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終結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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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懷宏



在我的開始裏包含有我的結局。 　　
……在我的結束中是我的開始。 　　

──艾略特（T. S. Eliot）《東科克》（East Coker）


　 　　1905距今一百年了。

　　是年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連續發表了三篇將大大改變人類的宇宙時空觀念的科學論文，由此奠定的相對論無疑也將影響到人們的整個世界觀和人生觀。俄國發生了1905年革命，以其遙遠和失敗倒沒有引起中國人的多少注意，而日俄戰爭及其結果對中國人的影響卻是切實的刺激和震撼──它本身就是一場奇怪的、對中國人來說既包含恥辱又包含希望的、以中國為主要戰場的外國人的戰爭，國人多以此為「立憲、專制二政體之戰也」，認其結果證明了「君主立憲」的優越和亞洲後發國家的希望。此年由於美國要續簽排斥華工的條約，還引起了全國的抵制美貨運\動。這樣，三個日後將對二十世紀中國發生最重要影響的國家──俄、日、美都在本年頗引起國人的注意。\\n
　　是年在中國為乙巳光緒三十一年。清王朝試圖延續自身統治的「新政」改革和試圖推翻它的革命看來正在緊張地賽跑。7月，袁世凱、張之洞、周馥聯銜奏請於十二年後實行立憲政體，上命載澤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同月底在日本，孫中山與黃興等七十餘人在東京集會，商組「中國同盟會」，孫中山提議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政治綱領，並解釋說：「本會係世界最新之革命黨，應立志遠大，必須將種族、政治、社會三大革命，畢其功於一役。」8月20日，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正式召開了成立大會，孫中山任總理。11月26日，在東京出版了機關報《民報》，孫中山在《民報》「發刊詞」中首次將同盟會的十六字綱領概括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

　　當9月24日考察憲政的五大臣出發時，在北京正陽門車站遭革命黨人吳樾炸彈襲擊，這就像是改良與革命的一次短兵相接。這次突然發生的刺殺（吳原本是計劃刺殺鐵良）並沒有阻止、但至少遲滯了清廷立憲的步伐。某些激進行動的意義就在於：它即使失敗，也造成了一種必須再往前走的氣氛，使己方前仆後繼，使對方欲罷不能。是年還有《革命軍》作者鄒容瘐死獄中；《警世鐘》作者陳天華蹈海自沉，他們都曾試圖以熱血或死亡來喚起同胞，開闢革命的道路。

　　的確，一些東西在消逝，似乎永遠地消逝。從伍廷芳、沈家本奏請，清廷將律例內凌遲、梟首、戮屍三項酷刑，永遠廢除，凡死刑最重至斬決為止，又廢除緣坐、刺字。後又從兩人奏請，禁止刑訊拖累、變通笞杖辦法，並請查監獄羈所，以矜恤庶獄。體制化的合法暴力似在努力使自己變得文明、變得溫和；體制外的暴力則方興未艾，並最終要摧毀這一體制。還有一些嶄新的、初看是細小的東西也正在出現。例如第一部中國電影《定軍山》本年在北京的豐泰照相館誕生，日後人們將會感到這是一個「影視媒體時代」的先聲，大眾的「看」將排擠掉少數文化精英「讀」的中心位置。

　　舊和新、保守與革命又常常頑固地糾纏在一起。是年為考察清政府的武備，幹練的大臣鐵良在秘密巡視了東南及中原各省炮台、陸軍、水師、軍校等軍事機構之後，寫了數萬字的詳細報告，甚至細緻到一兵一卒、一槍一炮地評述了國防力量的狀況，指出了各地許多的積弊和腐敗，卻對張之洞治下武漢新軍的訓練讚譽有加1，而正是這支新軍，日後成為發動辛亥革命的主角。

　　在十九世紀向二十世紀轉換的那些年裏，1905年比起此前朝野動盪的1898年、1900年和後來王朝傾覆的1911年來，看來並不很引人注目，甚至有點平平淡淡。但在我看來，它卻最適合於被稱為中國傳統社會「終結的一年」，其中具有決定意義的一件大事就是科舉的廢除。清廷宣布廢除科舉，自然有許多長期積累的原因和多方面動力激蕩而成，但最後的決定是在本年做出，遂使本年成為標誌性的一年。科舉的廢除影響深遠，意味著中國歷史的一個根本斷裂。相對於此前中國的「千年」傳承，它是終結的一年；相對於此後的「百年」變革，客觀上又可說是開端的一年。它構成近代中國社會變遷鏈條中關鍵的一環。總之，科舉之廢除實在是「亙古奇變」的二十世紀所發生的一件最早的最重大事件，其意義要超過一個王朝的覆滅。以下我試依據我的一些初步研究對這一事件的意義做一敘述2。

一　古代選舉制度的終結

　　廢除科舉首先意味著一個確立於唐代，延續了一千三百年的基本政治制度的消失，但還不僅此，它還意味著一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中國古代選舉制度的結束。因為，由唐至清的科舉（考選）與此前由漢至隋的察舉（薦選）實際是不可分開的。它本身正是由察舉發展而來，是為了克服其問題而產生和發展的。察舉制度和科舉制度構成了「中國古代選舉制度」的一個整體。它的名稱和豐富內容可見之於正史的「選舉志」，以及典章制度著作中的「選舉典」、「選舉略」或「選舉考」等。科舉的廢除則整個地改變了古代選舉的主旨和方向。

　　秦王朝統一中國，其形成的一種中央集權的官僚帝國模式，為後世選舉入仕的制度化提供了一種直接的客觀需要和可能。漢朝承襲了此模式，但在官員的來源上頗思改弦更張，到建立王朝之後六七十年，其「統治階層的再生產」終於發生了一種意義深遠的變化。文景時已有不定期的「賢良方正」的特舉，而就在武帝時的一次特舉中，董仲舒提出意見，反對任子、納資取士，主張「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3，這樣，終於在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此舉看似不起眼，卻正如勞榦所言：「開中國選舉制度數千年堅固的基礎。」4元朔元年（前128）又有詔書規定必須舉人，批准了有司所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察舉由此得到嚴格的貫徹執行，並不斷完善細則、增加其他名目，確定獎懲。我們翻閱《漢書》，時有「坐選舉不實」而免官的記載。博士弟子課試也漸成制度，開後世選舉與學校相結合的先河。

　　作為薦選的察舉的特點是「人對人」，好處是常能看到人的全部：不僅文章、學問，還有德行、幹才；也不僅一時表現，還有平日作為，乃至於家世根底，但假如推薦者私心膨脹而又外無制約，薦選也易生營私、結派、請託、謬濫的流弊。這時有兩條可能的出路：一條路是把開啟的門關小，使統治層相對封閉，上升之途更加縮小，客觀上可以減少覬覦之心與奔競之勢；另一條路則是索性讓門完全敞開，使統治層向所有人開放，只是每個人都要經過一套嚴格的、同等的考試程序才能達到高位。

　　東漢以後的選舉在頭幾百年（魏晉南北朝）也許是走了前一條路，而之後的一千多年（唐至清），最終還是走了後一條路。於是，以「自由投考」和「以程文為定」兩點為基本特徵的科舉在唐代正式確立。又經過宋代採取鎖院、糊名、謄錄這些隔絕考官與舉子，只憑程文而不再見本人的措施，除了考場上的文章，其他人的因素幾已淡化為零，考官不知試卷作者為何，更勿論其家世背景。其他種種防弊措施也都在加強這一點。由此遂導致「取士不問家世」原則在宋代的完全實現。在考場上的那一刻，考試者只剩下他自己面對一切。這種種人格淡化、取士之途趨一、考試內容趨一的發展，都意味著科舉愈來愈以一種盡量客觀、中立、平等的標準和工具理性來對待所有投考者和處理升黜。科舉制度在明代實際上已完備定型。各級科舉的層次、細則在明代得到了愈來愈精確的規定，構成了一張嚴密有序的大網。考試與學校的結合也達到了幾近於渾然一體的程度。清人承襲了明代的科舉制度，嚴格堅持和進一步細密化這一制度。

　　在此我想特別強調一下古代選舉中「歲舉」的意義。有一位激烈批評美國民主的西方人士也承認：美國建國兩百年至少有一件事是無可動搖的，這就是四年一次的總統選舉，這是任何現任總統也無法改變的。中國的選舉制度也開始了一種兩千年來、雖異族入主亦不能廢的穩固的連續性，尤其在科舉時代，逐漸發展到了一種皇帝本人憑個人意志也無可改變，到一定時間就必須舉行，遇戰爭、大災等不測事件也須補行或者易地舉行的事情。皇帝也不可能隨意予人功名5。今天我們也許可以這樣做一比較：目前中國社會最嚴格、最為人所重的考試是進入大學的高考，但它無論在嚴格和客觀性、還是在地位的重要性上，更不要說持續的時間之長和涉及範圍之廣等方面，都還遠遠比不上科舉的考試。這樣一個本身最客觀、最具個體主義和工具理性這樣一些「現代」特點的制度，在中國進入西方主導的「現代」時卻首先要被廢除，這真有點像是歷史的揶揄。但這可能又是不得不為的，因為中國人面臨的世界形勢和自身的價值觀念體系都已發生根本的變化。

二　「選舉社會」的終結

　　以上是從政治制度著眼，然而，我們還可以從「社會結構」的角度來觀察廢除科舉的重要性。這就是說，我認為中國這兩千多年的古代選舉制度的發展，已經反覆鍛造出一個新的社會結構，所以，科舉的結束在我看來還意味著中國在春秋戰國與二十世紀兩次巨變之間逐漸形成和發展出來的一種社會形態的終結。我認為，中國在這樣一種歷史發展中，社會已漸漸由一種春秋之前的封閉的等級制社會──我將其稱之為「世襲社會」（hereditary society），轉變成為一種秦漢之後的流動的等級制社會──我將其稱之為「選舉社會」或「選拔社會」（selection society）。

　　當然，這還只是一種嘗試性的假說或觀察模式，我提出來是試圖對中國這一較長時段的歷史做一種宏觀和連貫的解釋。但我如此嘗試自然還是相信它確有相當充分的解釋力，是較接近於歷史的真相或者說古人對自己的看法的。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指出，「結構」一詞在「長時段」問題中居於首位。布勞（Peter M. Blau）指出，「社會結構」的定義是由下述這些基本要素所確定的：不同的社會位置、社會位置佔據者的數量以及位置分化對社會關係的作用。富永健一說在社會階層定義中所使用的關鍵概念是「社會資源」。我在考察中國社會結構的歷史形態時所關注的中心問題，從社會的角度說也就是廣義的社會資源（主要是韋伯[Max Weber]所說的政治權力、經濟財富和社會地位與聲望）的不斷再分配，統治階級的不斷再生產；從個人的角度來說則是個人在一個社會中所能有的合理期望，個人所不斷尋求的上升途徑和發展機會。我同意貝爾（Daniel Bell）所說，財富、權力和地位的分配問題，「這對於任何社會來說都是中心問題。」布羅代爾也認為，要把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會學理論應用於過去，並從一開始就承認任何社會的基本任務是實現社會上層的再生產。

　　我不可能在這裏細述我的觀點的論據，只能簡要地指出，要建立這樣的概念解釋框架，有必要觀察古代選舉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所達到的地位，它是否成為「統治階級再生產」的主要和正規的途徑（「正途」），是否成為社會資源分配的主要槓桿，是否成為個人合法上升的正常渠道，它對社會其他階層（包括佔多數的民眾）是否也有一種籠\罩性的影響，以及由選舉入仕的官員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他們所達到的最後地位，他們的家世背景和社會來源等等。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中國傳統社會通過古代選舉制度所達到的社會垂直流動速率，是現代西方社會精英流動數據也難於達到的6。在我看來，在漫長的兩千多年裏，中國古代選舉制度所造成的一種社會垂直流動，不僅已成為持久的結構性流動，而且這種結構性流動已使社會形成為一種流動性結構，即流動已進入了社會的基本結構，成為其持久不變的成分。

　　的確，中國內部一直在發生變化，包括回旋、曲折的變化，其各個地區的發展也不平衡，但其一致性也是相當高的。很多學者都同意：中國最具意義的社會巨變是發生在春秋戰國和二十世紀兩個時期7。在這兩次巨變之間漫長的兩千多年裏，中國社會雖然也發生了許多變化，但大致還是保持了一種相當穩定的結構形態8，那麼，如何描述這一兩千年未大變的社會結構的基本性質和特點呢？可不可以對之做出一種概括性的解釋？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學者將其稱之為「封建社會」，這也是目前仍居支配地位的解釋；受韋伯思想影響的學者則將其稱之為「官僚帝國社會」；我則想將其稱之為「選舉社會」，這是一種試圖在回顧中描述一個向流動的等級社會演變的基本趨勢的嘗試。科舉的廢除最終斬斷了這一流動。與君主「共治天下」的士人階層自此迅速邊緣化並趨消亡。說後來的知識份子「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確有幾分道理。

三　傳統等級社會的終結

　　然而，還不僅此，在我看來，1905年的廢除科舉不僅意味著選舉社會的終結，它同時還在某種意義上意味著一個有著更為久遠得多的歷史的社會形態──傳統等級社會的終結。我們前面提及選舉社會中後來達到了相當高的垂直流動性和政治機會平等，然而，面向幾乎所有人的政治機會的平等並不意味著所有人實際政治地位和權利的平等。統治階層的社會成分可以是不斷來自平民，然而並不就由此達到一個平等社會。統治階層社會成分的平民化與社會結構的平等化是兩件不同的事情。我們且不說這種流動性強化了等級制，但它至少使這種等級制更趨穩定。科舉的廢除可以說最終結束了這一延續了幾千年、幾可說是與有文字記載的中國政治文明史並存的傳統等級社會。

　　也許正是這一點，使隨後的二十世紀的巨變的重要性超過春秋戰國時期的那一次巨變，因為春秋戰國只是意味著為從封閉的等級社會向流動的等級社會過渡提供條件，而廢除科舉則在某種意義上開啟了向一個平等社會的努力過程。昔日走向上層的「功名道斷」，士人及其子弟在一種全新的意識形態激勵下，開始成為動員大眾的主體。過去深信「勞心者治人」的昔日進士舉人很快就喊出「勞工萬歲」。新學堂的大學生們下到礦井向工人們宣講「工人為天」。我只想簡略地指出：中國在二十世紀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過渡時代，我們或許可以稱之為一個「動員時代」。開始是知識份子及政黨試圖啟蒙和教育民眾，使之成為歷史的主角。但最後還是領袖在主導，是暴力解決問題。無論如何，在經過從1919到1989、或者說從「五四」到「……」的一系列激蕩的政治運\動和軍事鬥爭之後，現在的中國社會相對轉入平靜和沉寂，雖然一種隱蔽的社會等級層序又在形成，但它無論如何不像傳統社會那樣是法律明文規定和廣泛為人認可的了。

　　不僅中國如此，正如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所指出的，近代以來，我們可以觀察到一個世界性的歷史趨勢：這就是由不平等向平等的發展。平等、或渴求平等是現代社會的基本標誌。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也許可以說，近代以前各文明的幾乎所有類型的傳統社會都是等級社會──亦即公認的、法律明文地區分出權力和義務、利益和負擔的不同層級的社會，而近代以來，各文明和各民族都在走向或試圖走向一個至少是法律權利上平等的社會。借用十九世紀法國學者勒魯（Pierre Leroux）的一句話，他說：「我們如今處於兩個世界之間，處於一個正在終止的奴隸制的不平等世界和另一個正在誕生的平等世界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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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如今處於兩個世界之間，處於一個正在終止的奴隸制的不平等世界和另一個正在誕生的平等世界之間。」

这句话似乎有点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