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湘军”的生死场：有点鲜艳有点脏

风石堰

“文学湘军”的生死场：有点鲜艳有点脏(原载文学报自由谈)
   

据《三湘都市报》报道，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已批给了省作协一个纯文学刊物，定名为《文学界》，将在年底出刊，重树文学湘军大旗，湖南作家终于有了自己的新园地”。据说多年没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湖南省作协终于可以欢天喜地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了。而困扰湖南作家多年的“隐痛”也终于有望“手到病除”了。
可是我却没有如此的乐观。周作人说他的灵魂里有两个鬼：流氓鬼与绅士鬼。这两个指挥他言行的鬼总在打架。在奥运湘军“一金不挂雅典失利”的秋天，文学湘军崛起的口号似乎能够在普遍的低迷中给湖南人注入强心剂。身体叙事的失败好像可以通过对灵魂的叙事拯救，文学湘军突然成了湖南人的一个聊以自慰的话题。文学似乎在稀释体育失利导致的焦虑感和挫败感。我不想在这种国人固有的“冲喜”的氛围中假惺惺地扮演一个绅士的形象，哼哼哈哈地“咸与维新普天同庆”，却总觉得有一种被流氓鬼驱谴的“恶毒”在煎逼我的神经。于是，觉得这一切好像又是“做戏的虚无党”，是在这个物质主义的时代，精心导演的一场明眼人既能猜得中开始也能猜得中结局的演出。
作为一个铁杆文学青年的我，直到今天仍旧能够清晰地回忆二十世纪末的秋天的一个平常的午后。当时，我们作为长沙某高校的一个文学社邀请了湖南文学的编辑到校图书馆讲学。这是湖南名作家第一次大规模地在该校亮相。众多的文学青年济济一堂，聆听着前辈的文学圣经。一个有名的校园诗人非牛在作家们面前高声朗诵自己的诗作，我只记得标题《黑衣人》和最后一句：他在全人类的屁股上，镀上了一层细致的水银。这几乎成了一个先知在梦游时吐露的寓言。而就在该图书馆的门口，堆放着大量积压的《湖南文学》。全年的十二本“贱卖”15元却仍购者寥寥。室内的喧嚣与室外的冷清形成一种巨大的反讽。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竟然是湖南纯文学的旗舰《湖南文学》谢幕前的最后一次演出。理想主义作为一枚遥不可及的标签成了虚幻的符号。紧接着，就是变脸后的《母语》花枝招展的粉墨登场，《母语》据说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而产生的，充满了时尚和前卫的气息，但不幸的是如此“富有生命力”的一家杂志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摆弄下，居然过早地夭折了。这真是打在那些攻击纯文学没有市场的文坛官僚脸上的一记响亮的耳光。
2004年初，湖南另一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纯文学空间，即湖南日报的历史悠久的《湘江副刊》也在所谓的改版中销声匿迹了，据该报一位编辑透露，湘江副刊的被封杀是因为它无法给报社带来商业利益和经济效益。这个理由在经济压倒一切的今天听起来简直像一柄无往而不胜的“尚方宝剑”。可是，质疑纯文学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这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不是逼良为娼吗？
这一切的悲哀的历史在如今《文学界》的即将横空出世的喜庆中都灰飞烟灭了。在芸芸众生的额手相庆中，《文学界》注定将成为扮演耶稣的角色，它将独自走上纯文学的十字架，以它孤傲而干净的血液救赎文学湘军的原罪。但是，如果不能清除染指文坛运作的那两只看得见的黑手，谁也不敢担保这个文学的宁馨儿一定能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成长，谁也无法给它许诺一个美好的未来。在世俗的狂欢中，经济效益成了一柄砍向纯文学的利剑，并且这种有计划地从肉体上消灭纯文学期刊的行为被赋予了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受众的数量的多寡和杂志的市场价值成为了判断其是否有存活价值的唯一尺度。与此同时，纯文学期刊的存废似乎依然遵循着计划经济的规则在运行，包括一个地区的文艺复兴似乎都必须在领导的关照和指导下，才能高奏凯歌，作家的文艺创作好像是可以通过网络控制的符号生产。只要下达指令，配给充足能量，作家们就可以适时适地地亢奋起来，就像被注射文学荷尔蒙一样，创作出冠冕天下的鸿篇巨制。在庸俗的“市场经济”和肮脏的“计划经济”的夹缝中，纯文学包括其生产者有时欢喜有时忧，时而成为碍手碍脚的弃婴，时而成为容光焕发的宠儿。无论是弃婴或宠儿，都说明纯文学包括作家们缺乏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公共空间，也缺乏一种他们认可的可以保证文学生产有序进行的游戏规则。从根本上来说，纯文学的此消彼长投射的是自主性的缺失的暗影，是看得见的两只黑手扳倒了看不见的文坛自身的健康的脚。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解决，湖南文学就不可能获得一个良性而健康的发展空间，所谓文学湘军的叫喊就会沦落成某些官员遮羞的裹脚布，或变成他们献媚和邀宠的政治符号而已。
在这个文学湘军的生死场上，各种力量如同潜流在暗中较量，争夺这场即将到来的符号生产中的象征资本，以扩大自身的实力。文学湘军能否真的再度崛起，我们需要拭目以待。而年底将问世的寄寓太多希望的《文学界》则肯定会“有点鲜艳有点脏”，鲜艳是因为纯文学的金字招牌的打眼，脏则因为过往的晦暗的历史的投影。

风石堰

“文学湘军”的生死场：有点鲜艳有点脏(原载文学报自由谈)
   

据《三湘都市报》报道，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已批给了省作协一个纯文学刊物，定名为《文学界》，将在年底出刊，重树文学湘军大旗，湖南作家终于有了自己的新园地”。据说多年没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湖南省作协终于可以欢天喜地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了。而困扰湖南作家多年的“隐痛”也终于有望“手到病除”了。
可是我却没有如此的乐观。周作人说他的灵魂里有两个鬼：流氓鬼与绅士鬼。这两个指挥他言行的鬼总在打架。在奥运湘军“一金不挂雅典失利”的秋天，文学湘军崛起的口号似乎能够在普遍的低迷中给湖南人注入强心剂。身体叙事的失败好像可以通过对灵魂的叙事拯救，文学湘军突然成了湖南人的一个聊以自慰的话题。文学似乎在稀释体育失利导致的焦虑感和挫败感。我不想在这种国人固有的“冲喜”的氛围中假惺惺地扮演一个绅士的形象，哼哼哈哈地“咸与维新普天同庆”，却总觉得有一种被流氓鬼驱谴的“恶毒”在煎逼我的神经。于是，觉得这一切好像又是“做戏的虚无党”，是在这个物质主义的时代，精心导演的一场明眼人既能猜得中开始也能猜得中结局的演出。
作为一个铁杆文学青年的我，直到今天仍旧能够清晰地回忆二十世纪末的秋天的一个平常的午后。当时，我们作为长沙某高校的一个文学社邀请了湖南文学的编辑到校图书馆讲学。这是湖南名作家第一次大规模地在该校亮相。众多的文学青年济济一堂，聆听着前辈的文学圣经。一个有名的校园诗人非牛在作家们面前高声朗诵自己的诗作，我只记得标题《黑衣人》和最后一句：他在全人类的屁股上，镀上了一层细致的水银。这几乎成了一个先知在梦游时吐露的寓言。而就在该图书馆的门口，堆放着大量积压的《湖南文学》。全年的十二本“贱卖”15元却仍购者寥寥。室内的喧嚣与室外的冷清形成一种巨大的反讽。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竟然是湖南纯文学的旗舰《湖南文学》谢幕前的最后一次演出。理想主义作为一枚遥不可及的标签成了虚幻的符号。紧接着，就是变脸后的《母语》花枝招展的粉墨登场，《母语》据说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而产生的，充满了时尚和前卫的气息，但不幸的是如此“富有生命力”的一家杂志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摆弄下，居然过早地夭折了。这真是打在那些攻击纯文学没有市场的文坛官僚脸上的一记响亮的耳光。
2004年初，湖南另一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纯文学空间，即湖南日报的历史悠久的《湘江副刊》也在所谓的改版中销声匿迹了，据该报一位编辑透露，湘江副刊的被封杀是因为它无法给报社带来商业利益和经济效益。这个理由在经济压倒一切的今天听起来简直像一柄无往而不胜的“尚方宝剑”。可是，质疑纯文学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这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不是逼良为娼吗？
这一切的悲哀的历史在如今《文学界》的即将横空出世的喜庆中都灰飞烟灭了。在芸芸众生的额手相庆中，《文学界》注定将成为扮演耶稣的角色，它将独自走上纯文学的十字架，以它孤傲而干净的血液救赎文学湘军的原罪。但是，如果不能清除染指文坛运作的那两只看得见的黑手，谁也不敢担保这个文学的宁馨儿一定能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成长，谁也无法给它许诺一个美好的未来。在世俗的狂欢中，经济效益成了一柄砍向纯文学的利剑，并且这种有计划地从肉体上消灭纯文学期刊的行为被赋予了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受众的数量的多寡和杂志的市场价值成为了判断其是否有存活价值的唯一尺度。与此同时，纯文学期刊的存废似乎依然遵循着计划经济的规则在运行，包括一个地区的文艺复兴似乎都必须在领导的关照和指导下，才能高奏凯歌，作家的文艺创作好像是可以通过网络控制的符号生产。只要下达指令，配给充足能量，作家们就可以适时适地地亢奋起来，就像被注射文学荷尔蒙一样，创作出冠冕天下的鸿篇巨制。在庸俗的“市场经济”和肮脏的“计划经济”的夹缝中，纯文学包括其生产者有时欢喜有时忧，时而成为碍手碍脚的弃婴，时而成为容光焕发的宠儿。无论是弃婴或宠儿，都说明纯文学包括作家们缺乏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公共空间，也缺乏一种他们认可的可以保证文学生产有序进行的游戏规则。从根本上来说，纯文学的此消彼长投射的是自主性的缺失的暗影，是看得见的两只黑手扳倒了看不见的文坛自身的健康的脚。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解决，湖南文学就不可能获得一个良性而健康的发展空间，所谓文学湘军的叫喊就会沦落成某些官员遮羞的裹脚布，或变成他们献媚和邀宠的政治符号而已。
在这个文学湘军的生死场上，各种力量如同潜流在暗中较量，争夺这场即将到来的符号生产中的象征资本，以扩大自身的实力。文学湘军能否真的再度崛起，我们需要拭目以待。而年底将问世的寄寓太多希望的《文学界》则肯定会“有点鲜艳有点脏”，鲜艳是因为纯文学的金字招牌的打眼，脏则因为过往的晦暗的历史的投影。

秋石

我一向支持纯文学。我的巫界之恋就属于纯文学的东西。

风石堰

这是一篇旧文,<文学界>是早出来了,但听说总是出一些作家的专号.

秋石

下面是引用风石堰于2006-01-11 21:52发表的:
这是一篇旧文,<文学界>是早出来了,但听说总是出一些作家的专号.

唯有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