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真名士自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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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简历

　　吴宓(1894-1978)

　　著名西洋文学家，字雨僧、雨生，笔名余生，陕西省泾阳县人。1917年23岁的吴宓赴美国留学，攻读新闻学，1918年改读西洋文学。

　　在东南大学与梅光迪、柳诒徵一起主编于1922年创办的《学衡》杂志，曾著有《吴宓诗文集》、《空轩诗话》等专著。

　　吴宓离开东大后到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授，1929年9月钱钟书考入其父钱基博曾执教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成为吴宓的得意门生。

　　1941年当选教育部部聘教授。1978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终年84岁。作者／张昌华摘自《名人传记》

　　“老病有孤舟”

　　舟者，那间阴暗潮湿的小屋也。孤舟载着一位瞎了一只眼、断了一条腿的老诗翁在漂流。窗外万家灯火。诗人方从梦中醒来，顿觉肚子饿了，口渴了。他想开灯，无力下床；他想吃饭，不见人送；愤而摸到床头那根拐杖，乒乒乓乓敲起床框，疾声振呼：“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我是吴宓教授，我要喝水！我要吃饭！”

　　是的，他是吴宓教授，诗人吴宓。

　　命运的扁舟在人生大海漂流了84个春秋，终于把僵卧病榻的诗人、教授送往天堂的港湾，永远地锚在那儿，时为1978年1月17日。

　　吴宓生于陕西；谱名玉衡，取自《书经》“陈璇玑之玉衡”之义，是北斗星之一；小名陀曼。1910年报考清华时自己取名吴宓。说也有趣，他随手拿出石印本《康熙字典》，翻至某册某页，闭目确指，得之。“宓”，静也，凡发表言论的场合用之；写诗时多用“雨生”或“雨僧”；别号藤影荷声馆主。

　　吴宓的一生，并没有像名字所显的安静，而是在灵与肉、情与理、义与利的矛盾中折腾，在浪漫主义与古典人文主义对抗中生活。

　　1910年他考取清华，研习国学，与汤用彤、闻一多是同学，曾担纲《清华周刊》编辑、代理总编辑。因目疾和体育不及格延期赴美，任校文案处英文翻译及文牍员。1917年赴美入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最初选读的是应用化学。此年结识在哈佛攻读的梅光迪，结为知交。后经光迪引介，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师从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继而入哈佛研究院，他与陈寅恪、汤用彤被并称为“哈佛三杰”。

　　1921年6月，吴宓于哈佛研究生院毕业。此前，他已应北京高师校长陈宝泉之聘任英语教授，条件相当优厚，“如留学未期满，仍可继续攻读，到校工作后月薪300元，并先预支200美元在美国购图书”。可正当他准备动身返国时，接到先期返国在东南大学任教的挚友梅光迪函，希望他到东大执教，云创办《学衡》杂志并委以总编辑。但月薪只有160元。因吴宓曾与梅光迪有约，将来要办杂志与提倡新文化运动的胡适“对垒”。吴宓应诺，弃北高师之约，应东大之聘。

　　1922年元旦，《学衡》在南京问世。吴宓任总编辑兼总干事，其阵容可观，除梅、吴外，还有柳诒徵、汤用彤、刘伯明等。《学衡》共出版79期。一直由吴宓任总编辑。一切编务由他担承，他为此付出大量的心血，在经济上也是“赔累不堪”。办刊之初，一是每位骨干同仁出资百元，二是刊物始终没有稿酬。后来每期吴宓自己私下需另贴百元，有时要靠向亲友募捐维持。十分称道的是吴宓反对白话文，但《学衡》接受、发表白话文的作品，且他也以化名“王志雄”发表过白话小说《新旧因缘》，但和胡适势不两立。某次，在一酒桌上吴、胡两人相晤，当时在北京有一种口头禅，好说“阴谋”。胡适一见吴宓即以幽默的语调问：“你们《学衡》派有什么阴谋？”吴对曰：“有！”当时举座皆惊。胡微笑曰：“可得闻乎？”吴对曰：“杀胡适！”一时成为笑谈。

　　1925年，因汤用彤、顾泰来举荐，吴宓重返清华园。2月，清华设立“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的研究院。应校长曹云祥之聘，吴宓任主任。他遂礼聘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为导师，在藤影荷声之馆设帐收徒。

　　躬耕杏坛，博爱天下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吴宓尊孔夫子古训，毕生躬耕杏坛，曾先后在清华大学、东南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和西南师院执教，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英才。

　　吴宓讲究师道自尊，曾建议清华教师授课穿大礼服，以昭郑重。然翻译家孙法理回忆吴宓在西南联大岁月，身穿一袭洗得已泛白的灰布长袍，一手拎布包袱，一手策杖，冬日头戴一顶土棉纱睡帽。上讲台第一件事打开包袱取出墨盒和一红一黑两支毛笔。他的英语讲义也用毛笔书写。汉字是蝇头小楷，英文的大体是印刷体，重要之处，还用红笔打上圆点、波浪线或直线以示区别。其讲义也是“百衲本”，信封、购物的包装纸，也有连史纸或毛边纸裁下的边角料。他自谓：“宓教课多凭记忆，不恃书册，即有检阅，可向图书馆查阅，无须购置也。”他的学生钱钟书后来执教也有此风范，算是继他的衣钵了。尽管他古板，却也时出幽默，一次点名叫到女生“金丽珠”时，情不自禁地说“这个名字多美”，害得那位女同学满脸通红，全班大笑。

　　他在讲英诗的格律时，还风趣地用手杖一轻一重地敲击地板，给同学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还有一次竟把他写给一生挚爱的毛彦文的诗《吴宓先生之烦恼》给学生传阅。他给学生布置功课、指定读物时，要求学生要专心，以写字桌的抽屉作例子，做某件事，开某个抽屉，不用时，全部关上，形象而贴切。他的学生赵瑞蕻回忆说，先生讲的《欧洲文学史》最“叫座”。许多文学史大事、作家的生卒年代脱口而出，不时把西文文学的发展同中国的古典文学作比较。他的考试方法也很独特，每每都有一道题目要求学生默写出自己能背诵的最长的一首诗或评一篇文学专著。对学生也“狠”，布置参考书一写就是一黑板，他不仅写出书名、作者名、出版年代（第几版），连出版公司的地点都写上。他全装在肚子里，一气写出，令同学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有同学向他请教如何学好古典文学，他信口作答：“多读、多背、多用。”吴宓注重身教，从小事做起。他给学生批改作业，字迹工整，如涂改一字，便将四方格涂满，免被误认。外文字母及数字排列，笔画粗细犹如刻印。他上课坚持自己擦黑板，有一次黑板擦找不到，他居然用自己的衣袖擦。他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应该随时随地想到如何给别人以便利而不给别人添麻烦”。他对学生要求亦严，新学期注册，对学生写得很潦草的注册拒签。三两下一整治，谨严的学风渐渐地培养起来了。

　　吴宓与学生的关系十分融洽。在西师，某次进修班英语考试，为避免学生猜题、死背的恶习，试题是他临时书写的《旅美游记》，要学生当堂翻译。在时间上不作限制，从上午8时考到下午2时，其间，他亲手送上糕点、茶水供学生饮用。他自己中餐也不用，陪考。学生学习上有困难，解疑答难提供参考书之类，以及经济上的求助，他有求必应。

　　讲西文文学，为了让同学们懂得西文礼仪，他自掏腰包，带学生上西餐馆去体味。在西南联大生活十分清苦，他请茅于美几个研究生下小馆子，问清堂倌菜价，掏出一支铅笔，在纸上用正楷写菜单、记价目，有时算错，在纸片上涂改菜单字迹像改学生作业一样方方正正，计算准确再上菜。埋单自然由他一手包揽。师生数人上街，车马熙攘，他爱照顾学生，遇有车马疾驰而来，他身先率出，用手杖一拦，让学生先走。

　　吴宓是一位十分重情讲义的人，自云：“宓就是乐于助人，并无其他目的，亦不望人报答。”斯言诚哉。

　　20世纪30年代，曾为他很器重的一个学生考取美国留学，因遭意外，费用不足，吴宓倾囊相助300大洋，助其成行，并再三声明，不用偿还。

　　吴宓在生活上自律甚俭，不烟不酒，粗茶淡饭。讲课笔记及几十年的日记本，大多是写在捡来的烟盒上，一顶蚊帐自1938年用到“文革”后退休，几近40年。1943年他离开昆明，一条毛毯还是早年在美国的友人送的，灰长布衫褪色泛白，磨损极重，几个布纽襻都快掉了，是他人在车站上帮他缝合的。

　　在西师岁月，发工资那天他最忙，忙于填写济助亲友、学生的汇单，自己所剩无几，有时不够，还多次向邻居钱泰奇先生暂借，并留借条：“今借到钱泰奇先生40元。上月已还清。”邹兰芳去世后，其侄来料理他的生活，此人流气足，而吴宓对他礼遇甚佳，一套两间房，他竟把大的让他住。困难时期他的“高知”享受品亦让侄儿安享。学校上下都看不下去，他却安然相处。他的口头禅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暮景凄凉，名垂久远

　　“文革”前吴宓在西南师院，生存境遇较好。最难过的是1966年，他已72岁，大会批，小会斗。在一次全校5000人的批判大会上，他被斥令跪下。一跪两小时，让人鼻酸。批斗后他的同事刘兆吉先生悄悄地问他身体是否吃得消，“他说跪着比站着好些”。

　　1969年5月9日在批斗时吴宓被折断了腿，又得不到及时治疗而致残。1978年1月17日吴宓病逝。

　　1978年春，西师在古典文学教研室，20位同仁为吴宓开了一个十几分钟的追悼会，“对吴宓作了爱国、乐教、尽职的盖棺‘论'定”。同年12月，全国外国文学研究规划会议在广州召开期间，冯至、朱光潜等30多位专家学者联名上书中央统战部，要求为吴宓彻底平反。直至1979年7月18日，西南师院重新召开吴宓平反昭雪大会，推倒一切强加在吴宓头上的诬蔑不实之词，为其恢复了名誉，还吴宓之清白。

　　他的晚景是凄凉的，但盖棺后终有暖色。他的趣闻碎片与他的大名将一并垂之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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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简历

　　吴宓(1894-1978)

　　著名西洋文学家，字雨僧、雨生，笔名余生，陕西省泾阳县人。1917年23岁的吴宓赴美国留学，攻读新闻学，1918年改读西洋文学。

　　在东南大学与梅光迪、柳诒徵一起主编于1922年创办的《学衡》杂志，曾著有《吴宓诗文集》、《空轩诗话》等专著。

　　吴宓离开东大后到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授，1929年9月钱钟书考入其父钱基博曾执教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成为吴宓的得意门生。

　　1941年当选教育部部聘教授。1978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终年84岁。作者／张昌华摘自《名人传记》

　　“老病有孤舟”

　　舟者，那间阴暗潮湿的小屋也。孤舟载着一位瞎了一只眼、断了一条腿的老诗翁在漂流。窗外万家灯火。诗人方从梦中醒来，顿觉肚子饿了，口渴了。他想开灯，无力下床；他想吃饭，不见人送；愤而摸到床头那根拐杖，乒乒乓乓敲起床框，疾声振呼：“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我是吴宓教授，我要喝水！我要吃饭！”

　　是的，他是吴宓教授，诗人吴宓。

　　命运的扁舟在人生大海漂流了84个春秋，终于把僵卧病榻的诗人、教授送往天堂的港湾，永远地锚在那儿，时为1978年1月17日。

　　吴宓生于陕西；谱名玉衡，取自《书经》“陈璇玑之玉衡”之义，是北斗星之一；小名陀曼。1910年报考清华时自己取名吴宓。说也有趣，他随手拿出石印本《康熙字典》，翻至某册某页，闭目确指，得之。“宓”，静也，凡发表言论的场合用之；写诗时多用“雨生”或“雨僧”；别号藤影荷声馆主。

　　吴宓的一生，并没有像名字所显的安静，而是在灵与肉、情与理、义与利的矛盾中折腾，在浪漫主义与古典人文主义对抗中生活。

　　1910年他考取清华，研习国学，与汤用彤、闻一多是同学，曾担纲《清华周刊》编辑、代理总编辑。因目疾和体育不及格延期赴美，任校文案处英文翻译及文牍员。1917年赴美入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最初选读的是应用化学。此年结识在哈佛攻读的梅光迪，结为知交。后经光迪引介，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师从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继而入哈佛研究院，他与陈寅恪、汤用彤被并称为“哈佛三杰”。

　　1921年6月，吴宓于哈佛研究生院毕业。此前，他已应北京高师校长陈宝泉之聘任英语教授，条件相当优厚，“如留学未期满，仍可继续攻读，到校工作后月薪300元，并先预支200美元在美国购图书”。可正当他准备动身返国时，接到先期返国在东南大学任教的挚友梅光迪函，希望他到东大执教，云创办《学衡》杂志并委以总编辑。但月薪只有160元。因吴宓曾与梅光迪有约，将来要办杂志与提倡新文化运动的胡适“对垒”。吴宓应诺，弃北高师之约，应东大之聘。

　　1922年元旦，《学衡》在南京问世。吴宓任总编辑兼总干事，其阵容可观，除梅、吴外，还有柳诒徵、汤用彤、刘伯明等。《学衡》共出版79期。一直由吴宓任总编辑。一切编务由他担承，他为此付出大量的心血，在经济上也是“赔累不堪”。办刊之初，一是每位骨干同仁出资百元，二是刊物始终没有稿酬。后来每期吴宓自己私下需另贴百元，有时要靠向亲友募捐维持。十分称道的是吴宓反对白话文，但《学衡》接受、发表白话文的作品，且他也以化名“王志雄”发表过白话小说《新旧因缘》，但和胡适势不两立。某次，在一酒桌上吴、胡两人相晤，当时在北京有一种口头禅，好说“阴谋”。胡适一见吴宓即以幽默的语调问：“你们《学衡》派有什么阴谋？”吴对曰：“有！”当时举座皆惊。胡微笑曰：“可得闻乎？”吴对曰：“杀胡适！”一时成为笑谈。

　　1925年，因汤用彤、顾泰来举荐，吴宓重返清华园。2月，清华设立“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的研究院。应校长曹云祥之聘，吴宓任主任。他遂礼聘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为导师，在藤影荷声之馆设帐收徒。

　　躬耕杏坛，博爱天下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吴宓尊孔夫子古训，毕生躬耕杏坛，曾先后在清华大学、东南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和西南师院执教，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英才。

　　吴宓讲究师道自尊，曾建议清华教师授课穿大礼服，以昭郑重。然翻译家孙法理回忆吴宓在西南联大岁月，身穿一袭洗得已泛白的灰布长袍，一手拎布包袱，一手策杖，冬日头戴一顶土棉纱睡帽。上讲台第一件事打开包袱取出墨盒和一红一黑两支毛笔。他的英语讲义也用毛笔书写。汉字是蝇头小楷，英文的大体是印刷体，重要之处，还用红笔打上圆点、波浪线或直线以示区别。其讲义也是“百衲本”，信封、购物的包装纸，也有连史纸或毛边纸裁下的边角料。他自谓：“宓教课多凭记忆，不恃书册，即有检阅，可向图书馆查阅，无须购置也。”他的学生钱钟书后来执教也有此风范，算是继他的衣钵了。尽管他古板，却也时出幽默，一次点名叫到女生“金丽珠”时，情不自禁地说“这个名字多美”，害得那位女同学满脸通红，全班大笑。

　　他在讲英诗的格律时，还风趣地用手杖一轻一重地敲击地板，给同学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还有一次竟把他写给一生挚爱的毛彦文的诗《吴宓先生之烦恼》给学生传阅。他给学生布置功课、指定读物时，要求学生要专心，以写字桌的抽屉作例子，做某件事，开某个抽屉，不用时，全部关上，形象而贴切。他的学生赵瑞蕻回忆说，先生讲的《欧洲文学史》最“叫座”。许多文学史大事、作家的生卒年代脱口而出，不时把西文文学的发展同中国的古典文学作比较。他的考试方法也很独特，每每都有一道题目要求学生默写出自己能背诵的最长的一首诗或评一篇文学专著。对学生也“狠”，布置参考书一写就是一黑板，他不仅写出书名、作者名、出版年代（第几版），连出版公司的地点都写上。他全装在肚子里，一气写出，令同学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有同学向他请教如何学好古典文学，他信口作答：“多读、多背、多用。”吴宓注重身教，从小事做起。他给学生批改作业，字迹工整，如涂改一字，便将四方格涂满，免被误认。外文字母及数字排列，笔画粗细犹如刻印。他上课坚持自己擦黑板，有一次黑板擦找不到，他居然用自己的衣袖擦。他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应该随时随地想到如何给别人以便利而不给别人添麻烦”。他对学生要求亦严，新学期注册，对学生写得很潦草的注册拒签。三两下一整治，谨严的学风渐渐地培养起来了。

　　吴宓与学生的关系十分融洽。在西师，某次进修班英语考试，为避免学生猜题、死背的恶习，试题是他临时书写的《旅美游记》，要学生当堂翻译。在时间上不作限制，从上午8时考到下午2时，其间，他亲手送上糕点、茶水供学生饮用。他自己中餐也不用，陪考。学生学习上有困难，解疑答难提供参考书之类，以及经济上的求助，他有求必应。

　　讲西文文学，为了让同学们懂得西文礼仪，他自掏腰包，带学生上西餐馆去体味。在西南联大生活十分清苦，他请茅于美几个研究生下小馆子，问清堂倌菜价，掏出一支铅笔，在纸上用正楷写菜单、记价目，有时算错，在纸片上涂改菜单字迹像改学生作业一样方方正正，计算准确再上菜。埋单自然由他一手包揽。师生数人上街，车马熙攘，他爱照顾学生，遇有车马疾驰而来，他身先率出，用手杖一拦，让学生先走。

　　吴宓是一位十分重情讲义的人，自云：“宓就是乐于助人，并无其他目的，亦不望人报答。”斯言诚哉。

　　20世纪30年代，曾为他很器重的一个学生考取美国留学，因遭意外，费用不足，吴宓倾囊相助300大洋，助其成行，并再三声明，不用偿还。

　　吴宓在生活上自律甚俭，不烟不酒，粗茶淡饭。讲课笔记及几十年的日记本，大多是写在捡来的烟盒上，一顶蚊帐自1938年用到“文革”后退休，几近40年。1943年他离开昆明，一条毛毯还是早年在美国的友人送的，灰长布衫褪色泛白，磨损极重，几个布纽襻都快掉了，是他人在车站上帮他缝合的。

　　在西师岁月，发工资那天他最忙，忙于填写济助亲友、学生的汇单，自己所剩无几，有时不够，还多次向邻居钱泰奇先生暂借，并留借条：“今借到钱泰奇先生40元。上月已还清。”邹兰芳去世后，其侄来料理他的生活，此人流气足，而吴宓对他礼遇甚佳，一套两间房，他竟把大的让他住。困难时期他的“高知”享受品亦让侄儿安享。学校上下都看不下去，他却安然相处。他的口头禅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暮景凄凉，名垂久远

　　“文革”前吴宓在西南师院，生存境遇较好。最难过的是1966年，他已72岁，大会批，小会斗。在一次全校5000人的批判大会上，他被斥令跪下。一跪两小时，让人鼻酸。批斗后他的同事刘兆吉先生悄悄地问他身体是否吃得消，“他说跪着比站着好些”。

　　1969年5月9日在批斗时吴宓被折断了腿，又得不到及时治疗而致残。1978年1月17日吴宓病逝。

　　1978年春，西师在古典文学教研室，20位同仁为吴宓开了一个十几分钟的追悼会，“对吴宓作了爱国、乐教、尽职的盖棺‘论'定”。同年12月，全国外国文学研究规划会议在广州召开期间，冯至、朱光潜等30多位专家学者联名上书中央统战部，要求为吴宓彻底平反。直至1979年7月18日，西南师院重新召开吴宓平反昭雪大会，推倒一切强加在吴宓头上的诬蔑不实之词，为其恢复了名誉，还吴宓之清白。

　　他的晚景是凄凉的，但盖棺后终有暖色。他的趣闻碎片与他的大名将一并垂之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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