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眼光中的官本位

夕阳秋草

主持人的话

这两年因操持本观察，多次走马湘、鄂、皖、豫、晋五省，与各地学者、专家谈下来，有一个印象给我非常强烈———他们都指出官本位意识的严重是本省过去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此多的“严重”，能说明的便是官本位的普遍性及其存在的必然性了。

倘若不是从政做官对于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倘若不是官员在国家或地方的政治生活和命运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从政做官对人们自身也有着难以消弭的吸引力；那么，在好莱坞拍一部片子总有上千万美元滚滚而来的施瓦辛格，就不必去竞选他任职后表示的将一分钱薪酬不取的加州州长，普京也不会额头上多长了一只眼睛，百倍警惕已掌握巨大财富的俄罗斯经济寡头们总企图染指政治权力，他要从奶牛身上挤奶，但决不允许奶牛疯了冲进果园……

但是，从政做官与官本位不能混为一谈。在有着担当意识外也抱有利己动机的人，与对做官趋之若鹜、而且以此为人生“华山一条道”者，也不是一回事。官本位更多地带有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社会的价值观念、政治色彩，它是我们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今天，它之所以还被有识之士们半是不屑一顾又半是忧心忡忡地提起，正说明当代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仍是活着的历史。

我一直对明朝历史怀有强烈的兴趣。倘若我们能走进明朝，我们就会明白官本位的产生起码在赣地是如何地水到渠成，它又是如何成为那个年代的社会土壤上一朵沁人肺腑、导引风气的妖冶的罂粟花？

我们能走进明朝，首先得感谢方志远先生，他是我省学界著名的明史专家。未曾谋面前，写作《千年沉重》时，我就在他的有关文章里获益不少。此次访谈，更让我眼界大开。我愈加相信———零碎、片断的历史常常令人们沉醉、疑惑或是迷茫；惟有站在主峰之上，纵眼山势层层叠叠，曲曲折折，阴阴阳阳，人们才能走出历史，在如洗的蓝天下抒写我们自己的时代。


方志远简介

祖籍安徽休宁，1950年2月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市，历史学硕士、文学博士。现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历史学教授，中国明史学会副秘书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江西省高校学科带头人，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科研，科研方向为明清社会经济史、明代政治与制度史、明代文学史、江西地方文化与商业史。主要著作有《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明代卷》（合著）、《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王阳明传》、《（明）成化皇帝大传》、《苏东坡》等，发表学术论文四十八篇，史学杂文百余篇。

凡是通过武力建立的国家，往往容易形成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则一定需要形成个人权威，如果没有个人权威，官本位无法形成。官本位意识的产生当然也与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

方志远：官本位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部地区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范围的问题。只要有国家政权存在，只要人们通过官位能够获得经济财富、社会名誉和地位，官本位现象就永远不会消除。但是从总体来讲，西方国家的官本位意识比中国淡薄一些，中国东部地区比中部地区又要淡薄一些，这就需要我们从历史传统和地理环境来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对官本位最大的冲击就是资本竞争、经济多元化，与此相反，历史上只要是经济、政治一统化，则必然导致官本位现象，而且必然是严重的现象。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看，只要哪个地方的官本位现象严重，这个地方的经济、政治一定是一统化。

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政治有不解之缘，并不是从近几百年的事情，而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有这种传统。中国的国家形成方式与西方现代国家的形成方式不一样。像英国、法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最初都是一些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公国，后来逐渐通过一些协议而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中国则从来都是通过武力统一国家，尽管其间也有协议甚至是反反复复的协议。

在历史上，凡是通过武力征服而建立的国家政权，往往容易形成独裁和专制，专制、独裁的前提是个人权威。战争对人类的生存是残酷的，却是产生个人权威的温床。官本位又与个人的权威，与专制、独裁密切相关，如果没有个人权威，没有长官的专制与独裁，官本位便无法形成。

在封建专制的历史条件下，造成的就是一个官本位的时代，官员特别是主管官员领导一切。秦始皇甚至制定法令，“以吏为师”。在这样一种官本位的风气之下，我以为可用一句话来说明，叫“风尚所至，贤者难免”，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脱离这种风气、可以不受这股风气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所有中国的读书人都想进入官场。像孙中山，是因为上书李鸿章没有得到理睬，以后才起来闹革命。洪秀全是因为没有考上秀才，所以砸掉孔夫子的牌位，以宗教的形式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读书人进入官场是一条普遍的道路，只不过有的走上了，有的走不上，而走上官场之后又有成功与不成功的区别。

官本位意识的产生当然也与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国内20世纪80年代翻译出版了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的一本书《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书中说到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德国、法国、中国、俄罗斯等几个国家对官员都是实行低薪制，因为这些国家当时没有建立个人所得税体系，国家税收少，发给官员的薪水自然也少。为解决低薪制问题，俄罗斯是赐给官员大片的庄园，因为该国地广人多。中国在两宋以前也这样做过。但到了宋元明清，人多田少，没办法再这么干。当时的中国和法国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默认官员的收贿和贪污。摩尔根据调查资料指出，国民党时代有实权的官员的实际收入相当于公开收入的4至19倍，最高的可能达到36倍。

直到清朝雍正时期实行养廉银制度以后，官俸才有大幅度提高，一个知县的年薪达到600－1200两白银，相当于过去的15－20倍。我们可以折算一下，雍正年间，江西的大米是七八钱银子一斤，600两白银可以折算成800石大米左右，一石大米是120斤，今日折合成人民币大概年薪是10万元钱。如果在人口众多、经济繁荣的“壮县”，知县的年薪应相当于今日的15至20万元人民币。正是薪俸大幅度提高了，雍正皇帝才可能大张旗鼓地惩治贪污腐败。但需指出的是，这个养廉银里面包括对皇帝的进贡和官场来往的接待费用。

我读《王阳明全集》的时候，见到其中有一篇文章，写一个书吏带着自己的儿子和仆人，千里迢迢远赴贵州做小官，脸上显出的情绪非常愁苦。第二天儿子死了，第三天仆人死了，再过一天自己也死了。王阳明为他写了一篇祭文，其中写道：你为什么千里迢迢来贵州？如果你在家乡种几亩薄地不照样可以维持生计吗？你来贵州不就是为了发财吗？你既然来了就要高高兴兴，不能这么愁苦满怀，而你这么百般愁苦，我就断定你活不长。王阳明这个说法固然有道理，但也是只顾其一而未及其二。他认为种地也照样可以维持生计，却没有考虑到种地和做官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后者处在社会的上层，发财是地位的伴生物，农民处在社会下层，种地一般也与发财无缘。

湖南湘潭县有一句民谣，叫做“不贪不滥，一年三万”，这与“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意思一样。湘潭县当时属于“壮县”，就像现在一些民营企业发达、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县一样，在这样的地方做官，不贪不滥，一年下来，“灰色收入”或许也不少。明代还有一句官谚：“命运低，得三西。”意思是官运比较差的人，往往派到山西、陕西、江西3个地方去当官。山西、陕西是因为自然条件、生存条件不好，比较贫苦，油水不多。江西则是因为讼风特别厉害，告官的人多，当官不容易。

江西的官本位发达与江西的经济有关，与本土一定程度的闭塞也有关系。

江西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这个地方与中部地区许多地方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江西这块地方一般远离战争，除了近代有几次战争在江西境内，古代几乎没有什么大战在江西发生，这就使得中原地区和江淮一带发生战事的时候，大量的读书人和有声望的家族都迁到江西来避难。江西离政治中心不远也不近，进退方便，江西的大家族都是那些时候移民过来的。于是江西人历史上给外地人以凝重之感，如浙江人所说———江西人有愁苦之思。江西也有不好的方面，混饱肚子容易，但在这块土地上发不了大财，做大生意的江西人一般都去了外面。

明朝有一个著名学者王士性写了一本书叫《广志绎》，介绍各地的风俗，其中谈到河南，说当地老百姓生活困窘，反正无法积累财富，所以有一个吃一个。宋朝王安石变法搞“青苗法”时，苏东坡路经河南，也记下当地老百姓每当发青苗钱就像过节。他们一年辛苦到头却喝不到一餐酒，吃不到一顿肉，所以政府一放贷款，他们立即借钱，借到了钱先吃一餐再说，一到这时候，镇上所有的酒馆都爆满。等到官府要他们还钱时，他们却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我戏称，这是中国农民的“绝活”。但是江西人一般不这样。据王士性等学者介绍，江西人一到丰收的时候，把家里所有的坛坛罐罐全部存上稻谷，冬闲时男人又出去做小生意，女人留在家里养猪织布。江西人会扳着指头盘算怎么过日子，对自己的劳动果实看得很重，转而对自己的名誉、名声都非常看重，容易使外地人对江西人产生一种斤斤计较的印象。

胡平：若说赣人满足于“薯丝饭，谷壳火，神仙不如我”的小农经济的日子，那也是因为“地产窄而生齿繁”的环境使然。自然也有衣锦鼎食人家，但多数人家居穷处贫，茹寒嚼苦，关于赣地民俗的俭朴，时有记载：民间岁时之宴酒菜不多，“杯饮豆肉”，众多的食客却可以吃得很执著，很绵长，“日暮尽欢乃散”。无论大人、孩子，有一身体面的衣服、一双好点的鞋子殊为不易，亲朋间往来走动，孩子去上学，一般都是等出门前才穿上……

方志远：我感觉这种盘算过日子的习惯与江西人好争是非、论曲直的特点的确有某种联系。《金瓶梅》第四十九回写道，西门庆宴请蔡御史和宋御史，花了1000多两银子准备了一桌酒席，但宋御史只坐了一会儿就走了，既不肯吃饭也不肯收礼物。等他走后，西门庆对蔡御史说，这个人肯定是江西人，为人有些蹊跷（就是作怪、古怪的意思）。蔡御史回答，此人虽然是南昌人，但并不很蹊跷。由此可见作者对江西人的看法。另外一本书写得也颇有意思，这是明朝的沈德符写的《万历野获编》，书中说，有朋友请他到北京郊外听口技表演，口技表演者用口技演绎了一个故事，说一个卖姜的客商与店铺的老板娘发生了不正当关系，事情暴露后，兵马司与巡城御史一道来处理这个案子。口技者是用京语（北京口音）学店铺老板，用徽语（安徽口音）学卖姜的客商，用闽语（福建口音）学巡城兵马司（相对于现在的特巡警支队长），巡城御史则是用江西口音学的。这实际上表现了当时职业的地域特点，那时候经商最著名的是徽商，当地老板肯定是用北京口音，兵马司也需要进士出身。当时考科举在全国名列前茅的是江西、浙江、福建三省，连口技者都知道江西的进士特别多，所有的御史都必须是进士出身，所以用江西口音表现御史。这就像现在的笑星演小品，表演老板一般是用广东口音，表演打工者一般用四川口音，表演缺乏阳刚之气的男人一般用上海口音，表演豪爽之士一般用东北口音。

江西的官本位发达与江西的经济有关，历史上江西虽然有很多人经商，而且西南地区城乡的发展大多与江西商人有关，但本省从来没有形成大的消费中心，因为大家来钱都非常不容易，主张节俭。而且从两宋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增长很快，人口对土地的压力非常大。明朝景泰六年泰和人陈循，上疏给当时的明景帝，说天下读书风气以江、浙、闽三省为盛，江、浙、闽三省以江西为盛，江西又以吉安为盛。为什么江西读书之风这么盛？就因为江西人多田少，许多家庭务农无田，经商无钱，做手工业则有耻于门第，所以子弟要读书，要考科举，以图发迹。我曾说，江西人现在的高考与过去的科举，实际上都是一种体面地脱贫，过去一旦有子弟读书做官成功了，弄一个知府知县干干，不但全家都可以跟着脱贫，而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下成了当地谁也不敢欺负的望族。现在一旦有子女考上清华、北大，日后又去美国留学，几年过后，如果子女有孝心，满脸沧桑的父母不是去了深圳、上海含颐弄孙，就是持着绿卡在加州的阳光下优哉游哉……

江西官本位意识的浓重与本土一定程度的闭塞也有关系。中原地区老是发生战乱，而且开发过度，社会动荡，百姓生活艰难，很难形成读书的风气。江西则从来是一个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除非是半壁江山的短命王朝，江西曾经靠近过政治中心，南宋王朝的政治中心是在杭州，但离江西还是有一定距离。明朝的政治中心曾一度在南京，沿长江离江西的水路不远，但总共才53年的时间，后来迁去北京，离江西又远了。江西也不能说是完全意义上的闭塞，赣江也曾经是黄金水道，但比起江苏、浙江，江西的商品经济还不是十分发达，人民为了体面地脱贫必须要读书，只有读书才有出路，所以导致江西读书的人特别多，科举特别盛。

江西人在官本位文化里也充分尝到了甜头。江西的读书人更是从官本位中获益多多。

江西人在官本位文化里也充分尝到了甜头。明朝有很多江西人当官，当时有一句话叫“朝士半江西”。开始，有解缙、胡广，这都是吉水人，是永乐时期掌权的。接下来是杨士奇、陈循，这都是泰和人，他们在仁宗、宣宗、英宗、景泰帝时期一直掌权，再往后是彭时（安福人）、费宏（铅山人）、夏言（贵溪人）、严嵩（分宜人），他们都是内阁官员，而且都担任首辅的角色，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江西帮”（当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帮”）主持朝政，前后大概有一个半世纪。从严嵩下台以后，江西人在官场的势力开始弱下来，并最终全面退出中央决策圈，但做官的仍然很多。如上所说，一人做官，可能是全家乃至全族、全乡沾光。

从江西商人来讲，也分享到了官本位带来的好处，可以说，明朝的统一大军打到哪里，江西商人就出现在哪里，只要哪里有江西人做官，江西商人在哪里就能如鱼得水。为此，宋明时期江西商风大盛，江西人在外地做生意很是活跃。明朝宣德十年，河南省的布政使（即省长）向朝廷打报告，要求驱逐所有在河南的江西人，理由就是说江西人在那里放债。江西人在云南经商的时候，也遇到过一个对江西人有意见的官员王士性，前面说过他还是个学者。在他看来，在此地经商的抚州人老是打一些莫名其妙的官司，让他头痛不已，以后他凡是碰到江西人的官司一概不予受理。

那时候的江西人就像现在的温州人一样，十分风光，让人感到“狼来了”。在明朝，江右帮就是江西的商帮，是最早出现的商帮之一，后来十分著名的晋商出现则比较晚。江右帮后来是节节败退，一是因为资本小，竞争不过别人。二是官场与商场互动，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清朝以后，随着江西人在官场的风光不再，商场的风光，也渐渐失去了保护……

胡平：流布四方的赣商，只要具备了一定的财力，不约而同做起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耸起赣人的“广告”，大抵忘不了赣人的人格神———许真君，都得像在故土一般奉祀他老人家。这“广告”，还得到各地赣籍大员们直接间接地支持。明朝以来，在京都及各省省会几乎都建有万寿宫，也称江西会馆，在全国城乡可以说是星罗棋布———

天津的万寿宫，建在闹市区，其规模与南昌的万寿宫不相轩轾。汉口的万寿宫，除正殿、前殿外，还有廊庑、配殿与厢房，是一个布局严谨、错落有致的庞大建筑群，其色彩之富丽，雕刻之精细，为南昌万寿宫所不及，在武汉三镇亦属翘楚性建筑。云南省由北向南，直抵滇缅边境，江西人盖起来的万寿宫比比皆是。闽西峰岚如攒的长汀县里也有一座万寿宫，抗日战争时期成了流寄到此的厦门大学的临时校舍……

赣人的“广告”耸得最漂亮的是京畿之地。据南京大学吕作燮先生统计，明代各省在北京的会馆共有41所，江西则有14所，占了34％。直到清光绪年间，北京有会馆387所，江西仍有51所，还占13％，均为各省之首。而四川省更有300多个万寿宫，均为江西商人所建，既为旅外乡人祭祀活动、亲善活动的场所，又是商人、待仕或者下了台的文人们议事与暂住的地方。

直到19世纪末期，一位德国地质学家利希霍芬来中国游历、考察，在其一双碧绿的眸子里仍察觉到江右帮的流风余韵：

江西人与邻省的湖南人明显不同，几乎没有军事倾向，在小商业方面有很高的天分和偏爱，掌握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部分小商业。湖南人没有商人，而军事思想十分突出。江西则缺乏军事精神，取而代之的是对计算的兴趣和追求利益的念头发达……（《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的研究成果》）

方志远：江西的读书人更是从官本位中获益多多。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谈到，解缙做首辅时，帮助不少江西人考取了进士。这是在永乐二年，解缙既是主考官，又做读卷官，这一年从第一名至第七名的进士全是江西吉安府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一甲进士前三名有一个永丰人，两个吉水人，四至七名不是泰和人，就是安福人。江西人会读书这是事实，但这其中有猫腻可能也是事实。解缙这个人胆子比较大，有些恃才傲物，敢于泄露题目。当时科举是实行糊名制，有比现在高考更严密的防作弊措施，每个考生都有单独的号子，互相通不了情报，考生在卷面写好姓名、籍贯等内容，收卷官会把名字糊掉进行编号，再专门由一批人统一抄录试卷，主要是怕考官辨认考生的笔迹。然后再分房阅卷，考《春秋》的由一个考官阅卷，考《礼经》的又由一个考官阅卷，再由这些考官将自己认为好的试卷推荐给主考官。但不管这些制度再怎么严格，只要你把试题事先透露给考生，考生又把自己试卷的内容告诉考官，怎么也能考上。所以一个人如果读了书、做了官，便可以大大提携自己的同乡，这正应了中国一句老话，叫“朝中有人好做官”。

做官了，自然便能发财。小官发小财，大官发大财。今日一个叫胡润的英国人在中国搞出来一个类似福布斯百名富豪排行榜，在嘉靖时期，严嵩之子严世蕃就与人搞出来一个当时的富豪排行榜，榜上有十七家，都是家产在100万两以上的大户，其中有他自己严家，还有锦衣卫都督陆炳家，这两家显然是通过权势发家的。接下来是两户晋商和一户徽商。明前期，官员们退休回家，如果有谁搞到了银子，多带了箱子，那是不光彩的，被人们斥为贪官。到了明后期时，哪个退休没有搞到银子，不能盖起高宅深院，那是没本事的人，乡人都瞧不起。这说明这时候的官员已经敢于先让自己富起来，而且公开露富，社会风气发生了深刻的转型。官场的腐败也由此可见一斑。

江西人还通过术士和宗教的力量来参与和影响政治。明太祖在江西一带的活动得益于两个人，一个是抚州的“铁冠道人”张中，还有一个是南城的周颠。在庐山有个《御碑亭》，刻录了明太祖关于自己和周颠仙交往的情况，周颠仙就是周颠。这两人帮助朱元璋在江西战胜了陈友谅。在江西还出了一批著名的风水师。前些时间中央电视台曾经播出了一个关于江西的“样式雷”家族的节目，这个家族的六代人为清朝皇帝的紫禁城和陵墓看风水，尤其是选墓址。在这方面江西人也很擅长，而且天下闻名。清朝河南改建学府，河南巡抚竟然向朝廷打报告，要到江西请风水师。

明朝成化年间，江西有一个叫李孜省的术士会搞扶乩术，宪宗皇帝要他搞一次占卜，他不知通过什么手段，向皇帝上了一句“江西人赤心报国”的乩语。就是因为这句乩语，当时一共起用了六个江西人，其中尹直入阁，谢一夔等五个江西籍官员任命为吏、户、礼三部尚书或侍郎及都察院都御史。江西的术士经常参与政事，他们自称会预言，用现在的南昌话来说就是能“唆泡”，皇帝居然很信任他们。像张天师每年去见皇帝的时候，朝廷给他派的都是头等车船，而孔庙的孔夫子，朝廷是只送不接，而且派的车马是三等车马，所以孔府的地位不如张天师的地位。当时孔府说天下有三家，一是朱家，即皇家，但小家子气；二是张家，道家之气；然后才是孔家，也就是儒家之气。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江西人的官本位意识几乎是全方位的，不但是在朝的，连在野的跑江湖的都神驰庙堂。

江西人科举中榜的多了，在外做官的多了，便让江西人腰粗了，口气也大了，往往不怕官，而是告官。前面我讲到有一句官谚“命运低，得三西”。江西之外，官员们还有一个很怕去赴任的地方，那就是苏州。明清两朝的新科进士在分配实职的时候，往往受到权贵的干预。为了抵制干预，无奈之下，有一些正派的官员竟然想出了“掣签法”，用抽签的方式来安排中下级官员的职务，把各地的官位做成签，由大家去抽，抽到哪个地方算哪里，这是中国吏治中的一个千古笑话。有一个进士出身的“老儒”是陕西人，抽到吴县当知县，结果吓得哭哭啼啼不敢去。吴县是苏州府所在地，也是全国最繁华的地方，为什么不敢到吴县去？因为吴县也是读书人最多的地方，其讼风之炽不亚于江西的吉安府。为什么两地人能动不动就告官呢？当时的吉安、吴县读书人多，出的官员也多，很多人家在外有官，在朝中有人，他们不将地方官放在眼里，地方上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不管与他们有关无关，他们就往上告，有的是争是非，有的则不管告的是芝麻，还是西瓜，他要的就是这头角峥嵘的胆气……

江西人衡量一个家庭或家族在一个地方是不是显赫，主要看三点：首先是不是有人在外面做大官；其次是不是有人在外面赚大钱；再次是不是家里生了很多儿子。

与此相对应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江西人虽然不怕官，却养成了听命于中央的习惯。除了有那么短暂的几年一度是革命中心——江西在其他时期从没有成为过独立的政治中心。赣文化的主要特点就是庙堂提倡什么，江西就膜拜什么；中原追求什么，江西就紧跟什么，甚至比中原地区干得还好，跟得还紧。由此可以形成三种对应关系：一是庙堂文化与本土文化（或者叫主体文化和摇篮文化）；二是附庸文化与异端文化，三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但关键在于听上面的、听中央的，在随主体、做附庸、出精英。在粤文化、闽文化中，虽说也是在中央集权制度之下，但也许是天高皇帝远，这两种地域文化里表现更多的是本土、异端、大众文化的特征。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尤其是这种榜样意味着个人，还有家庭、家族的命运能够发生云泥之别时，“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便成了天条与律令，让上自皓首老翁，下到黄口稚童，都铭心刻骨。其结果便大大影响了明朝江西人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

江西人衡量一个家庭或家族在一个地方是不是显赫，主要看三点：首先是不是有人在外面做大官；其次是不是有人在外面赚大钱；再次是不是家里生了很多儿子，可以打遍当地无敌手，充当老大。一个家族在这三条中只要有一条，就可以在一个地方有地位，有势力。

对于科举不第的人，家庭或家族要尽其所有来为他买一个功名，买一个出身，帮助他走上官路。明清的国子监监生的名额都是可以买的，《儒林外史》中经常有监生之类的人物出现，这些人大都是买来的功名。

我看到一条史料，乾隆年间买一个国子监监生需要180－200两银子，那些年江西每年平均有2000人左右出资买监生，可见江西人对官场是多么向往，每年要花多少钱用在这上面。

胡平：现今乐安县流坑村一处清代商人旧宅内尚存有一副对联，下联为“读书能存真种子，看后裔接武上青云”。倘若本人已鸡皮鹤发，眼滞视茫，儿子偏偏又不争气，靠读书入仕的可能性失去了，那就以银子去铺成阶梯。要想真实地感知功名的欲望，曾经怎样地折磨着又诱惑着江右商人，乐安流坑无疑又是一个缩影———

在村里近二百幢明清时代民宅的大门上，常可见“儒林郎第”、“登仕郎第”、“大夫第”、“州司马第”一类的匾额，它们一个个凤舞龙飞，多出于当时江西巡抚及州县的地方长官笔下，给人以漫卷的书卷气；却又一个个架大笔粗，镂金镌银，犹如斑斓的虎头豹脑，令人有持重的压迫感……这些高悬的匾额下，究其实是一个个赝品的贵族。流坑商人多以做竹木生意发家，随即纳财于官府，捐得儒林郎、登仕郎等散秩，同知、千总一类官职或监生、贡生的身份。即便是身份较低的后者，也得捐银百两。如同他们曾拥有的满山满谷的竹木，到头来留下的只是这一方最多百斤的木匾，他们经手过的瀑布般倾泻的哗哗银两，最后变成的也只是给自己与后代的一个无法兑现的面子……

有资料表明，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江西是以钱财捐来监生最多的省份。

江西从未引导自己最杰出的人才去搞科学技术，去办产业，去钻研学术，而最终是引导他们走向政界，涉入了封建专制时代不可能不危险与肮脏的政治泥淖。

方志远：江西人在外地不论是读书，还是从军、从商，都愿意从当地为官者中找出几个老乡来，拉拉老乡关系，以求得各种帮助。如果自己的家族中在外有个什么大官，能帮着解决什么事情，这是一件很可以在邻里面前炫耀的事情。有时即使这个官员与自己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也要死拉硬拽往自己身上扯。在昔日的乡间经常可以看到这种人物。

其次，唯上主义严重，乃至当坚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与自己的仕途可能发生矛盾时，毫不犹豫地放弃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这可以说是官本位最集中的表现和最致命的危害，而这种事情的发生是却并非个别的。因为在官本位思想严重的官员们看来，国家的利益是空幻的，人民的利益是可以视而不见的，惟独掌握他命运的上司的意志，却是不可违背的。

夕阳秋草

可以说，江西为庙堂送去了多少官员，江西人便在经卷上耗去了多少聪明！江西从未引导自己最杰出的人才去搞科学技术，去办产业，去钻研学术，而最终是引导他们走向政界，涉入了封建专制时代不可能不危险与肮脏的政治泥淖。

整个明朝的进士中，如果按府排列，在全国排第一位是苏州，苏州的进士在我印象里是860多人，第二是吉安，有840多人，第三是绍兴，是810多人。可以说这三个府分别代表了江西、江苏和浙江的最高水平。但是在另外的一组数字吉安就很惨淡，我曾经统计过明朝的戏剧家，包括传奇家和杂剧家，最多的是绍兴，其次是苏州，吉安排不上号。我也统计过小说家，苏州是第一，绍兴是第二，吉安也排不上。这还只是明朝的数字，清朝就更不用说了。

这就是说，江西文化最发达的地区都在搞“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君臣之道的官学，像汤显祖这样被余秋雨称之为“挚情吟唱”的浪漫主义者，可谓凤毛麟角。

胡平：在中外戏剧史上如朗月高照、清光无极的《临川四梦》，在江西泱泱文海中确是个异数。在以理制欲的文化密码的编程下，赣地的文人们几乎都是正统的儒者，在气质上，与六朝金粉之地的文人明显不同，他们都颇富使命感，都长着一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脸；一般来说都活得很规矩，乃至很刻板。如同古代江西多忠臣、多烈士，它也多道学、多贾宝玉所痛骂的“禄蠹”。

方志远：这样又导致了另一个严重后果，以致近代江西日益闭塞，民风保守，自身产业不发达，经济地位逐渐与浙江、江苏乃至福建、广东拉开了差距。晚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之后，过去一门心思就是读书、考科举、做官的江西读书人，除了少数走了出去，去大城市接受新式教育，或者出国留学，前者如在北师大读书的邵式平，后者如去了日本留学的张国焘，多数人的精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不但不能启民智，变古今，自身也成了社会前进的绊脚石。他们散落在民间主要从事两种职业，一种是教私塾，另一种是成为讼师，替人包打官司，成了官府的对立面。

进入近代以来，当沿海各省如浙江、广东、江苏在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输送出国留学生的时候，江西仍然在培养四书五经的人才，眼睛仍然在盯着科举制，幻想着有朝一日还能考进士、举人。甚至当邻省的湖南办起了时务学堂的时候，而且湖南巡抚陈宝箴还是个江西人，湖南的民众又大多是江西的移民，江西仍然麻木得没有什么动静……

直到1902年，在上海的广方言馆、浙江的中西学堂、广东的万木学堂、湖南的时务学堂、湖北的自强学堂、福建的东文学堂即将要变成日后有着百年历史的著名大学之时，江西的第一所新式学堂———江西大学堂才姗姗来迟，而且起初开出来的课程大体上只是小学水平。有些学者提到，为什么近代江西没有像江浙那样出那么多的科学家，因为江西的考据学不盛，理学却很盛。我也就此做过一个统计，《明史》的《儒林传》中江西人占了将近40％，而在《明史》的《文苑传》里江西人只占百分之十几，《儒林传》中所说的都是儒家所研究的性命之学，而《文苑传》中却有不少讲的是经世致用之道。谈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提出疑义，说江西也有不少科学家，像吴有训、饶毓泰这批人，以及近代产生的詹天佑等一批科学家，但是这与江西的官本位现象比起来不是主流，只是支流。我们应该跳出江西来看江西，江西尽管出了一些科学家，但江浙及周边几个省出的科学家更多。

胡平：近代教育在赣地起步之艰难的另一佐证，便是出洋留学人数在周边各省区中明显偏少。当时中国主要是向日本派遣留学生，1902年到1904年的三年间，全国共向日本派出留学生4308人，其中有湖北289人，湖南210人，浙江134人，江苏112人，广东86人，安徽56人，而江西只有区区28人。此后，一边是祖国积贫积弱的耻辱，一边是明治维新几近将那狭长的岛国上满布带咸味的石头也孵化成了一个个金蛋的奇迹，更让一批批热血男儿蹈海东去，到了1908年，全国赴日的留学生，总计达到了近6．5万人，其中来自赣地的尚不到300人。

近代以来，中国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进程，靠的是一种非制度力量的推动，这力量大抵表现于西方文明的影响，和受其充分濡染的绅商、知识阶层对于陈旧的王朝政治、经济体制的改良与腐蚀。赣地既不处于沿海口岸，虽位于赣北的九江一度对外通商，其偏低的贸易份额却不足引美雨欧风进窥江西腹地；而绅商阶层大势向晚，知识阶层总起来仍在春秋大梦之中，虽也有少数鼓吹江西工业化的有识之士匆匆来去，如深通西学、有“洋务英才”之称的黄懋材，在本省却如龙游浅滩，无所作为，只有另谋用武之地。原珍妃的老师文廷式在原籍萍乡集股合资，打算采用新式机器开采煤矿，结果全县士子张贴揭帖，群起攻讦，只能胎死腹中……于是，当周边各省均以极大的热情拥抱工业化之时，江西与工业化的擦肩而过，便是必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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