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悲哀——重看《阿信的故事》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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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鄢烈山
  香港“本港台”重播日本80集电视连续剧《阿信的故事》，5月4日那天剧终。

　　重看《阿信的故事》，吸引我的不再是一个佃农的女儿如何历经劫难，蜕变为一个成功企业家的情节，而是它所蕴含的社会内容，即通过一个人的命运与感受，了解20世纪日本的发展史。我特别留心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本国民生活的影响。

　　这部电视剧无疑是反战的。阿信出于一个母亲的天性，也由于她少年时受一位先生的影响，在军国主义教育甚嚣尘上的氛围中亦不为所惑，坚决反对两个儿子上战场。此剧虽然没有表现日军侵略他国的不义与残暴，却生动地展示了战争带给日本民众的创伤。阿信的丈夫龙三为自己曾鼓动本地市民的子弟参战送死而愧疚难当剖腹自杀；与阿信相依为命的长子阿雄，历尽艰辛成为一个大学生却活活饿死在菲律宾战场，他的恋人、苦命而纯情的初子由此葬送了青春与终生的幸福；次子阿仁则被战争扭曲心态，变得自私与不仁。对天皇也通过剧中人之口不无谴责：他明知战局无可挽回，还蒙骗青少年上战场当炮灰。大约正是由于《阿信的故事》与《山本五十六》、《啊，海军》等为军国主义招魂的影视剧不一样的立场，它才曾获准在中国大陆播出吧。若它目前在日本播放，不知\"社会效果\"如何？

　　我尤其关注战败导致的美军占领给日本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后果。与电视剧中主人公的命运直接相连，《阿信的故事》对此表现较多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日本女性社会地位的急剧改变；二是日本佃农迅速挣脱了世代相沿的悲惨境地。


　　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历来极低，用阿信的话说，媳妇对婆婆（这时的身份不是女性而是主内的家长）的话，不仅不能反驳，连（正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的资格也没有。为此，阿信饱受折磨，临产仍被逼下地劳动，以致爱女流产，不得不逃出夫家去谋生。但战后，社会道德风俗变化之快连阿信这样善良开通的人也一下子难以适应。用阿信女儿阿贞的话说，媳妇若肯跟婆婆一起住，那就是很难得的了！虽然不能抹煞市川房枝等日本女权运动先驱的贡献，但盟国占领军（实即美军）的作用无疑更直接更强大。1945年9月，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给币原首相发布的指令，规定了五项主要改革措施，即：给妇女以选举权；给劳工以组织工会的权利；自由教育；废除专制政府；经济民主化。（参见日本学者森岛通夫著《日本为什么“成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显然，妇女解放程度在这里确实可以成为恩格斯所说的社会解放的一个尺度，反映了社会的巨变。

　　战前日本的佃农处于赤贫状况。一年辛劳所得不足以养家糊口，还倒欠地主的租金。饥饿、困窘与绝望使他们变得贪婪、暴虐。阿信的父亲与哥哥正二，不仅被贫穷压弯了腰，而且近乎丧失人性。阿信的初恋情人、终生的精神伴侣、真正的男主角康田，出身于富裕人家，年轻时献身于农民解放，奔走各地组织农会，为佃农争取权益，被警察投入监狱。严刑拷打与多年牢狱折磨，使他不仅肉体上落下残疾，心灵也备受煎熬。然而，战后，他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对阿信说：美军一夜之间就改变了佃农的命运，我们当年的抗争与牺牲是多余的吗？全剧剧终时，老年的康田与阿信在海边谈心，回首往事，感慨社会的沧桑，他说：现在的年轻人还会记得当年佃农的苦境和我们走过的艰难道路吗？（大意）

　　盟军司令部在日本实行的土地改革是和平的，1946年的土改法规定由政府购买在外地主的土地，以平价转售给佃农；却是相当彻底的，皇室在全国拥有的大量土地和别墅也在出卖之列。土地所有权的迅猛变化，为日本社会的突飞猛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盟军司令部的指令下，日本政府战后的“新政”当然远不止以上两点，还有如非军国主义化、制定反垄断法，全面的劳工福利等等。这些重大的政治、经济、社会改革成果集中体现在1946年11月正式颁布的日本新宪法里。从此，“人民具有了主权和基本的人权，地方实行自治，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战争手段被放弃。在实行经济民主化的过程中，财团遭到分解，并且开始征收苛刻的财产税。”（森岛通夫）虽然后来美国政府出于“冷战”的战略目的，在占领政策上有了方向性转变；放弃了把日本建设成为自由、和平、具有中等规模经济单位的国家之方针，使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大财团得以死灰复燃，但总的来说，日本战后的复兴与繁荣仍是得盟国司令部推行的以“新宪法”为标志的政经改革所赐。对于这一点，绝大多数日本人并不否认。

　　可是，中国呢？

　　作为战胜国，并且是所谓“四强”，中国虽经历战火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但国际地位与国内经济状况比日本强得多。本来是可以建立联合政府，走上统一、和平、民主与富强之路的，却陷入内战，生灵重遭涂炭。

　　实际上，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对蒋介石政府提出的战后重建计划，与麦克阿瑟在日本搞的那一套如出一辙，即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但蒋介石却迷信武力，坚持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治，实行特务统治，生怕触犯了官僚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贪污狼藉，腐败成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终于导致了“刮民党”政权的垮台，蒋介石不得不仓皇辞庙，逃往台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教参《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六册，选载了司徒雷登致他的上司美国国务卿的工作报告电文二十一则（1946年10月--1948年7月）。这些解密的档案可以告诉我们，在战后重建的重要关头，蒋介石政府是怎样一意孤行，使中国走上历史歧路的。

　　且看司徒雷登的报告电文（摘录）：

　　1946年10月31日

　　政府利用目前的延缓（指和谈--译者）采取军事进攻，志在摧毁共方基地以达到削弱共方的军事势态。这显然是违反调解精神而增加美方的困窘。假如是这样，希望将寄托于蒋委员长及其他同僚们承认结束其一党训政，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进行人们渴望的内部改良。可以着重进行以下各点：

　　1．改组政府军队……

　　2．在收复的共产党占领区及邻近共区的地区进行真正的行政改革。这点如能做到，地方利益如能得到保障，共产主义将最有效地得以克服而开始实现民主制度。

　　3．以上两点是使经济复原的最可靠的方法。中国人，只要给他们以相当的安全，不需要政府的多大帮助，就能进行自己的经济活动，中央政府可以采取极为有利的措施，诸如土地改革，有效的税制，交通和技术方面的发展等等。
　　假如以上各点得以实现，最终把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纳入，使其武装力量收编为国家军队，部分地加以遣散，并不是不可能的。

　　1946年11月13日

　　我重复说我们政府多次表示对中国和平统一的愿望，以及我自己对中国民主改革、开明自由以及消除流行的贪污和无能现象的关心。我指出，欲达到上述目的，中国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而共产党能对此做出爱国主义的贡献。

　　1947年4月19日
　　非国民党集团的参加政府，最少已使政治活动的激发与非共产党的反对派的开展有了希望。但是，分析的结果，最难估量的还是到底蒋委员长能否征求与听从开明进步官员的忠告，而不对忠于他个人的反动亲随的要求作出让步。

　　1947年7月17日

　　简言之，厌战心理和加重的不幸预兆感正在瓦解军心。我含笑地责备大元帅在他最近的声明中只引用了我的关于一个新革命的词句而略去了我对改革和宪政自由的强调，把他的讲话只限在同共产党打仗一个方面

　　1947年8月11日

　　美国一直准备以正当和可能的方式支援中国，条件是现政府必须有说服力地证明进行改革，恢复非共产党人民的支持。
国民党应当同政府完全分开，地位同民主制度下其它党派相等。

　　行政方面，在文官中猖獗横行的贪污腐化现象，在开始阶段可由扩大监察院的职权来加以制止。在规定的宪法生效日期（12月15日）之前，先宣布宪法上规定的公民权利条款生效。但比这些措施更重要的是要对民主制度的真谛和价值有一个新的革命精神、新的热情和活力十足的信念。他（蒋介石--译者）必须对此有献身的决心。当他应当是全国的领袖的时候，他太多地只是一党之长。

　　关于新闻自由，他说已经有了。他举出在报纸上广为宣扬的牵涉孔宋两家在内的两大公司事件作为例证。我回答说报纸编辑们并不知道他们可以依靠这种自由权，还必须发布一个毫不含糊的声明，附带规定他们（指报纸编辑--译者）可以申请补偿和保护的具体措施。

　　1947年8月19日

　　但我必须承认，有日益增多的政府以内和以外的人士，他们的意见值得同情。他们同意我们认为中国人必须自救，自己整理自己的家园等等逻辑，但鉴于有权进行改革的当局的保守主义、封建意识、自私自利和狭窄偏见，他们感到自己绝对无能为力，而共产党人则迅速地得到利益……

　　1947年10月29日

　　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弥漫的腐化和反动势力已是尽人皆知无须再说了。然而，必须记着的是，一党统治永远会导致腐化。

　　1948年6月14日

　　他好像决心按宪法程序所规定他的新职务（指蒋被推选为伪总统--译者）的原则办事。但实际上他办事方法很少改变。　　没有一个中国人敢同他讲别人，甚至是他最亲密的同伙人，想的是些什么。这些人都悲哀可怜地期望我去同他讲。

　　1948年6月30日

　　对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的不满，认为它是所有苦恼之根源。他们（北平的学生）的情绪沮丧，不怕共产主义，认为没有任何事情比他们目前的遭遇更坏的了。

　　在首都和在上海沮丧失望现象愈益严重，标志是疯狂的通货膨胀和更加疯狂的谣言。照这个速度演变下去，很难设想局势还能维持多久。宋子文认为崩溃不可避免。
我不需要再次评论进行进步的行政改革和土地改革的必要。

　　1948年7月17日

　　我告诉他（蒋）美国所能给予的最大帮助，既不是钱也不是军事上的意见，而是我们的理想的活的力量，许多中国人已有了这种理想，但它却被苏联的理想所迷误和代替。

　　总结这次访问的情形，最显著的印象还是徒然白费。我非常怀疑蒋总统是否有那种伟大的品质，可使他召集那些不完全顺从他的领袖，待他们如同志一般，请他们发表自己的意见，以求一致的意见和集体的决议。二十年来的习惯，再加上中国的传统观念，是很难改变的。即使他有与这种人合作的企图，他大概也不会十分宽大诚恳，而做到开诚布公来交换意见。

　　因此，我们非常不愿意地得到这样的结论：国民党现政府之早日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了。

　　大使馆将留在南京，除非局势发展指出离开南京是恰当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希望国务院有所指示。\"


　　美国驻华大使为什么要极力游说蒋介石进行改革？

　　毛泽东说，人们总是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的，这话没错。司徒雷登与麦克阿瑟一样无疑想按自己的理念治国。同时，司徒雷登作为美国政府的代表，也不掩饰他们的国际政治目标，即\"以社会变革抵抗革命\"，避免中国走共产主义道路，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

　　但是司徒雷登没有麦克阿瑟的权力，而美国也不愿派军队直接卷入中国内战，蒋介石按他的既定方针办，激得天怒人怨，终于落花流水春去也。

　　这样说来，蒋介石顽固坚持一党专政、特务政治，维护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拒绝民主改革，落得败逃台湾的结局，是国民党政权的悲哀，怎么说“中国的悲哀”呢？话不能这样讲，我们应当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看问题。如果不是蒋帮的冥顽不灵、丧心病狂，抗战胜利后中国怎么会陷入内战的血泊，导致数千万人死伤？怎么会浪费那么多宝贵的时光，与日本的差距越来越大？事实上，蒋介石后来也认识到顽固拒绝民主改革是国民党政权丧失民心的重要原因之一，50年代在台湾就进行了“农地改革”。事实上，时至今日，国共内战的遗害仍然极大地危害着中华民族的利益，牵掣着中国的发展。君不见，中国领导人每与外国领导人会谈，总要感谢人家支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一些没有政治原则的发展中国家，借“双重承认”敲诈海峡两岸；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则借给台湾军售发大财，海峡那边掏的也是中国人的血汗钱呀！诚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回顾战后日本与中国当局对待重建和改革的选择，真教人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滋味。杜牧《阿房宫赋》煞尾的感叹或可表露我的心声一二：\"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原载《世纪中国》　2001年07月0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