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自发移民和政府移民生活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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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去古人的庭院散步》

　　明代移民有两大类型。一是明初政府组织的人口迁徙；二是人民自发流移，而政府加以限制和打击。这两种迁民在移徙过程中到达新居地后的生活及遭遇很不相同。
　　明初政府组织下的移民，被迁徙的原因，所去的地方，到新地区的职业，均有所不同 。一种情形是为开发朱元璋故乡凤阳地方，几十万人迁到那里。二是为解决地少人多区域的失业问题，将狭乡之民迁往宽乡，如移徙山西泽、潞等州无产业的人民到河北、河南，给钱钞备农具，三年内不征赋税(《明史·太祖纪》)。明初晋东南人口不止一次大迁移，散布河南、河北以至安徽，二百多年后顾炎武到河北大名府，了解到当地居民来源于泽、潞的情况，他听魏县长老讲，该县非土著居民占人口的8/10，濬、滑、内黄等地迁居者也占3/10(《天下郡国利病书·北直·大名府田赋志》)，以此想见明初晋东南移民之多。后世河南、河北人说起祖籍，往往提山西，并形成俗谚“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三是把丁多田少和无田之家迁到耕地多的地方，如山东济南、青、兖、登、莱五府的民人，凡家有五丁而不到一顷耕地的，十丁不足二顷的，十五丁不足三顷的，或全无土地的，迁往东昌府，于是去了1000多户，4600多口人，编入当地户籍，从事耕作(《洪武实录》)。四是移民充实京师，朱元璋把浙江和应天府属州县的富民1400多户迁到南京，称为“富户”，迁徙南直隶、浙江民20000户到南京，充当仓脚夫的差役。明成祖都燕京，又把南直隶、浙江富民3000户迁移到宛平、大兴二县充当厢长(《明史·食货志》)。五是将塞外民人内迁到河北，有的被点为军卒，吃军粮，有的为民，被组织起来搞屯田。

　　在明初移民中，到凤阳及其周围地区人数最多，政府又最为重视。朱元璋正式建立明朝以前，于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回乡扫祭祖坟，所过州县，见百姓稀少，田野荒芜，建国后的第三年(1370)决定往这里移民垦荒。他对左丞相李善长说：“天下无田耕种村民尽多，于富庶处起取数十万于濠州乡村居住，给以耕牛谷种，使之开辟荒田，永为己业。”(刘辰《国初事迹》)他的方针包含三项内容，一是大量迁移；二是解决耕地问题，并给予迁民以土地所有权；三是在迁徙过程中及到目的地后给予经济援助。这一方针当年开始实行，将苏、松、嘉、湖、杭五府的无业民人4000余户迁到临濠，给资粮牛种，并宣布三年免征赋税。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把犯有笞刑以上罪的官吏发配到凤阳屯种，以此赎罪，一时间，这里人数多达万人(《明史·韩宜可传》)。次年(1377)，把山西、河北真定无产业的人民迁到凤阳屯种。

　　二十二年(1389)迁徙浙江、江南民人于凤阳等地，人数达14万(《明会要·民政·移徙》)。按照朱元璋所下的诏书，江浙迁往凤阳地区的人民，路途由官员护送，供给舟船交通工具，发给口粮，到地方后发给土地、耕牛和种子。实际状况如何呢?浙江温州府平阳县有100多个成年男子，离别父母妻子，只身前往凤阳，政府派粮长王子寿带队。他负责准备行粮，又请了一位医生随行，到了目的地又帮助安置，然后返回原籍，他离别时移民由于失去保护者，更感到悲哀，比离开家乡时的情形还要凄惨(苏衡《苏平仲集·西山处士王君墓志铭》)。这是离乡时还没有体验到离家之苦，等到了新居地进一步感到回乡之无望，于是更苦恼了。平阳迁民遇到好心人王子寿还是幸运的，而大多数的护送人侵占迁民的口粮，动辄呵责，致使移民死于道路。这些移民到新地方，对自然环境、风俗人情等方面都要有一个适应过程，这期间会有很多苦恼。但对无地的穷人来说，到新处所有了耕田，也即有了安身立命之地，总比在家乡好一些。他们付出了代价，也有所取得。

　　人民因为天灾人祸被迫无奈的自行流徙也有两种情况。一是因旱涝天灾，没有收成，在本地无法生活，就到外乡逃荒，渡过青黄不接之时，回到本土，继续生产和生活，这种流动是暂时的，本文就不再道及了。这里要说的是另一种情形，即在家乡没有耕地，或只有少量的土地，但很贫穷，官税私租，以及高利贷，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于是为了获得自己的耕地，为了逃避繁重的赋役，寻找一片乐土，背井离乡，进入移民的行列。明朝中期，由于土地兼并和赋役苛重，迫使相当数量的人民离开故土，出现严重的流民问题。

　　流民移动，有的离原籍较近，有的很远，形成分散各地的移民区。但就全国范围讲，流民多向中国腹部山区移动，就是河北、河南北部、山东、陕西北部、四川及长江中下游湖北南部、湖南、江西、南直隶的民人，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朝着以郧阳为中心的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及西北部、陕西南部三省交界处集中。这个山区，尚未开垦的地方很多，而郧阳地区在元代是被封禁的，不许人民迁入，整个地区人烟稀少，容易获得垦田。同时这里的气候界于南北方之间，比较温和，雨量不少，可以种水田，也可以种旱地。这样的自然环境，南北各方面的人都可以来生活，发挥自己的特长，基本保持原来的生活方式，因此移民以这里为理想的处所。丘濬在《大学衍义补》里说，荆、襄、南阳三府兼有水陆之利，“南人利于水耕，北人利于陆种，而南北流民侨寓于此者比他郡为多”，就是说的这种情况。流民向这个大方向移动，倒不一定有很明确的地方，不过是走到哪里，可以站住脚了，就居住下来，否则再游动。

　　移民在路途上的生活，明人李松写的《流民叹》有生动的描述。他写道：“恻恻背乡井，迟迟行道侧。”这是上路时的情形与心理，对熟悉的故土难舍难离，但还是狠狠心告别了。同行的是妻子儿女，一个个因为饥饿，脸上都是焦黄的。往哪儿去呢?“闻道大河南，人家富黍稷。”这是一个黄河以北的农民，听别人讲南方好，就朝那儿奔。肩上挑着破烂家私担子，走不快，但是心里很着急，恨不得立即到了理想境界。饥饿时拿出带的干粮啃几口，边走边吃，哪有钱找个饭铺享受一餐呢!道路上风尘扑面，身上的衣服尽是落的土，像个黑泥人。走到天黑，卧在荒郊野外。由于白天奔走的疲劳，加上无家可归的烦愁，哼哼叽叽地难以入睡。伤心到了极点，感叹人生固然有许多痛苦，但是以没有家为最可怕。第二天爬起来又走，如此走啊走，像被巨风刮动的浮云，像没有树林的上空的飞鸟，哪儿是个安身之处呢，还不知道。全家人回头往北看去，离开老家已经渐渐地远了(《明诗纪事》戊签卷十四)。这是一户移民单独行动，一路之上，饥肠辘辘，心情沉闷，备尝艰辛，迁到尚不知是不是乐土的新处所。

　　《饥民图说·人食草木》人民往鄂陕豫交界处移动的规模很大，人数众多。宣德三年(1428)，十几万山西饥民流亡到河南南阳，河南地方官不允许他们在当地居住，饥民死亡的很多(《明史纪事本末·仁宣致治》)。成化初年，荆襄流民因反对明朝政府对他们的驱逐举行起义，有100万人是起义者的后援，指挥明军的左都御史项忠说他先后招抚流民140多万(《明史·项忠传》)，因此可以估计荆襄移民会有二三百万人。此后各地人民继续往这里迁徙，成化二十二年(1486)湖广镇守太监韦贵报告：陕西、山西、山东、河南、北直隶的“饥民南流，日有万口”(《明臣奏议》卷五，王恕《论山陕救荒疏》)。流民多到这么严重的程度，可以想像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人民迁移是当时社会的重大问题。弘治十五年(1502)兵部尚书马文升讲，从河南、山西、山东、四川及陕西一些府县到汉中府的流民，已经定居的不下10万人(《明臣奏议》卷十，马文升《巡抚事宜疏》)。

　　流民到荆襄，从事各种职业，以维持生活。大多数人开垦荒地，成为自耕自食的农民，当明朝政府承认他们的居住权和土地所有权后，他们向政府完纳赋役，成为“税户”。有的人到得早，占的耕地多，自家种不过来，就租赁给后来的移民。新移民为立即投入生产，亦有愿意租田的，成为“承佃户”。有的移民做商贩，成为“营生户”(《大学衍义补》卷十三)。荆襄移民主要从事农耕，所以这个地区注意兴修水利。郧阳一府开垦田地143万余亩，相当于洪武时全国垦田8.56亿亩的1.7‰，相当于弘治间全国垦田4.23亿亩的3.4‰，数量不小。荆襄迁民与土著居民一起修筑水利，如郧县捍江堤、吴公堤是防止汉江泛滥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湖广二》)。其他如疏浚汉川竹筒河，建筑老龙堤、刘家隔、雷家坳等工程(嘉庆《湖北通志·职官志·官宦迹》)。移民对新地区的开发作出了贡献。

　　荆襄移民与明朝政府的关系，起初非常对立。明朝建国后继承元朝对荆襄山区的封禁政策，卫国公邓愈率兵到房县清剿，“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明史纪亭本末·平郧阳盗》)。正统二年(1437)饥民大量涌向荆襄，明朝政府阻拦不住，遂发布《挨勘流民令》，要求各地方官清查流民，登记男女大小丁口，挨户在房墙做上标记，10家编为一甲，互相作保，由地方里长临时管理(《续文献通考·户口》)。

　　景泰二年(1454)明朝重申隐丁换户之禁。为惩治荆襄流民，统治者特别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天顺八年(1464)添设湖广布政司参议一员，专管荆、襄、南阳三府逃亡农民，次年(成化元年)特派右副都御史王恕到三府控制局势，因形势紧张，王恕母亲死，不许丁忧。

　　总之，统治者怕移民聚众，破坏其统治秩序，故把荆襄流民当作“腹心之疾”(《宪宗实录》卷七十八)，非要驱逐而后快。流民争取移徙权，以图改变原来的苦难生活，不意又遭政府的残酷迫害，遂愤而反抗。成化元年(1465)郧阳地区的几十万人在刘通领导下起义，攻打襄阳、邓州，次年起义失败，明朝采取“噍类不遗”的大屠杀政策。移民不畏牺牲，上百万人于六年(1470)在刘通部下李原领导下再度起义，明军在项忠指挥下肆行屠戮，“死者枕藉山谷”，又把1万多人编戍湖南、贵州，在路上很多人死亡，尸首被抛到江湖里，事后，项忠树立《平荆襄碑》记其功劳，当时人把它叫作“堕泪碑”。失败了的移民在被押解返籍的路上，生活之苦比来时又厉害了不知多少。人民在项忠屠杀之后，仍坚持往荆襄迁移，使明朝统治者感到高压政策无济于事，于是接受抚治荆襄都御史原杰的建议：移民中“能治产服贾老子长孙婚嫁姻戚势不可动”的，允许著籍，纳粮当差，新来无产业的勒令回乡(《宪宗实录》卷一六○；《明经世文编》卷九十三，原杰《安置流民疏》)。这就是说移民到这里置有不动产，有姻亲关系，可以合法定居了，不过要以完纳赋役作为与政府的交换条件。明廷批准了原杰的建议，19万多户的移民在当地著籍，明政府为统治这大量的移民，在鄂西北增设郧阳府，下辖7县，其中竹溪、郧西等县也是新添设的。到荆襄的移民，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总算冲破明朝的封禁政策，争取到垦荒权，也是一种胜利。

　　人民往荆襄迁徙，明中叶以后还在继续，清人严如说：历经成化、弘治到天启、崇祯“绵延而未之绝”(《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序》)。其实又何尝是有明一代，清时依然，不断有移民进入，称为“棚民”、“山民”，他们还是清中叶川楚陕甘豫五省白莲教起义基本群众的组成部分。应该说，荆襄移民是明清两代尤其是明代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

　　上述明代的移民，是从一个农业区，迁徙到另一个农业区，或者是未开垦的地方，也即新的农业区，空间移动后农民依旧是农民，基本上没有改变职业。移民中新产生了一些自耕农，暂时免遭地主的剥削，但仍有相当多的人处在地主与佃农组成的统一体中，也就是说移民中没有出现新的生产关系。移民开垦的荒地，扩大了耕地面积，一定程度地发展了社会生产，但幅度很小。总之，明代的移民，是封建社会内居民的纯粹空间移动，与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变化不发生关系，意义不大。近代社会的移民，从农村到城镇，到手工业、商业中去，改变职业，出现新的生产关系，促进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进步。可见明代移民的社会意义不可评价过高。

　　明代的移民活动表明，凡是民间的自发流动，必有其社会原因，是政府用行政力量无法遏制的，明智的政府应当顺应其形势，加以疏导，就不会发生严重对立了。刘通起义前，明朝政府对荆襄流民一味高压，是实行愚蠢政策，而毫无效果。改行允许流民著籍当差的政策之后，对立就基本解决了，就是明智政策取得了成效。这种历史的经验，对后世政府的移民政策不无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