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转型时期的文化整合与鲁迅思想（片断）

沧浪斋主

简论转型时期的文化整合与鲁迅思想


陈伟华


引言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先进思潮的激荡和中国经济政治的大变动下，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提上日程。[1]转型伊始，即有大批忧国忧民的文化就开始思考着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方向和出路，他们根据时代的需要和个人的体验，提出了各式构想，诸如洋务运动、君主立宪、变法维新等。一方面，西方国家强行向中国输入西方文化，另一方面，为了寻求出路，中国人需要积极主动地引进西方文化。于是中西两种异质文化不可避免地发生相遇了。不同的土壤孕育出不同的文化[2]，不同的文化因其差异性，一旦相遇，总会发生排斥和对抗，但最终的结果，却正如英国的特瑞·伊格尔顿所认为：“作为文明的文化与作为团结的文化在极大程度上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但是它们也能够建立起某种奇怪、有效的联盟”[1] P130，文化整合，就是建立这种联盟的方式之一。“所谓文化整合，是指不同体系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内容的相互吸收、融化和调和，并使之趋于一体化的过程。”［２］p186

社会转型并非一个自发的过程，它必有内力和外力的合力作用，必然出现不同文化的碰撞，也就必然会出现文化整合。相对于同类社会形态中的文化整合，转型期的文化整合更为复杂，也更为剧烈，程度也更深。笔者在研究鲁迅思想形成的过程中发现，转型时期文化转型和文化整合孕育和催化了鲁迅思想的成熟，文化整合的器物层易变特性及近现代西方的科技强势使鲁迅思想中科学思想较早形成；文化整合初期必然出现的碰撞、排斥等症候与鲁迅思想中的众多表里相悖之处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鲁迅思想反过来又映射出转型时期文化整合初期的碰撞、排斥等症候。

沧浪斋主

一

鲁迅早期思想的形成以他1907年在《河南》上所发表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章为标志。上述文章的面世先后也勾勒出其思想由崇尚科学技术到崇尚立人、崇尚人性改造的发展过程。换句话说即，科学观在鲁迅的思想发展过程中较早形成。

鲁迅在《人之历史》中以解释黑格尔（现通译海克尔）的《人类发生学》为线索，介绍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及其发展史。认为“故有生无生二界，且日益近接，终不能分，无生物之转有生，是成不易之真理。”（《人之历史》）［３］Ｐ７进化论也由此成为他的重要思想武器。在稍后的《科学史教篇》中，鲁迅阐述了西方科学思潮的演变，指出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生产事业的相互关系，说明了科学在改造自然、推动社会进步和丰富人类生活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他认为

“自然之力，既听命于人间，发纵指挥，如使其马，束以器械而用之；交通贸迁，利于前时，虽高山大川，无足沮核；饥疠之害减；教育之功全；较以百祀前之社会，改革盖无烈于是也。孰先驱是，孰偕行是？察其外状，虽不易于犁然，而实则多缘科学之进步。盖科学者，以其知识，历探自然见象之深微，久而得效，改革遂及于社会，继复流衍，来溅远东，浸及震旦，而洪流所向，则尚浩荡而未有止也。观其所发之强，斯足测所蕴之厚，知科学盛大，决不缘于一朝。索其真源，盖远在夫希腊，既而中止，几一千年，递十七世纪中叶，乃复决为大川，状益汪洋，流益曼衍，无有断绝，以至今兹。实益骈生，人间生活之幸福，悉以增进。第相科学历来发达之绳迹，则勤劬艰苦之影在焉，谓之教训。”（《科学史教篇》）［３］Ｐ９

上述引文表明，鲁迅对科学的认识有：1、科学的作用大于自然之力。2、科学的盛大是经过多年逐渐发展而来。3、科学增添了人间生活的幸福。4、要总结经验，使之更好为人服务。他认识到倘若忽视科学，必导致进步停滞。“…于是科学之观念漠然，而进步亦遂止。”（《科学史教篇》）［３］Ｐ９～１０在他心中，有一个理想的科技工作者形象：“故科学者，必常恬淡，常逊让，有理想，有圣觉，一切无有，而能贻业绩于后世者，未之有闻。即其他事业，亦胥如此矣。”（《科学史教篇》）[3]P11“顾犹有不可忽者，为当防社会入于偏，日趋而之一极，精神渐失，则破灭亦随之。”（《科学史教篇》）[3]P13可以看出，在这里，鲁迅已形成比较成熟的科学观。但鲁迅并未就此止步，他继续深入下去，由科学而及人，并由此思考人性的建立。进一步形成其思想中文艺观、启蒙观和其它观念。在《人之历史》中，鲁迅指出了科学的巨大能量。到了稍后所作的《科学史教篇》，他更进一步提出了“凡此者，皆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科学史教篇》）P13指出人类的进步，历史的发展，皆在于培养了健全的人性。当然，在这里他并没有对为什么要“培养健全的人性”进行深入的逻辑认证，这一过程在其后作《文化偏至论》中得以完成。

由“科技”而入“人性”，也就是文化整合中由器物层整合到精神层整合的必然历程，是鲁迅思想之升华之必由之路，也是鲁迅思想发展成熟适应时代需要的必要链接。鲁迅找到了这个链接点，于是他注定要为中国转型时期这场文化整合添写浓墨重彩的一笔。培养健全的人性，换句话说，也就是立人。“立人”是鲁迅思想的一个关键点，也是鲁迅进行文艺救国的一个终极目标和途径。当时他的理论依据是“进化论”思想。关于鲁迅的立人思想，有不少文章谈到，如《读书与“立人”：鲁迅“启蒙主义”文化思想考辨》[3]、钱理群的《以“立人”为中心——鲁迅思想与文学的逻辑起点(上、下)[4]等。

鲁迅在《人之历史》和《科学史教篇》中表现出对科学的崇敬，在稍后的《文化偏至论》中他又提出了“掊物质而张灵明”，有人认为这是鲁迅思想前后矛盾的表现，其实不然，因为这篇文章乃是针对当时“洋务运动”和“维新改良运动”的偏颇而发，并非对科学本身的放弃。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不明近代科学文明实质。认为“现在儒道诸公，却径把历史上一味捣鬼不治人事的恶果，都移到科学身上，也不问什么叫道德。怎样是科学，只是信口开河，造谣生事；使国人格外惑乱，社会上罩满了妖气。”［３］P96所以他提出“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文化偏至论》）[3]P14

自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步入现代转型时期。当时，国人认为强国之路有二：一是“谓钩爪锯牙，为国家谓事”（《文化偏至论》）P14，提倡制造先进的武器，增强军事实力。“计其次者，乃复有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文化偏至论》）[3]P14主张发展工业商业，制定宪法，召开国会。鲁迅对此不以为然，认为第一种思路不是“根本之图”，因为国民素质孱弱，即使有现代化的武器，“乃有僵死而已矣”。对第二种方案，鲁迅认为那是属于个人之事，不用提倡人们也会孜孜以求，用不着打出“力图富强”的旗号；对提倡国会，鲁迅则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必借众以陵寡，…压制乃尤烈于暴君”。“志行污下，将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文化偏至论》）[3]P14基于这种认识，他强烈呼吁改变人的精神，要立人。但鲁迅并不是要放弃科学，而是在对科学局限性的充分认识的基础之上，将疗救懦弱国民的重心锁定于精神层面。他认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呐喊〉自序》）P128－129鲁迅担心精神蒙昧的中国人误用科学，他在《电的利弊》中这样说道：“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同是一种东西，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盖不但电气而已。”[3]P526基于对科学和中国国民性的充分认识，鲁迅决定走思想启蒙道路。

笔者认为，导致鲁迅思想中科学观较早形成主要因素就是中国近现代的文化整合。原因有二，一是文化整合具有器物层易变特性。一是文化整合过程中西方具有明显的科技强势。

“从形态和结构上看，我们大致可以将中国文化分成三个层次。最外层是器物层……在这三个层次中，最活跃的是器物层……器物层最容易发生变化和革新。”[4]梁启超曾在1922年写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５］P43 ～ 45中指出：“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近代西方的科技明显优于中国，这勿庸置疑。在中国近现代的这场文化整合中，首先对中国文化形成冲击的也正是西方的科学。1840年英国用洋枪洋炮轰开了中国数千年来一直紧闭的大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毫不留情地粉碎了中国老大帝国的梦想，科技和科技产品令国人耳晕目眩。在文化整合中，器物层最为活跃，于是很快作出了反应。实情也如此，各界人士首先就是从器物层着手提出强国之路。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张之洞、张謇、周学熙等人致力于实业救国，郑观应等提出要实行“商战”。他们对西方的科技表现出无以复加的崇拜，从外国购买大量军舰和大炮，建立资本主义军事工业，创办资本主义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力图在实业上达到与西方的同步，一些培养科技人才的学校如武备学校、矿业学校也同时逐渐兴起。同时，大量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书籍被翻译过来，“科学”成为当时一面最耀眼的旗子。

正是这种氛围，使鲁迅对科技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也使鲁迅有了早年在水师学堂、以及矿路学堂、和仙台医专的求学经历。使鲁迅得以透彻了解了西方科学，洞析到科学的利弊，从而形成自己的科学观。相形之下，鲁迅显然比他同时代的人走得更远，当他同时代的人还在满足科学强民、实业救国，致力于器物层和制度层的文化整合时，鲁迅则把眼光投向了精神层。他毅然弃医从文，走向了改造同民性这条艰难但不失为正途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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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他一九三四年所作《拿来主义》表明了自己对中外文化态度。他说“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会成为新宅子。……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3]P715 鲁迅这种拿来西方文化，继承传统文化的方式也是文化整合应该采取的策略。因为要使新文化既具有世界性又具有民族性，就势必需要本土土壤和它山之石两种材料。但鲁迅一方面提倡拿来，提倡批判地继承，一方面又时常现出相悖的，似乎继承或拿来，总不那么顺当，总有一点磕磕碰碰。综观鲁迅的思想，不难发现其中众多表里相悖之处，即，他骨子藏着传统文化因子，嘴里面却用着西方的话语，他明明在用着传统文化的精髓，笔头却告诫民众，“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5]。他明明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武器，却表现出与传统文化绝裂的姿态。他对西医莫名崇拜，对中医恨之入骨。如此等等。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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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华：《简论转型时期的文化整合与鲁迅思想》，《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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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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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华：《简论转型时期的文化整合与鲁迅思想》，《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