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口述史：理想不死，《新京报》就不会死

夕阳秋草

（新京报两周年庆典之前，新周刊做《封面是北京，封底是上海》那一期时，有个对杨斌1000字的采访，那基本上是半个小时能搞定的事，我在我看到的面积最狭小的总编辑办公室里，给他做了两个半小时的访问，现在看来，留下了一些历史的纪录和杨斌心态的证据，可以看出，对于变局，他是有心理准备的。以下访谈囿于篇幅未能在新周刊上登出，在新京报事变这一骨节眼上，整理及摘录其当时的口述，放在博客上，也算是尽一个同行的道义的声援，若能加深众人对新京报同仁的印象，则是我最大的努力了。呜呼，大国无媒。）


胡（胡赳赳）：在我看来可能还会有另一些方面的压力。比如上级领导对报道的干涉这些方面，那您比较一下北京和广州呢？
杨（杨斌）：总体来讲广州的这种舆论的宽松的环境，确实是比较好的，这跟这个城市的传统和它的精神气质有很大关系。在北京的话，考虑这些方方面面的因素可能就会更多一些，这个确实是一个事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产生，就象我们刚才说的，因为它会在全国有一个更大的影响力，反过来它也会因此而受制约，它是一个双刃剑。

胡：《新京报》的创刊词，就是“负责报道一切”，里面的含义是说“我们可以不说话，但是我们保证说就要说真话”，大意如此？
杨：我们不能保证真话都能被说出来，但是被说出来的一定是真话。这是我们“负责”的一个底线，而不是一个最高的要求，我们的七字方针就是“积极，稳健，有见地”，你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是把“有见地”排在“积极稳健”之后的，这七个字是贯彻在我们这个整个的办报方针和理念上的。另外就是作为一份日报，我们非常明确我们所关注的这个点，分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法治，另一个方向就是人文。有很明确的这样一个定位跟诉求。而法治和人文它们其实是有多方面的含义的，首先它标注的是内容，我们的报道是和法治人文有关的，第二方面就是说，我们在采编的这个过程中，手段也是法治和人文的。所以说它是有双重的指导意义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用法治和人文的手段来关注、解读和推动法治和人文。

胡：您的员工会不会觉得您很不好接近？
杨：对他们来说我可能不是一个很有亲和力的人，但是比起我在广州已经是亲和得多了。以前我在广州的时候，是一个很严密很拼命的人，很凶，这种凶让我觉得自己都面目可憎，但是那个时候是我自己去指挥一个项目一个工作，可能像一个团长，就是打仗，那时侯对执行力的要求更高，所以笑得很少。现在考虑得更多的，我直接面对的不再是一些普通的编辑记者，而是一些中层干部或我的副总编辑，对他们相对来讲还是会客气很多，直接见到普通记者的机会要少得多。但是我觉得最关键还是一个心态的变化，跟人的年龄阅历也是有关系的，2003年经历很多事情，眼光比以前更长远一些，更懂得妥协。

胡：就是说不会再像过去一样坚持一些理想主义的东西？
杨：不会，我一直是相信办报应该是政治家办报，而不是政客办报，政客办报是完全投机的，没有原则的，墙头草的，密集主义的。政治家办报是完全不同的，政治家是有自己坚定的原则的，而不是匹夫之勇，他是有自己的策略的，以这个策略来坚持他的原则。从表面上看，他变得温和了，妥协了，但他不过是换一种方式来完成他的目的，而不是逞匹夫之勇。

胡：你希望自己在员工心目中是一个什么形象？
杨：这倒没仔细想过，但是不希望他们把我当成一个上级来看，更多地希望他们把我当成一个兄长。

胡：但是我感觉他们多少还是有点怕你。
杨：比我以前还是好得多，比我在广州的时候。《新京报》还是有一点希望和别的报社不一样，就是人际关系简单化,单纯化，我们这边称呼也是不一样的，在报社里不要说中层干部，就是普通记者和编辑也是直接喊我的名字，杨斌。这个是以前在《都市南方报》的时候留下来的习惯。后来来的人太多，纠正不过来，就算了，特意去一一修正别人对你的称呼也显得矫情，称呼它毕竟只是一个符号，不是一个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

胡：如果我是一个主编的话，我会很害怕自己的知识体系比我的员工要差，会不会跟不上他们，你有这种担心吗？
杨：会啊，以前会怕自己跟不上这个时代跟不上这个潮流，自己的员工在这些方面不能被自己压倒，但是现在我不怕这些了，因为我对自己有一个新的定位，我是一个总编辑，我只需要用我最大的能力把最优秀的人的能力，潜在的东西都调动出来，这才是我作为一个总编辑的成功。我写了几个好文章，我自己很牛，我起了几个好标题，作了几个好策划，这并不能体现我作为一个总编辑的价值，那不是我要做的事情。在我的手下，如果都是中国最牛X的人，我就觉得牛X。我的价值和成功体现在他们的价值和成功上，我的牛X体现在他们的牛X上，而不是我个人的表现上，想通这一点，我就不觉得焦虑了。我有时和他们讲，一个编辑的好，不在于你写得好，而是你把中国最好的写手的文章编在了你的版面上。这都是一样的。不过我有时候也是觉得这是潜意识里在为自己的懒惰开脱，为自己的不学习、不思考开脱。

胡：你有没有特别欣赏的人？
杨：我们报社有很多员工都是我非常欣赏的。

胡：你觉得现状还有那些让你不满意的？
杨：就是在面对具体工作的时候，还是有时会有一些力不从心的地方。在《新京报》这样一份报纸，我们每个人都在做着超乎自己能力的事情。

胡：为什么这么说？
杨：我们的理想是宏大的，跟这样一个宏大的理想和目标来对比，我们都在做着超过自己岗位要求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样也没什么不好，这样可以让我们提高得更快，进步得更快。但是同时也必然会产生一些力不从心的时候。

胡：你有没有把《新京报》当成自己的一个作品来看？
杨：这样说就有点大了，《新京报》不是我个人的一个作品，它是集体的，再往大一点说，它是一个时代的作品。但是对我个人来说，《新京报》还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我以前经常思考一个问题：《新京报》和我个人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其实这个问题是很显然的，我看着它创办，为它工作，为它有过挫折和失败，它让我感受到工作的快乐，给我成就感和更多的东西，那个时候工作和生活是一体的，没有什么分别。但是后来就会产生疑问，因为《新京报》的产权不是我的，我可能说被撤职就被撤职，那撤职的第二天我就和它没有关系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和它是没有关系的。所以那个时候我认为我应该有更职业的思考方式，和它保持一定距离，不要那么投入。但是现在我又开始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我觉得它还是和我有关系的嘛，为什么呢？固然它不是我个人的，但是这个报纸我是为它付出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和感情的。对于我的一生，它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它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节点，即使这个报社不承认我，但是它对我的这个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不可更改的。而我在《新京报》的历史当中也是作了一些事情的，就算在将来没有我留下的痕迹，但是在现在，它是带有我的烙印的，这样来说，从我的个人的角度来说，《新京报》在感情上就是我的。它和我不是一个简单的物化的关系，它物质上不是我的，可是从精神上来说，它还是我的。从这些方面来说，我觉得我对它应该持有的职业的态度，和我个人对它的感情是可以统一的，是不矛盾的。想通之后，从主流的方面来说，它能让我现在全心全意地去做这份工作，将来有一天我真的离开了，我的心态也会放得很正。一个人走了之后，有些东西你是控制不了的，在中国，那么多行业那么多人才，几千年来，真正留下姓名的有能有几个呢？如果抱着一个功利的目的去做，你可能做得更差。我最近喜欢一个词“性空缘起”，其实我并不是特别理解，但是我认为大概就是说你只有把东西放下，才能有所收获，你先放弃，更多的东西才会来。

胡：我看过你们一个叫《光明顶》的内刊，我看过创刊号，印象蛮深的，在外面有时和《新京报》的同行接触，感觉他们对新京报的这种媒体语言的认同，那你认为你们的企业文化是什么呢？
杨：它的这种企业文化是有很多词的，比方说这个创新啊，高效啊，团结啊，宽容啊，勤奋啊，有趣啊，但最核心的我认为还是有理想，这个是最原始的最根本的动力，它是一个原始动力，也是一个终极目标。理想不死，《新京报》就不会死，它是一个魂魄，有了理想，才有其他的一切品质，其他一切好的品质最终都会消亡，但是理想不会。

胡：你打算在这个城市一直留下？
杨：这个应该不取决于我本人，就像我当年在广州工作的时候也完全没有想到会来北京，我在广州哪会买房才买了8、9个月就来了北京，我当时要是想到会来就不买房子了。其实我当时以为我会在广州老死，那现在就不会这样想，当然没有什么意外我也会继续在北京生活下去，但是生活是变化的，很多事情我控制不了。即使我再有主见，有信心，有性格，我也还是要依附这个大的环境，包括格局，行业的发展，所以大事它的力量远远比我个人要强大得多，我要听命于他。

胡：其实我觉得你骨子里有我们湖北人的聪明、韧劲，勤奋，但是我们那边的恶习你一点也没有染上。
杨：没有啊，其实我韧性还是不足的，我还是个一折就断的人。

胡：但是我觉得你正在变得有韧性。
杨：比以前要好吧只能说，我经常在设想，如果我像很多人一样被抓进牢里了，我一定坚持不到最后。

胡：这个不发生谁也预料不到自己是不是有韧性，至少在我们这些外人看来你是有韧性的。
杨：而且我的勤奋也还是不够的，你看我在工作上可能还比较勤奋，但是我在生活上是非常懒散的。我觉得我一直以来都是很顺的，从我进入《南方都市报》到现在已经9年了，一直没有什么波折，很顺，这个是让我心里很不安的。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不可能一帆风顺，他是一定会遭受挫折的，所以我觉得我将来也一定会遭受挫折，但是我认为这也不是一个坏事。最重要我要保持清醒，《新京报》也是这样，我开会的时候就会和大家说，一定要有心理准备，《新京报》最坏的时候还没有到来，但是一定会有。等这个困难过去之后，回头来看，其实也是不算什么了。像《南方都市报》2003年出了那么大的事，当时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现在就已经可以一笑置之了。

胡：所以这个机制是非常重要的，保证它正常运转的这种机制。
杨：中国的报纸这种体制和机制都是欠缺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靠什么让一个企业良性发展下去，我觉得光靠这种不完善的体制是不行的，这就要靠一种传承下来的文化，一种精神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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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义是要付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