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中国：什么力量左右中国历史“改朝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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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泥 光明观察






——被忽视的历史学大家王学泰

我常常和王学泰先生聊天，很少见面，多是电话。对不少话题有着相同的兴趣与感慨。我觉得他对历史情有独钟，他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但他对历史的兴趣、贡献，似乎远过于文学，常常见微知著，在社会、文化表象里别具只眼，发现到历史的真相、社会的全貌。这些都是一般人难以意识到的。即使是历史界学人，也很难比得。大概是由于他多靠自学成才，少了学院派出身者视野的制约、局限，少了成见，而自成一路的缘故吧？  

尝记得有人评价吴思先生对于“潜规则”、“血酬定律”挖掘的贡献，称说他功德无量，可为当之无愧的历史学家，对中国人思想、文化的影响，居功甚伟。这样的评价我特别认同。不过在我眼里，学泰先生系统推出的游民社会、游民文化理论，在学术地位上，也应达到优秀历史学家的标准了。我初读到他们的几部书时，都有醍醐灌顶的体验。前者说明了中国人做官、为人、处世的惯常方式，后者则揭示了隐藏在“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之下，关键时刻真正左右到中国历史进程的社会力量，这就是“游民”社会及其文化。为什么说中国历史的这半壁江山，在关键时刻，即就是历史转型时刻、改朝换代时刻，很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呢？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社会是超稳态形式的，打破它需要更加强硬的势力，一般人受家小之累，很难豁得出，只要有一点可以将就，他们就忍得天大的灾难、祸变，维持原状，得过且过。能够豁出去的只有居无定所、四海为家的“游民”，陈胜、吴广、刘邦、朱元彰、李自成、洪秀全等古代、近现代起义领袖，都有类似的出身——他们适时站了出来，一呼百应，各地“游民”纷纷响应，成了气候，相对比较老实、本分的农民、商人、知识分子等阶层，受其鼓动，随之跟进，于是王朝颠覆，变了天。但如果这样的社会基础不作根本的改善，所谓“变天”也仅是王朝换了姓氏，它可以姓李，也可以姓朱，可以姓毛，还可以姓王。水浒江湖式的侠义精神、“有奶便是娘”、“打到东京坐龙庭”等“游民”思想，就照旧大有用武之地（参见《发现另一个中国——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即将出版）。  

在《中国人的幽默》（同心出版社2005年11月）一书里，学泰先生延续了自己对于历史、社会的洞穿性认识，把他在生活、读书过程里发现的各种幽默故事、幽默人物、幽默事件、幽默现象，触类旁通地进行了广阔的联系，结合现实，有所发明，让我们读后恍然明白其来龙去脉、原来如此，加深了我们对于社会、历史、文化事情的理解。那以后面对善意的、明亮的、滑稽的、献丑的、游戏的、作恶的、暗无天日的之类的生活“幽默”，我们大可不必惊诧，甜中能够随性同乐，苦中能够以苦作乐，难中能够与难浮沉，自娱自乐。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做人的态度和方式。即使它可能是不对的，无关于“进步”、“发展”的，但是如此放达、超脱的态度，正是使生活变得有品节、有质量、可忍耐的惟一选择。  

学泰先生对于历史事件的真知卓识，还见于片言只语里。我在书上随处能读到这样的话：“那些好大喜功的皇帝，即使给王朝带来一些转瞬即逝的辉煌，老百姓除了为这些辉煌买单外，这辉煌又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呢？‘天子万年，百姓花钱’！”“清代的皇帝除了未成年的孩子以外，都能打四分以上，就连西太后也是如此。而明代除开国的朱元璋、第二代朱棣等少数几个皇帝外，大多数不及格，但由于明代皇帝的不作为，他们给社会的负面影响小。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官员缺了也不补，政治仿佛停滞了，但经济社会仍然发展。明末东南沿海的一些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和东南一带士人思想的活跃，就与皇帝不管有关。”这样子把历史旁通于现实经验里来的讲说方式，就使叙说本身富于情趣，朗朗可观了。他经常有这些旁通性的发现。  

记得他读到我描写大学生毕业分配的长篇小说《北京女儿》（中国三峡出版社2005年11月）时，曾感慨他们那一代分配时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基本上是听命的，能够分出去都还算好的，那些被打为“右派”的人。他也是在读书期间就划为“右派”的，他还记得毕业前夕那半年就在为去向操心、忧虑。不分配却也不可以在家里呆着，靠父母养活，呆上三两个月，就有了上门的，让你去北京郊区或其他地方的农场务业。也因着这个社会不允许“失业”，取缔了形成“游民社会”的所有可能空间，农场“就业”的性质一直未变，渐渐的进到农场的人都要干到“退休”或“老死”。此段历史中的许多细节，连我这样对当代历史了解较多的后辈，都毫不知情，更别说其他人该受到怎样的遮蔽了。  

学泰先生的经历却是被“劳动考察”过三年。由于当时的社会结构又是垂直的、刚性的、凝固的，每个人都在一个钢网里，作了“螺丝钉”，被控制得很彻底，人与人之间除了“组织”关系以外，再无了旁的关系，他们的前途和希望，就统统掌握在“组织”的手上。这对那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人来说，是相当适宜的，他们没有其它的社会性欲望与追求，在“组织”之内生活也就很够的了，除了少数亲戚需要往来外，他们在社会上也没有什么朋友，因为他们不需要社会交往，不需要广泛接触，不需要功利性朋友，组织解决了他们的一切，他们就把一切交给了组织。那些在正常社会里都需要社会关系的人，失去了它们。连亲人之间都彼此不可信了。要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有什么明显成就的话，那大概就是打破了这种刚性的社会结构，人们能够在横向上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多元化意识形成，历史为之振奋，回到亲情、人情的传统留恋里去了。  

当然，对于这个“成就”，我还是抱了怀疑态度的，因为打散原先铁桶一块的状态，集权制度本身却没有丝毫的变化，各个零件散开后，也只是围绕新的权力结构重新组合，并且是最直接、最赤裸化地结合，公开地“化公为私”，化得如此理直气壮，且将它美其名曰“改革”。  

现实早已告诉我们，一切并不触动权力结构本身的所谓“改革”，带来的结果只有两极分化，这种分化越来越彻底，也越来越得不到有效制止，最终大概只能把整个社会拖进“乱世”，那时，过去享受权力好处的既得利益者，都能卷包裹走人，纷纷逃往美国、法国、瑞典、加拿大、日本……避难，我们这些百姓便流失在“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历史怪圈的泥泞中无可自拔了。

这大概也是一种历史的“幽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