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潮到新潮：蒋梦麟的文化教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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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蒋梦麟

  
  
  
蒋梦麟对于推动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有一定的贡献。从大清王朝的末代秀才到留美博士，成为他人生中重要的里程碑，他鼓吹西化，曾主张“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但又并非全盘西化派，也曾主张中西学两者融合，寻求互补等；在教育上，他为北京大学的发展和中国现代教育基本体制的确立，用心良苦；他崇拜杜威，倡导实用教育等新思想；他还倡导节育等，这些也都体现了他的新潮理念。

文/鲍家麟

　　蒋梦麟(1886-1964)　，幼名梦熊，字兆贤，少贤，号孟邻，笔名唯心。浙江余姚县蒋村人。童年时代接受传统私塾教育，稍长入西式中学校，1908　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进加州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17　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博士学位。留学美国9年，归国后得展长才，1919　年任《新教育》杂志主编，又任浙江省教育厅长，浙江大学校长，1923至1926年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　1930至1945年任校长，主持北大前后达17 年，对于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确立具有重大的贡献。但是他在整个华人界，又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本文主要选取他一生中有关中外文化的问题，加以论述。

一、从《西潮》到《新潮》

　　蒋梦麟自传体的《西潮》，是抗日战争时期在西南躲警报时，在暗黑的防空洞里用英文撰写的。他说，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使用英文写出的字较易辨识。英文本1945年在美国出版。中文译本则于12年后由《中华日报》发行。两种版本都很受欢迎，佳评潮涌，于是蒋梦麟决定继续写他下半生的自传，并定名为《新潮》。他说：“这本书里要讲的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经验。经验是宝贵的；可是宝贵的经验是付重大的代价买来的。”　\\\\[1\\\\]（P7）可惜《新潮》并未写完，原稿中尚有不完整的随笔，很是可惜。近50年来，这两本书在知识分子中有很大的影响力。

　　关于两书的异同，蒋梦麟说了这样的话：“以前我写过《西潮》，那是讲外来的文化，所予我们中国的影响；现在我在这本《新潮》里，要讲的是中国文化因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自己所发生的种种变化。”\\\\[1\\\\]（P59）“我们受了西方来的狂潮的激荡以后，国内一切思想制度都起了莫大的变化，势如汹涌澎湃?我们叫这变化为新潮。”\\\\[1\\\\]（P8－9）

　　蒋梦麟认为文化是有生命的有机体，它会生长发展，也会衰老死亡。如果能不断吸收新的养分，经常保持新陈代谢的作用，则古老的文化可以更新，即使衰老也可复兴。促进文化发展的因素有二，一是内在的，基于生活的需要，不得不想方法来创造发明。一是外来的，基于环境的变迁，不得不采取新的适应方法。中国文化是少数继续生存的古文化之一，原因是能不断吸收新的文化与适应新的环境。这种情况可以推到战国时代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到唐而大盛，逐渐演变为中国自己的思想，与儒道两家思想共存。新儒学的陆王程朱都受佛教的影响。明末西洋耶稣会士东来，引进西洋的科学，也影响了清代的学风。近代西洋文化的输入使中国发生了大变动。\\\\[1\\\\]（P49－59）他说：“西方来的潮流改变了中国的环境，中国文化也不时在变化，以求适应环境。不过，这并不是外国文化取代本国文化，也不是本国文化屈服于外国文化\\\\[2\\\\]（P5）。

二、寒窗苦读，末代秀才

　　蒋梦麟童年所受的是私塾教育，5岁时以背诵《　三字经》开始。那时他恨透了家塾，一度逃课回家。后来老师讲解课文，他才从四书五经里慢慢了解做人的道理。从修身着手，其次齐家，然后治国，平天下。他虽觉得背古书既乏味又愚蠢，但　一个人到了成年时，常常可以从背得的古书里找到立身处世的指南针。他看到所有的学者名流，达官贵人都经过寒窗苦读的煎熬。蒋梦麟也和其他学生一样，对前途有无限的希望。“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　　这类格言驱策着他向学问之途迈进，决定参加科举考试。他进了正式的绍兴中西学堂和浙江高等学堂，参加郡试，初试和复试都榜上有名\\\\[2\\\\]（P30－66）。

　　蒋梦麟见西化已是不可抗拒的潮流，遂转入上海的南洋公学，计划赴外国留学。他努力学习，每当发现对某些问题的中西见解非常相似，甚至完全相同时，总有难以形容的喜悦；当发现歧见时，就加以研究，设法找出其中的原因。他开始了解东西方的整体性，也体会到陆象山所说的，“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　他培养自己以理解为基础的判断能力，不再依赖传统的信仰，他自称是“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　\\\\[2\\\\] （P68）。他不赞成经过日本向西方学习，而是直接向西方学习。于是立志赴美国留学，可是蒋梦麟参加官费留美的考试没被录取。他要求父亲资助，前往旧金山，考入加州大学\\\\[2\\\\]（P66－69）。

　　处身在西洋潮流冲击中国的大时代，他从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到西洋新式的大学教育，从老式的秀才到洋式的博士，从古老的农村家庭到摩登的都市文明，从帝制下的顺民到撰文鼓吹革命的作家。这是他不平凡的经历。他有独特的学习过程，学贯中西的学养，不仅悠游于中西两种文化之间，来去自如，也通晓中国的新旧文化，时而用文言，时而用白话写作。既可引经据典，又可举证欧美，得心应手。

三、“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1909年，蒋梦麟参加革命党人在旧金山的机关报《　大同日报》的编辑工作，并担任主笔。除写鼓吹革命的文字外，也讨论中西文化的比较，蒋梦麟是对这个问题注意得最早的学者，而且一直保持这方面的兴趣。

　　由美回国后，他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中留学欧美者薪水最高，月薪可至二百元；留日者可到一百五十元。陶希圣等有教学经验的国?学者月薪仅八十元。余如书桌大小，板凳抑或藤椅，书架型式，墨水花样等等都有差别待遇。见陶希圣《潮流与点滴》，７４－７５页。他以洋博士的身份，在上海发表多次演讲。他喜欢讲西洋文化的渊源，并将其与中国文化比较。西洋文化的源头在希腊，演讲总会提到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等人。守旧的人很不喜欢他，颇有批评。有一份报纸刊出一幅漫画，一个戴博士方帽，面孔瘦削的人，口吐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的洋名字。此后他虽继续演讲西洋文化，但避免大谈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渊源，改为强调中国的富强之道，也就不再提及这几位希腊哲学家。\\\\[1\\\\]（P76）

1961年前北大校长蒋梦麟（右一）与夫人徐贤乐女士（右二）新婚燕尔，好友顾维钧年妇（左一、左二）前来新居串门子。

　　在主持北大期间，蒋梦麟热心提倡接受西方文化。这是五四时期好几位开明学者都抱持的态度。1919年9月，他在《新教育》上发表《新文化的怒潮》说：“凡一个大潮来，终逃不了两大原因，一个是学术的影响，一个是时代的要求。换言之，一个是思想的变迁，一个是环境的变迁。”　针对五四后的主要问题，他说：

　　“青年青年，你们自己的能力就是水。运用千百万青年的能力，就是决百川之水。集合千百万青年的能力，一致做文化的运动，就是汇百川之水到一条江里，一泻千里，便成怒潮——就是新文化的怒潮，就能把中国腐败社会洗得干干净净，成一个光明的世界?”\\\\[3\\\\]（P52-57)

　　在一次公开演说中，他说到要“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他认为将来“有三件重要的事，很应当注意的”：

　　第一，对于西洋的文化，“用全力去注意它”。

　　“这话虽是老生常谈，不过现在我们是要去实行。从前张之洞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总要体用兼备才对。现在我们却要把这句话反过来说了，当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这是我一个朋友说的话，真是有理。因为我们的国学须经过一番整理的工夫才行；整理国学，非用西洋的科学方法不可。所以第一步还是先要研究西学。况且现在应用的学问，大半须从西洋得来。”\\\\[3\\\\]（P412－414）　。

　　第二件重要的事就是整理国学。

　　他强调“非用西洋的科学方法不可。”　第一步要先研究西学。多习外文，多念西书。“我们若能够以科学方法研究出来的结果，出一部‘国学丛书’ 来，使将来一般的国民，领会了国学以科学方法来研究的好处，便可以知个国学的大概，用不着再要拿许多的书来读才知道，这不是求学的经济方法么?”\\\\[3 \\\\]（P414－415）　

　　“第三件要务就是注重自然科学。这是为文化运动扎根的工作。无论是文科的，法科的，理科的，都应着实的注意自然科学。”

　　体用论是深具争议性的题目。蒋氏解释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主张，不过是说：“健全的胃比它所接受的食物对健康更重要。因此中国很想稳步前进，不敢放步飞奔。但是西方文化的潮流却不肯等她。西潮冲激着她的东海岸，泛滥了富庶的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并且很快弥漫到黄河流域。虽然她最近闹了一场严重的胃病，她也不得不再吃一点比较重要的食物”\\\\[2\\\\]（P245）　。

　　他的西化主张也许过分，但也可反映当年西化派爱慕赛先生的立场。在主持北大期间，他的成就之一就是将原来的图书部扩建为美国式的图书馆。从筹款、设计、建造到人事，无不亲自负责。胡适曾在人事方面协助他，胡给毛子水的信上说：

　　“我看梦麟先生的意思是很想把这个新的北大图书馆完全放在一种新的组织和新的效率上……简单说，就是要“美国化”它。此意无可非议，因为我们深信图书馆是以美国为世界第一。梦麟先生和我都绝对相信你对于书籍的了解与判断，都相信你忠于此工作，并且爱此工作。但你是一个没有“美国化”　的人，你办这个新图书馆，确不很相宜。……所以我劝你辞去馆长之职，使梦麟先生可以放手做这改革计划。”\\\\[4\\\\]（P193）　

　　把北大图书馆“美国化”，实际上也就是用现代的图书馆理念去建设新的图书馆。由此，可以看出他与胡适的努力。

四、“过渡时代，新旧调和”

　　虽鼓吹西化，蒋梦麟并非全盘西化派。他了解“时代之过渡，必不能于俄顷之间，与旧习惯骤相隔绝。无论思想如何新奇，宗旨如何激烈，新精神如何活泼，终不能与往时之思想，完全断绝关系。”　\\\\[3\\\\]（P13）　因此，他与杜亚泉在1919年发生了争论。

　　1919年，在《东方杂志》上出现了关于新旧思想的讨论。杜亚泉提出新旧的真实意义因时代而异，例如戊戌年间以主张西化者为新，固守传统文化者为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洋文明已无法适应新的情势，于是主张维持现代文明者为旧，主张缔造新文明者为新。中国人既为人类之一部分，则对于世界之未来文明之缔造，不能视为西洋人独有之要求，亦宜有所努力，有所贡献。也就是说，用科学方法刷新的中国固有文明可补救西方文明之不足。不久，章士钊发表演说和文章，强调新旧调和。张东荪著文批评，认为守旧论不足阻碍新机，调和论最危险。“　一经调和，那么成熟的新思想便消失了。也就是社会的潜变时代，在社会改造以后可以调和，在未改造以前，一经调和，就把改造的动因消灭了。”\\\\[4\\\\]（P82）　

　　蒋梦麟在上海的《时事新报》发表《新旧与调和》，他认为谈调和还太早，所谓新旧是不容易界定的。“若说从西洋输入的思想是新思想，那西洋的思想也有很多是旧的。若说从西洋输入的思想就是新，那古代希腊的美术，人生观，罗马的法意，建筑，在我国都可算是新的。所以，新思想不能用时代来定，也不能以西洋输入的来做标准。”　\\\\[3\\\\]（P30）　

　　他认为旧思想的人也会改变的，他说：

　　“他们对于西洋思想未必是不欢迎，不过不要和他们向来的见解太离奇。所以他们听惯了一种新学说，起初以为离奇，极力反对的。后来也渐渐的受不知不觉的感化，倒也赞成了。两三年前他们所反对的‘个性主义’、　‘自动主义’　，到今日成了个个人的口头禅，就是一个证据。”

　　蒋梦麟认为新旧调和是自然的趋势，“抱新思想的人，渐渐把他的思想扩充起来了。抱旧思想的人，自然不知不觉的受他的影响，受他的感化。旧生活渐渐自然被新生活征服，旧思想渐渐被新思想感化。新陈代谢是进化的道理，自然的趋势，不是机械的调和……现在我们中国的新派，并不是说凡我国所固有的都不好。他们说，我们固有的思想有碍进化，所以要改造。旧派并不是说新的都不好，他们是恶新派要推倒他们所据为安乐窝的固有观念。新派是要改造旧观念，组织一使生活丰富的新系统。旧派是怕他们组织新系统，因此打破自己的安乐窝。新派现在正在组织新系统的试验期内，怎么和旧派调和?若要他们停止试验，新生活从什么地方产生出来呢?”

　　他认为，在新陈代谢的时候是不能讲调和的：

　　“两个不同的目的，怎么可以调和呢?我不是说调和派是没有用的，我说现在讲调和还太早。即使到了全国的学者，都求丰富的生活，充分愉快的知识活动的时候，各派有了一个系统的方法，还用不着调和的地方……新陈代谢的时候，讲不来调和的。”\\\\[3\\\\]（P30－36）　

　　杜亚泉著文辩驳，矛头指向新思想是一种态度，“态度非思想，思想非态度，谓思想是态度，犹之谓鹿是马耳。态度呈露于外，思想活动于内，态度为心的表示，且常属于情的表示；思想为心的作用，且专属于智的作用。二者乌能混而同之。”　他反对的是推倒一切旧习惯。这是出自感性的冲动，而不是理性的思想。　旧习惯的破坏，应是新思想成立后的自然结果。杜并不反对新思想，只是呼吁要以理性领导情欲，不要盲目推翻自己不喜欢的东西。“鄙人甚望梦麟君对于旧习惯加以批评，若批评之后，确是应该推翻，然后大家推翻它。不要不加批评，先说推翻。”

　　蒋梦麟在西化的立场上随时势而转移，并非一成不变的。读了杜亚泉的文章以后，蒋梦麟又写一文《何谓新思想》　来为自己辩护。其实，他并非说思想等于态度，态度等于思想，而是说新旧思想的不同是在态度上，这与胡适的看法不谋而合。他否认主张推倒一切旧习惯。“我说现在的‘新思想’　是指一个向进化方面走的态度，因为要进化，就要遇着阻挡的东西，就要碰见不可解的老习惯，就要问问他们是什么意思，就要批评他们。”\\\\[3\\\\]（P37－43）　此前他在《　改变人生的态度》一文中曾说过：“人生的态度用什么方法来改变呢?推翻旧习惯旧思想。研究西洋文学，哲学，科学，美术。把自己认作活泼泼底一个人。旧己譬如昨日死；新己譬如今日生。要文运复兴，先把自己复生。”\\\\[3\\\\]（P29）　这也说明他的确说过“推翻旧习惯旧思想”的话，而杜亚泉也不是无的放矢。

　　可是写《西潮》的时候，蒋梦麟督促大家不要忘记中国旧的道德体系，“这个旧体系是经过千百年长期的经验和历代不断的努力而建立起来的，建立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或工具包括四书五经，一般文学，雕刻，音乐，家庭，戏剧，神佛，庙宇，甚至玩具，这个道德体系曾使中国人诚实可靠，使中国社会安定平静，并使中国文化历久不衰。道德观念如忠，孝，仁，义，诚，信，中庸，谦冲，诚实等等都曾对中国人的心情个性有过重大贡献。现代科学所导致的知识上的忠实态度，自将使几千年来道德教训所产生的这些美德，更为发扬光大。”\\\\[2\\\\]（P257－258）　

　　蒋梦麟指出，过渡时代人们的一个通病是“旧的忘不了，新的学不会。”　“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中也不是，是人们的一种痛苦。”　在《西潮》的结论中，他认为中国一直不断地在吸收外国的东西，有时候经过审慎选择，有时候则不分皂白，乱学一气。　\\\\[2\\\\]（P244－245）　他也深深地感受到政治只是过眼云烟，转瞬即成历史陈迹，恒久存在的根本问题则是文化。

五、知识分子，责任重大

　　蒋梦麟认为，中国的知识阶级人数有限，像“纸糊老虎”　。但研究实际政治的责任是不能逃避的，而参与则要有界限。维持现状的实际政治是不必参与的，改革或革命的实际政治才有参与的价值。知识阶级责任重大，不可将学术当作世外桃源。然参与实际政治亦须以不妨害研究学术和较远的问题为界限，决不可忘了自身的本职。

　　1919年，蒋梦麟在风潮过后的艰难情况下，代理蔡元培接长北大，是深具挑战性的工作。除了校内的纷扰不安，还有北京政府官僚政客的压力，内外环境十分险恶。蔡离北京后，政府任命胡仁源任北大校长，各方面反对，胡竟不敢到校就职。蒋梦麟与北大毫无渊源，在北大却做得有声有色，确有他的治事功夫和办事手腕。他有中国人传统的谦虚，没有一般洋博士的威风。第一次会见教职员时向大家说：“蔡先生派我来代捺捺指印的，一切请各位主持。”轻轻一语，竟化解了大家的敌意，一改当时北大群龙无首的局面。而他的确也有许多不愉快的经验：

　　“我21日到北京以来，吃了不少的苦，好像以一个人投在蛛网里面，动一动就有蛛子从那屋角里跳出来咬你。唉?若无破釜沉舟的决心，早被吓退了。人人说市中有虎，我说我任凭虎吞了我就罢了；没有吞我以前，我不妨做些做人应该做的事。我记得王守仁有句话：“东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衔其头；西家儿童不识虎，执策驱虎如驱牛。”我又记得《四书》里有句话：“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我本了这个精神，向前奋斗，过了半月，诸事已有端倪。我对于校内校外帮我忙的人，终身感激他们——他们不是帮我忙，是帮中华民国的忙。”　\\\\[3\\\\]（P396－397）　

　　蒋梦麟接长北大之时，正值经费困难之际。百废待举而“教育破产”。积欠教师薪水，没有钱盖大会堂，聚会时搭草棚，没钱造图书馆，没钱建寄宿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蒋梦麟还得筹措经费，应付索薪的教职员，设法避免学校关门。如果没有治事本领，绝对应付不来。

　　1930年他又任北大校长，胡适记载他的贡献：“他〔蒋梦麟〕有中兴北大的决心，又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研究合作费国币100万元的援助，所以他能放手做去，向全国去挑选教授与研究的人才。他是一个理想的校长，有魄力；有担当，他对我们三个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他的改革使北大气象一新。

　　胡适强调，蒋梦麟与吴稚晖、蔡元培和刘大白，都是推行新文化运动的开明人物。\\\\[5\\\\]（P68）　蒋梦麟在学者和政治家中，最佩服的人有蔡元培、孙中山、吴稚辉。熟识的朋友有傅斯年、鲁迅、周作人、胡适之、陈独秀、徐志摩和李大钊。他对蔡元培和胡适的行政能力略有批评，很感慨地说，“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傅斯年和他〕不过是北大的功狗”\\\\[1\\\\]（P104－105）　。还有一件他津津乐道的是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的事，那就是蒋梦麟代理校长之时亲自任命的，推举人是李大钊。\\\\[1\\\\]（P123）　

　　1928年10月，蒋梦麟被任命为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可是遇到许多掣肘，抱负不能施展，只做了两年就下台了，但他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施展他的行政才干，确立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基本体制，通过了“教育方案”　，积极改进各种教育。方案包括义务教育计划，成年补习教育计划，华侨教育计划，蒙藏教育计划等等。吴相湘认为这是“60年来稀见的，经过详细考虑后的教育方案”　\\\\[6\\\\]（P82）　。

　　1930年，蒋梦麟因中央大学易长和劳动大学取消两案辞职。他自己说：“我当时年壮气盛，有所决策，必贯彻到底，不肯通融。在我自以为励精图治，在人则等于一意孤行。我本世居越中，耳濡目染，颇知绍兴师爷化大为小化小为无的诀窍。今背道而驰，自然碰壁。武力革命难，政治革命更难，思想革命尤难，这是我所受的教训。”　辞职前夕，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到教育部大兴问罪之师，质问蒋梦麟两所大学所犯何罪，并说教育部长是当朝大臣，应该多管国家大事，少管学校小事。然后指着蒋梦麟说：“你真是无大臣之风”。刘半农知道这事以后，刻了一方图章送给蒋梦麟，刻的就是“　无大臣之风”几个字。

六、阐扬杜威学说，倡导实用教育

　　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期间，蒋梦麟曾师事杜威(John　Dewey)研究教育。1917年获博士学位，论文写的是《中国教育原则之研究〔A　 Study　in　Chinese　Principles　of　Education〕》，　分析研究孔孟以来中国教育方面之言论、制度和措施，并与西方文化中的事例相比较。回国后他主编《新教育》月刊，印行《杜威》号专刊，上有他写的《杜威之伦理学》与《杜威之道德教育》两篇文章，文中阐释了杜威的哲学和教育思想。杨寿堪誉之为“当时传播实用主义的文章中不多见的”　\\\\[7\\\\]（P84）。　

　　蒋梦麟首先确立杜威在西方伦理学中的地位。他认为欧洲近世伦理学可分两种学说，一是“存心”说，一是“结果”　说。主张“存心”的人认为判断善恶，不是从行为结果而言，而是从存心善良而定，此派以康德为代表；主张“结果”说的人认为判断善恶要从行为上去观察，代表人物是英国功利主义派（Utilitarian），如边心·斯宾塞。主张得到快乐的或免于痛苦的结果就是善意。杜威不同意这两种学说，他认为两者都仅得其半。他说：“两方面共同的差处，是在两方面都把自动的一桩事分作两段。这一面叫他是内的，那一面叫他是外的。这一面叫他是用意〔motive〕那一面叫他是结果〔end〕，实在只是一件事……内和外分，外和内离，就没有自动的性质了。内和外分，就成为幻想，外和内离，便是侥幸。”　也就是说，道德是自动的动作，不是被动的。自动的动作和道德是一种东西，不是自动的东西就不是道德。自动的动作无内外之分，只有先后之别。“存心”说和“结果”　说发凡于用意与结局的先后。蒋梦麟的阐述赋予杜威大师级的地位。\\\\[3\\\\]（P195－209）　

　　他进一步把杜威的伦理学与王阳明的学说作一比较。

　　王阳明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　（《传习录》第２６）　阳明说的始与成，就是杜威说的先与后。

　　“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觉，便是冥行……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　（《答友人问》）这个知与行，就是杜威说的用意与动作。

　　“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其外也。”（《答罗整庵书》）这就是杜威说的没有内外之分。

　　“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觉，便是冥行。”　就是杜威说的“外和内离，便是侥幸。”

　　“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　就是杜威说的“内和外分，就成幻想”。

　　可是两人有其相异处。蒋梦麟认为杜威是超越王阳明的。王阳明认为信良知是一种特别之机能，只有这个百灵丹似的良知能知善恶。杜威不迷信这种说法，在他看来，“道德不是武断的，也不是形而上学的。”再者，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是心理学取向的，不注意社会方面。杜威则两方面兼顾，从心理方面看伦理，要讲个人对道德如何做工夫；从社会方面看伦理，要讲个人对道德怎样定价值，什么叫道德。个人是社会的一分子，离开社会无法讲道德。

　　推而至于道德教育，杜威强调学校道德教育与社会息息相关。教育要考虑社会的需求，这就是社会方面的伦理。学校也要研究怎么教学生最经济、最有效，这就是心理方面的伦理，也是伦理的方法。杜威强调课程对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两者不可分离。

　　杜威反对“遗传道德”　，格言之类的遗传道德往往变成与人生无关的东西，成为一种律令，要人顺从它。凡把道德中心移到人生外面的，重文字轻精神的，重命令轻自动的道德，好像用外面的压力，把个人里面活泼的精神压住了。在他心目中，“道德”　两字就是现今社会的生活，社会以外无道德，道德的程序，就是人生的程序，人生以外无道德。

　　从社会方面来说，真正的道德教育，是指：社会知识〔Social　Intelligence〕——使人人知道社会种种行动，种种社会组织的意义；社会能力〔Social　Power〕——使人人知道社会群体的趋向和势力；社会兴趣〔Social　Interests〕——使人人对社会事业有种种兴趣。应使学校生活成为一种社会生活，学校课程的设置、管理、训练等都要同社会结合起来，使学生自觉地知道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密切关系。社会价值对学生来说是抽象的，若不把这抽象名词具体化，学生是不会了解的。让学生了解的方法就是心理伦理学。

　　教育工作者要懂得儿童的行为是出于固有的天性和动作，要把儿童的天然动作引导到有益的地方上去，使之成为有用的人。课程须从儿童实际情况出发，才能收效。要培养儿童的行为能力。讲道德不是说存好心即可，还要有能力把这好心落实，这样才算有道德的人。此外，还要培养儿童的智力，即判断力，使儿童能判断事情轻重、缓急、好坏，这需要通过实际的磨炼。也要培养儿童的慈悲和同情心。\\\\[3\\\\]（P84－87）　

　　蒋梦麟有着中国传统的尊师重道的美德，对杜威执礼甚恭，又阐扬杜威学说，邀请杜威讲学。杜威教了蒋梦麟、胡适和陶行知等几个优秀的中国学生，他的学问得以在中国发扬光大，在教育方面有很大的影响，使他在中国比在美国更有名。蒋梦麟认为杜威在中国受欢迎是因为他的实验哲学，而这与中国人讲求实际的心理不谋而合。但是杜威警告大家说：“一件事若过于注重实用，就反为不切实用。”\\\\[2\\\\]（P93、119）　

七、倡导节育，振兴经济

　　1949年蒋梦麟到了台湾。作为一个“新潮”人物，他对台湾农业的发展也有较多贡献。台湾的经济复兴带来了迅速的人口成长。对此蒋梦麟深感忧虑，他坚信唯有控制盲目的人口成长，解决人口压力的问题，才能真正达到复兴农业的目的。蒋梦麟注意人口问题由来已久，早在1922年，胡适和他就甘冒天下之大不韪，邀请在美国鼓吹生育节制的山额夫人〔Margaret　Sanger〕来华访问。日本拒绝她入境，而一向相信“无后为大”、“多子多孙便是福” 的中国人反而尊重她，这使她非常感动，日后在自传中还提了一笔。她的演讲在当时虽然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至少知识分子都注意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也有一些节育的组织出现。

　　蒋梦麟于1951年发表《适应中国历史政治社会背景之农复会工作》和《土地问题与人口》　两文。中国的古训有“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　此后他多次在演讲和文章中都提到人口问题，并邀请美国人口专家赴台演讲。1959年４月13日，他公开在记者会上敲响警钟，发表《让我们面对日益迫切的台湾人口问题》的演讲。他指出台湾省每年增加一个高雄市的人口，每年消费一个尚未完工的石门水库所能生产的粮食。这篇人口宣言引起大家的热烈讨论，意见虽然不同，但大多数人都认为应该从速寻求解决之道。反对的人也不少，有的措辞用语极尽诬蔑辱骂之能事。他在记者会上先声明： “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他为了国计民生，义无反顾的精神，的确难能可贵。关于节育的观点，后来马寅初在主持北大时也曾提出。

　　就在那时候，山额夫人到香港宣扬节育的重要性，她有意赴台演讲，写信给蒋梦麟，蒋梦麟复信请她不要去。他说：“如果你不来台湾，我们这里或许还可以无阻的推行节育，我们也正在台湾沉默的做这件事；如果你来了，因为你的名气太大，成了众人注意的目标，或许反而会引起困难。”　\\\\[8\\\\] （P115－116）　

　　总之，蒋梦麟有多彩多姿的生活经验和磨炼出的行政能力。在中国近代化的努力上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本文在撰写过程中承李又宁及?培两位学长提供宝贵意见，谨此致谢。）

［作者简介］鲍家麟，女，江苏苏州人，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东亚系教授。

［参考文献］

[1\\\\]蒋梦麟.新潮\\\\[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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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蒋梦麟

  
  
  
蒋梦麟对于推动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有一定的贡献。从大清王朝的末代秀才到留美博士，成为他人生中重要的里程碑，他鼓吹西化，曾主张“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但又并非全盘西化派，也曾主张中西学两者融合，寻求互补等；在教育上，他为北京大学的发展和中国现代教育基本体制的确立，用心良苦；他崇拜杜威，倡导实用教育等新思想；他还倡导节育等，这些也都体现了他的新潮理念。

文/鲍家麟

　　蒋梦麟(1886-1964)　，幼名梦熊，字兆贤，少贤，号孟邻，笔名唯心。浙江余姚县蒋村人。童年时代接受传统私塾教育，稍长入西式中学校，1908　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进加州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17　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博士学位。留学美国9年，归国后得展长才，1919　年任《新教育》杂志主编，又任浙江省教育厅长，浙江大学校长，1923至1926年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　1930至1945年任校长，主持北大前后达17 年，对于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确立具有重大的贡献。但是他在整个华人界，又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本文主要选取他一生中有关中外文化的问题，加以论述。

一、从《西潮》到《新潮》

　　蒋梦麟自传体的《西潮》，是抗日战争时期在西南躲警报时，在暗黑的防空洞里用英文撰写的。他说，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使用英文写出的字较易辨识。英文本1945年在美国出版。中文译本则于12年后由《中华日报》发行。两种版本都很受欢迎，佳评潮涌，于是蒋梦麟决定继续写他下半生的自传，并定名为《新潮》。他说：“这本书里要讲的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经验。经验是宝贵的；可是宝贵的经验是付重大的代价买来的。”　\\\\[1\\\\]（P7）可惜《新潮》并未写完，原稿中尚有不完整的随笔，很是可惜。近50年来，这两本书在知识分子中有很大的影响力。

　　关于两书的异同，蒋梦麟说了这样的话：“以前我写过《西潮》，那是讲外来的文化，所予我们中国的影响；现在我在这本《新潮》里，要讲的是中国文化因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自己所发生的种种变化。”\\\\[1\\\\]（P59）“我们受了西方来的狂潮的激荡以后，国内一切思想制度都起了莫大的变化，势如汹涌澎湃?我们叫这变化为新潮。”\\\\[1\\\\]（P8－9）

　　蒋梦麟认为文化是有生命的有机体，它会生长发展，也会衰老死亡。如果能不断吸收新的养分，经常保持新陈代谢的作用，则古老的文化可以更新，即使衰老也可复兴。促进文化发展的因素有二，一是内在的，基于生活的需要，不得不想方法来创造发明。一是外来的，基于环境的变迁，不得不采取新的适应方法。中国文化是少数继续生存的古文化之一，原因是能不断吸收新的文化与适应新的环境。这种情况可以推到战国时代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到唐而大盛，逐渐演变为中国自己的思想，与儒道两家思想共存。新儒学的陆王程朱都受佛教的影响。明末西洋耶稣会士东来，引进西洋的科学，也影响了清代的学风。近代西洋文化的输入使中国发生了大变动。\\\\[1\\\\]（P49－59）他说：“西方来的潮流改变了中国的环境，中国文化也不时在变化，以求适应环境。不过，这并不是外国文化取代本国文化，也不是本国文化屈服于外国文化\\\\[2\\\\]（P5）。

二、寒窗苦读，末代秀才

　　蒋梦麟童年所受的是私塾教育，5岁时以背诵《　三字经》开始。那时他恨透了家塾，一度逃课回家。后来老师讲解课文，他才从四书五经里慢慢了解做人的道理。从修身着手，其次齐家，然后治国，平天下。他虽觉得背古书既乏味又愚蠢，但　一个人到了成年时，常常可以从背得的古书里找到立身处世的指南针。他看到所有的学者名流，达官贵人都经过寒窗苦读的煎熬。蒋梦麟也和其他学生一样，对前途有无限的希望。“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　　这类格言驱策着他向学问之途迈进，决定参加科举考试。他进了正式的绍兴中西学堂和浙江高等学堂，参加郡试，初试和复试都榜上有名\\\\[2\\\\]（P30－66）。

　　蒋梦麟见西化已是不可抗拒的潮流，遂转入上海的南洋公学，计划赴外国留学。他努力学习，每当发现对某些问题的中西见解非常相似，甚至完全相同时，总有难以形容的喜悦；当发现歧见时，就加以研究，设法找出其中的原因。他开始了解东西方的整体性，也体会到陆象山所说的，“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　他培养自己以理解为基础的判断能力，不再依赖传统的信仰，他自称是“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　\\\\[2\\\\] （P68）。他不赞成经过日本向西方学习，而是直接向西方学习。于是立志赴美国留学，可是蒋梦麟参加官费留美的考试没被录取。他要求父亲资助，前往旧金山，考入加州大学\\\\[2\\\\]（P66－69）。

　　处身在西洋潮流冲击中国的大时代，他从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到西洋新式的大学教育，从老式的秀才到洋式的博士，从古老的农村家庭到摩登的都市文明，从帝制下的顺民到撰文鼓吹革命的作家。这是他不平凡的经历。他有独特的学习过程，学贯中西的学养，不仅悠游于中西两种文化之间，来去自如，也通晓中国的新旧文化，时而用文言，时而用白话写作。既可引经据典，又可举证欧美，得心应手。

三、“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1909年，蒋梦麟参加革命党人在旧金山的机关报《　大同日报》的编辑工作，并担任主笔。除写鼓吹革命的文字外，也讨论中西文化的比较，蒋梦麟是对这个问题注意得最早的学者，而且一直保持这方面的兴趣。

　　由美回国后，他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中留学欧美者薪水最高，月薪可至二百元；留日者可到一百五十元。陶希圣等有教学经验的国?学者月薪仅八十元。余如书桌大小，板凳抑或藤椅，书架型式，墨水花样等等都有差别待遇。见陶希圣《潮流与点滴》，７４－７５页。他以洋博士的身份，在上海发表多次演讲。他喜欢讲西洋文化的渊源，并将其与中国文化比较。西洋文化的源头在希腊，演讲总会提到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等人。守旧的人很不喜欢他，颇有批评。有一份报纸刊出一幅漫画，一个戴博士方帽，面孔瘦削的人，口吐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的洋名字。此后他虽继续演讲西洋文化，但避免大谈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渊源，改为强调中国的富强之道，也就不再提及这几位希腊哲学家。\\\\[1\\\\]（P76）

1961年前北大校长蒋梦麟（右一）与夫人徐贤乐女士（右二）新婚燕尔，好友顾维钧年妇（左一、左二）前来新居串门子。

　　在主持北大期间，蒋梦麟热心提倡接受西方文化。这是五四时期好几位开明学者都抱持的态度。1919年9月，他在《新教育》上发表《新文化的怒潮》说：“凡一个大潮来，终逃不了两大原因，一个是学术的影响，一个是时代的要求。换言之，一个是思想的变迁，一个是环境的变迁。”　针对五四后的主要问题，他说：

　　“青年青年，你们自己的能力就是水。运用千百万青年的能力，就是决百川之水。集合千百万青年的能力，一致做文化的运动，就是汇百川之水到一条江里，一泻千里，便成怒潮——就是新文化的怒潮，就能把中国腐败社会洗得干干净净，成一个光明的世界?”\\\\[3\\\\]（P52-57)

　　在一次公开演说中，他说到要“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他认为将来“有三件重要的事，很应当注意的”：

　　第一，对于西洋的文化，“用全力去注意它”。

　　“这话虽是老生常谈，不过现在我们是要去实行。从前张之洞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总要体用兼备才对。现在我们却要把这句话反过来说了，当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这是我一个朋友说的话，真是有理。因为我们的国学须经过一番整理的工夫才行；整理国学，非用西洋的科学方法不可。所以第一步还是先要研究西学。况且现在应用的学问，大半须从西洋得来。”\\\\[3\\\\]（P412－414）　。

　　第二件重要的事就是整理国学。

　　他强调“非用西洋的科学方法不可。”　第一步要先研究西学。多习外文，多念西书。“我们若能够以科学方法研究出来的结果，出一部‘国学丛书’ 来，使将来一般的国民，领会了国学以科学方法来研究的好处，便可以知个国学的大概，用不着再要拿许多的书来读才知道，这不是求学的经济方法么?”\\\\[3 \\\\]（P414－415）　

　　“第三件要务就是注重自然科学。这是为文化运动扎根的工作。无论是文科的，法科的，理科的，都应着实的注意自然科学。”

　　体用论是深具争议性的题目。蒋氏解释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主张，不过是说：“健全的胃比它所接受的食物对健康更重要。因此中国很想稳步前进，不敢放步飞奔。但是西方文化的潮流却不肯等她。西潮冲激着她的东海岸，泛滥了富庶的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并且很快弥漫到黄河流域。虽然她最近闹了一场严重的胃病，她也不得不再吃一点比较重要的食物”\\\\[2\\\\]（P245）　。

　　他的西化主张也许过分，但也可反映当年西化派爱慕赛先生的立场。在主持北大期间，他的成就之一就是将原来的图书部扩建为美国式的图书馆。从筹款、设计、建造到人事，无不亲自负责。胡适曾在人事方面协助他，胡给毛子水的信上说：

　　“我看梦麟先生的意思是很想把这个新的北大图书馆完全放在一种新的组织和新的效率上……简单说，就是要“美国化”它。此意无可非议，因为我们深信图书馆是以美国为世界第一。梦麟先生和我都绝对相信你对于书籍的了解与判断，都相信你忠于此工作，并且爱此工作。但你是一个没有“美国化”　的人，你办这个新图书馆，确不很相宜。……所以我劝你辞去馆长之职，使梦麟先生可以放手做这改革计划。”\\\\[4\\\\]（P193）　

　　把北大图书馆“美国化”，实际上也就是用现代的图书馆理念去建设新的图书馆。由此，可以看出他与胡适的努力。

四、“过渡时代，新旧调和”

　　虽鼓吹西化，蒋梦麟并非全盘西化派。他了解“时代之过渡，必不能于俄顷之间，与旧习惯骤相隔绝。无论思想如何新奇，宗旨如何激烈，新精神如何活泼，终不能与往时之思想，完全断绝关系。”　\\\\[3\\\\]（P13）　因此，他与杜亚泉在1919年发生了争论。

　　1919年，在《东方杂志》上出现了关于新旧思想的讨论。杜亚泉提出新旧的真实意义因时代而异，例如戊戌年间以主张西化者为新，固守传统文化者为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洋文明已无法适应新的情势，于是主张维持现代文明者为旧，主张缔造新文明者为新。中国人既为人类之一部分，则对于世界之未来文明之缔造，不能视为西洋人独有之要求，亦宜有所努力，有所贡献。也就是说，用科学方法刷新的中国固有文明可补救西方文明之不足。不久，章士钊发表演说和文章，强调新旧调和。张东荪著文批评，认为守旧论不足阻碍新机，调和论最危险。“　一经调和，那么成熟的新思想便消失了。也就是社会的潜变时代，在社会改造以后可以调和，在未改造以前，一经调和，就把改造的动因消灭了。”\\\\[4\\\\]（P82）　

　　蒋梦麟在上海的《时事新报》发表《新旧与调和》，他认为谈调和还太早，所谓新旧是不容易界定的。“若说从西洋输入的思想是新思想，那西洋的思想也有很多是旧的。若说从西洋输入的思想就是新，那古代希腊的美术，人生观，罗马的法意，建筑，在我国都可算是新的。所以，新思想不能用时代来定，也不能以西洋输入的来做标准。”　\\\\[3\\\\]（P30）　

　　他认为旧思想的人也会改变的，他说：

　　“他们对于西洋思想未必是不欢迎，不过不要和他们向来的见解太离奇。所以他们听惯了一种新学说，起初以为离奇，极力反对的。后来也渐渐的受不知不觉的感化，倒也赞成了。两三年前他们所反对的‘个性主义’、　‘自动主义’　，到今日成了个个人的口头禅，就是一个证据。”

　　蒋梦麟认为新旧调和是自然的趋势，“抱新思想的人，渐渐把他的思想扩充起来了。抱旧思想的人，自然不知不觉的受他的影响，受他的感化。旧生活渐渐自然被新生活征服，旧思想渐渐被新思想感化。新陈代谢是进化的道理，自然的趋势，不是机械的调和……现在我们中国的新派，并不是说凡我国所固有的都不好。他们说，我们固有的思想有碍进化，所以要改造。旧派并不是说新的都不好，他们是恶新派要推倒他们所据为安乐窝的固有观念。新派是要改造旧观念，组织一使生活丰富的新系统。旧派是怕他们组织新系统，因此打破自己的安乐窝。新派现在正在组织新系统的试验期内，怎么和旧派调和?若要他们停止试验，新生活从什么地方产生出来呢?”

　　他认为，在新陈代谢的时候是不能讲调和的：

　　“两个不同的目的，怎么可以调和呢?我不是说调和派是没有用的，我说现在讲调和还太早。即使到了全国的学者，都求丰富的生活，充分愉快的知识活动的时候，各派有了一个系统的方法，还用不着调和的地方……新陈代谢的时候，讲不来调和的。”\\\\[3\\\\]（P30－36）　

　　杜亚泉著文辩驳，矛头指向新思想是一种态度，“态度非思想，思想非态度，谓思想是态度，犹之谓鹿是马耳。态度呈露于外，思想活动于内，态度为心的表示，且常属于情的表示；思想为心的作用，且专属于智的作用。二者乌能混而同之。”　他反对的是推倒一切旧习惯。这是出自感性的冲动，而不是理性的思想。　旧习惯的破坏，应是新思想成立后的自然结果。杜并不反对新思想，只是呼吁要以理性领导情欲，不要盲目推翻自己不喜欢的东西。“鄙人甚望梦麟君对于旧习惯加以批评，若批评之后，确是应该推翻，然后大家推翻它。不要不加批评，先说推翻。”

　　蒋梦麟在西化的立场上随时势而转移，并非一成不变的。读了杜亚泉的文章以后，蒋梦麟又写一文《何谓新思想》　来为自己辩护。其实，他并非说思想等于态度，态度等于思想，而是说新旧思想的不同是在态度上，这与胡适的看法不谋而合。他否认主张推倒一切旧习惯。“我说现在的‘新思想’　是指一个向进化方面走的态度，因为要进化，就要遇着阻挡的东西，就要碰见不可解的老习惯，就要问问他们是什么意思，就要批评他们。”\\\\[3\\\\]（P37－43）　此前他在《　改变人生的态度》一文中曾说过：“人生的态度用什么方法来改变呢?推翻旧习惯旧思想。研究西洋文学，哲学，科学，美术。把自己认作活泼泼底一个人。旧己譬如昨日死；新己譬如今日生。要文运复兴，先把自己复生。”\\\\[3\\\\]（P29）　这也说明他的确说过“推翻旧习惯旧思想”的话，而杜亚泉也不是无的放矢。

　　可是写《西潮》的时候，蒋梦麟督促大家不要忘记中国旧的道德体系，“这个旧体系是经过千百年长期的经验和历代不断的努力而建立起来的，建立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或工具包括四书五经，一般文学，雕刻，音乐，家庭，戏剧，神佛，庙宇，甚至玩具，这个道德体系曾使中国人诚实可靠，使中国社会安定平静，并使中国文化历久不衰。道德观念如忠，孝，仁，义，诚，信，中庸，谦冲，诚实等等都曾对中国人的心情个性有过重大贡献。现代科学所导致的知识上的忠实态度，自将使几千年来道德教训所产生的这些美德，更为发扬光大。”\\\\[2\\\\]（P257－258）　

　　蒋梦麟指出，过渡时代人们的一个通病是“旧的忘不了，新的学不会。”　“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中也不是，是人们的一种痛苦。”　在《西潮》的结论中，他认为中国一直不断地在吸收外国的东西，有时候经过审慎选择，有时候则不分皂白，乱学一气。　\\\\[2\\\\]（P244－245）　他也深深地感受到政治只是过眼云烟，转瞬即成历史陈迹，恒久存在的根本问题则是文化。

五、知识分子，责任重大

　　蒋梦麟认为，中国的知识阶级人数有限，像“纸糊老虎”　。但研究实际政治的责任是不能逃避的，而参与则要有界限。维持现状的实际政治是不必参与的，改革或革命的实际政治才有参与的价值。知识阶级责任重大，不可将学术当作世外桃源。然参与实际政治亦须以不妨害研究学术和较远的问题为界限，决不可忘了自身的本职。

　　1919年，蒋梦麟在风潮过后的艰难情况下，代理蔡元培接长北大，是深具挑战性的工作。除了校内的纷扰不安，还有北京政府官僚政客的压力，内外环境十分险恶。蔡离北京后，政府任命胡仁源任北大校长，各方面反对，胡竟不敢到校就职。蒋梦麟与北大毫无渊源，在北大却做得有声有色，确有他的治事功夫和办事手腕。他有中国人传统的谦虚，没有一般洋博士的威风。第一次会见教职员时向大家说：“蔡先生派我来代捺捺指印的，一切请各位主持。”轻轻一语，竟化解了大家的敌意，一改当时北大群龙无首的局面。而他的确也有许多不愉快的经验：

　　“我21日到北京以来，吃了不少的苦，好像以一个人投在蛛网里面，动一动就有蛛子从那屋角里跳出来咬你。唉?若无破釜沉舟的决心，早被吓退了。人人说市中有虎，我说我任凭虎吞了我就罢了；没有吞我以前，我不妨做些做人应该做的事。我记得王守仁有句话：“东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衔其头；西家儿童不识虎，执策驱虎如驱牛。”我又记得《四书》里有句话：“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我本了这个精神，向前奋斗，过了半月，诸事已有端倪。我对于校内校外帮我忙的人，终身感激他们——他们不是帮我忙，是帮中华民国的忙。”　\\\\[3\\\\]（P396－397）　

　　蒋梦麟接长北大之时，正值经费困难之际。百废待举而“教育破产”。积欠教师薪水，没有钱盖大会堂，聚会时搭草棚，没钱造图书馆，没钱建寄宿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蒋梦麟还得筹措经费，应付索薪的教职员，设法避免学校关门。如果没有治事本领，绝对应付不来。

　　1930年他又任北大校长，胡适记载他的贡献：“他〔蒋梦麟〕有中兴北大的决心，又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研究合作费国币100万元的援助，所以他能放手做去，向全国去挑选教授与研究的人才。他是一个理想的校长，有魄力；有担当，他对我们三个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他的改革使北大气象一新。

　　胡适强调，蒋梦麟与吴稚晖、蔡元培和刘大白，都是推行新文化运动的开明人物。\\\\[5\\\\]（P68）　蒋梦麟在学者和政治家中，最佩服的人有蔡元培、孙中山、吴稚辉。熟识的朋友有傅斯年、鲁迅、周作人、胡适之、陈独秀、徐志摩和李大钊。他对蔡元培和胡适的行政能力略有批评，很感慨地说，“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傅斯年和他〕不过是北大的功狗”\\\\[1\\\\]（P104－105）　。还有一件他津津乐道的是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的事，那就是蒋梦麟代理校长之时亲自任命的，推举人是李大钊。\\\\[1\\\\]（P123）　

　　1928年10月，蒋梦麟被任命为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可是遇到许多掣肘，抱负不能施展，只做了两年就下台了，但他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施展他的行政才干，确立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基本体制，通过了“教育方案”　，积极改进各种教育。方案包括义务教育计划，成年补习教育计划，华侨教育计划，蒙藏教育计划等等。吴相湘认为这是“60年来稀见的，经过详细考虑后的教育方案”　\\\\[6\\\\]（P82）　。

　　1930年，蒋梦麟因中央大学易长和劳动大学取消两案辞职。他自己说：“我当时年壮气盛，有所决策，必贯彻到底，不肯通融。在我自以为励精图治，在人则等于一意孤行。我本世居越中，耳濡目染，颇知绍兴师爷化大为小化小为无的诀窍。今背道而驰，自然碰壁。武力革命难，政治革命更难，思想革命尤难，这是我所受的教训。”　辞职前夕，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到教育部大兴问罪之师，质问蒋梦麟两所大学所犯何罪，并说教育部长是当朝大臣，应该多管国家大事，少管学校小事。然后指着蒋梦麟说：“你真是无大臣之风”。刘半农知道这事以后，刻了一方图章送给蒋梦麟，刻的就是“　无大臣之风”几个字。

六、阐扬杜威学说，倡导实用教育

　　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期间，蒋梦麟曾师事杜威(John　Dewey)研究教育。1917年获博士学位，论文写的是《中国教育原则之研究〔A　 Study　in　Chinese　Principles　of　Education〕》，　分析研究孔孟以来中国教育方面之言论、制度和措施，并与西方文化中的事例相比较。回国后他主编《新教育》月刊，印行《杜威》号专刊，上有他写的《杜威之伦理学》与《杜威之道德教育》两篇文章，文中阐释了杜威的哲学和教育思想。杨寿堪誉之为“当时传播实用主义的文章中不多见的”　\\\\[7\\\\]（P84）。　

　　蒋梦麟首先确立杜威在西方伦理学中的地位。他认为欧洲近世伦理学可分两种学说，一是“存心”说，一是“结果”　说。主张“存心”的人认为判断善恶，不是从行为结果而言，而是从存心善良而定，此派以康德为代表；主张“结果”说的人认为判断善恶要从行为上去观察，代表人物是英国功利主义派（Utilitarian），如边心·斯宾塞。主张得到快乐的或免于痛苦的结果就是善意。杜威不同意这两种学说，他认为两者都仅得其半。他说：“两方面共同的差处，是在两方面都把自动的一桩事分作两段。这一面叫他是内的，那一面叫他是外的。这一面叫他是用意〔motive〕那一面叫他是结果〔end〕，实在只是一件事……内和外分，外和内离，就没有自动的性质了。内和外分，就成为幻想，外和内离，便是侥幸。”　也就是说，道德是自动的动作，不是被动的。自动的动作和道德是一种东西，不是自动的东西就不是道德。自动的动作无内外之分，只有先后之别。“存心”说和“结果”　说发凡于用意与结局的先后。蒋梦麟的阐述赋予杜威大师级的地位。\\\\[3\\\\]（P195－209）　

　　他进一步把杜威的伦理学与王阳明的学说作一比较。

　　王阳明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　（《传习录》第２６）　阳明说的始与成，就是杜威说的先与后。

　　“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觉，便是冥行……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　（《答友人问》）这个知与行，就是杜威说的用意与动作。

　　“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其外也。”（《答罗整庵书》）这就是杜威说的没有内外之分。

　　“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觉，便是冥行。”　就是杜威说的“外和内离，便是侥幸。”

　　“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　就是杜威说的“内和外分，就成幻想”。

　　可是两人有其相异处。蒋梦麟认为杜威是超越王阳明的。王阳明认为信良知是一种特别之机能，只有这个百灵丹似的良知能知善恶。杜威不迷信这种说法，在他看来，“道德不是武断的，也不是形而上学的。”再者，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是心理学取向的，不注意社会方面。杜威则两方面兼顾，从心理方面看伦理，要讲个人对道德如何做工夫；从社会方面看伦理，要讲个人对道德怎样定价值，什么叫道德。个人是社会的一分子，离开社会无法讲道德。

　　推而至于道德教育，杜威强调学校道德教育与社会息息相关。教育要考虑社会的需求，这就是社会方面的伦理。学校也要研究怎么教学生最经济、最有效，这就是心理方面的伦理，也是伦理的方法。杜威强调课程对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两者不可分离。

　　杜威反对“遗传道德”　，格言之类的遗传道德往往变成与人生无关的东西，成为一种律令，要人顺从它。凡把道德中心移到人生外面的，重文字轻精神的，重命令轻自动的道德，好像用外面的压力，把个人里面活泼的精神压住了。在他心目中，“道德”　两字就是现今社会的生活，社会以外无道德，道德的程序，就是人生的程序，人生以外无道德。

　　从社会方面来说，真正的道德教育，是指：社会知识〔Social　Intelligence〕——使人人知道社会种种行动，种种社会组织的意义；社会能力〔Social　Power〕——使人人知道社会群体的趋向和势力；社会兴趣〔Social　Interests〕——使人人对社会事业有种种兴趣。应使学校生活成为一种社会生活，学校课程的设置、管理、训练等都要同社会结合起来，使学生自觉地知道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密切关系。社会价值对学生来说是抽象的，若不把这抽象名词具体化，学生是不会了解的。让学生了解的方法就是心理伦理学。

　　教育工作者要懂得儿童的行为是出于固有的天性和动作，要把儿童的天然动作引导到有益的地方上去，使之成为有用的人。课程须从儿童实际情况出发，才能收效。要培养儿童的行为能力。讲道德不是说存好心即可，还要有能力把这好心落实，这样才算有道德的人。此外，还要培养儿童的智力，即判断力，使儿童能判断事情轻重、缓急、好坏，这需要通过实际的磨炼。也要培养儿童的慈悲和同情心。\\\\[3\\\\]（P84－87）　

　　蒋梦麟有着中国传统的尊师重道的美德，对杜威执礼甚恭，又阐扬杜威学说，邀请杜威讲学。杜威教了蒋梦麟、胡适和陶行知等几个优秀的中国学生，他的学问得以在中国发扬光大，在教育方面有很大的影响，使他在中国比在美国更有名。蒋梦麟认为杜威在中国受欢迎是因为他的实验哲学，而这与中国人讲求实际的心理不谋而合。但是杜威警告大家说：“一件事若过于注重实用，就反为不切实用。”\\\\[2\\\\]（P93、119）　

七、倡导节育，振兴经济

　　1949年蒋梦麟到了台湾。作为一个“新潮”人物，他对台湾农业的发展也有较多贡献。台湾的经济复兴带来了迅速的人口成长。对此蒋梦麟深感忧虑，他坚信唯有控制盲目的人口成长，解决人口压力的问题，才能真正达到复兴农业的目的。蒋梦麟注意人口问题由来已久，早在1922年，胡适和他就甘冒天下之大不韪，邀请在美国鼓吹生育节制的山额夫人〔Margaret　Sanger〕来华访问。日本拒绝她入境，而一向相信“无后为大”、“多子多孙便是福” 的中国人反而尊重她，这使她非常感动，日后在自传中还提了一笔。她的演讲在当时虽然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至少知识分子都注意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也有一些节育的组织出现。

　　蒋梦麟于1951年发表《适应中国历史政治社会背景之农复会工作》和《土地问题与人口》　两文。中国的古训有“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　此后他多次在演讲和文章中都提到人口问题，并邀请美国人口专家赴台演讲。1959年４月13日，他公开在记者会上敲响警钟，发表《让我们面对日益迫切的台湾人口问题》的演讲。他指出台湾省每年增加一个高雄市的人口，每年消费一个尚未完工的石门水库所能生产的粮食。这篇人口宣言引起大家的热烈讨论，意见虽然不同，但大多数人都认为应该从速寻求解决之道。反对的人也不少，有的措辞用语极尽诬蔑辱骂之能事。他在记者会上先声明： “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他为了国计民生，义无反顾的精神，的确难能可贵。关于节育的观点，后来马寅初在主持北大时也曾提出。

　　就在那时候，山额夫人到香港宣扬节育的重要性，她有意赴台演讲，写信给蒋梦麟，蒋梦麟复信请她不要去。他说：“如果你不来台湾，我们这里或许还可以无阻的推行节育，我们也正在台湾沉默的做这件事；如果你来了，因为你的名气太大，成了众人注意的目标，或许反而会引起困难。”　\\\\[8\\\\] （P115－116）　

　　总之，蒋梦麟有多彩多姿的生活经验和磨炼出的行政能力。在中国近代化的努力上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本文在撰写过程中承李又宁及?培两位学长提供宝贵意见，谨此致谢。）

［作者简介］鲍家麟，女，江苏苏州人，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东亚系教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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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蒋梦麟.西潮中文版序\\\\[A\\\\].西潮\\\\[C\\\\].台北：世界书局，1970。
[3\\\\]　蒋梦麟.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4\\\\]　胡适来往书信选\\\\[A\\\\].马勇.蒋梦麟教育思想研究\\\\[C\\\\].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5\\\\]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M\\\\].
[6\\\\]?相湘.蒋梦麟振兴北大兴农村\\\\[A\\\\].民国百人传\\\\[C\\\\].
[7\\\\]杨寿堪，王成兵.实用主义在中国\\\\[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8\\\\]蒋梦麟.农复会工作演进原则之检讨\\\\[M\\\\].台北：行政院农业委员会，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