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改出了什么“错”？(zt)

paulmorai4

看了这个题目，你可能以为我会说，中国教改之“错”就是把大学免费改为大学收费，因为我上周写了一篇探讨中国医改市场化方向是否有误的文章，文中引用的一首顺口溜中还有这么一句话：“教改是要把你二老逼疯”。

但也许与你的猜测不同，这次动笔时我发现，教改之“错”并不像医改之 “病”那么一目了然。

大学应该收费吗？

教改不同于医改的原因是因为，根据现代公共财政理论，医疗卫生乃公共产品，其费用应由国家公款（实际上是纳税人的税款）负担，而教育则分中小学教育和高等教育两部分，前者是公共产品，后者则是准公共产品，两者的经费负担原则自然应该有所不同。

如果上述一番话过于抽象，那么，我举一个英国的例子，可能更能形象地说明两者的不同。

前一阶段，英国也在讨论大学是否应该增加学费，在一次电视辩论中，一个医学院的女学生慷慨激昂，认为大学不仅不应该增加学费，而且应该恢复过去免费的传统。但一位自称是工人的中年男子打断了她的话：“ 医学院毕业后，你的收入将是我们薪水的好几倍，你凭什么让我们这些没有上过大学的纳税人支付你的职业投资？”

如果这场辩论是关于医疗制度，那么，便很难想象一个健康人会同样质问一个病人： “你凭什么让我们这些健康人支付你的医疗费用？”

因为任何人都无法保证他会一辈子健康和一辈子富裕。

高等教育与医疗服务相比，至少有以下几个区别：一、从服务波及面来看，任何人都可能生病，但并非任何人都能够上大学；二、从服务对象的主观意愿来看，上大学是大学生的主动选择，但生病却不是病人的有意选择；三、从服务结果来看，绝大多数大学生将因接受大学教育而在未来获得经济收益，但病人却不会因生病看病本身而在经济上获益。

当然，中小学教育与高等教育不同，中小学教育经费应该与医疗费用一样，由政府税收负担。如今所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均实行免费中小学义务教育，但并非所有发达国家都实行免费高等教育。即使在中小学乱收费非常普遍的中国，教育部也在今年11月10日发布的《中国全民教育国家报告》中承诺，到2015年中国将在全国普遍实现中小学免费义务教育。

中国实行大学收费的教改，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与计划经济时期大学生人数不多的情况不同，随着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不断深化，中国的大学生人数也急剧增多。1977年恢复高考时，中国全国只招收了29万名大学生，到1998年，大学生在校人数增加到628万人，实行扩招政策之后，高校在校生增速更快，《中国全民教育国家报告》称，如今中国全国在校大学生达到1400万，位居世界第一。中国政府可能发现，它没有足够的财力完全包办规模如此庞大的高等教育。

收费是否过高？

不过，中国的教改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公愤，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大学从过去的免费改为如今的收费，而是由于大学收费的涨幅太快了，远远超出了普通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更不用说贫困地区的贫困农家了。

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去年中国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净年收入只有2936元人民币，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的年收入也不过9422元人民币，但全国高校的生均学费却从1995年800元左右上涨到了2004年的5000元左右，进入新校区的学生的学费则在6000元左右；住宿费从 1995年的270元左右，上涨到了2004年的1000 元—1200元；再加上吃饭、穿衣等，平均每个大学生每年费用在万元左右，4年大学需要4万元左右。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 1998—2002年中国高校学杂费5年增长了 5.34倍。

上面讲的还是平均水平，至于那些胆大的大学，收的各种费用更是高得离谱。例如，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了一名中国大学新生收到的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广告专业的收费单 ——

学费：（人民币，下同）1万6000元/年；住宿费：1200元；书费：600元；卧具费： 400 元；体检费：100元（进校、毕业各一次）；保险费：40元/年；就餐费（预先打入校园卡）：115元；住宿押金：100元；军训服装费：95元；预计生活费：600元/月。总计：约 1万9000元。

大学应该收费，但大学并不因此就享有任意提高学费的权利。英国的英格兰地区想把大学学费从1000多英镑增加到3000英镑，不仅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大辩论，而且还要经过国会的讨论和投票表决。

英国格林尼治大学商学院高级讲师陈健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大学生的确应该缴纳一定的学费，但高等教育毕竟是准公共产品，不是私人产品，大学生个人固然从中受益，但国家和社会受益更大，因此大学经费应该主要以政府拨款和社会集资为主，学生缴纳的学费应该适度，不应该在大学经费中占据太大比例。

设定上限可取吗？

由于中国高校各类收费太多、太高、太滥，许多人因此呼吁中国政府严格管制大学的收费，至少应该设定并监管收费上限。

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认为，政府不应该规定大学收费的上限。他抱怨说，对于高端教育的收费，中国政府一直没放开，中国商学院的发展因此受到很大的资金束缚。他认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从负担得起学费的人那里收钱，然后给那些负担不起学费、但很有实力的学员提供丰厚的奖学金。

张维迎说：“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一个真正好的体制，我可以收费高，但我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比如，让穷人一年出 4000元，他也出不起；北大本科生一年的成本是20000元，那么剩下的16000元都是政府在补贴，这是穷人在补贴富人。为什么不让富人多出些钱呢？比如说，学费就可以收20000元，贫困家庭的孩子就给他全额奖学金，这就是富人补贴穷人了。现在不让富人交钱，当然穷人就上不起学了。”

但陈健质疑张维迎的建议在中国是否可行：“这种建议理论上很诱人，但在中国的实践中却完全走样，许多大学确实收了高学费，但大部分钱并没有用在奖学金上。 ”

陈健向我介绍说，高收费辅之以高额奖学金的做法，即使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美国，也只存在于私立大学之中，公立大学仍然是低收费。而在英国，公立大学占绝大多数，私立大学不仅数量极少，而且教学质量根本无法与公校相比，而公校的绝大部分开支均由政府负担，学费在整个教育经费中所占的比例很小。

陈健说，中国的所谓“教育产业化 ”其实是一种畸形的产业化：首先，中国并没有形成公立、私立大学并存、良性竞争的健全市场；其次，垄断中国教育市场的公立大学一方面吃着皇粮，另一方面向学生过高收费，“两头占便宜”。

陈健认为，中国的情况与美国不同，而与英国更为相似，所以，中国不应东施效颦，照抄美国私校的高收费做法，而应该参考和学习英国的经验，一方面提高政府的征税能力，另一方面鼓励社会集资和私人捐款，力争在高校经费结构中，“由政府和社会出大头，学生出小头。”

看来，中国教改之“错”不在于大学收费，而在于收费过高。

中国曾经在去年请了一批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和教育学家，为中国高教改革把脉，其中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经济学教授马丁 · 卡诺依教授的一句话，值得中国教改决策者深思——

“大学收费完全靠市场因素来左右不可取，因为教育永远也不能市场化。 ”

(转自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