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两类不同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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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一入中南海，身价大涨

    自从进中南海给高踞金字塔顶端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上了一堂历史课之后，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钱乘旦成了内地媒体追逐的对象，一向僻处冷门的历史学彷佛也 一夜间身价百倍，放射出光华来了。在一个以权力为中心的古老社会里，权力者关注的焦点无疑就是全社会的焦点，一切围绕着权力的轴心转。一个板凳坐冷的学者 一旦受到权力的青睐，是保持清醒的头脑，秉着良知，向权力顶端的人说真话，还是向权力献媚，迎合权力的需要，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然而又十分艰难的选择。

    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一个普通的冬日，对钱乘旦和首都师大历史系教授齐世荣来说，却因为他们登上中南海的讲坛而具有了特别的意义。能够「在中南海开 讲大国历史兴衰」，两位搞世界史研究的学者能不受宠若惊吗？虽然「十五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这个题目是上面定的，而且「本来（领导）就给了 一个很粗略的提纲」，但他们还是在此基础上作了三个月的精心准备。他们在九十分钟里到底讲了什么内容，大概已经成为「国家秘密」，我们还无从知道。根据官 方媒体的披露，讲课涉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前苏联、美国等九个国家兴衰的经验和教训。

是讲课，还是献媚？

    最值得注意的是钱乘旦回答《瞭望东方》记者提问时透露的一番话，这是他们考察了十五世纪以来九个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后得出的结论：

    「其一，一个国家要想强盛，统一的民族国家是前提。做不到这一点，不要说强盛，连生存都有问题。

    其二，以国家的力量推动重商主义，是富强的一个重要方式。

    其三，现代化的道路有多种模式。」

    这三条结论加上他对「制度创新」的解释，「我们非常强调制度的创新。」他说，重商主义是制度创新，苏联搞计划经济是一种制度创新，民族国家提倡中央集权也是制度创新。

    他这番话恰好印证了中国当局当前的「国策」，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以国家力量推动重商主义、面对主流文明大讲现代化的多种模式，这不正好与当政集团的基本思 路不谋而合吗？如果真是这样，他们的这一课不仅毫无新意，而且有唯上的嫌疑，没有担负起一个学者应负的责任。有机会进中南海给掌握权力资源的人上一课，那 是一个何等重要的机会，作为学者，应该抓住这一机会，将自己独立的见解拿出来，给掌权者开开眼界，让他们真正了解一点世界历史兴衰的规律，而不是按上面定 的那个「提纲」进行填充。

　另类学者的风范

    我记得一九八○年七月胡耀邦主政中共中央书记处时，曾邀请科学家到中南海讲科学技术知识，其中第一讲《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由周培源主讲，讲稿由自然科学 史家许良英等执笔，正是在那篇讲稿中他提出了「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这一论点，在当时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对此，钱 乘旦们或许会不服气，自然科学毕竟不同，历史是受意识形态影响，说不好恐怕会惹权势者不高兴。但历史学是一门科学，是不能按「长官意志」研究的，尤其不能 揣摩上意进行违心的总结。就在两教授讲学中南海春风得意之后不久，我读到了另一位历史学教授袁伟时的《大国盛衰的历史经验》（见《燕园评论》），真有拨开 云雾见青天之感，眼前豁然开朗。

    袁伟时教授在对十七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历史进行考察之后指出，一个强盛的世界大国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一、具有强大自我更新功能的社会制度。二、按当 时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三、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是当时世界一流的。四、对世界事务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四个条件互相关联，缺一不可。从 十七世纪以来四百年间世界大国的的历史来看，决定其兴替盛衰的主要因素是：

国家盛衰取决于人的自由度

    国家盛衰的关键首先取决于人的自由度大小。十七世纪最重要历史事件是三个大帝国的兴起：大不列颠帝国、大清帝国和俄罗斯帝国。曾经疆域辽阔的大清帝国和沙 俄最后都没有发展成世界性的现代大国，并在二十世纪初灭亡，最大原因就是没有自由。从疆域来说，英国本土不过是一个小国，但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它都是名 副其实的世界大国。所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大国，疆域大小不是最主要的指针，首先还是看制度和综合国力。英国成为领一代风骚的世界大国就是最好的证据。在 十七世纪光荣革命中确立了稳定的君主立宪制度以后，英国逐步形成了一个以保障公民自由为核心，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实行法治、民主、宪政的现代国家和现代社 会。这是十八世纪的产业革命产生的制度基础；也创造了体现人类现代文明的新的社会模式。

    能否适应经济、文化、学术的全球化是国家兴衰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制度性的文化更是关系国家的兴亡。从经济、政治到法律、教育、传媒等制度性文化都有着不可 抗拒的普世性的现代价值。「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说源自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与宗法专制的等级观念没有高低之分，无非是说某些国家的公民永远不能享有国 际公认的现代公民权利。如此诱导人们低眉顺眼当顺民，可谓欺人太甚！」

    权力在不同集团之间转移，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制度的现代化。要把虚幻的人民权利转化为现实，必须致力于公民自由及相关的保障制度的建设。

    稍微懂一点世界史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袁伟时的观点更符合历史的真实面目。那些称得上世界大国的国家几乎都不是什么集权制国家，其繁荣发达靠的也不是国家 重商主义，而仅仅是国家保护所有公民发挥他的创造性，所谓不同的现代化模式之间也有着基本共性，那就是都有一个尊重并保障人的权利、尊严和自由的制度。而 以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幸福、自由为代价的斯大林模式和希特勒模式早已灰飞烟灭。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钱乘旦们的结论不是从严肃的历史研究中总结出来 的，而是现实的政治需要，是典型的学术为王者所用，令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当年的周一良、冯 友兰们。

　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

    同样是历史学者，袁伟时之所以得出了和钱乘旦们截然不同的结论，就在于他有着一个学者的诚实，有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一个学者能否能保持独 立研究、作出独立判断的前提。学术是天下的公器，从事历史研究尤其不能媚上、媚俗。其实中国古代的史家传统中就有垂范后世的原则，那就是秉笔直书，不为尊 者讳，不作违心论，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不哗众取宠，不颠倒黑白，必须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文天祥《正气歌》所歌颂的「在齐太史 简，在晋董狐笔」，永远是史家典范。

   钱乘旦他们的讲稿还没有面世，或许有人可能会说现在下结论有点早了，但有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的那些话在，就足矣。无须多少高深莫测的历史知识，只 要一些简单的常识即可看破他们所谓的大国兴衰规律是些什么货色。他们与袁伟时这样的学者正好是两种不同的类型，前者的学术研究是依附于政治的，是为权力的 需要而存在的，是工具性的，后者的学术研究才是自主的、自由的，不看权力的眼色，全凭个人独立的选择。我为这个时代还有袁伟时这样的学者而感到安慰，在媒 体大肆追捧钱乘旦式的学者时，毕竟我们还可以读到袁伟时的《大国盛衰的历史经验》，不亦乐乎？

二○○四年一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