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先生其人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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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康
  

　　余英时，作为中国历史研究专家，在国外特别是美国负有盛名，近年在中国某些文化人中间也颇有名声，这名声主要来自他评介陈寅恪和批评郭沫若，尤其是批评郭沫若(指出郭沫若曾\"抄袭\"钱穆及其他)使某些中国文人有顿受\"启蒙\"因而豁然醒悟之感，并作为\"创见\"代为传播。余英时先生究竟是何等样学者专家?笔者有幸读到香港出版的《镜报》月刊一九九六年九月号刊登的有关余英时一文，题为《评所谓\"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求商于余英时先生》，此文评介余氏的经历及其在台湾问题上的政治立场，很值得注意。

　　这篇文章披露，余氏是一位颇有造诣的史学家，是中国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的高足，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失国\"时随同由大陆迁港台，在港台和美国求学，后来长期在美国大学执教鞭(是否已称\"华裔\"不详)，同时又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此人一个特点是，身居美国，有联络中国学人的嗜好，且时有资助中国出访美国的学人的\"义\"举。但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他对\"中国\"所采取的态度。

　　这几年，在台港刮起一阵风，批判所谓\"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首先是李登辉在当选为台湾\"总统\"后，接受美国CNN记者的访问，直说：\"中国现在最可怕的就是利用民族主义，比希特勒的民族主义还强……用来对付台湾，对付美国，对付日本。\"(见《镜报》1996年7月号)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余英时先生写《飞弹下的选举——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一文，载台北《中国时报》(3月29日)，此文将李登辉的重新当选说成是\"台湾的民主制度\"战胜了\"大陆的民族主义\"，将中国人反对台湾的分裂活动说成是\"向美国为首的西方公然挑战\"。令人惊讶的是，他还将中国的反分裂、反\"台独\"的斗争，说成是在制造一个\"纳粹式的民族主义运动\"。李登辉五月二十日上任前夕，余英时又发表《海外危机今昔谈——一个民族主义的解读》一文(同上，5月9日至15日)，说\"中共用尽一切心机，极力把这种民族情结导入'反台独'、'反西方'的轨道\"(以上见香港《文汇报》1996年7月10日报道)。一九九六年六月香港《明报》又在卷首刊出余英时的大作《提防\"文革\"借民族主义还魂》，此文竟牵强附会地将\"文革\"归因于民族主义，并警告说：\"广义的文革在中国大陆并未结束\"，\"以民族主义情绪为中心的中国式的纳粹主义也许会在未来出现\"。

　　以上摘自《镜报》文章，文章对于余氏上述观点用了相当的篇幅予以分析批判。我想关于这些我们在这里可以从略，因为对余氏的这些观点及其立场，只要稍有政治常识的国人都不难自己作出判断。更令人惊讶的是以研究中国历史成名并在其著作中连篇累牍地明确指认中国的余英时先生，如今忽然对于\"中国\"的概念表示模糊弄不清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说透了，这件事也源自李登辉的\"台独\"理念。这几年李登辉在各种谈话中，包括与日本记者司马辽太郎那次最引人注目的谈话，竭力渲染\"中国\"概念的模糊性，他说他弄不清\"中国\"究竟何所指。殊不料，专写中国历史的余英时先生也竟于此时说出下面这样的话来：\"中国这两个字究竟有什么具体内容，恐怕今天谁也说不清。\"(此话亦引自香港《文汇报》报道)笔者读《镜报》文后一直纳闷：那么余英时先生究竟是怎样看\"中国这两个字\"的内容的呢?

　　事有凑巧，今年一月间偶然在国内一张报纸上读到余英时先生所写《〈论士衡史〉序》一文,上述的谜底总算在这里找到了。就在这篇\"序\"中，余英时自我介绍说：\"我自问在文化意识上始终是一个'中国人'(注意：\"中国人\"是被打上引号的)，而且我也曾论证过，'中国'自始便是一个文化观念。\"哦，原来余英时认为\"中国\"只是一个\"文化概念\"!是否\"自始便是\"呢?倒不见得。例如(这里也是引《镜报》文)纪念抗日胜利五十周年之际，余英时也写一文，内称：\"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不但在朝鲜取代了中国的地位，而且还夺去了台湾，这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大战略演出的序幕。\"如果按照余先生后来对我们的\"解惑\"，指明\"中国\"只是一个\"文化概念\"，那么，他这里所谓的\"日本夺去了台湾\"，不就变成了日本并非夺去了作为中国领土主权一部分的台湾，而只是夺去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了吗?请问史家余先生：这说得通吗?由此可见，所谓\"自始\"者，诳也；后来终于变卦倒是真的。李登辉口口声声称\"台湾的中华民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中国\"概念则具有\"模糊性\"。余英时先生在这方面不表现出一点\"趋时性\"行吗?至于李登辉只泛言\"中国\"概念的\"模糊性\",而余英时先生却明确指出\"中国自始便是一个文化观念\"，\"趋时性\"而外又具\"创见性\"，此余英时先生之所以\"卓\"也。

　　无独有偶。最近台湾又因李登辉提出\"新台湾人\"这个新概念，引出了\"新台湾人是不是中国人\"的争论。据中央社台北三月十二日电，台湾行政院的萧万长，在一个\"政党总质询会\"上，面对新党人士连番上阵的\"新台湾人是否为中国人\"相质询，萧或\"顾左右而言他\"，或避重就轻，答非所问，无非是为了讳言\"中国人\"。最后被逼得无路可走，作出了这样一个回答，他说：\"这里讲的'中国人'相当复杂，它有民族与国籍意义，在今天两岸分治的情况下，还有政治意义。如果问的是民族意义，新台湾人当然是中国人；但如果问的是国籍或政治意义，就不能这样简单回答。\"意思是：现在居住在台湾的人，在\"民族意义上\"是中国人，在\"国籍或政治意义上\"就不是中国人(即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

　　余英时先生说，\"中国\"只是一个\"文化概念\"，他\"在文化意识上\"是一个\"中国人\"；萧万长先生则说，\"中国\"只是一个\"民族概念\"，所谓\"新台湾人\"只是在\"民族意义上\"是中国人，在\"国籍意义上\"就不是中国人了。我们实在很难区分这两种说法在终极意义上有何不同。

　　话说到这里，余英时先生的情状大概可以想见了。最后还可以再抄录《镜报》文的最后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这段话说：

　　\"笔者注意到余英时说的一句话：'我从未崇拜过古今中外任何一个人'。很好很好!这是表明余先生乃特立独行之士。然而古今中外的文人难过'皇帝关'(引者按：大概与'政治关'相同)，为学和从政总是纠缠不清，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这样的史实很不少，虽然各人的情况和程度不同。作为史学家的余英时大概是不会不注意到古今中外的这种历史现象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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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康
  

　　余英时，作为中国历史研究专家，在国外特别是美国负有盛名，近年在中国某些文化人中间也颇有名声，这名声主要来自他评介陈寅恪和批评郭沫若，尤其是批评郭沫若(指出郭沫若曾\"抄袭\"钱穆及其他)使某些中国文人有顿受\"启蒙\"因而豁然醒悟之感，并作为\"创见\"代为传播。余英时先生究竟是何等样学者专家?笔者有幸读到香港出版的《镜报》月刊一九九六年九月号刊登的有关余英时一文，题为《评所谓\"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求商于余英时先生》，此文评介余氏的经历及其在台湾问题上的政治立场，很值得注意。

　　这篇文章披露，余氏是一位颇有造诣的史学家，是中国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的高足，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失国\"时随同由大陆迁港台，在港台和美国求学，后来长期在美国大学执教鞭(是否已称\"华裔\"不详)，同时又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此人一个特点是，身居美国，有联络中国学人的嗜好，且时有资助中国出访美国的学人的\"义\"举。但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他对\"中国\"所采取的态度。

　　这几年，在台港刮起一阵风，批判所谓\"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首先是李登辉在当选为台湾\"总统\"后，接受美国CNN记者的访问，直说：\"中国现在最可怕的就是利用民族主义，比希特勒的民族主义还强……用来对付台湾，对付美国，对付日本。\"(见《镜报》1996年7月号)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余英时先生写《飞弹下的选举——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一文，载台北《中国时报》(3月29日)，此文将李登辉的重新当选说成是\"台湾的民主制度\"战胜了\"大陆的民族主义\"，将中国人反对台湾的分裂活动说成是\"向美国为首的西方公然挑战\"。令人惊讶的是，他还将中国的反分裂、反\"台独\"的斗争，说成是在制造一个\"纳粹式的民族主义运动\"。李登辉五月二十日上任前夕，余英时又发表《海外危机今昔谈——一个民族主义的解读》一文(同上，5月9日至15日)，说\"中共用尽一切心机，极力把这种民族情结导入'反台独'、'反西方'的轨道\"(以上见香港《文汇报》1996年7月10日报道)。一九九六年六月香港《明报》又在卷首刊出余英时的大作《提防\"文革\"借民族主义还魂》，此文竟牵强附会地将\"文革\"归因于民族主义，并警告说：\"广义的文革在中国大陆并未结束\"，\"以民族主义情绪为中心的中国式的纳粹主义也许会在未来出现\"。

　　以上摘自《镜报》文章，文章对于余氏上述观点用了相当的篇幅予以分析批判。我想关于这些我们在这里可以从略，因为对余氏的这些观点及其立场，只要稍有政治常识的国人都不难自己作出判断。更令人惊讶的是以研究中国历史成名并在其著作中连篇累牍地明确指认中国的余英时先生，如今忽然对于\"中国\"的概念表示模糊弄不清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说透了，这件事也源自李登辉的\"台独\"理念。这几年李登辉在各种谈话中，包括与日本记者司马辽太郎那次最引人注目的谈话，竭力渲染\"中国\"概念的模糊性，他说他弄不清\"中国\"究竟何所指。殊不料，专写中国历史的余英时先生也竟于此时说出下面这样的话来：\"中国这两个字究竟有什么具体内容，恐怕今天谁也说不清。\"(此话亦引自香港《文汇报》报道)笔者读《镜报》文后一直纳闷：那么余英时先生究竟是怎样看\"中国这两个字\"的内容的呢?

　　事有凑巧，今年一月间偶然在国内一张报纸上读到余英时先生所写《〈论士衡史〉序》一文,上述的谜底总算在这里找到了。就在这篇\"序\"中，余英时自我介绍说：\"我自问在文化意识上始终是一个'中国人'(注意：\"中国人\"是被打上引号的)，而且我也曾论证过，'中国'自始便是一个文化观念。\"哦，原来余英时认为\"中国\"只是一个\"文化概念\"!是否\"自始便是\"呢?倒不见得。例如(这里也是引《镜报》文)纪念抗日胜利五十周年之际，余英时也写一文，内称：\"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不但在朝鲜取代了中国的地位，而且还夺去了台湾，这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大战略演出的序幕。\"如果按照余先生后来对我们的\"解惑\"，指明\"中国\"只是一个\"文化概念\"，那么，他这里所谓的\"日本夺去了台湾\"，不就变成了日本并非夺去了作为中国领土主权一部分的台湾，而只是夺去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了吗?请问史家余先生：这说得通吗?由此可见，所谓\"自始\"者，诳也；后来终于变卦倒是真的。李登辉口口声声称\"台湾的中华民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中国\"概念则具有\"模糊性\"。余英时先生在这方面不表现出一点\"趋时性\"行吗?至于李登辉只泛言\"中国\"概念的\"模糊性\",而余英时先生却明确指出\"中国自始便是一个文化观念\"，\"趋时性\"而外又具\"创见性\"，此余英时先生之所以\"卓\"也。

　　无独有偶。最近台湾又因李登辉提出\"新台湾人\"这个新概念，引出了\"新台湾人是不是中国人\"的争论。据中央社台北三月十二日电，台湾行政院的萧万长，在一个\"政党总质询会\"上，面对新党人士连番上阵的\"新台湾人是否为中国人\"相质询，萧或\"顾左右而言他\"，或避重就轻，答非所问，无非是为了讳言\"中国人\"。最后被逼得无路可走，作出了这样一个回答，他说：\"这里讲的'中国人'相当复杂，它有民族与国籍意义，在今天两岸分治的情况下，还有政治意义。如果问的是民族意义，新台湾人当然是中国人；但如果问的是国籍或政治意义，就不能这样简单回答。\"意思是：现在居住在台湾的人，在\"民族意义上\"是中国人，在\"国籍或政治意义上\"就不是中国人(即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

　　余英时先生说，\"中国\"只是一个\"文化概念\"，他\"在文化意识上\"是一个\"中国人\"；萧万长先生则说，\"中国\"只是一个\"民族概念\"，所谓\"新台湾人\"只是在\"民族意义上\"是中国人，在\"国籍意义上\"就不是中国人了。我们实在很难区分这两种说法在终极意义上有何不同。

　　话说到这里，余英时先生的情状大概可以想见了。最后还可以再抄录《镜报》文的最后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这段话说：

　　\"笔者注意到余英时说的一句话：'我从未崇拜过古今中外任何一个人'。很好很好!这是表明余先生乃特立独行之士。然而古今中外的文人难过'皇帝关'(引者按：大概与'政治关'相同)，为学和从政总是纠缠不清，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这样的史实很不少，虽然各人的情况和程度不同。作为史学家的余英时大概是不会不注意到古今中外的这种历史现象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