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南正脉评张栻

黄守愚

张栻

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又作钦夫，另字乐斋，号南轩，四川绵竹人。系南宋抗金名将张浚之子。思想家，教育家，与朱熹、吕祖谦齐名，学者时称“东南三贤”。绍兴三十一年（1161），遵父命去南岳碧泉书院求学于胡宏，“遂得湖湘之传”（《宋元学案·元城学案》）。而胡宏则深感欣慰，云“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岳麓书院史略》）。学成之后，主教岳麓书院。乾道三年（1167），朱熹自武夷山“如长沙，访张南轩，讲学城南、岳麓”（《岳麓志》卷三），讨论《中庸》之义三日三夜不能决，吸引大批学者前来听讲，以至“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岳麓志》卷三），开书院不同学派自由会讲之先河。淳熙七年（1180），病逝于江陵，时年48岁。






论语说序

学者学乎孔子者也，《论语》之书。孔子之言行莫详焉，所当修身尽心者，宜莫先乎此也。圣人之道至矣，而其所以教人者大略，则亦可睹焉。盖自始学则教之以为弟为子之职，其品章条贯不过于声气容色之间，洒扫应对进退之事，此虽为人事之始，然所谓天道之至赜者，初亦不外乎是。圣人无隐乎尔也，故自始学则有致知力行之地，而极其终则有非思勉之所能及者，亦贵于行著习察尽其道而已矣。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秦汉以来学者失其传，其间虽或有志于力行而其知不明擿埴索涂莫适所依，以卒背于中庸。本朝河南君子始穷理居敬之方开示学者，使之有所循求以入尧舜之道，于是道学之传复明于千载之下。
然近岁以来，学者又失其旨。曰惟求所谓知而已，而于躬行则忽焉。故其所知特出于臆度之见，而无以有诸其躬识者。盖忧之此，特未知致知力行互相发之故也。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历考圣圣之意，盖欲使学者于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尝不随之也。知有精粗，必由粗以及精，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内外交正本末不遗，条理如此而后可以言不弊，然则声气容色之间，洒扫应对进退之事，乃致知力行之原也，其可舍是而它求乎？顾某何足以与明斯道，辄因河南余论推以己见辑《论语说》为同志者切磋之资，而又以此序冠于篇首焉。


《洙泗言仁》序
昔者夫子讲道洙泗，示人以求仁之方，盖仁者天地之心。天地之心而存乎人，所谓仁也。人惟蔽于有己而不能以推失其所以为人之道，故学必贵于求仁也。自孟子没，寥寥千有余载间，《论语》一书家藏人诵而真知其旨归者何人哉？至本朝伊洛二程子始得其传，其论仁亦异乎秦汉以下诸儒之说矣，学者所当尽心也。某读程子之书，其间教门人取圣贤言仁处，类聚以观而体认之，因裒鲁论所载疏程子之说于下，而推以己见题曰洙泗言仁，与同志者共讲焉。嗟乎！仁虽难言，然圣人教人求仁具有本末，譬如饮食乃能知味，故先其难而后其获，所以为仁而难，莫难于克己也。学者要当立志尚友讲论问辩于其所谓难者，勉而勿舍，及其久也，私欲浸消，天理益明，则其所造将有不可胜穷者，若不惟躬行实践之务，而怀蕲获之心，起速成之意，徒欲以聪明揣度于语言求解，则失其传为愈甚焉矣。故愚愿与同志者共讲之庶几不迷其大方焉。

孟子讲义序
学者潜心孔孟，必得其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义利之辨，盖圣学无所为而然也。无所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无穷也。几有所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义利之分也。自未尝省察者言之，终日之间鲜不为利矣，非特名位货殖而后利也。斯湏之顷意之所向一涉于有所为，虽有浅深之不同，而其狥己自私则一而已，如孟子所谓内交要誉恶其声之类是也。是心日滋则善端遏塞欲迩，圣贤之门墙以求自得，岂非却行以望及前人乎？使谈高说妙不过渺茫臆度，譬犹无根之木无本之水，其何益乎？学者当立志以为先，持敬以为本，而精察于动静之间，毫厘之差，审其为霄壤之判，则有以用吾力矣。学然后知不足，平时未觉吾利欲之多也。灼然有见于义利之辨，将日救过不暇，由是而不舍则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以已也。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人者无适而非利，为己者无适而非义。曰利虽在己之事，亦为人也。曰义则施诸人者，亦莫非为己也。嗟乎，义利之辨大矣，岂特学者治己之？所当先施之天下。国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无疆，以义故也；而伯者所以陷溺人心贻毒后世，以利故也。孟子当战国横流之时，发挥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拨乱反正之大纲也，其微辞奥义备载七篇之书，如某者，虽曰服膺而学力未充，何足以窥究万一，试以所见与诸君共讲之，愿无忽深思焉。

跋《西铭》
人之有是身也，则易以私，私则失其正理矣。《西铭》之作，懼夫私胜之流也。故推明其理之一以示人，理则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识夫理一乃见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则所谓理之一者斯周流而无蔽矣。此仁义之道，所以常相须也。学者存此意涵泳体察求仁之要也。辛卯孟秋寓姑苏书以示学生潘友端。

胡子知言序

知言，五峰胡先生之所著也。先生讳宏，字仁仲，文定公之季子也。
自幼志于大道，尝见杨中立先生于京师，又从侯师圣先生于荆门，而卒传文定公之学。优悠南山之下余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昼夜，力行所知，亲切至到，析太极精微之蕴，穷皇王制作之端，综事理于一原，贯古今于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见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发无声无臭之妙。使学者验端倪之不远，而造高深之无极。体用该备，可举而行。晚岁尝被召旨，不幸寝疾，不克造朝而卒。
是书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约，其义精，诚道学之枢要，制治之蓍龟也。然先生之意，每自以为未足，逮其疾革，犹时有所更定，盖未及脱稿而已启手足矣。
或问于栻曰：“《论语》一书，未尝明言性，而子思《中庸》，独于首章一言之。至于孟自，始道性善，然其为说则已简矣。今先生是书于论性特详焉，无乃与圣贤之意异乎？”栻应之曰：“无以异也。夫子虽未尝指言性，而子贡盖尝识之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是岂真不可得而闻哉？盖夫子之文章无非性与天道之流行也。至孟子之时，如杨朱、墨翟、告子之徒，异说並兴。孟子懼学者之惑而莫知所止也，于是指示大本而极言之，盖有不得已焉耳矣。又况今之异端直自以为识心见性？其说诪张雄诞，又非当时之比，故高明之士往往乐闻而喜趣之。一溺其间，则丧其本心，万事隳弛。毫釐之差，霄壤之謬。其祸盖有不可胜言者。先生于此又乌得而忘言哉？”故其言有曰：“诚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动。”而必继之曰：“心妙性情之德。”又曰：“诚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而必继之曰：“惟仁者为能尽性至命。”
学者诚能因其言而精察于视听之间，卓能知夫心之所以为妙，则性命之理盖可默识。而先生之意所以不异于古人者，亦可得而言矣。若乃不得其意而徒诵其言，不知求仁而坐谈性命，则几何其不流于异端之归乎！
栻顷获登门，道义之诲，浃洽于中，自惟不敏，有负夙知，辄序遗书，贻于同志。不韪之辠，所不得而辞焉。
门人广汉张栻

岳麓书院记
湘西故有藏室，背陵而面壑，土茂而泉洁。为士子肄业之地。始，开宝中郡守朱洞首度基创置。以待四方学者。历四十有一载，居益加葺，生益加多。李允则来为州，请于朝，乞以书藏。方是时，山长周式以行义著。祥符八年，召见便殿，拜国子学主簿，使归教授，诏以岳麓书院名，增赐中秘书，于是书院之称始闻天下，鼓笥登堂者相继不绝。自绍兴辛亥更兵革灰烬，什一仅存，间有留意，则不过袭陋仍弊，而又重以撤废，鞠为荒榛，过者叹息。乾道改元，建安刘侯下车，既剔蠡夷奸，民俗安静，则葺学校，访儒雅，思有以振起，湘人士合辞以书院请。侯竦然曰“是故章圣皇帝加惠一方，本劝励长养以风天下者亦可废乎？”乃命郡教授婺源郭颖董其事，鸠废材，用余力，未卒岁而屋成。为屋五十楹，大抵悉还旧规，肖阙里先圣像于殿中，列绘七十子，而加藏书于堂之北。
既成，栻促多士往观焉，为爱其山川之胜，栋宇之安，徘徊不忍去，以为会友讲习，诚莫此地宜也。已而与多士言曰：“侯之为是举也，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以自达，故有赖圣贤者也。三代导人，教学为本，人伦明、小民亲；而王道成。夫子在当时虽不得施用，而兼爱万世，实开无穷之传。果何欤？曰：仁也，仁、人心也，率性立命，位天地而宰万物者也。今夫目视而耳听，手持而足行，以至于饮食起居言动之际，谓道而有外乎？是乌可乎？虽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毫厘之差，霄壤之谬，此所以求仁之难，必贵于学以明之与。善乎！孟氏之发仁深切也。齐宣王见一牛之觳觫而不忍，则教之曰：“是心足以王矣。”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善推其所为而已矣。论尧舜之道，本于孝弟，则欲其体夫徐行疾行之间，指乍见孺子匍匍将入井之时，则曰：侧隐之心，仁之端也，于此焉求之，则不差矣。尝试察吾事亲从兄，应物处事，是端也，其或发见亦知其所以然乎？苟能默识而存之，扩充而达之，生生之妙，油然于中，则仁之大体，岂不可得乎？及其至也，与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无穷，而其初则不远也。是乃圣贤所传之要，从事于兹，终身而后已可也。虽若闲居屏处，庸何损于我，得时行道，事业满天下，而亦何加于我，岂特为不负侯作新斯宇之意哉！既侯属栻为记，遂书斯言，以厉同志，俾毋忘侯之德，抑又以自励云尔。



敬简堂记
历阳张侯安国治长沙，既逾时，狱市清净。庭无留民。以其闲暇，辟堂为燕息之所，而名以“敬简”。他日与客落之，顾谓某曰：“仆之名堂，盖自比于昔人起居之有戒也。子其为我敷畅厥义。”某谢不敏，一再不获命，因诵所闻而言曰：
圣贤论为政，不曰才力。盖事物之来，其端无穷，而人之才力，虽极其大，终有限量。以有限量应无穷，恐末兔反为之役，而有所不给也。君子于此，抑有要矣，其惟敬乎？盖心宰事物而敬者，心之道所以生也。生则万理森然，而万事之纲，总摄于此。凡至于吾前者，吾则因其然而酬酢之，故动虽微而吾固经纬乎。古之先事虽大，而吾处之若起居饮食之常，虽杂然并陈，而釐分缕析，条理不紊。无他，其纲既立，如鉴之形物，各止其分，而不与之俱往也。此所谓居敬而行简者钦？若不举其纲而徒简之务，将见失生于所怠，而患起于所忽。乃所以为纷然多事矣。故先觉君子谓：“饰私智以为奇，非敬也；简细故以自崇，非敬也。非敬，则是心不存，而万事乖析矣，可不畏欤？虽然，若何而能敬？克其所以害敬者，则敬立矣。害敬者，莫甚于人欲，自容貌颜色。辞气之间而察之，天理人欲丝毫之分耳。遏止其欲，而顺保其理，则敬在其中。引而达之，扩而充之，则将有常而日新，日新而无穷矣。侯英迈不群，固已为当世之望。诚能夙夜警励，以进乎此，则康济之业可大，而岂特藩翰之最哉。
侯曰：“然则，请书以为记，以无忘子之言。”

主一箴
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谓敬，又曰无适之谓一。嗟乎，求仁之方，孰要乎此。因为箴书于坐右，且以谂同志：
人禀天性，其生也直。克顺厥彝，则靡有忒。事物之感，纷纶朝夕。动而无节，生道或息。惟学有要，持敬勿失。验厥操舍，乃知出入。曷为其敬，妙在主一。曷为其一，惟以无适。居无越思，事靡它及。涵泳于中，匪忘匪亟。斯须造次，是保是积。既久而精，乃会于极。勉哉勿倦，圣贤可则。


四益箴
先君晚岁尝大书四言以诏枃弟曰：无益之言，勿听；无益之事，勿为；无益之文，勿观；无益之友，勿亲。枃受而藏之惟谨。先君既没之九年，则以请于某曰：伏自惟念大懼无以承先君之意。既以四益名堂，愿兄追述其义，将列之坐右，朝夕儆戒，以庶几乎万一，某奉书而泣，退而为箴以告之：
若古有训，听德惟聪。闻过以改，闻善以从。匪是之闻，则为无益。謟言溺心，奸言败德。嗟哉勿忘，敬共朝夕。卓尔有定，听斯不惑。朝夕之间，何莫非事。事所当事，是为君子。惟欲之动，则乱于为。营营何益，扰扰孰知。止之有道，当收放心。曷喻其工，履薄临深。异说害道，我则弗迩。浮文妨实，我则弗贵。而况未俗，骫论俚辞。当绝于前，勿乱于思。潜心圣贤，博考载籍。闻见之多，于以蓄德。大伦惟五，友居其一。我观昔人，敬戒无斁。以狎而比，以顺而同，德惟日丧，友亦曷终。必端尔心，忠信是亲。神之听之，终和且平。


太极图解序
二程先生道学之传，发于濂溪周子，而《太极图》乃濂溪自得之妙，盖以手授二程先生者。或曰：濂溪传《太极图》于穆修，修之学出于陈抟，岂其然乎？此非诸子所得知也。其言约，其意微，自孟氏以来未之有也。《通书》之说，大抵皆发明此意，故其首章曰：“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夫曰“圣人之本”、“诚之源”者，盖深明万化之一源也，以见圣人之精蕴。此即《易》之所谓“密”、《中庸》之所谓“无声无臭”者也。至于“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则是本体流行发见者，故曰：“诚斯立焉。”其篇云：“五行阴阳，阴阳太极。四时运行，万物终始。混兮辟兮，其无穷兮！”道学之传，实在乎此。愚不敏，辄举大端与朋友共识焉。虽然，太极岂可以图传也？先生之意，特假图以立意，使学者默会其旨归要当，得之言意之表可也。不然，而谓可以方所求之哉？


太极图解后序
或曰：“《太极图》，周先生手授二程先生者也。今二程先生之所讲论答问之见于《遗书》者，大略可睹，独未及此《图》，何耶？以为未可遽示，则圣人之微辞见于《中庸》、《易·系》者，先生固多所发明矣，而何独秘于此耶？”栻应之曰：“二程先生虽不及此《图》，然其说固多本之矣。试详考之，当自可见。学者诚能从事于敬真，积力久，则夫动静之几，将深有感于隐微之间，而《图》之妙，可以默得于胸中。不然，纵使辩说之详，犹为无益也。嗟乎！先生‘诚通’、‘诚复’之论，其至矣乎！圣人与天地同用，通而复，复而通。《中庸》以喜怒哀乐未发已发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寻，至于见得大本，达道处又衮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寻，若不于未发已发处看，即何缘知之？盖就天地之本源与人物上推来，不得不异。此所以于动而生阳难为，以喜怒哀乐已发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做两节看，切恐差了。《复卦》见天地之心，先儒以为静；见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为动。乃见此恐便是动而生阳之理，然于《复卦》发出此一段示人，又于初爻以颜子不远复为之证，只要示人无间断之意，人与天地一也。就此理上皆收拾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皆其度内尔。”

通书后跋
濂溪周先生《通书》，友人朱熹元晦以《太极图》列于篇首，而题之曰《太极通书》，栻刻于严陵学宫，以示多士。
嗟乎！自圣学不明，语道者不睹夫大全，卑则割裂而无统，高则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说，不参乎事物之际；而经世之务，仅出于私意小智之为，岂不可叹哉！
惟先生生乎有余载之后，超然独得夫大《易》之传，所谓《太极图》，乃其纲领也。推明动静之一源，以见生化之不穷，天命流行之体，无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该贯，非阐微极幽，莫能识其指归也。然而学者若之何而可以进于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诚能起居食息，主一而不舍，则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于体察之际者，而后先生之蕴可得而穷，太极可得而识矣。乾道庚寅闰月谨题。



张栻语录选
格之为言，感通至到也。……所谓格也，盖积其诚意，一动静，一语默，无非格之之道也。（《孟子说》卷四《离娄上》）
有是理则有是事，有是物。（《孟子说》卷四《离娄下》）
世有先后，理无古今。（《孟子说》卷五《万章上》）

二气五行絪緼交感，其变不齐，故其发见于人物者，其气禀各异而有万之不同也。
有太极则有物，故性外无物。
盖论性而不及气，则昧夫人物之分，而太极之用不行矣；论气而不及性则迷失大本之一，而太极之体不立矣。用之不行，体之不立，焉得谓之性乎！
原人之生，天命之性纯粹至善而无恶之可萌者也。
事事物物皆有所以然，其所以然者，天之理也。
仁义者，性之所有而万善之宗也。人之为仁义乃其性之本然……若违乎仁义则为失其性矣。
故夫无所为而然者，性情之正，乃所谓善也。若有以使之，则为不善。
或谓有性善有性不善，此以气禀为性者也。
气禀之性可以化而复其初。夫其可以化而复其初者，是乃性之本善者也，可不察哉！
理义者，天下之为公。（《孟子说》卷六《告子上》）

盖出义则入利，去利则为善也。此不过毫厘之间而有黑白之异、霄壤之隔焉。（《孟子说》卷七《尽心上》）
理之自然谓之天命，于人为性，主于性为心。天也，性也，心也，所取则异而体则同。（《孟子说》卷七《尽心下》）
圣人悟《易》于心，觉《易》于性，在道不泥于无，在器不随于有。（《南轩易说》卷一《系辞上卷下》）
君子小人之分，公私之间而已。（《论语解》卷一《为政篇》）
有得富贵之道，有得贫贱之道。盖正而获伸者，理之常，此以其道而得富贵者也。不正而诎者，亦理之常，此以其道而得贫贱者也。然世盖有反是而富贵贫贱者矣，所谓不以其道也。惟君子则审其在己，不为欲恶所迁，故枉道而可得富贵，己则守其义而不处，在己者正矣。不幸而得贫贱，己则安于命而不去，此其所以无入而不自得也。（《论语解》卷二《八佾篇》）
夫主一之谓敬，居敬则专而不杂，序而不乱，常而不迫，其所自简也。若夫居简则是以简一字横在胸中，反害于敬而失行简之本矣。（《论语解》卷三《雍也篇》）
形而上曰道，形而下曰器，而道与器非异体也。（《论语解》卷四《泰伯篇》）
克尽己私，一由于礼，斯为仁矣。（《论语解》卷六《颜渊篇》）
人之性，仁义礼智四德具焉。其爱之理则仁也，宜之理则义也，让之理则礼也，知之理则智也。是四者，虽未形见，而其理固根于此，则体实具于此矣。性之中只有是四者，万善皆管乎是焉。（《仁说》）
太极动而二气形，二气形而万物化生，人与物俱本乎此者也。
原物之始，岂有不善哉？其善者天地之性也；其而孟子道性善，独归之人者何哉？盖人秉二气之正，而物则其繁气也。人之性善，非被受命生之后，而其性旋有是善也。性本善，而人秉夫气之正，初不隔其全然者耳。若物则为气所昏，而不能自通也。（《存斋记》）
心也者，贯万事通万理而为之主宰者也。致知所以明是心也，敬者所以持是心而勿失也，故曰主一之谓敬，又曰无适之谓一。
心也者，贯万事统万理而为万物之主宰者也。（《敬斋记》）
（理）流行无间，贯乎古今，通乎万物。（《答胡季立》）
有物必有则，此天也。若非其则，则是人为乱之妄而已矣。
仁者，天下之正理，此言仁乃天下之正理也。天下之正理而体之于人，所谓仁也。若一毫之偏，则失其理，则不为仁矣。（《答吴晦叔》）
此语只作一句玩味，无极而太极存焉，太极本无极也，若曰自无生有，则是析为二体矣。（《答彭子寿》）
嗟乎道二，义与利而已矣。义者，亘古今通天下之正逵，而利者，犯荆棘入险阻之私  （辶+圣）也。……念虑之起，心察其为义乎？利乎？（《送刘圭父序》）
本之六经以发其蕴，泛观千载以极其变，即事即物身亲格之，超然会夫大宗。（《送张荆州序》）
格，至也；格物者，至极其理也。此正学者下功夫处。
虽然，格物有道，其惟敬乎？是以古人之敬，有小学，有大学，自洒扫应对而上，使之循循而进，而所谓格物致知者，可以由是而施焉。（《答江文叔》）
“克己复礼”之说，所谓礼者，天之理也，以其有序而不可过，故谓之礼。凡非天理，皆己私也。己私克则天理存，仁其在是矣。然克己有道，要当审察其私，事事克之。（《宋元学案》卷五O《南轩学案·南轩答问》）




编者案：
朱张二人切磋学问，相互影响，共同促进思想之发展。“张栻之学，亦出程氏，既见朱熹，相与博约，有大进焉。”（《宋史·道学传序》）而朱云“敬夫见处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朱熹《答石子重书》）
张栻主讲岳麓书院时，“湖南一派，当时为最盛”，致使时人“以不得卒业湖湘为恨”（《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三《答刘公度》）。朱熹谓其学之所就，“足以名于一世”（《南轩文集·序》），视为一代大儒。《宋元学案·南轩学案》评价其学云：“南轩之学，得之五峰。论其所造？大要比五峰更纯粹。盖由其见处高，践履又实也。”虽弟子“纯粹”于师，然“受教之日浅”（《宋元学案》黄宗羲案语）固不能发其师之精蕴。又其天资明敏，心思活泼，与朱子往复辩难，多顺从朱而尾随弥缝之，不能挺立弘规，精发师要，独发己明，而自我坍塌，惜乎不得天年假以勇猛精进，又其身后所传不明，是故虽与朱子齐名，终未能并驾齐驱。
张栻反对干利而嚣争于科举：“后世之学校，朝夕所讲，不过缀缉文辞，以为规取利禄之计，亦与古之道戾矣。”（《邵州复旧学记》）君子进学，须明辨义利，入义则不入利，入利则不入义。主一居敬，日新而无穷。是故张门弟子多有蹈仁义而死者，少有求生而害仁义者。宋末抗元之役，衡麓诸生，荷戈登陴，以血正义，亡之十九，昭著青史。

黄守愚

张栻

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又作钦夫，另字乐斋，号南轩，四川绵竹人。系南宋抗金名将张浚之子。思想家，教育家，与朱熹、吕祖谦齐名，学者时称“东南三贤”。绍兴三十一年（1161），遵父命去南岳碧泉书院求学于胡宏，“遂得湖湘之传”（《宋元学案·元城学案》）。而胡宏则深感欣慰，云“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岳麓书院史略》）。学成之后，主教岳麓书院。乾道三年（1167），朱熹自武夷山“如长沙，访张南轩，讲学城南、岳麓”（《岳麓志》卷三），讨论《中庸》之义三日三夜不能决，吸引大批学者前来听讲，以至“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岳麓志》卷三），开书院不同学派自由会讲之先河。淳熙七年（1180），病逝于江陵，时年48岁。






论语说序

学者学乎孔子者也，《论语》之书。孔子之言行莫详焉，所当修身尽心者，宜莫先乎此也。圣人之道至矣，而其所以教人者大略，则亦可睹焉。盖自始学则教之以为弟为子之职，其品章条贯不过于声气容色之间，洒扫应对进退之事，此虽为人事之始，然所谓天道之至赜者，初亦不外乎是。圣人无隐乎尔也，故自始学则有致知力行之地，而极其终则有非思勉之所能及者，亦贵于行著习察尽其道而已矣。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秦汉以来学者失其传，其间虽或有志于力行而其知不明擿埴索涂莫适所依，以卒背于中庸。本朝河南君子始穷理居敬之方开示学者，使之有所循求以入尧舜之道，于是道学之传复明于千载之下。
然近岁以来，学者又失其旨。曰惟求所谓知而已，而于躬行则忽焉。故其所知特出于臆度之见，而无以有诸其躬识者。盖忧之此，特未知致知力行互相发之故也。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历考圣圣之意，盖欲使学者于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尝不随之也。知有精粗，必由粗以及精，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内外交正本末不遗，条理如此而后可以言不弊，然则声气容色之间，洒扫应对进退之事，乃致知力行之原也，其可舍是而它求乎？顾某何足以与明斯道，辄因河南余论推以己见辑《论语说》为同志者切磋之资，而又以此序冠于篇首焉。


《洙泗言仁》序
昔者夫子讲道洙泗，示人以求仁之方，盖仁者天地之心。天地之心而存乎人，所谓仁也。人惟蔽于有己而不能以推失其所以为人之道，故学必贵于求仁也。自孟子没，寥寥千有余载间，《论语》一书家藏人诵而真知其旨归者何人哉？至本朝伊洛二程子始得其传，其论仁亦异乎秦汉以下诸儒之说矣，学者所当尽心也。某读程子之书，其间教门人取圣贤言仁处，类聚以观而体认之，因裒鲁论所载疏程子之说于下，而推以己见题曰洙泗言仁，与同志者共讲焉。嗟乎！仁虽难言，然圣人教人求仁具有本末，譬如饮食乃能知味，故先其难而后其获，所以为仁而难，莫难于克己也。学者要当立志尚友讲论问辩于其所谓难者，勉而勿舍，及其久也，私欲浸消，天理益明，则其所造将有不可胜穷者，若不惟躬行实践之务，而怀蕲获之心，起速成之意，徒欲以聪明揣度于语言求解，则失其传为愈甚焉矣。故愚愿与同志者共讲之庶几不迷其大方焉。

孟子讲义序
学者潜心孔孟，必得其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义利之辨，盖圣学无所为而然也。无所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无穷也。几有所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义利之分也。自未尝省察者言之，终日之间鲜不为利矣，非特名位货殖而后利也。斯湏之顷意之所向一涉于有所为，虽有浅深之不同，而其狥己自私则一而已，如孟子所谓内交要誉恶其声之类是也。是心日滋则善端遏塞欲迩，圣贤之门墙以求自得，岂非却行以望及前人乎？使谈高说妙不过渺茫臆度，譬犹无根之木无本之水，其何益乎？学者当立志以为先，持敬以为本，而精察于动静之间，毫厘之差，审其为霄壤之判，则有以用吾力矣。学然后知不足，平时未觉吾利欲之多也。灼然有见于义利之辨，将日救过不暇，由是而不舍则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以已也。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人者无适而非利，为己者无适而非义。曰利虽在己之事，亦为人也。曰义则施诸人者，亦莫非为己也。嗟乎，义利之辨大矣，岂特学者治己之？所当先施之天下。国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无疆，以义故也；而伯者所以陷溺人心贻毒后世，以利故也。孟子当战国横流之时，发挥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拨乱反正之大纲也，其微辞奥义备载七篇之书，如某者，虽曰服膺而学力未充，何足以窥究万一，试以所见与诸君共讲之，愿无忽深思焉。

跋《西铭》
人之有是身也，则易以私，私则失其正理矣。《西铭》之作，懼夫私胜之流也。故推明其理之一以示人，理则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识夫理一乃见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则所谓理之一者斯周流而无蔽矣。此仁义之道，所以常相须也。学者存此意涵泳体察求仁之要也。辛卯孟秋寓姑苏书以示学生潘友端。

胡子知言序

知言，五峰胡先生之所著也。先生讳宏，字仁仲，文定公之季子也。
自幼志于大道，尝见杨中立先生于京师，又从侯师圣先生于荆门，而卒传文定公之学。优悠南山之下余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昼夜，力行所知，亲切至到，析太极精微之蕴，穷皇王制作之端，综事理于一原，贯古今于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见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发无声无臭之妙。使学者验端倪之不远，而造高深之无极。体用该备，可举而行。晚岁尝被召旨，不幸寝疾，不克造朝而卒。
是书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约，其义精，诚道学之枢要，制治之蓍龟也。然先生之意，每自以为未足，逮其疾革，犹时有所更定，盖未及脱稿而已启手足矣。
或问于栻曰：“《论语》一书，未尝明言性，而子思《中庸》，独于首章一言之。至于孟自，始道性善，然其为说则已简矣。今先生是书于论性特详焉，无乃与圣贤之意异乎？”栻应之曰：“无以异也。夫子虽未尝指言性，而子贡盖尝识之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是岂真不可得而闻哉？盖夫子之文章无非性与天道之流行也。至孟子之时，如杨朱、墨翟、告子之徒，异说並兴。孟子懼学者之惑而莫知所止也，于是指示大本而极言之，盖有不得已焉耳矣。又况今之异端直自以为识心见性？其说诪张雄诞，又非当时之比，故高明之士往往乐闻而喜趣之。一溺其间，则丧其本心，万事隳弛。毫釐之差，霄壤之謬。其祸盖有不可胜言者。先生于此又乌得而忘言哉？”故其言有曰：“诚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动。”而必继之曰：“心妙性情之德。”又曰：“诚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而必继之曰：“惟仁者为能尽性至命。”
学者诚能因其言而精察于视听之间，卓能知夫心之所以为妙，则性命之理盖可默识。而先生之意所以不异于古人者，亦可得而言矣。若乃不得其意而徒诵其言，不知求仁而坐谈性命，则几何其不流于异端之归乎！
栻顷获登门，道义之诲，浃洽于中，自惟不敏，有负夙知，辄序遗书，贻于同志。不韪之辠，所不得而辞焉。
门人广汉张栻

岳麓书院记
湘西故有藏室，背陵而面壑，土茂而泉洁。为士子肄业之地。始，开宝中郡守朱洞首度基创置。以待四方学者。历四十有一载，居益加葺，生益加多。李允则来为州，请于朝，乞以书藏。方是时，山长周式以行义著。祥符八年，召见便殿，拜国子学主簿，使归教授，诏以岳麓书院名，增赐中秘书，于是书院之称始闻天下，鼓笥登堂者相继不绝。自绍兴辛亥更兵革灰烬，什一仅存，间有留意，则不过袭陋仍弊，而又重以撤废，鞠为荒榛，过者叹息。乾道改元，建安刘侯下车，既剔蠡夷奸，民俗安静，则葺学校，访儒雅，思有以振起，湘人士合辞以书院请。侯竦然曰“是故章圣皇帝加惠一方，本劝励长养以风天下者亦可废乎？”乃命郡教授婺源郭颖董其事，鸠废材，用余力，未卒岁而屋成。为屋五十楹，大抵悉还旧规，肖阙里先圣像于殿中，列绘七十子，而加藏书于堂之北。
既成，栻促多士往观焉，为爱其山川之胜，栋宇之安，徘徊不忍去，以为会友讲习，诚莫此地宜也。已而与多士言曰：“侯之为是举也，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以自达，故有赖圣贤者也。三代导人，教学为本，人伦明、小民亲；而王道成。夫子在当时虽不得施用，而兼爱万世，实开无穷之传。果何欤？曰：仁也，仁、人心也，率性立命，位天地而宰万物者也。今夫目视而耳听，手持而足行，以至于饮食起居言动之际，谓道而有外乎？是乌可乎？虽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毫厘之差，霄壤之谬，此所以求仁之难，必贵于学以明之与。善乎！孟氏之发仁深切也。齐宣王见一牛之觳觫而不忍，则教之曰：“是心足以王矣。”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善推其所为而已矣。论尧舜之道，本于孝弟，则欲其体夫徐行疾行之间，指乍见孺子匍匍将入井之时，则曰：侧隐之心，仁之端也，于此焉求之，则不差矣。尝试察吾事亲从兄，应物处事，是端也，其或发见亦知其所以然乎？苟能默识而存之，扩充而达之，生生之妙，油然于中，则仁之大体，岂不可得乎？及其至也，与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无穷，而其初则不远也。是乃圣贤所传之要，从事于兹，终身而后已可也。虽若闲居屏处，庸何损于我，得时行道，事业满天下，而亦何加于我，岂特为不负侯作新斯宇之意哉！既侯属栻为记，遂书斯言，以厉同志，俾毋忘侯之德，抑又以自励云尔。



敬简堂记
历阳张侯安国治长沙，既逾时，狱市清净。庭无留民。以其闲暇，辟堂为燕息之所，而名以“敬简”。他日与客落之，顾谓某曰：“仆之名堂，盖自比于昔人起居之有戒也。子其为我敷畅厥义。”某谢不敏，一再不获命，因诵所闻而言曰：
圣贤论为政，不曰才力。盖事物之来，其端无穷，而人之才力，虽极其大，终有限量。以有限量应无穷，恐末兔反为之役，而有所不给也。君子于此，抑有要矣，其惟敬乎？盖心宰事物而敬者，心之道所以生也。生则万理森然，而万事之纲，总摄于此。凡至于吾前者，吾则因其然而酬酢之，故动虽微而吾固经纬乎。古之先事虽大，而吾处之若起居饮食之常，虽杂然并陈，而釐分缕析，条理不紊。无他，其纲既立，如鉴之形物，各止其分，而不与之俱往也。此所谓居敬而行简者钦？若不举其纲而徒简之务，将见失生于所怠，而患起于所忽。乃所以为纷然多事矣。故先觉君子谓：“饰私智以为奇，非敬也；简细故以自崇，非敬也。非敬，则是心不存，而万事乖析矣，可不畏欤？虽然，若何而能敬？克其所以害敬者，则敬立矣。害敬者，莫甚于人欲，自容貌颜色。辞气之间而察之，天理人欲丝毫之分耳。遏止其欲，而顺保其理，则敬在其中。引而达之，扩而充之，则将有常而日新，日新而无穷矣。侯英迈不群，固已为当世之望。诚能夙夜警励，以进乎此，则康济之业可大，而岂特藩翰之最哉。
侯曰：“然则，请书以为记，以无忘子之言。”

主一箴
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谓敬，又曰无适之谓一。嗟乎，求仁之方，孰要乎此。因为箴书于坐右，且以谂同志：
人禀天性，其生也直。克顺厥彝，则靡有忒。事物之感，纷纶朝夕。动而无节，生道或息。惟学有要，持敬勿失。验厥操舍，乃知出入。曷为其敬，妙在主一。曷为其一，惟以无适。居无越思，事靡它及。涵泳于中，匪忘匪亟。斯须造次，是保是积。既久而精，乃会于极。勉哉勿倦，圣贤可则。


四益箴
先君晚岁尝大书四言以诏枃弟曰：无益之言，勿听；无益之事，勿为；无益之文，勿观；无益之友，勿亲。枃受而藏之惟谨。先君既没之九年，则以请于某曰：伏自惟念大懼无以承先君之意。既以四益名堂，愿兄追述其义，将列之坐右，朝夕儆戒，以庶几乎万一，某奉书而泣，退而为箴以告之：
若古有训，听德惟聪。闻过以改，闻善以从。匪是之闻，则为无益。謟言溺心，奸言败德。嗟哉勿忘，敬共朝夕。卓尔有定，听斯不惑。朝夕之间，何莫非事。事所当事，是为君子。惟欲之动，则乱于为。营营何益，扰扰孰知。止之有道，当收放心。曷喻其工，履薄临深。异说害道，我则弗迩。浮文妨实，我则弗贵。而况未俗，骫论俚辞。当绝于前，勿乱于思。潜心圣贤，博考载籍。闻见之多，于以蓄德。大伦惟五，友居其一。我观昔人，敬戒无斁。以狎而比，以顺而同，德惟日丧，友亦曷终。必端尔心，忠信是亲。神之听之，终和且平。


太极图解序
二程先生道学之传，发于濂溪周子，而《太极图》乃濂溪自得之妙，盖以手授二程先生者。或曰：濂溪传《太极图》于穆修，修之学出于陈抟，岂其然乎？此非诸子所得知也。其言约，其意微，自孟氏以来未之有也。《通书》之说，大抵皆发明此意，故其首章曰：“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夫曰“圣人之本”、“诚之源”者，盖深明万化之一源也，以见圣人之精蕴。此即《易》之所谓“密”、《中庸》之所谓“无声无臭”者也。至于“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则是本体流行发见者，故曰：“诚斯立焉。”其篇云：“五行阴阳，阴阳太极。四时运行，万物终始。混兮辟兮，其无穷兮！”道学之传，实在乎此。愚不敏，辄举大端与朋友共识焉。虽然，太极岂可以图传也？先生之意，特假图以立意，使学者默会其旨归要当，得之言意之表可也。不然，而谓可以方所求之哉？


太极图解后序
或曰：“《太极图》，周先生手授二程先生者也。今二程先生之所讲论答问之见于《遗书》者，大略可睹，独未及此《图》，何耶？以为未可遽示，则圣人之微辞见于《中庸》、《易·系》者，先生固多所发明矣，而何独秘于此耶？”栻应之曰：“二程先生虽不及此《图》，然其说固多本之矣。试详考之，当自可见。学者诚能从事于敬真，积力久，则夫动静之几，将深有感于隐微之间，而《图》之妙，可以默得于胸中。不然，纵使辩说之详，犹为无益也。嗟乎！先生‘诚通’、‘诚复’之论，其至矣乎！圣人与天地同用，通而复，复而通。《中庸》以喜怒哀乐未发已发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寻，至于见得大本，达道处又衮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寻，若不于未发已发处看，即何缘知之？盖就天地之本源与人物上推来，不得不异。此所以于动而生阳难为，以喜怒哀乐已发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做两节看，切恐差了。《复卦》见天地之心，先儒以为静；见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为动。乃见此恐便是动而生阳之理，然于《复卦》发出此一段示人，又于初爻以颜子不远复为之证，只要示人无间断之意，人与天地一也。就此理上皆收拾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皆其度内尔。”

通书后跋
濂溪周先生《通书》，友人朱熹元晦以《太极图》列于篇首，而题之曰《太极通书》，栻刻于严陵学宫，以示多士。
嗟乎！自圣学不明，语道者不睹夫大全，卑则割裂而无统，高则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说，不参乎事物之际；而经世之务，仅出于私意小智之为，岂不可叹哉！
惟先生生乎有余载之后，超然独得夫大《易》之传，所谓《太极图》，乃其纲领也。推明动静之一源，以见生化之不穷，天命流行之体，无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该贯，非阐微极幽，莫能识其指归也。然而学者若之何而可以进于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诚能起居食息，主一而不舍，则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于体察之际者，而后先生之蕴可得而穷，太极可得而识矣。乾道庚寅闰月谨题。



张栻语录选
格之为言，感通至到也。……所谓格也，盖积其诚意，一动静，一语默，无非格之之道也。（《孟子说》卷四《离娄上》）
有是理则有是事，有是物。（《孟子说》卷四《离娄下》）
世有先后，理无古今。（《孟子说》卷五《万章上》）

二气五行絪緼交感，其变不齐，故其发见于人物者，其气禀各异而有万之不同也。
有太极则有物，故性外无物。
盖论性而不及气，则昧夫人物之分，而太极之用不行矣；论气而不及性则迷失大本之一，而太极之体不立矣。用之不行，体之不立，焉得谓之性乎！
原人之生，天命之性纯粹至善而无恶之可萌者也。
事事物物皆有所以然，其所以然者，天之理也。
仁义者，性之所有而万善之宗也。人之为仁义乃其性之本然……若违乎仁义则为失其性矣。
故夫无所为而然者，性情之正，乃所谓善也。若有以使之，则为不善。
或谓有性善有性不善，此以气禀为性者也。
气禀之性可以化而复其初。夫其可以化而复其初者，是乃性之本善者也，可不察哉！
理义者，天下之为公。（《孟子说》卷六《告子上》）

盖出义则入利，去利则为善也。此不过毫厘之间而有黑白之异、霄壤之隔焉。（《孟子说》卷七《尽心上》）
理之自然谓之天命，于人为性，主于性为心。天也，性也，心也，所取则异而体则同。（《孟子说》卷七《尽心下》）
圣人悟《易》于心，觉《易》于性，在道不泥于无，在器不随于有。（《南轩易说》卷一《系辞上卷下》）
君子小人之分，公私之间而已。（《论语解》卷一《为政篇》）
有得富贵之道，有得贫贱之道。盖正而获伸者，理之常，此以其道而得富贵者也。不正而诎者，亦理之常，此以其道而得贫贱者也。然世盖有反是而富贵贫贱者矣，所谓不以其道也。惟君子则审其在己，不为欲恶所迁，故枉道而可得富贵，己则守其义而不处，在己者正矣。不幸而得贫贱，己则安于命而不去，此其所以无入而不自得也。（《论语解》卷二《八佾篇》）
夫主一之谓敬，居敬则专而不杂，序而不乱，常而不迫，其所自简也。若夫居简则是以简一字横在胸中，反害于敬而失行简之本矣。（《论语解》卷三《雍也篇》）
形而上曰道，形而下曰器，而道与器非异体也。（《论语解》卷四《泰伯篇》）
克尽己私，一由于礼，斯为仁矣。（《论语解》卷六《颜渊篇》）
人之性，仁义礼智四德具焉。其爱之理则仁也，宜之理则义也，让之理则礼也，知之理则智也。是四者，虽未形见，而其理固根于此，则体实具于此矣。性之中只有是四者，万善皆管乎是焉。（《仁说》）
太极动而二气形，二气形而万物化生，人与物俱本乎此者也。
原物之始，岂有不善哉？其善者天地之性也；其而孟子道性善，独归之人者何哉？盖人秉二气之正，而物则其繁气也。人之性善，非被受命生之后，而其性旋有是善也。性本善，而人秉夫气之正，初不隔其全然者耳。若物则为气所昏，而不能自通也。（《存斋记》）
心也者，贯万事通万理而为之主宰者也。致知所以明是心也，敬者所以持是心而勿失也，故曰主一之谓敬，又曰无适之谓一。
心也者，贯万事统万理而为万物之主宰者也。（《敬斋记》）
（理）流行无间，贯乎古今，通乎万物。（《答胡季立》）
有物必有则，此天也。若非其则，则是人为乱之妄而已矣。
仁者，天下之正理，此言仁乃天下之正理也。天下之正理而体之于人，所谓仁也。若一毫之偏，则失其理，则不为仁矣。（《答吴晦叔》）
此语只作一句玩味，无极而太极存焉，太极本无极也，若曰自无生有，则是析为二体矣。（《答彭子寿》）
嗟乎道二，义与利而已矣。义者，亘古今通天下之正逵，而利者，犯荆棘入险阻之私  （辶+圣）也。……念虑之起，心察其为义乎？利乎？（《送刘圭父序》）
本之六经以发其蕴，泛观千载以极其变，即事即物身亲格之，超然会夫大宗。（《送张荆州序》）
格，至也；格物者，至极其理也。此正学者下功夫处。
虽然，格物有道，其惟敬乎？是以古人之敬，有小学，有大学，自洒扫应对而上，使之循循而进，而所谓格物致知者，可以由是而施焉。（《答江文叔》）
“克己复礼”之说，所谓礼者，天之理也，以其有序而不可过，故谓之礼。凡非天理，皆己私也。己私克则天理存，仁其在是矣。然克己有道，要当审察其私，事事克之。（《宋元学案》卷五O《南轩学案·南轩答问》）




编者案：
朱张二人切磋学问，相互影响，共同促进思想之发展。“张栻之学，亦出程氏，既见朱熹，相与博约，有大进焉。”（《宋史·道学传序》）而朱云“敬夫见处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朱熹《答石子重书》）
张栻主讲岳麓书院时，“湖南一派，当时为最盛”，致使时人“以不得卒业湖湘为恨”（《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三《答刘公度》）。朱熹谓其学之所就，“足以名于一世”（《南轩文集·序》），视为一代大儒。《宋元学案·南轩学案》评价其学云：“南轩之学，得之五峰。论其所造？大要比五峰更纯粹。盖由其见处高，践履又实也。”虽弟子“纯粹”于师，然“受教之日浅”（《宋元学案》黄宗羲案语）固不能发其师之精蕴。又其天资明敏，心思活泼，与朱子往复辩难，多顺从朱而尾随弥缝之，不能挺立弘规，精发师要，独发己明，而自我坍塌，惜乎不得天年假以勇猛精进，又其身后所传不明，是故虽与朱子齐名，终未能并驾齐驱。
张栻反对干利而嚣争于科举：“后世之学校，朝夕所讲，不过缀缉文辞，以为规取利禄之计，亦与古之道戾矣。”（《邵州复旧学记》）君子进学，须明辨义利，入义则不入利，入利则不入义。主一居敬，日新而无穷。是故张门弟子多有蹈仁义而死者，少有求生而害仁义者。宋末抗元之役，衡麓诸生，荷戈登陴，以血正义，亡之十九，昭著青史。

花逸蝶飞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