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言人"向"倾听者"转型的历史写作

风石堰

“代言人”向“倾听者”转型的历史写作
                       ——读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
                                               唐小兵

作为一位优秀的人类学家，阎云翔给他的历史写作注入了一股强劲的“田野气息”，源自中国乡村的浓郁的日常生活的气味，如果说《礼物的流动》尚且镶嵌着硬朗的文化人类学的痕迹，那么他的这本新著《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则留存着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双重面影，在对一个北方村庄的长达半个世纪的考察与书写中，阎云翔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农民的生活、情感、欲望与命运。与其说这本刚刚获得美国列文森图书奖的学术专著是采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范式研究一个中国村庄历史的结晶，不如说它是阎云翔对自己曾经住过七年的下岬村的历史与命运的忠实记录。作为一个在1971年接纳17岁的“盲流”的中国村庄，她切实地内在于人类学家阎云翔的个人历史与记忆中，是见证他成长的辛酸与喜悦的最初“他者”。
相对于此前的对于中国乡村研究的著作，《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的最大特色在于，它标志着乡村研究的一个重大转向，即从合作社模式、家族研究等“宏观而刚性”的结构探讨向对于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的书写的转变，第一次把对中国农民的私人生活纳入研究者的精神视野，对下岬人的情感世界、婚姻生活、家庭冲突、养老问题与生育文化作了细致的描述和分析。通过作者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农民在建国后长达50年的历史中的个人际遇与生活方式的变迁，最明显的是父权、夫权与族权的衰落和自主性的个人主义文化的兴起，尤其是青年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话语权力的增长，而导致私人生活“嬗蜕”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对个人生活的全面改造，国家的主体性伴随着反传统、家庭革命、非集体化进程与计划生育等“社会运动”彻底地嵌入了乡村生活，新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与隐私文化、权利意识逐步兴起，逐渐地取代了过去的“家长制统治”，为中国农民焕发生命的内在激情提供了原动力。自然，作为中国农民缩影的下岬人并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社会主义的全面改造，他们也是根据个人的欲望、渴求与实际采取各种不同的回应措施与国家进行博弈，这种“冲击-回应”过程所展现的人性与制度、个体与国家的互动在阎云翔的笔触下得到了“精致的描摹”，也被给予了精彩的剖析。
自然，正因为作者是从田野中成长起来的华裔学者，自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离开下岬村后后，他曾于1989、1991、1993、1994、1997、1998、1999年多次回到下岬村做深入的田野调查，因此他从来就没有在一种进化史观的一元化叙事结构中粗暴地处理“下岬人”的情感与命运，在谨慎地叙写了国家的公共生活和社会改造在推动“个人主义文化”的觉醒之后，他也表达了对这种排他性的完全利己性的个人主义的“隐忧”，在这种文化导致社会交往的功利化、孝道的衰落等层面作者也进行了毫不掩饰的批评，他指出：“‘走后门’成了新的关系的代名词，新的人情则成了可交换的资源。原来含义中的情感与道德因素基本消失了，它们主要变成了实现功利目标的工具。”而对于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空巢老人”现象，作者更是忧心忡忡：“在传统中国，法律、公众舆论、宗族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家庭私有财产这一系列因素在支持着孝道的推行。在50至70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所有这些机制都受到了根本性的冲击。我将这一过程称作父母身份与孝道的世俗化进程。市场经济改革过程引进的一系列价值观最终埋葬了孝道。”至于这些问题应该如何因应，则或许是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深思的对象。
在笔者看来，《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最大的意义也许还不仅仅在于研究模式或研究方法的改变或者研究新领域的开拓，而在于作者的历史写作立场的转换，即从“代言人”式的知识分子写作真正向“倾听者”的“民间写作”的转变，换言之，作者不是抱着一种先知的拯救者姿态介入下岬村的私人生活，然后通过走马观花的“打量”和“代言”进行写作，而是切实地与农民居住生活在一起，通过信任关系的达成让中国农民就最隐讳的私人生活“自己说话”，自己去表达，正因为这样一种叙述视角的变化，我们就可以看到贯穿全书的是大量的下岬人的“生活内容与情感表达”，这些鲜活的事例构成了全书的血肉，理论只能扮演“僵硬的架构”角色，而灵动的社会生活才是学术研究的生命之泉源。胡彦军的故事、刘老师的故事、铁柱的故事等等，充分地彰显了历史研究的“人性魅力”，显示了历史写作可以不仅仅是一堆堆数字和资料的累积，也可以在对繁复而诡谲的历史变迁的描摹中，勾勒出人的肖像、情感、反抗与命运。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对“底层”基于尊重基础上的“倾听和记录”。在上海或北京的会场、沙龙和讲坛，“底层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正在被热烈讨论的焦点，有关底层如何被表述、底层的反抗如何可能已日益成为知识分子进行道德表演和文化消费的“噱头”和“道具”，唯一的功用似乎仅仅是继续生产着与底层无关痛痒的“文化资本与学术话语”，真正的底层仍然是生活在“无声的中国”。他们讨论问题的方式仍旧是“代言式”的。在这个角度上，阎云翔的著作就像中国农村问题专家于建嵘的《岳村政治》一样，标志着学者的一种自我反思与启蒙转向，即充分地展现中国农民的自我表达乃至抗争的主体性，正如作者在“性爱、情感及其语言艺术”一节中所质问和反驳的那样：“目前西方有关中国农村生活的研究都认为，那里不存在爱情与亲密关系，至少爱情对于农民不重要。我在前面关于下岬人爱情生活的描述以及上一章里对择偶的调查都证明这种论断是毫无道理的。根据在下岬所作的实地调查，我认为，关于中国农民不能够表达感情——包括最细腻的爱情——的说法首先就值得质疑。正如下岬人说的那样，如果一个人堕入情网，就能够找出千百种方法来剖白心思。”中国农民私人生活变革的根本动力仍旧只能在于一个个觉醒的农民自身，而不可能仅仅由书斋里的知识分子的“知识话语”就能“改天换地”，就如阎云翔常常背着背包的在路上的形象所昭示的那样，中国农民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仍旧是一个尚未终结、尚在路上的时代课题。

风石堰

“代言人”向“倾听者”转型的历史写作
                       ——读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
                                               唐小兵

作为一位优秀的人类学家，阎云翔给他的历史写作注入了一股强劲的“田野气息”，源自中国乡村的浓郁的日常生活的气味，如果说《礼物的流动》尚且镶嵌着硬朗的文化人类学的痕迹，那么他的这本新著《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则留存着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双重面影，在对一个北方村庄的长达半个世纪的考察与书写中，阎云翔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农民的生活、情感、欲望与命运。与其说这本刚刚获得美国列文森图书奖的学术专著是采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范式研究一个中国村庄历史的结晶，不如说它是阎云翔对自己曾经住过七年的下岬村的历史与命运的忠实记录。作为一个在1971年接纳17岁的“盲流”的中国村庄，她切实地内在于人类学家阎云翔的个人历史与记忆中，是见证他成长的辛酸与喜悦的最初“他者”。
相对于此前的对于中国乡村研究的著作，《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的最大特色在于，它标志着乡村研究的一个重大转向，即从合作社模式、家族研究等“宏观而刚性”的结构探讨向对于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的书写的转变，第一次把对中国农民的私人生活纳入研究者的精神视野，对下岬人的情感世界、婚姻生活、家庭冲突、养老问题与生育文化作了细致的描述和分析。通过作者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农民在建国后长达50年的历史中的个人际遇与生活方式的变迁，最明显的是父权、夫权与族权的衰落和自主性的个人主义文化的兴起，尤其是青年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话语权力的增长，而导致私人生活“嬗蜕”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对个人生活的全面改造，国家的主体性伴随着反传统、家庭革命、非集体化进程与计划生育等“社会运动”彻底地嵌入了乡村生活，新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与隐私文化、权利意识逐步兴起，逐渐地取代了过去的“家长制统治”，为中国农民焕发生命的内在激情提供了原动力。自然，作为中国农民缩影的下岬人并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社会主义的全面改造，他们也是根据个人的欲望、渴求与实际采取各种不同的回应措施与国家进行博弈，这种“冲击-回应”过程所展现的人性与制度、个体与国家的互动在阎云翔的笔触下得到了“精致的描摹”，也被给予了精彩的剖析。
自然，正因为作者是从田野中成长起来的华裔学者，自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离开下岬村后后，他曾于1989、1991、1993、1994、1997、1998、1999年多次回到下岬村做深入的田野调查，因此他从来就没有在一种进化史观的一元化叙事结构中粗暴地处理“下岬人”的情感与命运，在谨慎地叙写了国家的公共生活和社会改造在推动“个人主义文化”的觉醒之后，他也表达了对这种排他性的完全利己性的个人主义的“隐忧”，在这种文化导致社会交往的功利化、孝道的衰落等层面作者也进行了毫不掩饰的批评，他指出：“‘走后门’成了新的关系的代名词，新的人情则成了可交换的资源。原来含义中的情感与道德因素基本消失了，它们主要变成了实现功利目标的工具。”而对于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空巢老人”现象，作者更是忧心忡忡：“在传统中国，法律、公众舆论、宗族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家庭私有财产这一系列因素在支持着孝道的推行。在50至70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所有这些机制都受到了根本性的冲击。我将这一过程称作父母身份与孝道的世俗化进程。市场经济改革过程引进的一系列价值观最终埋葬了孝道。”至于这些问题应该如何因应，则或许是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深思的对象。
在笔者看来，《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最大的意义也许还不仅仅在于研究模式或研究方法的改变或者研究新领域的开拓，而在于作者的历史写作立场的转换，即从“代言人”式的知识分子写作真正向“倾听者”的“民间写作”的转变，换言之，作者不是抱着一种先知的拯救者姿态介入下岬村的私人生活，然后通过走马观花的“打量”和“代言”进行写作，而是切实地与农民居住生活在一起，通过信任关系的达成让中国农民就最隐讳的私人生活“自己说话”，自己去表达，正因为这样一种叙述视角的变化，我们就可以看到贯穿全书的是大量的下岬人的“生活内容与情感表达”，这些鲜活的事例构成了全书的血肉，理论只能扮演“僵硬的架构”角色，而灵动的社会生活才是学术研究的生命之泉源。胡彦军的故事、刘老师的故事、铁柱的故事等等，充分地彰显了历史研究的“人性魅力”，显示了历史写作可以不仅仅是一堆堆数字和资料的累积，也可以在对繁复而诡谲的历史变迁的描摹中，勾勒出人的肖像、情感、反抗与命运。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对“底层”基于尊重基础上的“倾听和记录”。在上海或北京的会场、沙龙和讲坛，“底层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正在被热烈讨论的焦点，有关底层如何被表述、底层的反抗如何可能已日益成为知识分子进行道德表演和文化消费的“噱头”和“道具”，唯一的功用似乎仅仅是继续生产着与底层无关痛痒的“文化资本与学术话语”，真正的底层仍然是生活在“无声的中国”。他们讨论问题的方式仍旧是“代言式”的。在这个角度上，阎云翔的著作就像中国农村问题专家于建嵘的《岳村政治》一样，标志着学者的一种自我反思与启蒙转向，即充分地展现中国农民的自我表达乃至抗争的主体性，正如作者在“性爱、情感及其语言艺术”一节中所质问和反驳的那样：“目前西方有关中国农村生活的研究都认为，那里不存在爱情与亲密关系，至少爱情对于农民不重要。我在前面关于下岬人爱情生活的描述以及上一章里对择偶的调查都证明这种论断是毫无道理的。根据在下岬所作的实地调查，我认为，关于中国农民不能够表达感情——包括最细腻的爱情——的说法首先就值得质疑。正如下岬人说的那样，如果一个人堕入情网，就能够找出千百种方法来剖白心思。”中国农民私人生活变革的根本动力仍旧只能在于一个个觉醒的农民自身，而不可能仅仅由书斋里的知识分子的“知识话语”就能“改天换地”，就如阎云翔常常背着背包的在路上的形象所昭示的那样，中国农民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仍旧是一个尚未终结、尚在路上的时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