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往事：临城劫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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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期，土匪猖獗，许多土匪制造绑架大案与政府讨价还价，挤身军旅，混个一官半职，而这些土匪又多是被打散的官兵选择的新职业的结果。1923年发生的临城劫车案，是震惊中外的土匪抢劫绑票大案，其引发的国内外政治危机，发人深省。
　　5月6日凌晨2点多，一千多名土匪在刚过江苏地界的山东临城附近，扒掉了一段铁轨，致使上海开往北京的列车部分出轨，整列火车被洗劫，二百多名中外旅客被扣押为人质。当时上海《大陆报》记者兰巴斯，听到外面密集的枪声，知道是土匪抢劫，从床上跳下来，钻入床底。土匪砸碎窗户玻璃，爬进车厢搜索值钱物品，前后有五个土匪进入他所在的车厢搜过，第六个土匪进来时已经没有值钱物品可取，在搜索床底下的时候，兰巴斯被枪戳着从床下爬了出来，口中喊着“人，人”，随后被带下车，在押解过程中，兰巴斯趁押解他的匪徒不注意，跑进了高粱地，逃脱出来。英国人罗斯曼就没这么幸运了，面颊与胸部各中一枪当场毙命，有说被流弹击中，有说是反抗导致，在行李检验中，发现他的旅行包里有两把手枪，150发子弹——竟然没有被匪徒发现？
　　这次劫车案的匪首是25岁的孙美瑶，他们带着二百多人质（其中外国人有二十余）往山里退却（大部分人质都没有穿鞋），一直进入老巢抱犊崮，安置好人质后，开始和政府谈判。美国记者鲍惠尔当时是被押人质之一，他在《临城劫车被俘记》中记录了做人质期间的情况，还谈到美国政府已经派遣了五十名海军陆站队队员向山东集结，准备在谈判破裂时采取冒险营救计划，如果实施了，又会造就一部美国大片。鲍惠尔在文中还记录了与上山联络的德国神甫波特探察其他肉票的过程，有几十名肉票被关押在山中一至三年，其中二十多名儿童被关在一小屋里，骨瘦如柴，目光呆滞。
　　谈判一波三折，最终在六月十二日签定协议，所有洋票被释放，匪徒三千人被改编成山东新编旅，孙美瑶任旅长，驻扎枣庄。至所有被改编匪徒六月二十四日出山后，华人肉票才全部被释放。孙美瑶的命运也就此到了头，吴佩孚专下密电，“非杀孙不足以绝匪望”。12月19日，孙美瑶在赴宴处被处决。
　　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就这一事件的外交交涉做了记录，他认为外国使团就此事件所提出的要求和方式与《辛丑条约》类似 。时任外交总长的顾维钧说：“在赔款问题上，中国不负任何责任。但是，中国政府出于对中外被掳人员的深切同情，乐于提供一些救济来支付由此而产生的费用，并补偿实际遭受的损失。”——只认可联合照会提出的赔偿额，被掳期间每人每日一百五十元。
　　在这一事件中，华人的情况只有零星个人记录（多是因为一些人是有名望的，比如袁世凯的女婿），许多文本中只以华人肉票“被释放”了结，甚至数量也不明确，更不用说如洋票一样，每个人的名字、职业等都记录详细。在我所阅读的资料里，本以为华人肉票可以成为明确的数目字，可没有看到，不用说交涉和赔偿，能保下性命就是万幸。
　　这起案件的起因有多种说法，多数指向日本人，因为日本人失去了山东的利益，为泄愤，成了这起案件的幕后指使。英国人菲茨杰拉尔德1923年底来到中国，来中国之前已经看了很多关于这个案件的报道，从其他地方也得到了“确切的消息”，并坚定认为，这是一起由贩卖军火引起的案件，由吴佩孚直接指使。菲茨杰拉尔德是个汉学家，初来中国时，对中国还不了解，他所描述的这个案件过程，虽然不可信，却体现了西方人的分析能力与想像力。
　　菲茨杰拉尔德说的故事是这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不法军火商到处找买家处理战后大量剩余的军火，中国正当战乱，就成了这些军火商最大的市场。有一个军火商，找到了当时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军阀吴佩孚推销军火，双方谈好价钱，吴佩孚就把货款先付了。这个军火商是个骗子，没有军火交给吴佩孚，拿了货款以后，他便坐上了从北京到上海的“蓝色列车”，想一跑了之。上海是个租界，不受北京政府法律限制，跑到租界里，你吴佩孚再有本事也没用。吴佩孚可不是个三岁小孩，早就派人盯上了这个军火商，当得知其携款潜逃，立即电令山东省长，在山东境内将其拦截。
　　菲茨杰拉尔德说，吴佩孚电令山东省长，让他找个土匪头子打劫这列火车，前提是不伤害旅客；给土匪开出的条件是收编他们，并赦免他们的罪行。临城劫车案就这样发生了，军火商的货款被追回，一个子儿不少交给了吴佩孚。
　　菲茨杰拉尔德总结说：“各国驻北京的外交使团对整个事件的内幕了解得一清二楚，巴不得看到那位不法军火商得到应有的‘奖赏’。因为这种交易令人讨厌。它助长了持续不断的内战，而内战又妨害了贸易。贸易是那些国家在中国唯一感兴趣的东西。”
　　这个说法一点也不可信，火车行驶的方向都搞错了，整个事件就无法连贯起来。案件发生的这列火车是由南京浦口开往北京的列车，在山东境内被劫持，那个军火商怎么也无法乘其逃往上海。故事可以不信，菲茨杰拉尔德的总结却发人深思。中国是个大市场，列强打你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打开这个大市场的大门，通过各种贸易获得巨额利润，这你中国是躲不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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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期，土匪猖獗，许多土匪制造绑架大案与政府讨价还价，挤身军旅，混个一官半职，而这些土匪又多是被打散的官兵选择的新职业的结果。1923年发生的临城劫车案，是震惊中外的土匪抢劫绑票大案，其引发的国内外政治危机，发人深省。
　　5月6日凌晨2点多，一千多名土匪在刚过江苏地界的山东临城附近，扒掉了一段铁轨，致使上海开往北京的列车部分出轨，整列火车被洗劫，二百多名中外旅客被扣押为人质。当时上海《大陆报》记者兰巴斯，听到外面密集的枪声，知道是土匪抢劫，从床上跳下来，钻入床底。土匪砸碎窗户玻璃，爬进车厢搜索值钱物品，前后有五个土匪进入他所在的车厢搜过，第六个土匪进来时已经没有值钱物品可取，在搜索床底下的时候，兰巴斯被枪戳着从床下爬了出来，口中喊着“人，人”，随后被带下车，在押解过程中，兰巴斯趁押解他的匪徒不注意，跑进了高粱地，逃脱出来。英国人罗斯曼就没这么幸运了，面颊与胸部各中一枪当场毙命，有说被流弹击中，有说是反抗导致，在行李检验中，发现他的旅行包里有两把手枪，150发子弹——竟然没有被匪徒发现？
　　这次劫车案的匪首是25岁的孙美瑶，他们带着二百多人质（其中外国人有二十余）往山里退却（大部分人质都没有穿鞋），一直进入老巢抱犊崮，安置好人质后，开始和政府谈判。美国记者鲍惠尔当时是被押人质之一，他在《临城劫车被俘记》中记录了做人质期间的情况，还谈到美国政府已经派遣了五十名海军陆站队队员向山东集结，准备在谈判破裂时采取冒险营救计划，如果实施了，又会造就一部美国大片。鲍惠尔在文中还记录了与上山联络的德国神甫波特探察其他肉票的过程，有几十名肉票被关押在山中一至三年，其中二十多名儿童被关在一小屋里，骨瘦如柴，目光呆滞。
　　谈判一波三折，最终在六月十二日签定协议，所有洋票被释放，匪徒三千人被改编成山东新编旅，孙美瑶任旅长，驻扎枣庄。至所有被改编匪徒六月二十四日出山后，华人肉票才全部被释放。孙美瑶的命运也就此到了头，吴佩孚专下密电，“非杀孙不足以绝匪望”。12月19日，孙美瑶在赴宴处被处决。
　　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就这一事件的外交交涉做了记录，他认为外国使团就此事件所提出的要求和方式与《辛丑条约》类似 。时任外交总长的顾维钧说：“在赔款问题上，中国不负任何责任。但是，中国政府出于对中外被掳人员的深切同情，乐于提供一些救济来支付由此而产生的费用，并补偿实际遭受的损失。”——只认可联合照会提出的赔偿额，被掳期间每人每日一百五十元。
　　在这一事件中，华人的情况只有零星个人记录（多是因为一些人是有名望的，比如袁世凯的女婿），许多文本中只以华人肉票“被释放”了结，甚至数量也不明确，更不用说如洋票一样，每个人的名字、职业等都记录详细。在我所阅读的资料里，本以为华人肉票可以成为明确的数目字，可没有看到，不用说交涉和赔偿，能保下性命就是万幸。
　　这起案件的起因有多种说法，多数指向日本人，因为日本人失去了山东的利益，为泄愤，成了这起案件的幕后指使。英国人菲茨杰拉尔德1923年底来到中国，来中国之前已经看了很多关于这个案件的报道，从其他地方也得到了“确切的消息”，并坚定认为，这是一起由贩卖军火引起的案件，由吴佩孚直接指使。菲茨杰拉尔德是个汉学家，初来中国时，对中国还不了解，他所描述的这个案件过程，虽然不可信，却体现了西方人的分析能力与想像力。
　　菲茨杰拉尔德说的故事是这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不法军火商到处找买家处理战后大量剩余的军火，中国正当战乱，就成了这些军火商最大的市场。有一个军火商，找到了当时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军阀吴佩孚推销军火，双方谈好价钱，吴佩孚就把货款先付了。这个军火商是个骗子，没有军火交给吴佩孚，拿了货款以后，他便坐上了从北京到上海的“蓝色列车”，想一跑了之。上海是个租界，不受北京政府法律限制，跑到租界里，你吴佩孚再有本事也没用。吴佩孚可不是个三岁小孩，早就派人盯上了这个军火商，当得知其携款潜逃，立即电令山东省长，在山东境内将其拦截。
　　菲茨杰拉尔德说，吴佩孚电令山东省长，让他找个土匪头子打劫这列火车，前提是不伤害旅客；给土匪开出的条件是收编他们，并赦免他们的罪行。临城劫车案就这样发生了，军火商的货款被追回，一个子儿不少交给了吴佩孚。
　　菲茨杰拉尔德总结说：“各国驻北京的外交使团对整个事件的内幕了解得一清二楚，巴不得看到那位不法军火商得到应有的‘奖赏’。因为这种交易令人讨厌。它助长了持续不断的内战，而内战又妨害了贸易。贸易是那些国家在中国唯一感兴趣的东西。”
　　这个说法一点也不可信，火车行驶的方向都搞错了，整个事件就无法连贯起来。案件发生的这列火车是由南京浦口开往北京的列车，在山东境内被劫持，那个军火商怎么也无法乘其逃往上海。故事可以不信，菲茨杰拉尔德的总结却发人深思。中国是个大市场，列强打你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打开这个大市场的大门，通过各种贸易获得巨额利润，这你中国是躲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