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姚文元这根“棍子”如何炼成

夕阳秋草

　　
　　姚文元去世已有时日了，前不久新华社总算发了一条几十个字的消息，称“亡”而不是“去世”。姚文元是否作恶，在中国不仅是个道德评判问题，更是个政治评判的问题，人都死了，稍稍带点人情味说他“去世”又怎样？当然，比起1975年人民日报大标题《蒋介石死了》算是一点进步，毕竟中间相隔整整三十年的时光。可见，从古到今，中国的官方“谥法”是何等的严格。
　　至于说官方通讯社给他的逝世用了几十个字的笔墨，已经很不错了。去年春天一个曾担任世界最大政党的最高领导且被他所属的政党依然称为同志的人，逝世后照样不是给了几十个字的待遇?
　　余生也晚，对于姚文元和他另外三个已经早行的同伴，印象不是很深。只记得那年秋天，生产队的庄稼已经收割，我的哥哥和姐姐变得很高兴，因为不用上学了，要游行庆祝，在文娱生活很贫乏的乡村，诸如学生游行、批斗地主和唱大戏一样，是一种能让小孩子兴奋起来的闹热。所以没上学的我死乞白脸地跟着姐姐去学校游行。
　　游行的队伍前面，一张大大的纸牌子，画着四个贼眉鼠眼的人，他们的名字上打着红叉，其中一个有点秃头的胖子，大人告诉我就是姚文元。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个在旁边看热闹的农民指着江青的画像说：这个女人这样丑，毛主席怎么还要她作堂客？
　　这位老乡大概不明白，丑化一个人是我国的国粹，政治上将他化为另类后，不仅思想、而且学问、人品道德，乃至容貌都可能一夜之间变丑变坏。
　　那一天我才知道“王张江姚”是四个人，也学会一首儿歌，现在记得最后两句：
　　“我在路边捡了一根针（吾乡‘针’念成‘jing’
　　一举打倒江青。
　　我在路边捡了一分钱，
　　一举打倒姚文元。）”
　　那时候怎么也搞不懂，为什么捡一分钱就能打倒一个人。
　　
　　后来读书了，渐渐地知道姚文元及其他三人的一些情况，当然几乎全部是负面的，他是“文痞”，是“棍子”，专门写文章迫害革命家，是和恶魔一样的人。——非黑即白的价值观是对小孩子最省劲也最有利的教育方式，因此我们那时候看电影，看到一个人出场就会问大人：“这是个好人还是坏人。”
　　“好人”、“坏人”之类的道德评价一直是我们这个大国统治者的“名教”武器库中一把利刃。不过过去叫“忠贞之士”或“奸邪之徒”，后来叫“革命者”或“反革命”、“红五类”或“黑五类”。这类两元划分并没有一个相对公允、独立的标准，而是由权争的胜利者根据自己的利益做出评判。因此，“忠臣”和“奸佞”、“圣人”和“恶魔”两个极端角色对同一个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切换。
　　姚文元等人是否陷害过人？他们被判刑是不是罪有应得？我想大多数人以为是没有疑问的。他们当年用批臭、打倒的方式，不仅从肉体上，而且从人格上折磨、侮辱自己的敌人，用中国普通老百姓朴素的价值观来衡量，后来的际遇是报应，是不值得怜悯的。
　　姚文元这根“棍子”的威力，当初很多人领教过。大学者同样也是高级干部的吴晗，徒有一身学问，在棍子下毫无招架之功。
　　今天再重读姚文元腾达的敲门砖《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除了文末一些“香花”、“毒草”的比喻，以及一些深深打上意识形态烙印的名词——当时的许多学术文章都如此，就文章论文章，这篇东西并没有太超出学术讨论的范围，至少他是摆出了一副平等讨论的姿态，至于那种刀笔手法，中国文人并不陌生，如果后面没有政治势力的支持，没有什么了不起。前有鲁迅和人论战，今有网上发帖辩论，火药味比姚文浓的比比皆是。
　　姚文之毒，不在于他如何蛮不讲理，如何断章取义，如何在史料库中取自己有利的材料作火药反驳吴晗，这种技术手段很平常，对方完全可以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姚文之毒乃在文章之外，当有一种政治势力用公权力明确支持一种声音，而打压另一种声音。那么即使公权力所支持的那种声音说得再动听，再有理有据，也是有毒的，因为两种声音不是在公平地辩论。
　　因此可以说，姚文元再能巧舌如簧，再能用笔如刀，靠自己个人的能量，是很难成为在知识界所向披靡的“棍子”，这根“棍子”能炼成那样的凶猛，是因为老大需要。
　　姚文元是天资不低的文人，吴晗也是这样的文人，姚用“棍子”挥向自己的同类，不能仅仅用文人无行就能解释的。权力的诱惑加恐吓，即对文人的胡萝卜加大棒下，出一些姚文元这样的人太正常了。
　　明代熹宗朝时，太监魏忠贤权势熏天，他作为一个泼皮出身的太监，要完全控制朝政，必须打压儒家传统道德的代言者——文人集团东林党人。而在打压东林党人的运动中，冲锋在前，上弹劾奏章、罗织罪名的“姚文元”们，也是些读圣贤书长大的文官，尤其是谏官。秉承魏公公之意编写《三朝要典》，企图将东林党人的案子办成永远翻不过来的铁案而载入国史的，照样不是有学问的文官们？魏忠贤自己哪能写这样的文章？可结果呢？永不翻案的《三朝要典》到了崇祯即位后不久，彻底给翻过来了。当年许多文臣们建议入国子监陪着孔子一起受祭祀的魏公公，也顷刻间成为天下第一大恶人，自缢在一个小客店里。
　　难道明朝的士大夫多无耻是天生的？难道这些帮助魏公公搞掉东林党人的文人天生就是当“棍子”的？
　　市场上有需求就必定会有供应，这是商品经济的规则，也是政治场上的规则。尤其是“棍子”的客户是魏公公这样的九千岁，乃至他背后的万岁，那么想当棍子的、当了棍子不断提高技艺的人，不挤破脑袋才怪呢。

夕阳秋草

　　
　　姚文元去世已有时日了，前不久新华社总算发了一条几十个字的消息，称“亡”而不是“去世”。姚文元是否作恶，在中国不仅是个道德评判问题，更是个政治评判的问题，人都死了，稍稍带点人情味说他“去世”又怎样？当然，比起1975年人民日报大标题《蒋介石死了》算是一点进步，毕竟中间相隔整整三十年的时光。可见，从古到今，中国的官方“谥法”是何等的严格。
　　至于说官方通讯社给他的逝世用了几十个字的笔墨，已经很不错了。去年春天一个曾担任世界最大政党的最高领导且被他所属的政党依然称为同志的人，逝世后照样不是给了几十个字的待遇?
　　余生也晚，对于姚文元和他另外三个已经早行的同伴，印象不是很深。只记得那年秋天，生产队的庄稼已经收割，我的哥哥和姐姐变得很高兴，因为不用上学了，要游行庆祝，在文娱生活很贫乏的乡村，诸如学生游行、批斗地主和唱大戏一样，是一种能让小孩子兴奋起来的闹热。所以没上学的我死乞白脸地跟着姐姐去学校游行。
　　游行的队伍前面，一张大大的纸牌子，画着四个贼眉鼠眼的人，他们的名字上打着红叉，其中一个有点秃头的胖子，大人告诉我就是姚文元。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个在旁边看热闹的农民指着江青的画像说：这个女人这样丑，毛主席怎么还要她作堂客？
　　这位老乡大概不明白，丑化一个人是我国的国粹，政治上将他化为另类后，不仅思想、而且学问、人品道德，乃至容貌都可能一夜之间变丑变坏。
　　那一天我才知道“王张江姚”是四个人，也学会一首儿歌，现在记得最后两句：
　　“我在路边捡了一根针（吾乡‘针’念成‘jing’
　　一举打倒江青。
　　我在路边捡了一分钱，
　　一举打倒姚文元。）”
　　那时候怎么也搞不懂，为什么捡一分钱就能打倒一个人。
　　
　　后来读书了，渐渐地知道姚文元及其他三人的一些情况，当然几乎全部是负面的，他是“文痞”，是“棍子”，专门写文章迫害革命家，是和恶魔一样的人。——非黑即白的价值观是对小孩子最省劲也最有利的教育方式，因此我们那时候看电影，看到一个人出场就会问大人：“这是个好人还是坏人。”
　　“好人”、“坏人”之类的道德评价一直是我们这个大国统治者的“名教”武器库中一把利刃。不过过去叫“忠贞之士”或“奸邪之徒”，后来叫“革命者”或“反革命”、“红五类”或“黑五类”。这类两元划分并没有一个相对公允、独立的标准，而是由权争的胜利者根据自己的利益做出评判。因此，“忠臣”和“奸佞”、“圣人”和“恶魔”两个极端角色对同一个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切换。
　　姚文元等人是否陷害过人？他们被判刑是不是罪有应得？我想大多数人以为是没有疑问的。他们当年用批臭、打倒的方式，不仅从肉体上，而且从人格上折磨、侮辱自己的敌人，用中国普通老百姓朴素的价值观来衡量，后来的际遇是报应，是不值得怜悯的。
　　姚文元这根“棍子”的威力，当初很多人领教过。大学者同样也是高级干部的吴晗，徒有一身学问，在棍子下毫无招架之功。
　　今天再重读姚文元腾达的敲门砖《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除了文末一些“香花”、“毒草”的比喻，以及一些深深打上意识形态烙印的名词——当时的许多学术文章都如此，就文章论文章，这篇东西并没有太超出学术讨论的范围，至少他是摆出了一副平等讨论的姿态，至于那种刀笔手法，中国文人并不陌生，如果后面没有政治势力的支持，没有什么了不起。前有鲁迅和人论战，今有网上发帖辩论，火药味比姚文浓的比比皆是。
　　姚文之毒，不在于他如何蛮不讲理，如何断章取义，如何在史料库中取自己有利的材料作火药反驳吴晗，这种技术手段很平常，对方完全可以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姚文之毒乃在文章之外，当有一种政治势力用公权力明确支持一种声音，而打压另一种声音。那么即使公权力所支持的那种声音说得再动听，再有理有据，也是有毒的，因为两种声音不是在公平地辩论。
　　因此可以说，姚文元再能巧舌如簧，再能用笔如刀，靠自己个人的能量，是很难成为在知识界所向披靡的“棍子”，这根“棍子”能炼成那样的凶猛，是因为老大需要。
　　姚文元是天资不低的文人，吴晗也是这样的文人，姚用“棍子”挥向自己的同类，不能仅仅用文人无行就能解释的。权力的诱惑加恐吓，即对文人的胡萝卜加大棒下，出一些姚文元这样的人太正常了。
　　明代熹宗朝时，太监魏忠贤权势熏天，他作为一个泼皮出身的太监，要完全控制朝政，必须打压儒家传统道德的代言者——文人集团东林党人。而在打压东林党人的运动中，冲锋在前，上弹劾奏章、罗织罪名的“姚文元”们，也是些读圣贤书长大的文官，尤其是谏官。秉承魏公公之意编写《三朝要典》，企图将东林党人的案子办成永远翻不过来的铁案而载入国史的，照样不是有学问的文官们？魏忠贤自己哪能写这样的文章？可结果呢？永不翻案的《三朝要典》到了崇祯即位后不久，彻底给翻过来了。当年许多文臣们建议入国子监陪着孔子一起受祭祀的魏公公，也顷刻间成为天下第一大恶人，自缢在一个小客店里。
　　难道明朝的士大夫多无耻是天生的？难道这些帮助魏公公搞掉东林党人的文人天生就是当“棍子”的？
　　市场上有需求就必定会有供应，这是商品经济的规则，也是政治场上的规则。尤其是“棍子”的客户是魏公公这样的九千岁，乃至他背后的万岁，那么想当棍子的、当了棍子不断提高技艺的人，不挤破脑袋才怪呢。

月光笑侠

姚文元是商品,他的价格是被卖方所赋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