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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风来袭
我为张艺谋巩俐委员们叫声屈
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大会秘书处3月11日印发的《出席情况简报》第四期首次公布了未请假委员情况。记者在各界别出席会议情况通报发现，文艺界别有21人未请假，名列各界别第二位。本次会议应该参会的文化艺术界委员共157名，但请假的就有7人，包括巩俐、张艺谋等“大牌”，而巩俐已经连续两年缺席全国政协会议。消息传出，立刻引发了坊间热烈讨论，不少网友在讨论时几乎观点一致：让他们“下课”！（2006年03月13日《华西都市报》）
“该到会的不到，到会的也不专心，这些明星们究竟有没有资格再当政协委员？”——无论是针对政协要提高工作效率的时代要求而言，还是从委员有限名额的政治资源稀缺性出发，坊间的这种质疑与考问，无疑都是切中时弊，振聋发聩的。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的是，网络效应与明星效应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有助于产生放大声音、激荡情绪、形成合力、推动进步的正面效果，但另一方面也可能会造成偏颇失真、缺乏冷静、耗散理性、迷失方向的负面作用。事实上，在一边倒的“让他们‘下课’”声中，明星委员们并非没有委屈可谈。
首先，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 》的有关规定，委员们只有在“严重违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或全体会议和常务委员会的决议”的情况下，才可以让他们“下课”。也可能正因为如此，大会只能借《出席情况简报》，用“将列出未请假委员的名单”的方式对缺席委员们提出警告。不得不指出的是，做为全国政协这样重要的国家级政治组织，以类似于道德谴责的方式来规制委员纪律，是比较尴尬的。因此，有必要象一些地方政协那样，出台相关规定，对不能履行职责的委员予以必要惩戒措施。比如，成都市政协第十二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成都市委员会关于政协委员、常委出席会议的考勤办法》,规定无故缺席两次，就可以请委员“下课”。而若事先没有规定，就让“下课”，则言之不预，显得草率了。
其次，无论明星还是委员，不是神，都是人。在委员非职业化的前提下，他们的主要精力理所当然地要放在本身的职业上。要张艺谋巩俐委员们放弃投资巨大的影视作品，冒着违约赔款、丢饭碗的风险去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是不太够现实的。那是对他们划了个过高的道德标杆，否则当政协委员的风险就太大了——非职业，则既无经济权利上的保障，也就无从谈强制性义务。
而最根本的在于，从目前政协委员的产生机制来看，实行的是邀请制。在当前的社会语境中，不可否认的是，接受政协委员的邀请函是项荣耀，但这种被动的形式无疑折损了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政治自觉。正因为更多的是当作了一种荣誉，所以很少看到有谁拒绝了政协委员的邀请，无论他是否有足够的时间、精力与能力；而一旦加入了政协组织，则更不会主动辞职，因为假如这样做，常常不是被当作一种负责精神，而是被当作一种缺乏政治热情的不合作态度。张艺谋巩俐委员们当然能够体会“不愿”与“实在不能”的区别，连续缺席直至被劝辞，说不定还是明星委员们想说又说不出口的心愿呢。而无论是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都为他们承担了不该承担的成本。因此，若要根本改观如此现象，就要改革政协委员产生机制，即使不能立即采用人大代表的选举制，也可以先行申请批准制——既尊重了委员的主体意愿，也有益于调动委员们的积极性，并借诸准契约的形式约束委员行为。
综上所述，对于尸位素餐、浪费政治资源的委员们，仅仅谴责或者空喊“下课”是不够的，还必须体会到他们的“委屈”，从他们的“委屈”中发现问题的根源，予以改革。否则，张艺谋、巩俐委员“下课”了，接替他们“上课”的会不会是“李艺谋”、“王俐”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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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3-15 14: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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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3-19 21:3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