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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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中一个本体论的命题，被临时借用作环保主义的“招牌”，如今是一借不还且鸠占鹊巢成了常识。在理学中，“天”既是“人”的开始，也是“人”的终点，即从“天”、“人”开始，经过主体自身的认识与实践，以实现二者的合一。在今天的环保主义者看来，“天”即自然界，“人”即人或人类社会，“天人合一”意味着“天地人和”，即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相处。现在，我们通过对宋代理学大师周敦颐的著作的阐释，开显出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为建设好和谐社会提供背景文化资源。
　　据《左传·昭公十八年》记载，子产曾提出过“天道远，人道迩”的论点。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继承了先周以来的人本主义传统，不问鬼神事，不语怪力乱神。“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在这里，“天”具有自然界必然性的意义。孔子强调主体的能动性，“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但为仁须“知天命”，敬畏天命，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虽提出了这个问题，然“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我们缺乏相关的文献资料以开展研究。孟子认为“天”是自然界的最高存在，“人”是道德主体，人应当“尽心知性知天”和“存心养性事天”，人性根于心而受于天，知性则可知天，以此实现“天人合一”。《中庸》提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诚明合一，即“天人合一”。而《易传》则大讲天、地、人“三才”合一之道，以达到“天”“人”和谐的统一，譬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等。
　　而作为“天人合一”对立面的思想家荀子最明于“天人之分”，提出“制天命而用之”，其后又有柳宗元、刘禹锡相绍述。到了宋代，学者们对“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的问题争论消长了数百年，已经有了相对理性的思考。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博采众长，融各家学说于一炉，对“天人合一”有其独到的理解，我们就此转换为生态伦理话语，以挖掘其在生态伦理上的意义。
　　
　　                    周敦颐其人其书


　　周敦颐（1017—1073），北宋理学家。字茂叔，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幼年失怙，得舅父龙图阁直学士郑向的抚养和栽培。历任洪州分宁县主薄、南安军司参军、合州判官、虔州通判、广南东路判官、提点刑狱等，均有治绩。长从刑狱事，因其依法断狱“为治精密严恕，务尽道理”，且尽心职事，以洗冤泽物为己任，而颇有名气。从政之余，汲汲于传道授业，南安军通判程向曾令其子程颢、程颐拜周氏为师，“从汝南周敦颐问学，穷性命之理，率性会道，体道成德，出入孔孟，从容不勉。”（《伊洛澜源录》卷一）因爱“庐山景物之甚”，“因筑书堂于其麓，堂前有溪”，取营道故居濂溪名之，后世遂称濂溪先生。欲退而传道，遂于熙宁五年（1072）定居于此。次年病逝。南宋嘉定十三年（1221），赐谥元公。淳佑元年（1241），封汝南伯，从祀孔子庙庭，后改封道国公；明嘉靖中，祀称“先儒周子”。
　　周敦颐著有《太极图说》及《通书》、《爱莲说》等。他提出一个简单而有系统的宇宙构成论，以太极为理，阴阳五行为气，“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判为阴阳，“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圣人依太极立人极，通过主静、无欲，达到“天人合一”。我们以此转换为生态伦理学话语，“圣人”即天、地、人和，“天人合一”，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
　　周敦颐的思想背景资源博杂，与道教、佛教均有关联。《太极图》的来源问题众说纷纭，如朱熹认为它源于与佛教有关系的道士陈抟，毛奇龄、朱彝尊等认为它源于《道藏·真元品》和《周易参同契》。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周敦颐曾出入佛、老，最后归宗孔孟，可谓兼容并蓄。


　                  　“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思想来源复杂，某些语句因此存在极大争议。朱熹认为《太极图说》中的宇宙本原是“太极”，以“无极”作为它的描述：“无极而太极。”而陆九渊认为“太极”是混沌未分的元气，而“无极”是先于“太极”的“存在”，是一种无限性、无规定性本原“存在”。“太极”元气一动一静而产生阴阳，继之化生万物：“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太极图说》）此即周敦颐所谓的“天”。
　　周敦颐认为“人”由“天”而出：“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太极图说》）人极应依太极，“人”应复于“天”，“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而主静，无欲故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太极图说》）因此儒学的归指——成圣即“人”复归于“天”以实现“天人合一”。
　　周敦颐认为成圣以实现“天人合一”在“诚”、“神”、“几”：“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闲者，几也。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诚、神、几，曰圣人。”（《通书》）他继而提出“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通书·志学》）的主张，以此作为实现“天人合一”的步骤和方法。为此，他还具体探讨了成圣的可能性和人性的依据，圣人之为圣人的标准，成圣的仁、义、中、正、公的内容以及主静窒欲，改过迁善的成圣工夫。
　　人成圣以实现“天人合一”的可能性首先在于人“得其秀而最灵”（《太极图说》），人“厥彰厥微，匪灵弗莹”（《通书》）。其次是人能“思”和“睿”：“《洪范》曰：‘思曰睿，睿作圣。’无思，本也；思通，用也。几动于彼，诚动于此。无思而无不通，为圣人。不思，则不能通微；不睿，则不能无不通。是则无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圣功之本，而吉凶之几也。”（《通书》）再次因人继善成性，人性纯善，但因与外物接触，便有善恶之分，“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太极图说》）人性除“善恶”、“刚柔”外，还有“中”：“或问曰：‘曷为天下善？’曰：‘师。’曰：‘何谓也？’曰：‘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不达。曰：‘刚善，为义，为直，为断，为严毅，为干固；恶，为猛，为隘，为强梁。柔善，为慈，为顺，为巽；恶，为懦弱，为无断，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故圣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止矣。”“刚善刚恶，柔亦如之，中焉止矣。”（《通书》）按照朱熹的说法，五性之中，刚善、刚恶、柔善、柔恶是气质之性，“中”是天地之性，存在着气质之性变而为天地之性的可能性。
　　周敦颐认为“诚”是成圣以实现“天人合一”的主要标准。诚即真实无妄，是圣的根本。自然界即“诚”，不诚无物，至诚无息。“诚者，圣人之本。”“圣，诚而已矣。”（《通书》）诚源于乾元——天德大始，继之变化流行，使万物各得其性：“‘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诚具有“通”和“复”的功用，“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诚是五常之本，不诚无物，人须存性存诚，“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静无而动有，至正而明达也。五常百行，非诚，非也，邪暗，塞也。故诚则无事矣。”（《通书》）诚纯粹至善而几善恶，“诚，无为；几，善恶。德：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礼，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谓圣。复焉、执焉之谓贤。发微不可见，充周不可穷之谓神。”
　　周敦颐认为为圣而实现“天人合一”的内容即仁、义、中、正。“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太极图说》、《通书》第六章）“圣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谓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通书》）
　　何谓仁？仁是立人之道，相当于立天之道的阳：“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太极图说》）所以自然界变化流行之道即仁，也即立自然界之道，人人心不违仁，则天下归仁，“颜渊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仁即“天地之大德曰生”（《易传》），民胞物与，天地一仁，“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成，义也。”（《通书》）周敦颐说，“至易而行难”，要战胜私欲，须“果而确”，则“无难焉”，“故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通书》）仁是人心之爱：“爱曰仁，宜曰义。”人性本善，其中有爱与敬，爱自然界，敬畏自然界，“君子悉有众善，无弗爱且敬焉。”（《通书》）
　　何谓义？义是立人之道，相当于立天之道的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太极图说》）所以自然界变化流行之道也即义，也即立自然界之道，“仁、义、礼、智四者，动静、言貌、视听无违之谓纯。”无仁、义，“人”不立，自然界也不存在。“宜曰义”（《通书》），宜，适宜，所安，即“应当”、“当然”，是一个关涉全体（公众）权利的概念，如“义学”、“义田”。周敦颐认为，“刚善，为义”，“匪仁，匪义，……悉邪矣”，造祸于自然界。自然界因“义”而成，“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通书》）
　　何谓中、正？“中”即“和”，天地人三才相和：“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通书》）何谓“正”？周敦颐说：“静无而动有，至正而明达也。”“动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通书》）静即无欲，“动而正”，对自然界无邪欲，只有中正而无邪，才能和合天地人三才，所以朱熹解释说：“动必以正，则和在其中矣。”
　　何谓公？周敦颐说：“天地至公而已矣。”（《通书》）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以己之无私率人以无私，弃绝疯狂攫夺自然界牟取暴利的行为，“公于己者公于人，未有不公于己而能公于人也。”（《通书》）
　　诚是成圣以实现“天人合一”的主要“标准”，仁义中正公是为圣的内容，这种最高精神境界与生态伦理道德准则，必须经过不懈的修炼的工夫才能达到。
　　周敦颐认为首先是要“窒欲”。“君子乾乾，不息于诚，然必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而后至。乾之用其善是，损益之大莫是过，圣人之旨深哉！”（《通书》）继而提出无欲，“‘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闻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通书》）当然，这里的“欲”是指私欲，圣人无欲，“天人合一”无欲。无欲则虚静，虚静则明，“明不至则疑生。明，无疑也。谓能疑为明，何啻千里？”（《通书》）圣人“动直”，便进入“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其重无加焉尔！”（《通书》）的思想境界。人有良知良能，本质俱足，不假外求，天贵独尊无上，颜回就是这样的榜样，“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耳。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贼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通书》）人不能为牟取无限利益攫夺自然界，宁愿安贫而乐于自然界。人类对于自然界的破坏，主要在于无限制的剥夺自然界，正如孟子所说的集“浩然正气”的一片森林，斧斤日伐，继之牛羊牧之，以致于童山濯濯。
　　无欲故静，对每个人来说，须从养心寡欲做起，周敦颐说：“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予谓养心不止于寡焉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是圣贤非性生，必养心而至之。养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养心亭说》）周敦颐似乎看到了人的无限的私欲必将人推下罪恶的深渊，因此人类必须弃除私欲，修身“养心”。
　　周敦颐认为其次是要改过迁善。人人有天贵良知，人人可为尧舜，满街皆是圣人。“有语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恶也。’则曰：‘孰无过，焉知其不能改？改，则为君子矣。不改为恶，恶者天恶之。彼岂无畏耶？乌知其不能改！’”（《通书》）人生在世，改过即为善，便是君子。圣人日新而有常，有常而日新。周敦颐认为不闻过将沦落为无耻禽兽，不足为“得其秀而最灵”，所以“人之生，不幸，不闻过；大不幸，无耻。必有耻，则可教；闻过，则可贤。”人不能讳疾忌医，闻过当喜，“仲由喜闻过，令名无穷焉。今人有过，不喜人规，如护疾而忌医，宁灭其身而无悟也。噫！”因此我们应当认识过去肆无忌惮破坏自然界的过错，改过迁善，不然的话，最终将遭受自然界的惩罚，人类自取灭亡。
　　周敦颐认为再次是要寻孔颜乐处。“乐，和也。”（《通书》）这是一种超功利的美学境界。宋代思想家邵雍说：“学不至于乐，不可谓之学。”（《观物外篇》卷十二），据二程说，在向周敦颐求教之时，周敦颐“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遗书》卷二上）又说：“某自再见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遗书》卷三）“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同上）周敦颐所谓的孔颜之乐，即物我两忘，天人一体，个体完全融入自然界，最终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自然界即我，我即自然界，自然界满腔子是生生之心。“圣人作乐，以宣畅其和心，达于天地，天地之气，感而太和焉”，人类与自然界进入一种超功利境界后，则“天地和，则万物顺”，“百姓大和，万物咸若”（《通书》），人与自然界最终实现真正的和谐发展。
　　从周敦颐的理学话语转换为生态伦理学话语的过程中，通过对周敦颐的著作的诠释，我们看到了其迄今仍有价值的“天人合一”思想，它能为建设好和谐社会提供思想参考，并丰富今天的生态伦理学思想文化背景资源。

                         黄守愚
　                  　2005年12月14日凌晨于浏阳河畔革命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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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中一个本体论的命题，被临时借用作环保主义的“招牌”，如今是一借不还且鸠占鹊巢成了常识。在理学中，“天”既是“人”的开始，也是“人”的终点，即从“天”、“人”开始，经过主体自身的认识与实践，以实现二者的合一。在今天的环保主义者看来，“天”即自然界，“人”即人或人类社会，“天人合一”意味着“天地人和”，即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相处。现在，我们通过对宋代理学大师周敦颐的著作的阐释，开显出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为建设好和谐社会提供背景文化资源。
　　据《左传·昭公十八年》记载，子产曾提出过“天道远，人道迩”的论点。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继承了先周以来的人本主义传统，不问鬼神事，不语怪力乱神。“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在这里，“天”具有自然界必然性的意义。孔子强调主体的能动性，“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但为仁须“知天命”，敬畏天命，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虽提出了这个问题，然“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我们缺乏相关的文献资料以开展研究。孟子认为“天”是自然界的最高存在，“人”是道德主体，人应当“尽心知性知天”和“存心养性事天”，人性根于心而受于天，知性则可知天，以此实现“天人合一”。《中庸》提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诚明合一，即“天人合一”。而《易传》则大讲天、地、人“三才”合一之道，以达到“天”“人”和谐的统一，譬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等。
　　而作为“天人合一”对立面的思想家荀子最明于“天人之分”，提出“制天命而用之”，其后又有柳宗元、刘禹锡相绍述。到了宋代，学者们对“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的问题争论消长了数百年，已经有了相对理性的思考。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博采众长，融各家学说于一炉，对“天人合一”有其独到的理解，我们就此转换为生态伦理话语，以挖掘其在生态伦理上的意义。
　　
　　                    周敦颐其人其书


　　周敦颐（1017—1073），北宋理学家。字茂叔，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幼年失怙，得舅父龙图阁直学士郑向的抚养和栽培。历任洪州分宁县主薄、南安军司参军、合州判官、虔州通判、广南东路判官、提点刑狱等，均有治绩。长从刑狱事，因其依法断狱“为治精密严恕，务尽道理”，且尽心职事，以洗冤泽物为己任，而颇有名气。从政之余，汲汲于传道授业，南安军通判程向曾令其子程颢、程颐拜周氏为师，“从汝南周敦颐问学，穷性命之理，率性会道，体道成德，出入孔孟，从容不勉。”（《伊洛澜源录》卷一）因爱“庐山景物之甚”，“因筑书堂于其麓，堂前有溪”，取营道故居濂溪名之，后世遂称濂溪先生。欲退而传道，遂于熙宁五年（1072）定居于此。次年病逝。南宋嘉定十三年（1221），赐谥元公。淳佑元年（1241），封汝南伯，从祀孔子庙庭，后改封道国公；明嘉靖中，祀称“先儒周子”。
　　周敦颐著有《太极图说》及《通书》、《爱莲说》等。他提出一个简单而有系统的宇宙构成论，以太极为理，阴阳五行为气，“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判为阴阳，“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圣人依太极立人极，通过主静、无欲，达到“天人合一”。我们以此转换为生态伦理学话语，“圣人”即天、地、人和，“天人合一”，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
　　周敦颐的思想背景资源博杂，与道教、佛教均有关联。《太极图》的来源问题众说纷纭，如朱熹认为它源于与佛教有关系的道士陈抟，毛奇龄、朱彝尊等认为它源于《道藏·真元品》和《周易参同契》。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周敦颐曾出入佛、老，最后归宗孔孟，可谓兼容并蓄。


　                  　“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思想来源复杂，某些语句因此存在极大争议。朱熹认为《太极图说》中的宇宙本原是“太极”，以“无极”作为它的描述：“无极而太极。”而陆九渊认为“太极”是混沌未分的元气，而“无极”是先于“太极”的“存在”，是一种无限性、无规定性本原“存在”。“太极”元气一动一静而产生阴阳，继之化生万物：“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太极图说》）此即周敦颐所谓的“天”。
　　周敦颐认为“人”由“天”而出：“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太极图说》）人极应依太极，“人”应复于“天”，“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而主静，无欲故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太极图说》）因此儒学的归指——成圣即“人”复归于“天”以实现“天人合一”。
　　周敦颐认为成圣以实现“天人合一”在“诚”、“神”、“几”：“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闲者，几也。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诚、神、几，曰圣人。”（《通书》）他继而提出“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通书·志学》）的主张，以此作为实现“天人合一”的步骤和方法。为此，他还具体探讨了成圣的可能性和人性的依据，圣人之为圣人的标准，成圣的仁、义、中、正、公的内容以及主静窒欲，改过迁善的成圣工夫。
　　人成圣以实现“天人合一”的可能性首先在于人“得其秀而最灵”（《太极图说》），人“厥彰厥微，匪灵弗莹”（《通书》）。其次是人能“思”和“睿”：“《洪范》曰：‘思曰睿，睿作圣。’无思，本也；思通，用也。几动于彼，诚动于此。无思而无不通，为圣人。不思，则不能通微；不睿，则不能无不通。是则无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圣功之本，而吉凶之几也。”（《通书》）再次因人继善成性，人性纯善，但因与外物接触，便有善恶之分，“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太极图说》）人性除“善恶”、“刚柔”外，还有“中”：“或问曰：‘曷为天下善？’曰：‘师。’曰：‘何谓也？’曰：‘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不达。曰：‘刚善，为义，为直，为断，为严毅，为干固；恶，为猛，为隘，为强梁。柔善，为慈，为顺，为巽；恶，为懦弱，为无断，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故圣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止矣。”“刚善刚恶，柔亦如之，中焉止矣。”（《通书》）按照朱熹的说法，五性之中，刚善、刚恶、柔善、柔恶是气质之性，“中”是天地之性，存在着气质之性变而为天地之性的可能性。
　　周敦颐认为“诚”是成圣以实现“天人合一”的主要标准。诚即真实无妄，是圣的根本。自然界即“诚”，不诚无物，至诚无息。“诚者，圣人之本。”“圣，诚而已矣。”（《通书》）诚源于乾元——天德大始，继之变化流行，使万物各得其性：“‘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诚具有“通”和“复”的功用，“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诚是五常之本，不诚无物，人须存性存诚，“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静无而动有，至正而明达也。五常百行，非诚，非也，邪暗，塞也。故诚则无事矣。”（《通书》）诚纯粹至善而几善恶，“诚，无为；几，善恶。德：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礼，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谓圣。复焉、执焉之谓贤。发微不可见，充周不可穷之谓神。”
　　周敦颐认为为圣而实现“天人合一”的内容即仁、义、中、正。“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太极图说》、《通书》第六章）“圣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谓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通书》）
　　何谓仁？仁是立人之道，相当于立天之道的阳：“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太极图说》）所以自然界变化流行之道即仁，也即立自然界之道，人人心不违仁，则天下归仁，“颜渊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仁即“天地之大德曰生”（《易传》），民胞物与，天地一仁，“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成，义也。”（《通书》）周敦颐说，“至易而行难”，要战胜私欲，须“果而确”，则“无难焉”，“故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通书》）仁是人心之爱：“爱曰仁，宜曰义。”人性本善，其中有爱与敬，爱自然界，敬畏自然界，“君子悉有众善，无弗爱且敬焉。”（《通书》）
　　何谓义？义是立人之道，相当于立天之道的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太极图说》）所以自然界变化流行之道也即义，也即立自然界之道，“仁、义、礼、智四者，动静、言貌、视听无违之谓纯。”无仁、义，“人”不立，自然界也不存在。“宜曰义”（《通书》），宜，适宜，所安，即“应当”、“当然”，是一个关涉全体（公众）权利的概念，如“义学”、“义田”。周敦颐认为，“刚善，为义”，“匪仁，匪义，……悉邪矣”，造祸于自然界。自然界因“义”而成，“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通书》）
　　何谓中、正？“中”即“和”，天地人三才相和：“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通书》）何谓“正”？周敦颐说：“静无而动有，至正而明达也。”“动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通书》）静即无欲，“动而正”，对自然界无邪欲，只有中正而无邪，才能和合天地人三才，所以朱熹解释说：“动必以正，则和在其中矣。”
　　何谓公？周敦颐说：“天地至公而已矣。”（《通书》）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以己之无私率人以无私，弃绝疯狂攫夺自然界牟取暴利的行为，“公于己者公于人，未有不公于己而能公于人也。”（《通书》）
　　诚是成圣以实现“天人合一”的主要“标准”，仁义中正公是为圣的内容，这种最高精神境界与生态伦理道德准则，必须经过不懈的修炼的工夫才能达到。
　　周敦颐认为首先是要“窒欲”。“君子乾乾，不息于诚，然必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而后至。乾之用其善是，损益之大莫是过，圣人之旨深哉！”（《通书》）继而提出无欲，“‘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闻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通书》）当然，这里的“欲”是指私欲，圣人无欲，“天人合一”无欲。无欲则虚静，虚静则明，“明不至则疑生。明，无疑也。谓能疑为明，何啻千里？”（《通书》）圣人“动直”，便进入“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其重无加焉尔！”（《通书》）的思想境界。人有良知良能，本质俱足，不假外求，天贵独尊无上，颜回就是这样的榜样，“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耳。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贼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通书》）人不能为牟取无限利益攫夺自然界，宁愿安贫而乐于自然界。人类对于自然界的破坏，主要在于无限制的剥夺自然界，正如孟子所说的集“浩然正气”的一片森林，斧斤日伐，继之牛羊牧之，以致于童山濯濯。
　　无欲故静，对每个人来说，须从养心寡欲做起，周敦颐说：“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予谓养心不止于寡焉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是圣贤非性生，必养心而至之。养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养心亭说》）周敦颐似乎看到了人的无限的私欲必将人推下罪恶的深渊，因此人类必须弃除私欲，修身“养心”。
　　周敦颐认为其次是要改过迁善。人人有天贵良知，人人可为尧舜，满街皆是圣人。“有语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恶也。’则曰：‘孰无过，焉知其不能改？改，则为君子矣。不改为恶，恶者天恶之。彼岂无畏耶？乌知其不能改！’”（《通书》）人生在世，改过即为善，便是君子。圣人日新而有常，有常而日新。周敦颐认为不闻过将沦落为无耻禽兽，不足为“得其秀而最灵”，所以“人之生，不幸，不闻过；大不幸，无耻。必有耻，则可教；闻过，则可贤。”人不能讳疾忌医，闻过当喜，“仲由喜闻过，令名无穷焉。今人有过，不喜人规，如护疾而忌医，宁灭其身而无悟也。噫！”因此我们应当认识过去肆无忌惮破坏自然界的过错，改过迁善，不然的话，最终将遭受自然界的惩罚，人类自取灭亡。
　　周敦颐认为再次是要寻孔颜乐处。“乐，和也。”（《通书》）这是一种超功利的美学境界。宋代思想家邵雍说：“学不至于乐，不可谓之学。”（《观物外篇》卷十二），据二程说，在向周敦颐求教之时，周敦颐“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遗书》卷二上）又说：“某自再见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遗书》卷三）“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同上）周敦颐所谓的孔颜之乐，即物我两忘，天人一体，个体完全融入自然界，最终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自然界即我，我即自然界，自然界满腔子是生生之心。“圣人作乐，以宣畅其和心，达于天地，天地之气，感而太和焉”，人类与自然界进入一种超功利境界后，则“天地和，则万物顺”，“百姓大和，万物咸若”（《通书》），人与自然界最终实现真正的和谐发展。
　　从周敦颐的理学话语转换为生态伦理学话语的过程中，通过对周敦颐的著作的诠释，我们看到了其迄今仍有价值的“天人合一”思想，它能为建设好和谐社会提供思想参考，并丰富今天的生态伦理学思想文化背景资源。

                         黄守愚
　                  　2005年12月14日凌晨于浏阳河畔革命楼

雪汀梦客

看来我们现在的人气血多不足
还的忍受指责和寂寞  
遗憾已经没人看这样的帖了  
唉  也假装叹息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