》单行本出版，全国震动，重印达数十次之多。十九世纪末期，一本英国人写的强调生物界生存斗争、选择淘汰的进化论观点的书，经过严复之手后就这样成了畅销书，并且在中国大地上影响深远。


这样一个脑中装满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学说的人，犀利的双眼早已透彻看穿中国铁板一块的旧制度旧体制的弊端，然而非常奇怪的是，从西方回来后，严复有很长一段时间里，曾经对科举恋恋不舍。

从隋朝兴起的科举，寄托过中国文人多少梦想啊。因为父亡家贫，年少的严复黯然退出此道，退了便退了，谁知后来，在他身为北洋水师总教习，甚至副校长、校长之后，竟还先后参加过四次乡试。他先是为自己捐了一个应试的资格，然后１８８５年回福建应乡试，没有中；１８８８年、１８８９年两次入京参加顺天乡试，又没中；１８９３年４月，他不小了，已近不惑之年，竟再回福建应试，还是没有中。许多书上将他执意应试的目的解释为“要改变职微言轻的状况”，真是这样吗？经由科举，成为举人、进士、翰林而至公卿，传统老路吸引别人可以理解，熏过洋风喝过洋墨水的严复为什么也有如此幻想？十三岁的林觉民在被迫应试时不是都敢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然后扬长而去吗？英姿勃勃的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一茬茬地来，一茬茬地去，成了万里海疆上的中坚力量，这难道还不够他油生光荣感吗？但严复为何执意参加应试，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还是因为甲午战争。如果中日在海上没有那一场恶战，严复的科举梦可能还会一直做下去，可是战争却让他一下子清醒了。甲午战争几乎就是大清国彻底走向衰败、日本迅速走向强大的一个分水岭，那么对于严复来说，是不是也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呢？那以后，他从八股文中解脱出来，像一名斗士一样跃上战场了。

　　一位对严复颇有研究的老先生说，严复性格外向，偏激进。

　　把“激进”理解为“激情”或许更准确。国难当头，一个缺乏激情的人，是很难怒吼一声、拍案而起的。

　　《天演论》之后，他又马不停蹄地翻译了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原富》，英国思想家穆勒的《名学》和《群己权界论》，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群学肄言》，英国学者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法意》，英国学者耶芳斯的《名学浅说》，一共八部。浩若星辰的外国著作，他选择的却是能给贫弱不堪、列强虎视之下的中国以启迪、警示与召唤的书。在他之前，没有人把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代表作如此系统地介绍到中国，这些书像及时雨一样灌溉进学问饥荒中的知识界，顿时令他名声鹊起，到上海等地演讲，场面之热烈，大约与今天的影视明星有几分相似。

　　就在《天演论》单本出版的那一年，严复的命运差一点又有一个大转变。１８８９年六月，光绪帝下诏书，宣布变法，比他年轻２１岁的老乡林旭等四位四品卿军机章京一起向光绪推荐了严复，光绪挺器重的，召见了严复，虚心地听严复说了一番外面世界的情况。严复想必是激动的，也很愿意好好表现一下，回来后就写下了《上皇帝万言书》。可惜还未等他抄呈，慈禧太后就发威了，林旭等人被害，光绪被囚，流水落花春去也。万幸的是带血的刀没有对准他的脑袋，他逃过一劫，命是保住，心却伤得不轻。“临河呜犊叹，莫遣寸心灰”，这是《戊戌八月感事》一诗中的两句，提笔之时，他的手是颤抖的，因哀痛、惋惜还有后怕而颤抖。

　　十来年后清朝灭了，民国成立了，袁世凯称了帝又倒台了，是是非非，起起落落，世事的风云从眼前浩荡而过。乱世之中，他无法成为旁观者，袁世凯委他以北京大学校长、总统府顾问、政治会议议员、众议院参政等职，他终于脚步踉跄一下走进了叉道，成为筹安会的一员。相识近三十年的友人称帝复辟，要严复出来鼓鼓掌，甚至想让他再动动笔杆子呐喊几声，这事能做吗？真是左右为难啊。他把袁世凯亲信送来的四万元支票退还，却又对未经他同意就被人冒列筹安会一事三缄其口，这样的日子过起来真是无趣且窝囊。想必他自己比谁都清楚地看到，当年敢于为国家的存亡拍案而起的血性，已经随着逝去的岁月一点点地从他身上流失了。

　　终于，复辟失败，袁世凯完蛋了，北京政府通缉筹安会祸首，严复没有被列入，谢天谢地，他又侥幸逃过一劫。但他毕竟老了，严重的哮喘病让他的身体比实际年龄更快衰老了，豪情壮志已经渐渐淡去，于是他开始想家。

　　１９１８年的归来是带着最钟爱的三儿子严叔夏回老家与他的挚友陈宝琛的外甥女林慕兰结婚，这门由陈宝琛亲自保媒的亲事，肯定让他十分中意。１２月９日晚到福州，１６日在老家阳岐买下一幢“玉屏山庄”，２４日举办订婚仪式，１９１９年元月元日（即农历十二月初一）举行婚礼，办了３０桌酒席宴请宾客。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对陌生男女就这样走到一起了。这桩婚姻的前半段不知怎样，后半段却是不幸的，不幸的根源主要不在于他们，而是时局所致：抗战时期，林慕兰带子女避在上海；日本投降后林慕兰又带子女去台湾探亲，然后就再也没回来，像牛郎织女一样夫妻俩被永远隔在了海峡两岸。

　　在６０岁之后，严复就得上了哮喘病。那次从北到南，漫长的回家路靠的是火车，半路上哮喘病复发了，每一步路都走得他上气不接下气。他为儿子儿媳购下“玉屏山庄”，本来自己也准备在那里小住的，恰好此时福建省督军李厚基把买下郎官巷这幢房送给他。李厚基是在海军总长刘冠雄的保荐下，才获得这个位子的，所以一直对刘大人感恩戴德，而刘冠雄除了跟严复是老乡外，又是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教时的学生，就因了这层关系，见严复千里迢迢地回到福州，李厚基就以房子作为礼物奉上。

　　严复笑纳了，但他住得不舒服，这个不舒服不是因为环境，环境其实太好了，出行方便又清静幽深，所住的也都是达官贵人，高宅大院幢幢相连。严复的不舒服还是源于自己的糟糕的身体。

　　４１年前，作为中国有史以来首次由政府派赴欧洲的留学生，他离开故乡远行时意气风发健步如飞，眨眼之间，却已经两鬓白发步履蹒跚了。多少次魂牵梦萦的地方，重新再踏上时，青山依旧在，夕阳依旧红，可是故乡的风刮动的却是他稀疏的胡子，以及如影相伴的风箱抽动般沉重的一呼一吸。

　　这一次回闽，他住了十个月，然后乘船离去。两年后，才再次踏进郎官巷。身子更加老朽了，喘息更加艰难了，惟一会给他快慰的是严叔夏的儿子严侨已经开始牙牙学语了。大儿子严璩仅生了一个女儿，二儿子早夭，三儿子终于为他生下一个孙子。当时他还是在北京得到孙子降生的消息，竟大放鞭炮隆重庆贺，甚至不顾病体，马褂长袍穿戴整齐持香叩谢祖宗，极度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拖着羸弱之躯千里迢迢从北京归来，是已经预感不祥而求叶落归根，还是急着在有生之年看孙子一眼？这个问题也许只有他自己能够回答。

　　总之他回来了，再也不走了。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２９日起，郎官巷１６号的花厅楼上又开始不断传出一个老人粗粗的喘气声，花厅前的假山花木即使再精美芳香，估计他也打不起精神探出头观赏片刻。太痛苦了，为了止痛，医生给他“特效药”，他病不择医，一口吞下，谁知竟是鸦片，而且一次成瘾，病却还是每况愈下。

　　当年，林旭在光绪帝身边呼风唤雨时，严复可曾有过羡慕？林旭把他引荐进皇宫时，严复可曾感激不尽？然后，站在郎官巷家门外，望着几十米外日渐荒芜凄凉的林旭家，严复又可曾有万千感慨涌上心头？关于这一切，严复很少表露。在《哭林晚翠》一诗中，他表达了对林旭的悼念，至于其他，他似乎并没有更多的言语。

　　１９２１年夏天，他在二女儿的陪同下去福州鼓山喝水岩避暑，写下《灵源洞》与《避暑鼓山》两首诗，这可能是这位著作等身的老人写下的最后文字吧。

　　这一年的１０月２７日，他在郎官巷家中去世。

　　在福州这条如今看上去极不起眼的老巷中，中国近代一位在思想界产生过极大影响的老人合上了眼睛。他把自己最后的灵魂永远放进幽静的郎官巷中。

　　他的墓志铭由他的好友、儿媳林慕兰的舅舅陈宝琛所写。而此时，陈宝琛正在北京的皇宫中，做着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的老师，千辛万苦地试图支撑住末代皇朝风雨飘摇的身子，最后仍是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