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博士讨伐郎咸平：郎咸平不够资格称为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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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郎咸平的对与错  

郎咸平的对与错

易秋霖（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

郎咸平教授的言论在网络、报刊等媒体上广为传播，其本人也广受追捧，以至于被认为是中国“大众利益的代言人”。既然郎咸平教授被民众如此拥戴，其中一定有原因，或者说，在民众看来，郎咸平教授的言论一定是对的。但是，当我们稍微认真读一读郎咸平教授那些引起民众共鸣、被广受推崇的言论后，不难发现，郎咸平教授的言论虽不乏切中时弊的正确评述，但更多的是牵强附会、似是而非的轻率断言。说他“正确”是指，他正确地将民众熟知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问题、弊端再一次讲述出来，说他“错误”是指，他针对这些问题、弊端所发表的见解、观点经不起推敲。
郎咸平教授的言论所涉及的问题比较广泛，包括：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贫富差距问题、“三农”问题、官员腐败问题、社会公平问题、经济发展模式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民主与法制问题，等等。这里择其要点概括如下（本文引号中的文字均是郎咸平教授的原话，见本文末参考文献）：
对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郎咸平教授的主要观点是：它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民营企业家贱价买断工龄，把工人推向社会，成本由整个社会负担，而利益归一个人。”“国退民进式的国企改革让少数国企老总暴富。”所以，他说，国有企业搞产权改革是错误的，这就是他为什么反对国企改革的原因。
关于官员腐败问题，他人为，各级政府有很大的腐败空间，他提到了地方政府官员和地产开发商合谋强迫拆迁户接受不公平的补偿，国企老总收取贿赂后低价出售国有资产，等等。
关于经济发展模式问题，他说，地方政府片面理解经济发展，“政府放弃了本身职能，变成了个大商贩，招商引资、卖地筹资搞政绩工程，盲目发展经济，造成中国特有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大量浪费现象。这种单纯强调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重蹈日本覆辙──出口激增、以邻为壑──带来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贸易与汇率的制裁。”
关于民主与法制问题，他说：“我们国家提出自由民主、媒体监督，但是这样是可笑的。香港政府几十年前就没有自由民主和监督，任何不利于政府的言论都不允许公开的。可是香港政府是最有效率的，最廉洁的，完全是按照制度办事。”香港与台湾“这两个案例就说明，自由民主、媒体监督不能使政府变得更廉洁。”如果不靠自由、民主、议会、宪法，如何使国家强大呢？“只有法制制度下，才能创造财富，中产阶级才能强大，自由民主才能实现。这样我们就会发现，自由、民主、议会、宪法是国家强盛后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否则，就会走向动荡和不和谐。”
此外，他还对中国目前的教育、医疗、生态环境等现状表达了不满。
郎咸平教授所提到的种种问题确实存在，并且有些问题确实很严重，对此，不仅郎闲平教授已经发现了，生活在中国的上至政府官员下至平民百姓几乎都能亲身体验到，比如，被民营化改制的国有企业里的工人对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可能比郎教授更清楚得多，下层老百姓对当地一些官员的腐败程度比郎教授更了如指掌，对教育高收费导致学生上不起学、高药价导致老百姓看不起病的现实比郎教授更有亲身体验。所以，郎教授在各种场合将这些现象提出来并非什么有重大价值的新发现，也许最大的价值是：因为他是一位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并且自称为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将这些发生在社会主义中国的现象以极其愤慨的口吻提出来并加以抨击，可以引起政府与民众更多的关切，当然，同时郎教授的知名度也会随之上升。人们之所以将郎教授视为“大众利益的代言人”可能也主要源于郎教授的这一特殊身份，因为学者的言论往往被人们认为源自严谨的思考，因而更加客观公正，更加可靠，所以可能会产生更有影响的效果，而普通大众“人微言轻”，难以受到政府的重视。
但是，仅仅能够发现普通百姓也能够发现的现象并非经济学家的价值之所在，这样的学者也称不上是合格的经济学家。一位经济学家必须至少对发生了的经济现象做出经得起推敲、经得起反驳而非自相矛盾的解释，或者还必须（同时）指出经得起推敲、经得起反驳并且具有现实可行性的解决问题之道。而对照郎教授的言论，我们发现，郎教授仅仅停留在正确地指出了中国目前现实中出现的现象，而没有像一位经济学家所应该做到的那样去做出经得起推敲的解释，指出正确的解决之道。
比如，就像所有百姓一样郎咸平教授对国有资产流失、官员腐败、学校、医院高收费等中国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与弊端痛心疾首，他提出的解释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块土壤出了问题，我们这块土壤的坏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所仅见。我分析有三个原因使得我们的土壤变坏了。第一，中国这一代人是五千年来的唯一不敬鬼神的一代，古人‘抬头三尺有神明’、做坏事下地狱的简单封建理念，到了这一代荡然无存。此外，土地改革将地主阶层一扫而空，我绝不否认恶地主的存在，但是地主阶层，也就是以前的乡绅，在中国文化中是中华礼教的维护者。举例而言，以往封建时期的修桥、铺路、建学校、建庙宇都是谁做的呢？都是地主阶级。最后，中国从来就是个没有法治的国家，一直到现在依然如此。”
郎咸平教授认为“不敬鬼神”是“我们的土壤变坏”（也就是中国目前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官员腐败等种种问题）的第一个原因，可是“不敬鬼神”与“土壤变坏”之间到底有何必然的逻辑关系？从“不敬鬼神”如何推出“我们的土壤变坏”的结论？郎咸平教授并未给予说明，因而让我们不知如何理解。
郎咸平教授认为消灭了“地主阶层”从而消灭了“中华礼教”的维护者是“我们的土壤变坏”的第二个原因，对此他同样没有给予必要的说明。“地主阶层”是不是“中华礼教”的惟一维护者？“中华礼教”及其维护者的消失与“我们的土壤变坏”之间存在何种必然的逻辑关系？我们从郎教授的言论中只看到他下了结论，而看不到他对如何得出结论的必要说明，因而同样让我们不知如何理解。
相对来说，在他所说的三个原因中，第三个原因“没有法治”似乎最好理解，尽管他同样没有给予必要的说明。如果没有法治，就会出现国有资产流失，出现行贿受贿，出现乱收费、乱罚款，出现破坏生态环境等等郎咸平教授和大众所痛恨的种种问题，此之中的逻辑关系自然不用多做说明。其实，如果没有法治，不仅会出现郎咸平教授所抨击的那些问题，几乎所有社会问题都会出现，这个道理不仅郎咸平教授知道，连普通大众也知道。
而为什么没有法治？如何才能有法治？在现有的体制下，能否产生完善的对政府及其官员的监督机制？在缺乏完善的对政府及其官员的监督机制的前提下，中国是否能够产生真正的法治？有了法治之后中国的问题是不是就能解决？在没有法治或者在法制不够健全的前提下，如何避免种种问题的出现，又如何解决已经出现的种种问题？这些是普通大众所不知道或不完全知道的，并且知道这些比仅仅知道“没有法治是问题的原因”更重要得多。可是对此郎咸平教授并未给予说明。按照郎咸平教授的说法，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从来就是个没有法治的国家，一直到现在依然如此”，既然几千年来都一直这样，是不是今后中国也不可能有“法治”了？而“没有法治”又是郎咸平教授所说的种种问题的原因之一，那是不是中国今后必将仍然没有希望而继续长期陷入郎咸平教授以及大众所痛恨的种种问题的折磨之中？
现实情况确实如此：中国目前法制是不健全的，也没有完全的“法治”。将中国目前的种种问题归之于“没有法治”，对此不能说有什么不对，但是这种解释显然太简单，这种解释的水平丝毫没有超出普通百姓 。与普通百姓相比，郎咸平教授这种简单的解释对于解决问题并没有给出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郎咸平教授说：“政府必须利用严刑峻法解决老百姓痛恨的国资流失、以强欺弱、治安恶化、行政司法暴力、政府腐败和三农等等问题。”言下之意是现在法律不够严厉，执法不够严格。执法不严的现象确实普遍存在，说“法律不严厉”却不完全对，因为中国的许多法律是非常严厉的，比如经济犯罪（如贪污、受贿）可能被判处死刑，这在世界上是属于最严厉的 。不过，郎咸平教授指责目前中国没有做到“严刑峻法”在总体上没有什么大错。问题是，上至政府高官下至平民百姓，绝大多数人都希望“严刑峻法”，可现实仍然是执法不严。如何才能改变现状，做到“严刑峻法”呢？郎咸平教授说：“香港政府几十年前就没有自由民主和监督，可是香港政府是最有效率的，最廉洁的。” “台湾也是如此，经济最繁荣的时候就是蒋介石时期的威权政府。” “这两个案例就说明，自由民主、媒体监督不能使政府变得更廉洁。” 所以，他认为：“我们国家提出自由民主、媒体监督，这样是可笑的。”郎咸平教授既大力推崇“严刑峻法”，又大力推崇取消自由民主、舆论监督，推崇“威权政府”，在他看来，自由民主、舆论监督是有害于“严刑峻法”，“威权政府”是有利于“严刑峻法”的。可是，真的如此吗？我们看不出郎咸平教授有何充足理由来证明自由民主制度、舆论监督是有害于“严刑峻法”的法治社会的。无法想象，一个不受民主制度监督、不受舆论监督的“威权政府”（比如蒋介石统治下的政府）何以不会不成为一个独裁政府、专制政府？在这样一个政府的统治下，何以民众的得到的主要不是“专制”，而非“法治”？顺便指出，香港回归之前的香港政府与蒋介石统治下的台湾政府不一样，香港政府由英联邦政府授权，而英联邦政府本身是受英国的民主制度监督、制约的，这就保证了香港民众比蒋介石统治下的台湾民众享有相对更多的自由、权利，享有更多的“法治”与更少的“专制”。
最重要的是，不仅中国目前的法制是不健全的，法治是不彻底的，而且在现有的体制（对政府及其官员的监督不够完善的体制）难以完全改变的前提下，这种法制不健全的、法治不彻底的状况可能还会存在很长时间，比如存在30年、50年。这种状况很可能成为今后几十年我们分析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约束条件。而作为学者、经济学家，其高于普通大众的价值在于，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能够提出真正经得起推敲、经得起反驳的解决问题的答案，否则他的水平就降低到了普通大众的层次，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学者，不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
郎咸平教授这种不加论证就提出似是而非、经不起推敲的结论的情况还有不少，比如他反对民营经济，并且认为“国有企业不是问题”，意思是国有企业不需要产权改革也能搞好，可是他又没有对“国有企业为什么不需要改革也能搞好”做出足够的、有说服力的解释。又比如他说必须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引入美国企业中成功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可是，产生于私有制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制度能否在中国的国有企业中“生根、开花、结果”呢？我们看不到郎咸平教授对此做更深入的分析，我们只看到他做了一个简单的推理：因为职业经理人制度在美国是成功的，所以必须引入中国的国有企业。这种简单照搬的做法是典型的“食洋不化”，有意思的是，郎咸平教授却责备“一些食洋不化的专家学者提出西方式的民意监督包括民主（议会）监督和舆论监督”。
面对人们熟知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仅仅指出了问题的存在是不够的，仅仅说明了问题的原因却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论证也是不够的，因为谁都可以做到这一点。你可以说中国的经济问题根源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性，或者在于中国人的自私、无组织无纪律性，等等，但是如果你不能做出有说服力的论证，这种解释就等同于信口开河，你也不配称为学者、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不同于普通大众的地方在于，他能够发现普通人不能够发现的经济现象，或者他能够对普通人所熟知的经济现象做出别人不曾做出且合乎逻辑、经得起检验的解释。可是郎咸平教授并未做到这一点。他将普遍存在、为人们所熟知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在各种场合摆出来，用极其愤慨的语言加以谴责、痛骂一番，尽管这没有什么错，但也仅仅是正确地说出了大家早已熟知的现象而已，离一个合格经济学家所应该做到的还有不少差距。当郎咸平教授嘲笑“自由民主、媒体监督”，当他责骂“医院连一点最起码的人性关怀都没有”，当他痛陈“我们这块土壤的坏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所仅见，社会之坏五千年仅见”，当他谴责现在这个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时，我们看到的就像是一位情绪冲动的普通民众，比如一位下岗工人，或者一位被拖欠了工资的民工，而不是一位长于逻辑分析、理论论证，能够给出解决问题的答案的经济学家。
郎咸平教授作为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的教授，或许是一位优秀的财务专家，他依据单个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分析而能够发现公司经营管理中的问题，这也表明了他是优秀的财务专家、教授。但是，公司财务问题与国家经济改革与发展问题虽有联系，但毕竟有显著不同，当他从自己的财务学领域闯入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研究领域后，尽管他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但是，我们并未见到多少有价值的东西。他不过是将普通民众早已看到的、熟知的现象提出来，用情绪化的语言进行了一番抨击，仅此而已，而必要的分析论证或者没有，或者有也是浅薄、无力的，是错误的。所以，当他从财务学领域闯入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研究领域，当他在各种场合大谈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问题，当他谈论国有企业资产流失、谈论“三农”问题、谈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破坏问题，谈论医疗改革、谈论教育改革等问题时，我们没有看到一位经济学家所应该具有的素质，或者说我们看到的郎咸平并非一位合格的经济学家，更不是 什么“大经济学家”，虽然他自称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并且一家网络媒体也将他称作中国十大经济学家之一。郎咸平教授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种种问题的抨击本身没有什么错，他抨击的问题正是大众所痛恨的，也是大众所抨击的，因而他能够赢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并誉为“大众的利益代言人”，但是，他并没有为解释问题与解决问题提供经得起推敲的答案。也许他这种情绪化的、感情冲动的抨击的最大效果是在自己成为“大众利益代言人”的同时，显著提升了自己的知名度，可能这也正是他自己希望从中得到的收获。
(作者信箱：qlyi@ccer.pku.edu.cn)

主要参考文献：
〔1〕郎咸平：《社会和谐与资本主义精神》（郎咸平在华中科技大学演讲）
〔2〕郎咸平：《中国殛待和谐化》


吴敬琏教授不应鄙视基层民众的情绪化

2006年03月10日 10:42 珠江晚报

　　这两天政协委员吴敬琏教授很是活跃，继前两天愤怒地反击了“与利益集团结盟”的媒体猜测后，近日又把矛头指向了郎咸平，说他“捣糨糊”，把改革讨论搞得一团糟，同时也批评了底层声音的情绪化，说诸如医疗改革、国有资产流失、贫富分化加剧、腐败盛行等大是大非的问题，都没有经过认真讨论，网上就出现了很多情绪化的声音，开始‘捣糨糊’”。(见昨日《中华工商时报》)


  
　　浏览网络，确实能感觉到基层民众的情绪化日益高涨，比如对改革的评价是“房改是要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要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以“受迫害”和“被剥夺”的心态看待改革利益分配，仇富和仇官的情绪非常强烈，底层意识很敏感，观点很激进——用理性来考量，这种情绪化当然不可取。
　　但这种情绪却是可以理解的。一个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一个有着稳定的收入来源、在书斋中做专门学术研究、有着较深专业素养、各大媒体争着采访的人，讨论起改革来当然能心平气和，话语优势、身份优势和心理优势让他能从容理性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可普通老百姓就不一样了，自己的声音很难发出来，现实生活上又感觉着切身利益的受损，感受着医疗、教育、住房沉重的生活压力，这种情况下，你让他们的话语如何平和，如何理性起来？
　　就像一个富人感觉自己受到侵害时，常常会理性、潇洒地说“我的律师会找你”，可一个底层老百姓利益受到损害时，他哪里有资本能从容地说出这句话？
　　我觉得，有“资本”理性的人应该能够包容那些没有资本可以理性、表现出非常情绪化的底层民众，不要总是鄙视他们的情绪化，或者挑逗他们的情绪化，这样只能使社会阶层更加对立，社会冲突更加剧烈。只有精英的宽容和理解，“吃肉者”要体贴“喝粥者”，才能消弭底层的情绪化，改革讨论才能走向理性。
　　曹林

shmily

一个人大叫一声,总有第二个人跟着叫的:
不是附和声就是骂声!

鸡虱门子

管你什么家,能有一家之言就是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