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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泳（《黄河》副主编）
1、 陈体强的《中国外交行政》
1997年香港出版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围绕何伟亚的《怀柔远人》有过一些争论，美国汉学家周锡瑞、艾尔曼和胡志德，还有中国的张隆溪、葛剑雄和罗志田等史学家都发表了文章。我印象中，争论主要是对当年英使马喀尼来华一事的不同解读，何伟亚的意思是说，过去对这一事件的评价是以欧洲中心论为准则的，也就是说要求中国清代的一个皇帝，必须遵守现代国际关系的逻辑和准则来处理外交问题，有欧洲霸权的意味。何伟亚认为这是两种不同观念体系发生的碰撞，也就是他说的“主权平等”外交观与“差序格局”天下观的碰撞。争论主要是因文本解释差异产生的，最后好象也没有什么结论，还是各说各话。我对这个问题完全不懂，只是看到这些争论，想起了一本旧书，因为我印象中，对于马喀尼来华一事，陈体强早年的一本旧著《中国外交行政》中有过一些解释，我看了这些解释，以为还是陈体强的评价更合常识，虽然他是用最简单的话解释的，陈体强认为，在西洋人打开中国门户以前，中国除去与俄国稍有往来以外，还没有处国际社会的经验，四周都是些弱小的民族，中国俨然是当时世界的中心，对各民族恒采取一种鄙视的态度和抚绥的政策，因为这个缘故，等到西洋人出现于东亚舞台的时候，中国毫无外交的准备。陈体强说：“林则徐时代中国尚未吃过大亏，自大心理犹有可原，而到了咸丰年间，理藩院给俄使普提雅廷（Poutiatine）照会，还要求他依贡使礼节齐奏书至午门行三跪九叩礼，其心理真是不可思议的。”（5页）一个问题是陈体强在他的书里提到的最典型的“行礼事件”是俄使，而不是英使，他认为“不可思议”，是因为“中国与俄国的关系，比起其它各国颇为特殊。俄国因与中国陆路接壤，自古相通，故其出现不像西洋人那样使中国人感到惊讶与厌恶。俄国早期所遣使臣多蒙中国款待。一七一九年以后俄国外交代表即驻扎北京。”（5页）另一个问题是马喀尼在中国的处境并不是像有些人解释的那样，下面抄一些材料前，先介绍陈体强的这本书。
陈体强的《中国外交行政》，商务印书馆1943年10月出版，土纸印刷，列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行政研究室丛刊”中出版。书前有钱端升为这套丛刊写的一个总序，另有钱端升为陈体强本书写的一个简短序言。
据钱端升讲，1936年，中央大学法学院成立行政研究室时，本来有比较详细的研究计划，但因抗战爆发，许多工作没有来得及完成。1939年西南联合大学行政研究室成立，其工作人员中有一些是当年中央大学行政研究室过来的人。钱端升说：“我们的本意拟穷同人三四年的精力，将中国的行政完成一初步的考察。此项工作包括两大类的问题。第一类是各级政府的行政机构，如中央的行政机构，省市的行政机构等等。第二类是各项行政，如人事行政，外交行政，合作行政，救恤行政等等的机构。初步的考查乃有别于精邃的研究之谓。初步考查，取材大致以法令有规定，官文书有记载者为限。故所论亦只及于某一机构的组织及职权，及职权行使的程序而已。至于精湛的研究，或须穷探学理，或须广事比较，或有需于实地的考察，故必须各项初步考查完成而后，方宜从事。”（3页）
对于陈体强的这本书，钱端升这样评价：“陈君体强今兹所著《中国外交行政》，在资料所能允许的范围内，以能详确述说中国近代外交行政的组织及外交权及两者的演变为目的。因资料的缺乏，挂漏之处自所难免。凡所述及，则力求准确而客观。”
从书后的参考资料看，陈体强的这本书是用了很大力气的，中西参考书目就占了十五页，晚清的外交史料大部分在其中，书稿完成以后还给外交部的一个旧人看过，并用过他提供的材料。陈体强写书时，据晚清并不很远，所以他对晚清材料的处理应该比后人更有判断力。
陈体强说：“对于遇风漂流的难夷，中国向予特别保护，或给粮水资遣回国，或留待其同国人过境时令其带回，从不加留难。总之，对于外国的个人，中国向来采取极度宽大的政策。
对于外国官员的政策却与此正相反。中国既不承认更有独立平等之国家存在，所有外国皆认作藩属。大清会典所载藩属之国名称包括荷兰、葡萄牙、罗马教皇在内。当时一般印象以为万国九洲已尽入藩列矣，所以对外的关系，无所谓‘外交’，只是‘理藩’而已。外国遣来使臣皆认作贡使。贡使的条件：一、需要携带贡品；二、须行跪拜之礼。外国使臣来华，有的委曲求全，权充贡使。如一七九三年英使马喀尼（Lod Macartney），一七二零年俄使伊斯美洛夫（ Leoff Jswayloff）皆满足贡使的条件而返。有的不肯接受贡使的地位，便不能达到使命而去，如一五二一年的葡使派尔斯（Thome Pires），一五六七年的俄国首次遣使，一八一六年的英使安和司（Amberst）等皆是（葡使死于狱中）。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中国政府从来不肯同贡使作任何谈判，至于商业问题更是一字不提。”（4页）陈体强的这个解释比较合常理，也就说当时中国对于外来的人，并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完全排外，有排的地方，但也有不排的地方。陈体强说：“对于外国‘贡使’，虽则我们要求他们遵守某种礼节，但大体上却是很优待的。每次有外使来华，朝廷辄命大员接待。英使马喀尼之来，直隶总督亲自由保定赶到大沽欢迎。沿途由三品大员接待，供给甚丰。安和司之来，理藩院尚书和世泰担任招待，后以办理不善，竟至撤职，俄使斯巴特里，伊斯美洛夫来华，都受到盛大欢迎。使臣以外的其它外国官员则不能受到这样优渥的待遇。对于他们，中国采取一种不承认的态度，即对于他们的官员地位不予承认，而强迫其接受一般外国人民的待遇，不得于中国官吏往来，一切须经行商之手。”（5页）
看了陈体强的这个解释，对于晚清中国的外交情景，会有一点真实的了解，因为把晚清办外交的那些人认为是完全的愚昧和无知，大概不符合一个文明古国的实际，中国毕竟是礼仪之邦嘛，当然特例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今天也不例外。对于前辈学者的研究，特别是中国近代史方面的研究，应该予以充分的尊重，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局面，很多是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起步的，特别是在观念方面。
2、《最近中国外交关系》
过去读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纲》，非常受启发。也许你不同意他对近代史的一些看法，但他那种对近代史的态度却是会影响人一生的，我在看这本书之前，读过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应该说在对近代史的了解上，已经有了相对固定的认识，但蒋延黻的书还是改变了我对近代史的看法，因为他讲得比较符合常识，也比较符合人情。他在书中就很同情那些晚清办外交的大臣，以为他们并是草包，而是当时中国根本没有人懂得现代外交。如果我们都把那些人认为是卖国贼，是不符合常情的，因为那么重要的事，让一个草包去做，与官场的逻辑都不相合，其它就更不用说了。
中国近代以来有许多事没有办好，但在外交方面，却是个例外。特别是民国建立以后，中国外交的一个大变化，是中国政府开始拒绝同以往签有不平等条约国家集体谈判，而是找机会单独谈判，逐步废除了期满的旧约。这个认识是我最近看《最近中国外交关系》（波拉特（Pollard）著，曹明道译，1935年正中书局出版）时得到的。从这本书的介绍中，我知道了当时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已有了几个显著的结果，关税自主已经实现。许多国家在中国的租界已经归还，外国人已渐渐接受中国法律的管辖，修约运动已有具体的进展，依据平等及互尊主权原则的新约缔结谈判，也已开始。这些成果的取得，主要得自于五位个人。一是孙中山，他设计了总的方案。但实际折冲外交问题的是颜惠庆、顾维钧、陈友仁、王正廷四位。他们都在外国受过教育，并都熟悉外国的政治经济情形。颜惠庆富于西方的外交经验，王正廷在他为巴黎和会代表时，曾对西方的外交奥秘，得到一种深刻的观察。陈友仁生在英国并在那里过教育。
中国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外交以后，一个特点是外交自成格局，特别是在军阀时代，因为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客观上给了外交相对的独立权。“他们把外交只看作他们自己同外国间的缓冲机关而已。要是外交部的行动，不背于这种任务，则他们也不会去干涉外交部对于修约所采取的任何政策。”（319页）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军阀主义流行的时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差不多完全只由一小部分很熟悉国际公法有外交经验及通晓国际情形的相当人物所决定。这些外交官员中，有许多曾在中国教会学校毕业的。有几位是曾在美国英国或其它欧洲国家大学里得到高等学位的。实际上他们都能操一国或几国语言。所以内阁和党系可往复调动，各省也可任由以前的土匪去当政，可是外交部同外交官员，却终是在这种留学阶级的青年手里。他们曾在巴黎与华盛顿会议里，声诉本国的怨嫌。他们决心要努力达到中国应受主权国待遇的原则。因此，在南京政府一部分所成功的事业中，他们曾培植基础。”（319页）书中还引了一位美国人的话说：“大家曾说过并且说得很对，要是中国政府的其它各部，都能显示像外交人员所常显示的才能，尤其在这十年中，中国便将成为世界大国之一了。”这就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外交传统，这是个好传统。
3、冯和法编的《中国农村经济资料》
冯和法编的《中国农村经济资料》，1933年上海黎明书局出版。冯和法是中国有名的农业经济学家，八十年代，印象中他和薛暮桥合作出过一本书，但记不起来了。改革初期，薛暮桥的书影响很大，所以有那个印象。后来看到冯和法编的这本《中国农村经济资料》，感到非常兴奋，因为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到中国早期农村的真实生活状态。这本书在1935年还出版过一个续编，可惜我没有见到。
这是一本编成的书，除了前面一章可能有作者的一些观点外，主要是当时研究中国农村的社会学家和各种相关机构的调查材料，编者只是根据一定的体例把这些材料编在了一起，但这是一本编辑水平相当高的书，如果作者心中没有相当的对中国农村的了解和认识，是编不出来的，书后附有索引，非常专业。可以这么说，中国早期有关农村的所有问题，这本材料都涉及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三农”问题，虽然具体问题不一样了，但在深层，还是那些问题，比如土地制度、农民的移动、租佃制度和农民负担等。
我看这本书的一个突出印象是，早年中国的社会学家，很少用阶级观点来分析中国农村的情况，他们只是从各种制度以及制度的好坏来看农村的问题，几乎所有社会学家都对农民保持了十分的同情，但他们极少提出过用激烈的土改方式来改变当时农村的基本社会结构，他们比较集中的一个看法是发展工业。
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南北差异很大。北方的农村和江南的农村，几乎不可同日而语。如果不具体分析，是很难说清楚的。比如就佃农和自耕农的情况看，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北方的自耕农比例远大于佃农，而江南却是佃农的比例高于自耕农，原因一是土地较少（江南农村的公田较普遍），二是有了一些工业和商业，有土地的人不再把精力用在土地上，他们把地租给了佃农。所以那种在农村划分成份的作法，是极不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
当时中国的社会学家，没有一个人否认农村中有剥削，但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非常复杂。书中有一节讲陇南农村的情况，他用了一个社会学家的调查，其中说：“我们陇南的佃户，与别的地方的佃户有大不相同的所在。他们所种的田不够时，才去种地主的余田；所以佃农一方面是自作农，换言之，自作农就是佃农，两者之间，是无甚分别的，完全作佃农的怕没有十分之一哩。他们所受地主的苛待，比较的完全佃农所受的束缚是轻得多了。
至于他们对于地主，也有极好的感情。到青黄不接的时候，佃户还可以往地主家借贷食粮，等到秋收以后，方始偿还。倘地主家里有什么大工程发生，佃户可以随时去帮忙工作，那怕就是十天二十天，他们也是极欢欣鼓舞的干，并且不受工资。所以地主与佃户间的感情，极为融洽，彼此之间，虽微有蒂芥，地主是能原谅佃户的。
再说地主与佃农分益的情形。他们到收获的时候，有在田中当面与地主均分的，有上场后与地主只分种子的。其分配方法：有四六的，就是佃户得六而地主得四；也有均分的，地主与佃户各得二分之一，这完全视地主的宽吝为正比例。至于田赋的负纳，大概由地主代纳，与佃户是无涉的，但也有因佃户种的田太多，或因特殊的原因而两家分纳的，那就成了例外了。”（1156页）
类似的情况，在这本材料中还有很多。对于中国早期农村的社会结构，看来还是要多相信社会学家的调查和研究，而少信政治家的鼓动和夸大，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并不像我们过去认为的那么简单，所以那些反映土改的小说，明显是夸大了中国农村的阶级差异，其实道理并不复杂，如果一个地方始终处在绝对的对抗状态，那它维持的时间怎么会长久呢？
4、夏承枫的《现代教育行政》
偶然看到一本《现代教育行政》，作者夏承枫。这个名字对于我是陌生的，我随便查了一下手边的几本人物辞典，都没有收录，可见不是太有名的学者。这本书是193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作者当时是中央大学的教授，所以书也列在“中央大学教育学院丛书”的名下。这是一本普通的书，是作者在中央大学的讲义。我看了这本书，有许多感想，主要是书外的联想。
我们今天说到三十年代的学术和教育，一般人都有很深的感慨，因为那是一个学术和教育都有大发展的时代。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可能没有想到，他们的努力虽然在当时也很平常，但在后人看来，他们是赶上了学术自由的好时代。我不是说那个时代没有毛病，但看那个时代的出版物，无论什么东西，都像是那么一回事，不像今天，什么都不像。作官的没有官样，作学问的没有作学问的样子。
现代教育行政，听起来也不过就是关于教育管理的一些专业知识。我不知道今天的大学有没有这门专业，不过我想，就是有，可能讲法也不同了。夏承枫的这本书，视野相当开阔，把当时能找到的有关西方现代教育行政的理论和实践，都介绍过来，而且他在介绍的时候，态度是非常诚恳的，他知道中国在这方面不如人家，所以总是以一种求知的心态在看待自己不懂的东西。书中有大量关于西方教育的材料和评价，也有对中国教育制度沿革的清理，大体上可以说是一本中西比较教育史。研究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特别是大学制度，这本书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作者生活的时代，也有它相对固定的意识形态，但作者并没有完全以意识形态的标准来评价他所认识到的现代教育理念，这是一本大学里的讲义，但看得出来，作者写作的时候有很大的自由，因为在书中，我们看不出他要努力和他所生活的时代达成平衡的的那种追求，这可能就是过去和现在的最大不同，我们今天的大学教科书，还能看出作者的个性玫才情的，实在很少，所以学术这东西，其实并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只要有自由就可以了，大学也一样，不能什么都要按固定的要求来做，那样就成了党校，而不是大学了。
中国三十年代的学术繁荣，最重要的就是在那样的时代环境下，它的学术自由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夏承枫的这本书，对于现代大学的理念，代表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一般认识，他说：“大学的原意本为教者与学者的总会（Universitat Magrotroum et Schoolorium）。大学应以师生共同研究为归宿。实验室、研究所、图书馆等为大学精神所寄。大学的中心在学术，大学生的行动，大学行政方面可不过问。惟如剑桥牛津的学舍制（College）。导师与学生共同生活，要亦为人格感化的良好制度。学会的组织，更足以养成修学和自治精神。今日各国的大学教育，自按时计值的学分制到自由研究的实验室研究所制，自对行为无管理的自由制度到学生军的严格训练，在这两极端中，变化万千，所以高等教育制度的标准，亦颇难有定论。”（362页）作者没有特别认定哪一种大学的管理方式最好，但也没有说哪一种大学的管理方式最坏，他提供的是一个选择的视角。他认为：“大学为最高学术机关，应有校政自治学术自由的精神。政府对于大学的管辖，应有其限度。教授治校为近代大学行政的普遍现象。即取集权的法国，近亦取消高等视察员，许大学有相当自由。大学应有完整的教授制，健全的评议机关，俾渐能趋于自治一途。大学以学术为中心，不同的学说在一大学可以并存。大学生以研究为中心，应充分予以自由研究的可能。但大学的自由，亦非可轻易取得，是在大学本身的学术化。中学式的大学，假自由以行，要亦失大学自由的真义。”（386页）
这种对大学的认识，对于今天的教育官员来说，不知道还能不能有一点触动，中国现代大学的教育行政，也不是从零开始的，几十年前的认识，现在看来，还是对的。一本老大学的讲义，一本关于教育行政的讲义，几十年后再看，还有它的价值，可以说明那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精神里，还有可取的东西，很难想象，今天大学里的一本教科书，在几十年以后还能给人这样的感觉。
5、许仕廉的《人口论纲要》
人口问题，如今可以说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没有比这再大的问题了。中国人口到了今天这个样子，不是没有人想到，而是想到了，但因为知识的局限，没有听专家的意见。人们一提到这个问题，就想到马寅初，因为他是一个始终坚持自己独立意见的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特别是一个从战争年代过来的时代，执政者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最后必然要影响到它后来治理国家的思路。不信任知识分子，可以说是新时代的基本特点。中国在五十年代顺利走上苏联道路，就是因为听不进知识分子的意见。
我们看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在起步的时候，本来是依靠专家来设计的，但最后变成了政治家完全操纵。因为建设不是战争，它有自己的规律，特别是经济，没有受过严格的现代经济学训练，而要设计一个大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肯定是要出问题的。五十年代初期，负责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人，从计划、财政到社会发展，各个部门的领导者，都从军队而来，现代经济的知识基本没有，不光是领导人，就是从延安过来的经济学家，也没有一个对现代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做过深入研究，他们的经济思想，都是从苏联那里学来的，我们可以想一想中国红色经济学家的经历，并看看他们的著作。
当时中国有没有对世界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做过深入研究的经济学家呢？答案是肯定的。中国现代学术中，当年发展最好的就是社会学，可以说与国际水平同步，在这些社会学家中，对于现代世界经济做过研究的大有人在，像当时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的许多教授，都是留学欧美受过很好训练的专家，但新时代没有使用他们，过了不久，连社会学也取消了。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吴景超的论文，看过他过去一些经济学文章，如果五十年代初，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多听他们的意见，就会少走很多弯路，但恰恰是这些经济学家，在1957年以后，几乎都成了右派。
我看到《人口论纲要》（中华书局1934年出版）是在前年，当时很有感慨。作者许仕廉，是中国最早受过欧美社会学训练的社会学家。他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书，后定居美国，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任研究导师。翻翻这本书，就有一种中国真是不幸的感觉，为什么这么好的意见，偏就没有人听呢？
许仕廉的专长是研究人口问题，他认为人口问题，是讨论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根本。 他这本《人口论纲要》材料非常丰富，可以说把当时世界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都尽可能收集到了。他当时就认为中国“依现有耕地和现有经济生产的技术，中国社会已有很重大的人口压力。”（247页）这也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学家的一个共识。
许仕廉在书中说：“中国贫穷的人口原因有四种。第一是内地人口过剩；第二是边陲人口过稀；第三是人口分配不均；第四是人口太不流动。”他认为，交通之建设，现代工业之振兴，农业之改良，及边地之垦殖，大致可以解除第二第三及第四方面所发生贫穷现象。而要解除人口过剩现象，必另寻出路。此路何在？第一，中国过剩人口，可向国外移殖。第二若不能扩充殖民地，即需实行生育节制，自动的限制人口总额在中时点以下。第三，若不愿实行节育，即需改变生活习惯，减低生活程度。将来科学进步，能否有新的发明，根本解决“人浮于食”的困难，是一个很空幻的希望。（254页）当时许仕廉和另一个人口学家陈长蘅在《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中的认识相同，他们“认为贫穷，是人口总额超过中时点的现象”。（247页）
1931年7月，许仕廉在美国曾与著名的节育运动开创者桑格夫人谈过节育运动，并了解了世界有关节育的情况，同年9月，他从欧洲回国后，曾与陈达、杨崇瑞、兰安生、张鸿钧、周励秋、雷洁琼、袁贻瑾数人，试行推广母婴保健与节育工作，组织北平妇婴保健会，并在北平城内设立一节育所，以杨医生为主任，凡已婚男女，在相当条例之下，可请所中医生指示最新最廉之节育方法。所内又有训练之社会服务家，对请求节育知识者，有个案之调查。此外他们还与北平《晨报》合作，每月发行“人口副刊”一张，由陈达主编。许仕谦认为，此项工作“在中国算是破天荒，是一种小规模的尝试。”（223页）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许仕廉对于人口问题有很独特的见识，他在书中曾解释过社会主义最容易在哪里发生，他以一个人口学家的视角看社会革命，他说“人口压力不独与帝国主义，且与社会主义，有相当关系。在人口压力高的国家，如中国意大利等资源不丰富，或技术不发达，而人口增加率高，生活程度势必低降；结果，贫穷普遍，经济困难，社会不宁传布极广，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力必强，无产阶级革命，不难实现。反之，在人口压力低的国家，如美国等，人口增加率渐渐减低，而工业技术之进步极速，其人口的生活程度，即有增高趋势。在此情形之下，社会主义革命之实现，颇不容易。现美国因技术的改良，能以机械方式代替人力，结果，有大批的失业，这恐怕是暂时的。俟其工业组织改造调和之后，失业问题，当有相当解决办法，恐不至引起无产阶级大革命。吾人即认社会主义的原则，代表进一步的社会组织，但实现社会主义的领袖人物，恐不是无产阶级，而从他方面介绍进来。在生活程度低，人口压力高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力强，无产阶级革命，不难成功。即成功之后，因人口压力高，资源不充富，技术太粗，如不在技术方面、资源方面、或人口方面筹高明办法，社会主义恐不易实现。所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先最要条件。”（78页）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像许仕廉这样有见识的社会学家，在中国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个群体，如果新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多听听他们的意见，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可惜，他们的学说，没有能在中国起作用，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他们一生的努力，最后付之东流了，半个世纪以后，中国才开始重走他们早就设计过的道路，但面临的问题已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了。许仕廉还有一个看法是，人口自由流动是达到人口平衡的一个基本条件，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分布极不平均的国家，自由流动更是非常必要，历史真是奇妙，我们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犯了天大的错误，户口制度的设立，使所有中国人都不能自由流动，结果使本来就不平衡的人口分布，又人为地加剧了。
6、 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前几年，北京一位朋友赵先生送我一册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那些年我正做一个关于西南联大的题目，赵先生看到这本书与我的研究有关，就把它送给了我，他的热情至今令我感动。雷海宗的经历最后很不好，他在南开时成了右派。
这本书是1940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三十二开本，列为“文史丛书第二十本”。书前有雷海宗一则短序。这本书可以看作是雷海宗的代表作，但它却不是一本专著，只能说是有连续性的论文集。虽然书的篇幅不大，但雷海宗一生的主要学术观点却都在其中，比如关于中国历史周期律的问题，史前的断代问题等，在他这本书中都可以看到。
雷海宗出身清华，后来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受过系统的史学训练，他讲中国历史的最大长外是他有世界眼光，因为他的专业是世界史，所以他看中国历史，处处有西方的文化作为参照，他在西南联大时，曾是著名的《战国策》派的主将，他留下的文章也不少，但出于政治的原因，过去人们把他们的学术论争看得过重了。
他这本书里，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他关于中国士大夫和流氓的评价。雷海宗认为，中国社会自汉代以下只有两种比较强大的组织，就是士大夫与流氓。他说战国时代，中国的士还不成为一个有意识的团体。这种团体的实现是在汉武帝废百家，崇儒术，五经成为作官捷径以后的事，隋唐以下科举制度的建立，才增加了士大夫的团结力量。儒人读同样的书，有同样的目标，对事有同样的态度，并且因为政治由他们包办，在社会上他们又多是大地主，所以也可以说他们有共同的利益。虽然无正式的组织，他们实际等于一个政党，并且是唯一的政党。由此点出发，雷海宗说了这样一句话：“一党专政在中国倒算不得稀奇！”（138页）
雷海宗的哲学思想中有“尚力”的一面，所以他对中国知识分子是批评为多，他认为他们都是些文弱的书生，兵戎之事全不了解，绝对不肯当兵。太平盛世他们可靠皇帝与团体间无形的组织维持自己的势力，天下一乱，他们就失去自立自主的能力，大权就转移到流氓的手中，士大夫最多只能守成，并无应付局面的能力。每次天下大乱时士大夫无能的情形就暴露无遗。乱世士大夫的行为几乎都是误国祸国的行为，古今绝少例外。他认为从东汉末的党祸、宋朝的新旧党争直到明末的东林党，“都是在严重的内忧或外患之下的结党营私行为。起初的动机无论是否纯粹，到后来都成为意气与权力的竞争；大家都宁可误国，也不肯牺牲自己的意见与颜面，当然更不肯放弃自己的私利。各党各派所谈的都是些主观上并不诚恳客观上不切实际的高调。”（139页）他说乱世士大夫的第二种行为就是清谈，第三种行为就是作汉奸。
雷海宗认为，士大夫与流氓是同时产生的。太平时代，流氓无论有组织与否，都没有多大的势力，但唯一能与士大夫相抗的却只有这种流氓团体。流氓的经济势力在平时并不甚强，但患难相助的精神在他们中间反较士大夫间发达，无形中增加不少势力。流氓团体也有他们的弱点，内中的分子几乎都是毫无知识的人，难成大事。形式上的组织虽较士大夫为强，然而实际上很松散。所以在太平时代流氓不能与士大夫严重对抗，并且往往为士大夫所利用，大则为国家的武官或捕快，小则为士大夫个人的保镖。遇到乱世，士大夫所依靠的皇帝与组织失去效用，流氓集团就可临时得势。流氓虽然愚味，但有时也有意外的成就。流氓多无知，流氓集团不能成大事；但一二流氓的头目因老于世故，知人善任，于大乱时期间或能成伟人，甚至创造帝业。刘邦和朱元璋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这类成功人物，他们成事至少一部分需靠士大夫的帮助，成事之后更必须靠士大夫的力量保守成业，天下的权力于是无形中又由流氓移到了士大夫手里。
老一辈史学家讲历史，都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对错可以讨论，但他们研究历史的态度却让我们肃然起敬，因为他们总能把自己对历史的独特认识，用最简单的话说出来，这是真正对历史有了解的人才能做到的。雷海宗的这本书一共只有二百多页，但看完之后，你就能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中主要的东西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样的历史书才是好书，才称得上是名著和经典。
7、何廉、李锐合著的《财政学》
有时候在旧书摊上看书，会发现一些非常特别的事，比如说有些书你多年见不到一本，但要一见可能就是一批。因为旧书的散出，总是从一个人家里集中出来，如果那家旧书的主人是一个有专长的，他的书肯定也就是同一类型。我有一次就看到了关于民国时期财政学的几本书，而这些书的主人，我想要么是在大学里教财政学的，要么就是一个财政学的专门研究者，因为这类书，一般人是不看的。
我见到的这五本关于财政学的书是：
尹文敬《财政学》
胡善恒《赋税论》
陈启修《财政学总论》
刘秉麟翻译的亚当士的《财政学大纲》
何廉、李锐合著的《财政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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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6-3-7 21: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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