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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起篇
当历史走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的国家已经走向了复兴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冷静。我们现在在崛起道路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解决得了的。我们不仅仅是有台湾问题、南沙问题和钓鱼岛以及东海问题需要解决,因为这些仅仅是生存问题。保卫自己的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是一个国家不可推卸的任务了。同时,我们的眼光还要放远一点。作为一个复兴中的大国,我们还要注意发展权的获得。
有人就要问,中国都还没有解决生存权问题怎么就去谋发展权了。其实这两者本来就并不矛盾。就和中国陆军在还没有完全实现机械化的时候却已经开始了军队的信息化建设是一个道理。如果我们的国家等到我们已经完全把生存权问题解决了才去谋求发展权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在这个问题上远远落后。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在发展权的争夺上落后了。放眼世界,那些东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发展权的争夺已经进行了数百年了。而我们在这期间更多地是考虑生存权的问题。或者可以这么说,我们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都没有考虑发展权的机会。
自1840年到1949年,中华民族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屈辱。用我们自己的话来总结起来就是这样――马尾沉戟,甲武海葬;战则丧师,和则辱国。当然,这么说只是一个概述,并不能完全概括。比如,抗日战争,中华民族靠着共御外晦的决心和意志战胜了日本侵略者。那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一次真正的持久战,它给了国人时间来进行力量的整合,这才有了惨烈的胜利。这种胜利是以空间换时间,是以国家的发展潜力来消耗对手的实力。可以说这样的方法对自己的伤害比对对手的伤害还要大。3500万人死难,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国家丧失了将近十分之一的人口。这样的战争我相信胜利的确值得高兴,但更多却是出于无奈。
或许正是由于长期的外部威胁,使我们没有余力去顾及本土以外的事情。的确,那时候我们的生存权太脆弱了,几乎每天都要流失一点。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我们不得不为生存而外交,为生存而战争。其实,我们今天冷静一点想,当年很大程度是因为国际大环境实在是太恶劣了。所有的列强几乎都把中国作为争夺的对象,虽然他们有利益分歧,但是在共同瓜分中国的问题上却是没有任何分歧的。一次又一次,帝国主义联手把中国的国门打开,把中国的土地变成殖民地,把中国的子民变成他们的子民。
今天,我们的国家环境已经大大改善了。特别是列强的侵略由军事入侵更多的变成了经济入侵。而我国在解放之初的20多年的封闭在今天看来对我们的民族工业是一个大大的保护。全体中国人民不怕流血牺牲经过不懈的努力使我国拥有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而原子弹的研制成功,更是给那些亡我之心不死的侵略者的头顶悬上了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因此,我们不仅仅是从经济上有了一定抗击列强入侵的能力,军事上也有了让任何侵略者不得不考虑的核威慑力量。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时,我们已经把生存权比较稳定地控制了,开始有求发展的客观条件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才敢于把改革开放的方针提出来。否则的话,改革开放无异就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默认被大范围入侵,最终丧失对国民经济的主导权,异化成为完全的低端产品生产基地。
在改革开放走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我们的国家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化的初步目标,并由此获得了一系列在政治上的好处。在世界范围内,我国终于靠着自己的经济实力以及综合国力而非人口和幅员成为了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同时,改革开放还打开了国人的视野,让中国人能看得更远了。此时,中国人发现,我们在发展权的争夺上,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面临着一个和一战以及二战之前的德国相似的状况。那就是既有利益空间已经被别的强国早早占有。当年的德国人选择了走战争这条路,试图打破当时的国际秩序。最终,两次大战的结果都是失败,为此丢掉了不少的土地,甚至还因此分裂了四十余年。不可否认,德国的选择是最彻底的,对国际关系的旧有秩序的最猛烈冲击。可是,这也是风险最大的选择。因为这种冲击对各个既得利益的国家也将形成最大的冲击,显然,各个国家都会尽力来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于是联合起来,对德国进行封杀。但是,如果选择了相对平和的方式,不求一步登天的话,对国际现有秩序形成的冲击就将要小得多,而且各国由于各自利益的分歧,显然不太可能联合起来进行封杀。这样,新兴国家就可以找到突破口,并突出重围,杀开一条血路。如果我们的国家碰到现在这种情况是处在当年德国的那种时期的话,也许可能那是唯一的选择了。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发现,人类相对变得文明了,或者说更理智了。现在,各国都选择了以实力逻辑进行国家竞争,大国与大国之间爆发全面战争的危险相对变小了。这也就意味着国际秩序将可以实现某程度上的修改,但绝对不是完全打破。想要完全打破现有的国际秩序几乎就是说要准备战争。而且就以今天中国之实力要想靠战争去完全改变国际秩序是不可能的。我们既没有那个能力更没有那个权力拿国家和民族历经百余年屈辱才获得的一个复兴的机会去赌博。中国不是日本,那种没有把握的国运之赌纯粹就是疯子的行径。
要想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对旧有国际秩序进行改变的话,首先的问题就是实力。国家间的竞争无疑是以实力为基础。没有实力,你说的话就没有道理。狮子是绝不会听羊说道理的。如果你是一只老虎,你或许还可以和狮子说说道理吧。丛林法则,不可改变。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在人类文明发展到最高境界之前是不可能得到决定性的改变的。我们不能去相信什么国际法和国际公约。强国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公约你又能怎么样呢,难道因为强国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公约你就去和他开战。这显然是不符合实力逻辑的。没有什么国家会单单因为国际法和国际公约去做最(让)己方硬实力有重大损害的事情,除非利益使然。
当然,我们同时不能把硬实力的作用绝对化。我们要看到,硬实力仅仅是实力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不代表整个实力体系。没有良好的运用的话,硬实力所能发挥的作用就要相对地减小。这无疑是对硬实力的间接浪费。所谓运作,其最关键的部分就是政治运作。而政治运作在国际关系中又体现为大战略。国家的战略企划的优秀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硬实力发挥的程度。美国在一战之前奉行的门罗主义就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美国硬实力发挥其应有的影响。由于美国的外交政策人为把美国硬实力发挥影响的范围限制在美洲,所以就显得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很轻微,似乎根本就不对欧洲的外交政策形成大的影响。另外,我们还可以看见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外交运作。的确,德国的实力在当时的欧洲是高出周边国家那么一点,可是就从硬实力的角度上来说是很难维持欧洲的战略均势,特别是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战略均势的。但是,靠着卓越的外交手段,终于,一个微妙的三皇同盟保持了欧洲整体上的均势,为德国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比较良好的外部条件。因为俾斯麦清楚,如果欧洲爆发全面的大战,那么对德国来说是最为不利的。这首先是由德国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德国在欧洲的中部,是欧洲各大力量的交汇点。在陆地上,德国面对俄罗斯帝国、法兰西共和国和奥匈帝国这三个陆地强国。在海洋上,德国又面对着日不落帝国的强大舰队围追堵截,其战略环境是十分恶劣的。这样的话,盲目的战争很可能把自己拖入深渊。欧洲平衡一直存在两个基石,俄罗斯和英国。所以,不论拿破仑还是希特勒,他们最终也没有完成突破。俾斯麦在这一点上就聪明了许多,他选择了一条不打破国际秩序(在当时体现为殖民地秩序)的路。德国在他当首相期间一直比较平和,在外交上也并不是咄咄逼人。这种平和却掩盖这渐渐被德国改变的国际秩序――商品输出规则。其实,德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功了,成为了欧洲第一的工业强国。可是,德国的威廉二世是无法理解俾斯麦的思维的,他是一个急功近利的君主。在他的手上,德国选择了一种最为极端的模式,即在保有欧洲大陆上最强大陆军的前提下试图挑战英国海权。最终,存在舰队没能打赢战争,而德国赖以生存的陆军也没有能够打赢战争。这就体现一个国家的策略在其国家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意义。没有正确国家策略的支撑,一个国家想要获得崛起,其在硬实力方面的要求就显得要大得多。我们在这一点上不得不以史为鉴。今天,我们面对的周边环境其实和德国差不了多少。海洋上面,我们有两个主要的对手和一个相对次要但有一定潜力的对手。两个主要对手就是美国和日本,而那个次要对手就是印度。印度对我海军的挑战现在看来还不是很明显,但相信随着印度经济实力的增长,要不了多久,印度人就将进一步把自己海军的活动范围增加,最终和中国海军在某一个地区形成海上抗衡。而在陆地上,我们周边地区有不少庞大的陆军。红色帝国遗留下来的俄罗斯陆军,人多示众的朝鲜陆军,迅速现代化的韩国陆军,游击战上瘾的越南陆军(当然了,游击战和中国比还是次多了),百万之众的印度陆军,次大陆不可忽视的巴基斯坦陆军。因此,可以看到我们的形势或许比德国当时面临的六元政治更复杂。所以,我们的大战略必然要比德国的战略显得更加高明,不断地制造均势。这种均势战略的意义就是让我们所处的国际大环境显得相对地平和。我们只有在这种平和的环境中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崛起――以实力为后盾的新型崛起模式。因此,中国未来的国家战略就成为了一个相当值得讨论的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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