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和黑暗擦肩而过

夕阳秋草

出生即患先天性青光眼，埋身农村九年，终成农村研究大家　　

   ■人物

　　秦晖

　　广西人，1953年12月生。1977年入兰州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毕业后先后在陕西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导，担任《开放时代》、《中国学术》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学术刊物的编委。

　　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民史与经济史。主要著作有《问题与主义：秦晖文选》、《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合著）、《江浙乡镇企业转制案例研究》、《学问中国》（合著）等。



尽管一眼失明，另一眼只有0.2的视力，但这并没有成为秦晖书山路上的障碍。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一出生就右眼失明

　　应该说，有些事情对我一生的影响非常大，有些说起来是很偶然的。比方说，我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先天性青光眼，当时在全国来说这种病都是很难治好的。我的右眼在出生之后就是失明的，左眼也非常危险，在广西看不好，后来又到湖南去，当时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眼科医学中心就是湖南湘雅医院，我出生十几天就到了那里，那里的医生说，这么小的孩子动手术很危险，建议维持一段时间，长大了再动手术。回到广西之后发现不行，我眼睛的情况一直在恶化，后来又到了很多地方，包括同仁医院、中苏友好医院等等。后来在上海的汾阳路医院，也是当时中国最好的眼科医院之一，我做完了眼科手术。现在我每次做眼科检查，医生都说这手术现在也不容易做。当时如果不做，或者动坏了的话，现在的我就会永远在黑暗当中了，可以说我是一出生就和黑暗擦肩而过。

　　虽然动了手术，但我还是留有先天性青光眼造成的视神经萎缩，直到现在我的视力还是很差，右眼失明，左眼只有0.2的视力。包括我在农村插队，插那么久也跟我的视力有关，因为招工的机会对于我来说可以说没有，体检总是不合格。后来我考研究生，我的导师因为这个问题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当时有人看了我的体检材料就担心这种情况不知道往后怎么样，不知道我的视力能够维持多久。我的导师赵俪生先生说：“如果不招秦晖，我就一个都不招了。”后来我的很多同学都说：“幸亏招了你，否则我们都没戏了。”我没有受到过多少课堂教育，实际上只在“文革”前上过六年小学。1969年开始下乡，在农村待了九年。不过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家中的藏书也很多，这对我的影响很大。另外，农村那几年，我也学到了不少人生经验，我经常开玩笑说我在农村读的是“早稻田大学”。我在插队的时候，因为体检老是不合格，当地一些关心我的人总是劝我办病退，但是那时候不但我下乡了，父母也被下放到农村去了，我退都没有地方退。如果当时家在城里，也许我的人生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按照我的情况，如果没有“文革”，大概会小学、中学、大学一直读下来，也不可能形成我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这种感悟。

　　在农村待了九年

　　在农村一下子待九年绝对不是我的愿望，但是也没有办法。我在农村的时候跟当地的农民关系都不错，老乡们都认为我是不错的人，但是他们认为我不太适合在农村干活。道理挺简单，因为我只有一只眼睛有视力，看东西没有立体感。在山里走路总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容易摔跤。他们一有招工的指标就给我，但因为体检的原因一直没有成。有一次我都被招走了，但是又因为体检不合格被退了回去。知青们都感到很愤怒，还跑到县委书记那里去请愿，质问他们怎么能这样干呢？后来还是我息事宁人，说：“既然他们不愿要我，我也懒得去。”我虽然也很想当工人，人都是有自尊的嘛，我也不愿求着他们要我。

　　在生产队，差不多所有的技术活我都干过。我曾经干过三年的生产队卫生员，也就是今天人们讲的所谓的“赤脚医生”。最近几年有一种关于合作医疗的神话，由于有那样的经历，我觉得自己对于这个事情是很有发言权的，我知道当时的合作医疗是怎么回事。当时的情况，无论是招工还是招生，乃至任何一种有实际利益的情况，实际上既不是按照业绩标准，也不是按照政治标准，而是按照权力标准。拿卫生员的例子来说，在没有任何待遇的情况下是我当的，后来生产队的卫生员有了一些补贴之后，人家很快就不要我了，而是换了一个跟生产队长有亲戚关系的人。

　　我也曾经有过几次招干的机会，有一段时间我曾经对于文艺写作很感兴趣，写了一些演唱材料。当时中国各级的文工团主要任务就是组织每年一两次的地区调演、省调演，以便某些节目可以评奖。那时候县文化局都是有专业的创作组的，但是专业的文化在当时被认为有局限性，就找了一些基层的人来做这些事情，我当时就做过几次。后来县文化局就打算留下我，但是后来也是因为招干指标的问题没成。

　　在那段时间里，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我有了一个类似于人类学调查的机会。当时我们搞了很多采风，搜集了很多民歌，包括壮剧、壮族的山歌等等，都是反四旧之后看不到的东西。当时县文化局也有一些这方面的专家指导，他们对于地方文艺比较了解。

　　我们采集的东西在当时看起来好像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不过搞得都很认真。由于我们那些人在下乡之前接受的东西都是正统的居多，所以回过头来想，在当地的农民看来，我们这些人大概都有些假正经，农民在一起扯东家长西家短的时候我们总是不感兴趣；农民唱“酸曲黄歌”，我们总是不搭腔。虽然当地的农民普遍都认为我们是不错的人，但是要说很知心，确实谈不上。

　　跟农民比起来，我们缺少一些芸芸众生的味道。

　　大学没上，研究生上了

　　1977年，恢复高考。我当时在我们县里是文科第一名，但是仍然没有录取，或许当时我报考的志愿都太高了。那年的高考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当时第一次录取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按照择优录取的原则，有很多成绩很好的人，因为政审原因没能上大学，后来又有了第二次补录，给那些成绩很高但是政审没有通过的人一次机会。不过第二次补录学校都不是太好，我当时也收到了一份补录的通知，但是那个学校太差，我就没有去。

　　1977年，研究生和本科生是同时招的。我报考了兰大的研究生。考研究生当时在县里说起来是个稀奇事，总共才有十几个人报考，都是“文革”以前上过大学的或者是“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大概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读过大学，但是后来考上的也只有我一个。

　　在这之前，我跟赵俪生先生通过信，给他寄过一些文章。赵先生很热心，为我做了很多工作。到了兰大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走考据的路子。记得我在兰大最初写的几篇文章在历史系就被传言不是我写的，而是我爸妈代写的。因为那几篇文章在他们看来不像是同龄人写的文章，引证特别多，而我爸妈又都是学历史的，都在大学里工作。

　　那时候我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以发现希见史料为快事。当时图书馆的管理还不像现在这么严格，什么善本书、珍本、奇本都可以借到。图书馆里的老馆员都是学问很大的老先生，跟学界联系也很多，他们在“文革”期间很少碰到去看书的人，现在看到有人去借书，都非常热情，非常愿意给借书的人提供各种各样的方便，不像现在的图书管理员，你去借书的时候总是冷冰冰的样子，希望你不来最好。

　　我读研究生那几年，研究生比较少，我们可以跑到外地去查资料，路费、复印费都可以报销。找一个比较便宜的小旅馆，就可以在当地的图书馆泡上一两个月。有一次我到上海图书馆去查资料，拿了导师给当时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的介绍信，顾先生当时正在生病，没有见到他，我把导师的信给了馆里的工作人员。那里的善本部主任也是一位老先生，非常热情，他给我在那里办了他们食堂的饭票，甚至在八小时之外，他们把我锁在善本部里面让我任意看书。那时的善本目录也不像现在，都是开放的，整理得非常好。由于经常泡各大图书馆的善本部，我跟善本部的老先生们关系都很不错。但是也出过事情，有一次我在北京图书馆的善本部做笔记的时候，不小心把一滴墨水滴到了书上，结果引得一位老先生大发雷霆。

　　专业和社会紧密关联

　　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在一个地方钻得比较深，赵先生曾经说我：“你用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怕你的格局不够大。”意思是说我眼界太狭窄，有点钻牛角尖的味道。

　　赵先生觉得我们插队的这一代人不管搞什么专业，对于社会还是比较敏感的，因为我们的经历跟社会变迁一直是紧密联系的，当时我跟赵先生所学的专业———农民战争史、土地制度史———本身也是跟社会紧密关联的。

　　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到了陕西师大去教书。90年代中期，我到了清华。到了清华之后，先是在文学院教一些课，同时也负责清华学生的社会实践工作。这样，从1995年到1997年，通过学生搞社会实践，我也做了一些调查。我们曾经通过清华团委，把学生家长的通信地址都调出来，然后跟两千多名学生家长建立了联系，到了暑假的时候，我们就设计一些问题让学生带回去，让家长填。当然，没有经过专门训练，有效问卷也不是很多，不过还是可以得到一些材料。清华历来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非常重视非学术的名誉，所以你看，清华的特长生历来都招很多。当时在搞学生社会实践比赛，清华领导很在乎拿名次。既然是比赛，当然就有项目，我负责组织了几次，也都拿了名次，有一次是第一，有一次和别的学校并列第二。这些调查就不只是发问卷那么简单了，而是让学生在培训后入村调查。这一段时间里，我也收集了很多关于农村的实证材料。

　　■记者手记

　　如果按照学术界流行的分类方法，秦晖是个不好界定的人。秦晖有个口头禅——什么是我们时代的真问题？他的文章甚少高调，多是针对问题。“高调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这可以说是秦晖的态度，也是秦晖的学术视角。

　　不过在我坐在他面前的两个小时里，我们基本没有涉及到这些问题。我想做的是通过他的经历来考察他的思想历程。

　　他们这一代人由于经历了太多，一进入学术研究的时候便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秦晖也是如此，不过，在他开始走上学术道路的时候，他并没有过多对现实发表看法，而是走了一条近似“乾嘉学派”重考据的治学路数。

　　在这之前，在他下乡插队的过程中，因缘际会，秦晖曾经在乡下搞过一段时间的采风，接触了很多壮族文化。那一段时间，让他意识到，要研究一个对象，只有站在“主位”的立场和角度，问题才会看得真切。虽然这只是一个理想状态，“客位”永远不能成为“主位”。但是一旦具有了这样的意识，即使不能成为“主位”，至少可以占到一个深入的“客位”位置。这两点结合起来，成为了九十年代秦晖谈论时事的学养根基和理论基础。

　　口述：秦晖

夕阳秋草

出生即患先天性青光眼，埋身农村九年，终成农村研究大家　　

   ■人物

　　秦晖

　　广西人，1953年12月生。1977年入兰州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毕业后先后在陕西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导，担任《开放时代》、《中国学术》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学术刊物的编委。

　　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民史与经济史。主要著作有《问题与主义：秦晖文选》、《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合著）、《江浙乡镇企业转制案例研究》、《学问中国》（合著）等。



尽管一眼失明，另一眼只有0.2的视力，但这并没有成为秦晖书山路上的障碍。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一出生就右眼失明

　　应该说，有些事情对我一生的影响非常大，有些说起来是很偶然的。比方说，我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先天性青光眼，当时在全国来说这种病都是很难治好的。我的右眼在出生之后就是失明的，左眼也非常危险，在广西看不好，后来又到湖南去，当时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眼科医学中心就是湖南湘雅医院，我出生十几天就到了那里，那里的医生说，这么小的孩子动手术很危险，建议维持一段时间，长大了再动手术。回到广西之后发现不行，我眼睛的情况一直在恶化，后来又到了很多地方，包括同仁医院、中苏友好医院等等。后来在上海的汾阳路医院，也是当时中国最好的眼科医院之一，我做完了眼科手术。现在我每次做眼科检查，医生都说这手术现在也不容易做。当时如果不做，或者动坏了的话，现在的我就会永远在黑暗当中了，可以说我是一出生就和黑暗擦肩而过。

　　虽然动了手术，但我还是留有先天性青光眼造成的视神经萎缩，直到现在我的视力还是很差，右眼失明，左眼只有0.2的视力。包括我在农村插队，插那么久也跟我的视力有关，因为招工的机会对于我来说可以说没有，体检总是不合格。后来我考研究生，我的导师因为这个问题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当时有人看了我的体检材料就担心这种情况不知道往后怎么样，不知道我的视力能够维持多久。我的导师赵俪生先生说：“如果不招秦晖，我就一个都不招了。”后来我的很多同学都说：“幸亏招了你，否则我们都没戏了。”我没有受到过多少课堂教育，实际上只在“文革”前上过六年小学。1969年开始下乡，在农村待了九年。不过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家中的藏书也很多，这对我的影响很大。另外，农村那几年，我也学到了不少人生经验，我经常开玩笑说我在农村读的是“早稻田大学”。我在插队的时候，因为体检老是不合格，当地一些关心我的人总是劝我办病退，但是那时候不但我下乡了，父母也被下放到农村去了，我退都没有地方退。如果当时家在城里，也许我的人生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按照我的情况，如果没有“文革”，大概会小学、中学、大学一直读下来，也不可能形成我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这种感悟。

　　在农村待了九年

　　在农村一下子待九年绝对不是我的愿望，但是也没有办法。我在农村的时候跟当地的农民关系都不错，老乡们都认为我是不错的人，但是他们认为我不太适合在农村干活。道理挺简单，因为我只有一只眼睛有视力，看东西没有立体感。在山里走路总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容易摔跤。他们一有招工的指标就给我，但因为体检的原因一直没有成。有一次我都被招走了，但是又因为体检不合格被退了回去。知青们都感到很愤怒，还跑到县委书记那里去请愿，质问他们怎么能这样干呢？后来还是我息事宁人，说：“既然他们不愿要我，我也懒得去。”我虽然也很想当工人，人都是有自尊的嘛，我也不愿求着他们要我。

　　在生产队，差不多所有的技术活我都干过。我曾经干过三年的生产队卫生员，也就是今天人们讲的所谓的“赤脚医生”。最近几年有一种关于合作医疗的神话，由于有那样的经历，我觉得自己对于这个事情是很有发言权的，我知道当时的合作医疗是怎么回事。当时的情况，无论是招工还是招生，乃至任何一种有实际利益的情况，实际上既不是按照业绩标准，也不是按照政治标准，而是按照权力标准。拿卫生员的例子来说，在没有任何待遇的情况下是我当的，后来生产队的卫生员有了一些补贴之后，人家很快就不要我了，而是换了一个跟生产队长有亲戚关系的人。

　　我也曾经有过几次招干的机会，有一段时间我曾经对于文艺写作很感兴趣，写了一些演唱材料。当时中国各级的文工团主要任务就是组织每年一两次的地区调演、省调演，以便某些节目可以评奖。那时候县文化局都是有专业的创作组的，但是专业的文化在当时被认为有局限性，就找了一些基层的人来做这些事情，我当时就做过几次。后来县文化局就打算留下我，但是后来也是因为招干指标的问题没成。

　　在那段时间里，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我有了一个类似于人类学调查的机会。当时我们搞了很多采风，搜集了很多民歌，包括壮剧、壮族的山歌等等，都是反四旧之后看不到的东西。当时县文化局也有一些这方面的专家指导，他们对于地方文艺比较了解。

　　我们采集的东西在当时看起来好像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不过搞得都很认真。由于我们那些人在下乡之前接受的东西都是正统的居多，所以回过头来想，在当地的农民看来，我们这些人大概都有些假正经，农民在一起扯东家长西家短的时候我们总是不感兴趣；农民唱“酸曲黄歌”，我们总是不搭腔。虽然当地的农民普遍都认为我们是不错的人，但是要说很知心，确实谈不上。

　　跟农民比起来，我们缺少一些芸芸众生的味道。

　　大学没上，研究生上了

　　1977年，恢复高考。我当时在我们县里是文科第一名，但是仍然没有录取，或许当时我报考的志愿都太高了。那年的高考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当时第一次录取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按照择优录取的原则，有很多成绩很好的人，因为政审原因没能上大学，后来又有了第二次补录，给那些成绩很高但是政审没有通过的人一次机会。不过第二次补录学校都不是太好，我当时也收到了一份补录的通知，但是那个学校太差，我就没有去。

　　1977年，研究生和本科生是同时招的。我报考了兰大的研究生。考研究生当时在县里说起来是个稀奇事，总共才有十几个人报考，都是“文革”以前上过大学的或者是“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大概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读过大学，但是后来考上的也只有我一个。

　　在这之前，我跟赵俪生先生通过信，给他寄过一些文章。赵先生很热心，为我做了很多工作。到了兰大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走考据的路子。记得我在兰大最初写的几篇文章在历史系就被传言不是我写的，而是我爸妈代写的。因为那几篇文章在他们看来不像是同龄人写的文章，引证特别多，而我爸妈又都是学历史的，都在大学里工作。

　　那时候我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以发现希见史料为快事。当时图书馆的管理还不像现在这么严格，什么善本书、珍本、奇本都可以借到。图书馆里的老馆员都是学问很大的老先生，跟学界联系也很多，他们在“文革”期间很少碰到去看书的人，现在看到有人去借书，都非常热情，非常愿意给借书的人提供各种各样的方便，不像现在的图书管理员，你去借书的时候总是冷冰冰的样子，希望你不来最好。

　　我读研究生那几年，研究生比较少，我们可以跑到外地去查资料，路费、复印费都可以报销。找一个比较便宜的小旅馆，就可以在当地的图书馆泡上一两个月。有一次我到上海图书馆去查资料，拿了导师给当时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的介绍信，顾先生当时正在生病，没有见到他，我把导师的信给了馆里的工作人员。那里的善本部主任也是一位老先生，非常热情，他给我在那里办了他们食堂的饭票，甚至在八小时之外，他们把我锁在善本部里面让我任意看书。那时的善本目录也不像现在，都是开放的，整理得非常好。由于经常泡各大图书馆的善本部，我跟善本部的老先生们关系都很不错。但是也出过事情，有一次我在北京图书馆的善本部做笔记的时候，不小心把一滴墨水滴到了书上，结果引得一位老先生大发雷霆。

　　专业和社会紧密关联

　　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在一个地方钻得比较深，赵先生曾经说我：“你用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怕你的格局不够大。”意思是说我眼界太狭窄，有点钻牛角尖的味道。

　　赵先生觉得我们插队的这一代人不管搞什么专业，对于社会还是比较敏感的，因为我们的经历跟社会变迁一直是紧密联系的，当时我跟赵先生所学的专业———农民战争史、土地制度史———本身也是跟社会紧密关联的。

　　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到了陕西师大去教书。90年代中期，我到了清华。到了清华之后，先是在文学院教一些课，同时也负责清华学生的社会实践工作。这样，从1995年到1997年，通过学生搞社会实践，我也做了一些调查。我们曾经通过清华团委，把学生家长的通信地址都调出来，然后跟两千多名学生家长建立了联系，到了暑假的时候，我们就设计一些问题让学生带回去，让家长填。当然，没有经过专门训练，有效问卷也不是很多，不过还是可以得到一些材料。清华历来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非常重视非学术的名誉，所以你看，清华的特长生历来都招很多。当时在搞学生社会实践比赛，清华领导很在乎拿名次。既然是比赛，当然就有项目，我负责组织了几次，也都拿了名次，有一次是第一，有一次和别的学校并列第二。这些调查就不只是发问卷那么简单了，而是让学生在培训后入村调查。这一段时间里，我也收集了很多关于农村的实证材料。

　　■记者手记

　　如果按照学术界流行的分类方法，秦晖是个不好界定的人。秦晖有个口头禅——什么是我们时代的真问题？他的文章甚少高调，多是针对问题。“高调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这可以说是秦晖的态度，也是秦晖的学术视角。

　　不过在我坐在他面前的两个小时里，我们基本没有涉及到这些问题。我想做的是通过他的经历来考察他的思想历程。

　　他们这一代人由于经历了太多，一进入学术研究的时候便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秦晖也是如此，不过，在他开始走上学术道路的时候，他并没有过多对现实发表看法，而是走了一条近似“乾嘉学派”重考据的治学路数。

　　在这之前，在他下乡插队的过程中，因缘际会，秦晖曾经在乡下搞过一段时间的采风，接触了很多壮族文化。那一段时间，让他意识到，要研究一个对象，只有站在“主位”的立场和角度，问题才会看得真切。虽然这只是一个理想状态，“客位”永远不能成为“主位”。但是一旦具有了这样的意识，即使不能成为“主位”，至少可以占到一个深入的“客位”位置。这两点结合起来，成为了九十年代秦晖谈论时事的学养根基和理论基础。

　　口述：秦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