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伯城：从宋云彬日记看一个高层“右派”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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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日记：三个不同历史时期

　　宋云彬三十年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2年3月出版，用了——个醒目的书名：

　　《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厂的中国 三十年》。宋云彬是出版界前辈，知名的 进步文化人；新中国成立后，进入政坛， 任省级高层官员；1957年戴上“右派分 子”帽子，重返出版界做编辑。我也是做 编辑的，素仰{也的学问人品，且有一面之 雅。宋云彬日记1954年6月14日日记云：“新文艺出版社派钱伯城来约稿。”那一 年我写的一篇文章，发表前承他审阅。同 年6月28日日记云： “ 《文艺月报》编 辑部送来钱百(伯)城文稿， 《关于洪升 及其长生殿》者，请审阅。”次日29日又 有记云： “下午赴华东作家协会看(王) 西彦，交还钱百(伯)城文稿。”惜日记 没有记下他的评语，我想应该是有的，这 也是一段小小的文字因缘。

　　但是我之关注宋氏日记，不是由于以 上的这一点不足道的私交。以上所说的那 一次会面，事隔数十年，双方事后已无甚 印象；至于宋氏曾有审阅我的一篇文稿一事， 也是直到这次看到日记之后方才得知。我对宋氏日记产生兴趣，一是谊忝同行，都是做编辑的，读书论世，多有相通之处；二是我也曾经“右派”之厄，对同罹此难者，深怀爱敬之意；三是当代历史风云变幻，人在局中，又在局外，真伪迷离，观之不尽，当代入的回忆录、日记等虽不尽可信，但还是可从厚重的帏幕后面看出些真相来，日记琐细而包容广，其史料性、真实性与可靠性，有其他文献所不及者。有此三个原因，所以当宋云彬日记中的1949—1951年“北京日记”在《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四期先期发表后，我便写过一篇《夜读随笔—— {宋云彬北京日记)》，载于《万象》2000年第八期。我说， “宋氏这份留京日记记录了作者的见闻和交游，虽然零散无序，却很真实生动，可勾稽出不少有趣的吏料：。虽说是“有趣的史料”，但有心的读者明白，其实也是“沉重的史料”。 “北京日记”只是某一个历史时段的记录，已有相当丰富内容，现在宋氏日记全书出版，跨越时空，相当于一个历史时代的社会某一横切面记录，读者当可从中采集更多有趣的也可能是某些沉重的史料。

　　宋云彬这三十年的日记，起1938年末，至1966年8月，若不计月日，按年份计算，前后二十八年。今说三十年，是凑一整数。以1949年为界，前为国民党政权时期，后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时期。而以日记内容所反映的宋氏个人经历划分，则可分成三个历史时期：1938—1949年为第一时期，约十一年；1949—1956年为第二时期，约七年；1957—1966年为第三时期，约十年。1949年后的日记，所以又分成两个时期，这是因为1957年宋氏成为“右派分子”，为个人经历一大变局，彻底改换了他的身份、地位，与第二时期的高官身份已不可同日而语。这三个历史时期，各有不同的身份：第一时期是自由文化人，第二时期是省级高官兼民主党派省级负责人，第三时期是“右派分子”及“摘帽右派”。人生常被比作舞台，宋云彬在他的人生经历三幕剧中，分别扮演的是不同的角色，喜怒悲欢，亦各自不同。 正是这样的原因，使我觉得宋云彬这本日记所定的书名《红尘冷眼》，以及书名下的夸饰性修辞“傲世冷眼，载笔端今是昨非” (此一书名及其修饰辞，看来都是出版社编辑所拟)，雅则雅矣，或如本书卷首所载罗亦民文章说“极雅亦极贴切”，但实际不能覆盖这三个不同历史时期日记主人的各别社会身份与地位。鲁迅为瞿秋白编文集，并代定书名《海上述林》，成为书林绝唱，就是符合瞿秋白身份。 “冷眼”此词含义，不必远征典故，近引毛泽东《登庐山诗》 “冷眼向洋看世界”即可，最通常的解释是冷眼旁观，这是一种带有批评与嘲讽意味的眼光。而对宋云彬这本日记来说，冷眼一词只能适用于1949年前的第一时期。那时他所冷目眼相向的，是国民党政权及其统治下的社会。他的身份与地位是独立自主的自由文化人。鲁迅“横眉冷对干夫指”，也因为身份是独立自主的自由文化人。1949年后，宋云彬进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身份、地位全变了，成为靠国家工资养活的文化人，吃饭权与生存权全由国家掌握，还做了政府官员，不能再用独立自主的自由文化人眼光来看待新社会的一切新生事物了。即使开始时还保留一点批评眼光，如“北京日记”所显露出来的，但很快就收敛起来，融入了主流社会的政治节奏，成为热心参与各项政治运动的活动家，如1955年日记所记载的积极参加反胡风运动，同年又率先在全国人大小组会上当面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等，还包括热心做官。虽然文化人的本性不改，常会忘记自己身份，提些与当局相左的、甚至被认为是“出格”的意见，但也是从热心的而不是对立的立场出发。这从第二时期的日记中充分表现出来，说明他已不是冷眼旁观者，而是热心参与者。到第三时期，那是“右派分子”的忏悔时期，需要洗心革面，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所谓“冷眼”已无存在余地，更不用说什么“傲世冷眼”了。所以我说这个书名定得不很合适，至少不完全合适。也许有人说，想出一个漂亮书名不容易，你不是煞风景吗?我说不然，孔夫子早有古训“必电正名乎”，名是不可不讲的。我的意思，不如实在一点，即用宋云彬三十年日记或宋云彬日记作书名，名实相副，反可保持日记主人本色。 “红尘冷眼”等修饰词语，仍可留作广告语，为图书宣传之用，但应分清日记不同历史时期。

　　按宋云彬日记，文革中曾被勒令上交。据与宋同在中华书局供职的“右派”傅振伦(原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回忆： “1967年1月14日，商务、中华两出版社成立工人造反队，夺了权，2月1日成立革命公社。2月9日，参观一中劳改所。勒令我和马非百、宋云彬交出日记来批判”。 (《蒲梢沧桑》，200页)现宋云彬日记止于1966年8月，自然无1967年的记载。日记交出后，曾否遭受批判，现亦无从查考。据本书编校人员陈伯良、虞坤林文章云： “目前所发表的宋云彬日记虽然为其家属所保存和捐献的全部，但原物在‘文革’中曾被查抄没收，后经其家属据理力争，始于发还。” (《宋云彬日记整理记实》， 《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8月16日)但可肯定，宋云彬日记不论是曾经勒令上交抑查抄没收，造反派都未能据日记所写内容或文字，断章取义，加以论罪。这说明宋云彬写日记，还是懂得掌握一定分寸的，不是逢事必记，包括平时某些因个人名位问题而发生的不满情绪，常略而不记，并未随时随处放言无忌，予人以把柄。他虽在戴上“右派”帽子的十多年间，日记中也几乎未见多少牢骚之语。顶多像“晚饭饮酒，百感交集，不知涕之无从也” (1958年2月26日杭州)；或如“妻终日流泪，百端譬劝无效。记前人有联云， ‘佛云不可说不可说，子曰如之何如之何’，不啻为余今日之处境写照也”(1958年8月20日杭州)。又像对“大跃进”造成的食物匮乏，以及当时无休止的政治学习，也不过如下含而不露淡淡数笔： “云裳买来烧鸡两只，大不盈握，余谓鸟也，非鸡也，云裳坚谓是鸡，疑莫能明也。又买来熏黑鱼头一个，其状如蟒蛇头。下午奉陪开会。” (1、958年12月13日北京)1958年在杭州日记有多处记赤脚去菜市场买菜事，本书卷首列罗以民《日记与史学》一文，具导读性质，举此为例，谓宋“在杭州罢官后一连数日敢于赤脚走到河坊街的记事，完全可以感知他当年内心的痛苦和愤怒”。按赤脚买菜(日记且有赤脚至影院看电影事)为宋云彬个人习惯，也表示无官在身不拘细节。1958年7月27日日记云： “上午赴小菜场买小菜，打赤脚去。近日在家终日跣足，畅快之至，几乎忘却人应当穿鞋矣。”时隔七年，1965年11月5日，宋以全国政协委员资格去江西鹰潭视察，此日日记云： “大家到镇上走走，我买一把雨伞，回来正值大雨，赤脚打伞而归。”赤脚习惯保持不变。赤脚就是赤脚，且“畅快之至”，何来“内心的痛苦和愤怒”?此属误读误导。罗君之文尚有考证鲁迅日记“夜濯足”一语内含，结论谓系去“洗脚屋”做脚底按摩云，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上海滩哪有什么“洗脚屋”，亦属误读误导。不在本文范围，附此一说。

　　宋云彬如何落入“右派”陷阱

　　驱遣牢愁酒一杯，名山事业敢心灰。

　　十年悔作杭州住，赢得头衔右派来。

　　宋云彬自嘲诗

　　(1958年3月1日日记)

　　宋云彬，1897年牛，1979年卒，终年八十二岁。1957年六十岁，戴“右派分子”帽子；1960年摘帽，为“摘帽右派”(工资、职务不动，仍按“右派”所定)， “摘帽右派”这虽不是中央文件所定名称，却为社会所公认，机关、团体默认，时年六十三岁；又历十九年，至1979年2月按“错划”改正(工资恢复“右派”前原级别，但过去所扣工资则一字不提)，未及二月即逝世。这就是说，宋云彬的后半生，有二十二年之久，是在“右派”与“摘帽右派”两顶沉重的帽子(相当于一具无形的枷锁)下做人与生活过来的。四十五年后今天的中国青年们，已很难想象他们的先辈们当年那段失去了人格尊严的屈辱存活经历。

　　毛泽东称之为“一场大战”的“反右斗争”，不仅是宋云彬人生荣辱一大转折，也是国运兴衰一大转折。邓小平指出， “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邓小平文选(1975—1982)》，258—259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指出， “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174页)毛泽东自称有许多“右派朋友”，但他对“右派”有着特殊的痛恨。 “反右”中他处置“右派”的原则是： “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 (《毛选》第五卷，427页)1962年，承认大跃进失败的中央七千人大会后，国家机关党委曾布置个别右派的甄别试点工作。此事为毛所悉，立即作出批示： “此事出在中央机关内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出在六、七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200—201页)恨恨之声如闻。可见“右派分子•”命运，由毛亲自掌握，他人不得僭越；终毛之世， “反右派”一案翻不得，也翻不动。

　　当年的“右派”们，这几年不断有回忆录问世；但不见有日记出版，宋云彬日记是第一部。 “右派”写日记，当然不止宋一人，但或湮没无闻，或文革中自毁或被毁，可能存者不多。宋云彬日记得以保存并出版，自是幸事。但这本日记，年月日均有断续处， “反右”前大抵因忙碌或疏懒，致有缺年缺月缺日者。 “反右”后，则遇情绪不佳，因而辍笔。如1957年日记，仅有一、二月及六月(日数不全)三个月，这未记的几个月正是“反右斗争”高潮之时，批斗、交代、认罪检讨，都在这个时候。这部分史料可惜没有记录下来。直到1958年2月，春节元旦，方重再执笔。此年2月18日日记云： “今日为戊戌元旦，日记间断近一年矣，今日起复写日记。……今日阿庄(按：宋之长女，日记中偶有异写，名蕴庄，于父母之情最亲)情绪恶劣，余亦感慨多端，全家悒悒无欢。”此情此景，套一句唐诗，可称“右派夫妻百事哀”，延及家人子女，大概可作劫后“右派”家庭的普遍写照。宋云彬把此日起至1960年2月日记，定名为《昨非庵日记》，以示“右派”悔改之意。

　　按宋云彬之落入“右派”陷阱，既有中央大形势的原因，又有浙江小形势的原因。中央大形势是毛泽东发动和主持的“反右斗争”的战略战术部署， “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 “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 (《毛选》第五卷，432页)。这些所谓的“毒素”，就是由于响应“鸣放”号召，而被诱发出来的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等的批评意见。浙江小形势是浙江省委内部高级干部的矛盾，反映为因某些文化文艺政策执行上的分歧而形成的对立两派。黄源曾是鲁迅门下一员大将，当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化局长，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在省委内部山东来的干部与原来浙江的干部有矛盾，以沙文汉(按：省委副书记兼省长)为首的四个常委，后来都被打成右派。当时江华(按：省委书记)曾对我说：沙文汉现在生病，身体不好，有什么事不要去打扰他。实际上是告诉我们不要去靠拢沙文汉。但是我呢，我认为在领导中还是沙文汉说话办事比较合情合理，不免多接触些，这样，就被人误以为搞宗派了。”(《黄源回忆录》，266--267页)毛泽东支持江华一派，他听了江华“反右”汇报，便说： “沙文汉十个指头，九个是黑的。” (同上，262页)黄源接近沙文汉，又同省委分管意识形态的文教书记林乎加在民间文艺的领导上不一致，自然打成“右派”。

　　不过，当时全国“反右斗争”，各省市小形势不尽相同，对于本地区该划多少“右派”态度亦各异，取决于一把手的气度和对毛的决策“紧跟”程度。以江、浙、上海三个省市相比较，在“错划”的“扩大化”上，浙江与上海二地堪称伯仲；而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为保护他卵翼下的省、地、市、县委主要领导干部“过关”，不惜与毛泽东派来督阵加温的彭真当面顶撞。对党外知名人士如陈鹤琴、高觉敷，也能保就保。 “反右”中江苏全省共划13349名“右派分子”，占全国所划“右派”总数的2．4％，比例较低；以江苏人口而论，比例更低。 (《L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408—409页、415—417页)江渭清敢于在回忆录中公布这组数字，当是自觉问心无愧，对得起江苏全省父老乡亲。浙江、上海划了多少“右派”，未见公布数字，但相信在“扩大化”上是令毛泽东满意的。江华率先发表“反右”表态性长文，总结浙江省“反右”的实践与胜利；柯庆施继之，也抢着发表更具表态性的长篇理论大文，欢呼上海“反右”的伟大成就。这两篇省市第一把手“反右”大文章，先后在《浙江日报》和《解放日报》发表，立即为《人民日报》以显著版面转载，可知受到毛泽东的重视。随后各省市第一把手纷纷跟进表态，发表文章，欢呼“反右”的胜利。浙江和上海走在了前歹列，浙江又走在上海前面。

　　浙江小形势如此，宋云彬以民主人士身兼机关、团体匕八个之多的副主任、主任与副主席、主席之职，勇于管事，到处讲话，写文章，树大招风，不自觉地卷入了省委内部复杂的矛盾之中。因之受人侧目，便要压他一下。黄源亲闻其事，据他回忆： “一件事是中央统战部有一次要宋云彬出国，省委不同意。再一件事是毛主席在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时，也找非党人士参加一次会议，省委没有让他去参加。” (《黄源回忆录》，270页)恰巧全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来浙江推动贯彻“双百”方针，知道这事， “为宋云彬抱不平，并马上找省委宣传部长去说，言词很激烈” (同上)。他找的省委宣传部长，如果是陈修良，她是省长沙文汉的夫人，自然会反映到省委书记江华那里去，这就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邵荃麟事实上为宋云彬帮了倒忙。但这件事在宋云彬日记未见记载，这可以证明本文前面说的，他的日记“不是逢事必记，包括平时某些因个人名位问题而发生的不满情绪，常略而不记”。

　　1956年在杭州，闹得沸沸扬扬一件大事，是西湖迁坟事件，与宋云彬有牵连。关于这一事件始末，陈修良在特为本书写的《宋云彬先生与他的民主言论》一文 (载本书卷首)中写道： “还有西湖边古墓被拆除，他(指宋)勃然大怒，并电告周总理要求查办此事。周总理给省人委来长途电话，指示查明修复。省长沙文汉对此事并无所知，也不便追究，只好代人受过，立即进行检讨，并令工匠修复。关于拆墓案传闻颇多，其详情不赘。”黄源是省文化局长，亲自见闻此事，他的记叙较为详细，可以解答陈修良文章有意隐去的某些入和事：

　　江华把本来在西湖边上、在杭州饭店前面草坪上的革命烈士秋瑾、徐锡麟的墓，一夜工夫搬掉了。民主党派马上打电报向周总理提出意见。宋云彬也是其中一个。后来周总理责成沙文汉当即恢复。其实，是江华直接通过杭州市委动手搬掉的，沙文汉根本不知道。省委秘书长彭瑞林是知道的，他那天正好到江华的办公室去，碰到这件事，但他也没有插手。周总理不知道底细，他只是从国务院的系统责成省长沙文汉当即恢复。这个电报一来，彭瑞林是秘书长，他先看到电报，就拿这个电报给沙丈汉看，商量怎么办。江华怎么会干这件事呢?原来，毛主席来杭州，住在刘庄宾馆里，有一天讲起： “我是和坟墓为邻的。”江华一听这句话，就下命令把西湖边上的坟墓都起了。秋瑾、徐锡麟是烈士，孙中山都肯定的，民主党派一看把历史上的烈士搞掉了，怎么会没有意见?!彭瑞林同沙丈汉说了，这件事是江华搞的。后来沙文汉承担了这个责任，向国务院作了检讨，把搬走的坟墓作了恢复。这些事同我没有关系。但也说明了当时浙江的一些情况。 (《黄源回忆录》，271)---271页)

　　陈修良文章中所说对此拆墓事件， “不便追究”、 “代人受过”，以及“传闻颇多”等等情事，黄源的文章一一点名指实。这次事件不仅是与宋云彬、沙文汉有关联，还牵涉到了毛泽东、江华，事情就非同一般了。这事虽然由沙文汉承担责任，表面应付过去，但真正应负责任的人恐怕并不领情，反而加深了矛盾的裂痕。宋云彬在这次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据陈修良文章，应为主角。但从黄源回忆录，似乎只是向周总理电报告状列名者之一，算不上主角。宋云彬日记中，未见有关于这次事件的起始纪事，如果宋是主角，曾勃然大怒，并以个人名义与周恩来打电报，则日记不应无纪录。今看1956年7月宋在北京开人代会期间7月26日日记石：

　　上午看《人民日报》，见第八版登了费孝通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为西湖不平》。他讨厌西湖上的坟墓，说像个馒头，非常讨厌；又讨厌岳飞的塑像，说是个泥菩萨。他说的话不是没有理由，但看问题不全面，而且经他这样一说，一般蓄意破坏西湖古迹风景的妄人如余之流倒振振有词了。想写篇短文来纠正他，可是思想不能集中，写不出。打电话给振铎， 问他看过费孝通的文章没有，他说没有来得及看。下午二时半吴觉农来，谈了两小时。六点钟郑振铎来， 同赴大同酒家吃饭。振铎刚刚陪周总理看了全国国画展览，周说： “今天费孝通那篇文章还不错，我也有同感，”又说， “此次杭州掘坟，我去电报叫他们恢复，但是忘记补充一句话，就是不一定恢复原来样子。”

　　从此日日记似可看出这次杭州迁坟事件，在周恩来那里的反映，他没有提及宋云彬的名字；若宋曾单独与周打过掘坟事的电报，周不会不在郑振铎面前提及宋的名字，而宋也不会不在自己日记里提上一笔。因此我较倾向于黄源所记，打电报告状的事，宋仅是签名者之一，不能说是主角。但因有关这次事件的“传闻颇多”，宋又是保护历史古迹的积极分子，爱管事，爱讲话，传来传去，便以他为主角了。但这对他在省委负责人那里作左中右排队时，肯定又是不利的。

　　上文已引用的陈修良文章，是本书卷首所列三篇文章之一，为本书起到真正导读作用。作者以一位坚持民主信念的老共产党人的政治洞察目光，特别重视“反右”问题的重要性，文章第四节即专论宋云彬“在’反右’前后到底说了些什么”，并“根据他当年在大小会议上的‘交代’”，归纳为几个主要问题。这些问题诸如“外行领导内行”、 “党政不分”等，基本上即全国“鸣放”中提出的带普遍性的问题。陈文中所举问题，有的可补宋云彬今存日记所未记，有的可资日记作印证，此外尚有沙文汉为保宋云彬亦成“右派”罪状的记载，凡此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里不一一列举。我请读宋云彬日记的读者，读这本日记前与读后，都应仔细看看陈修良这篇文章。

　　但是，有一件事未为陈文提及，对于宋云彬成“右派”却是起决定作用的，这就是《人民日报》1957年6月8日社论《这是为什么》的发表及其强烈反应。这篇社论是毛泽东选择时机，亲自布置并拟题撰写的。当年接受这篇社论任务的吴冷西(尚有胡乔木)回忆，他们于6月7日受毛召见， “我们刚坐下来，毛主席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 “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他，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 (《忆毛主席》，39页、40页)。就在这篇社论发表的当天(1957年6月8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题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疯狂进攻》的党内指示，指出：“请你们注意各民主党派中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道。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此事很有效。” (《毛选》第五卷，431—432页)就是说，挖好陷阱，等待猎物的撞落。

　　宋云彬既不知道这篇社论的来历，也无从知晓对民主党派部署得如此严密具体的毛泽东党内指示，更不知道自己前面已有一口专候猎物落入的巨大陷阱，还天真地以为这只是《人民日报》一报之论，可以表示不同意见。1957年6月9日日记云： “上午赴省政协，出席文联青年作家座谈会。昨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这是为什么》，…… 《浙江日报》今日以头条新闻刊出，而以大字标题曰‘阶级斗争还未熄灭’。读者为之悚然，谓放‘鸣’自此收矣。余勉励出席座谈会之青年，仍应畅所欲言，不必有所顾虑，并说明反党反社会主义之谬论必须驳斥，但正确的意见、正确的批评必须任其继续鸣放也。”6月10日日记云： “下午二时出席省统战部召开之座谈会。余首先发言，谓对八日《人民日报》社论不甚赞同，以《人民日报》社论针对卢郁文接到之恐吓信发议论，殊不知写恐吓信者决非人民内部的人，不必予以重视，一重视适堕其术中也。”6月11日日记云： “ 《浙江日报》以头条新闻刊载昨日统战部召开之座谈会消息，而加以小标题曰‘宋云彬不同意《人民日报》 《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其为善意宣扬邪，抑恶意挑拨邪，不得而知矣。……五时赴人民广播电台作五分钟之广播，将昨日在座谈会之发言重述—•遍，较有次序，可使听者不致有所误会。”这个月的日记，写到21日，都还以“人民内部的入”自居，但21日以后戛然而止，想是“反右”气氛日趋紧张，自知“人民内部”之线已不可保，岌岌危矣，日记随之中断了。据陈修良文章，1957年7月13日，宋云彬在北京与沙文汉一起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其时“杭州方面已在报上点名批判宋云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回杭州后，宋还与沙写信申辩，同时也承认一些错误。沙回信劝告对别人批评要“撑得住气”，要实事求是。这时宋尚在批斗阶段，沙亦未被揭发出来。毛泽东为“反右斗争”给党内指示说： “各地情况不同，你们可以灵活运用策略，灵活做出部署。” (《毛选》第五卷，432页)宋云彬正式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应在七、八月间，但六月份《浙江日报》登出“宋云彬反对《人民日报》社论”新闻这一天起，实际已经定性，用今天话说，就是“锁定”了，也就是说已落入“右派”陷阱。

　　“夹紧尾巴，改邪归正”的二十年

　　这是毛泽东为“右派分子”规定的改造方式，也是1949年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中为对付地主阶级等反动派制定的“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政策的继续。但1957年的数十万“右派”们，在他们戴上这顶帽子前，本来相当一部分基本被人目为“左派”，或以“左派”自居者，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也会归入到1949年的反动派行列中去。 “反右—斗争”号称大获全胜，事实是“右派”们几无一心服。，批斗时虽被骂得狗血淋头，检讨时也把自己骂得一生反动，但都是迫于政权雷霆万钧之势，屈服成招。 “右派”中也有硬骨头，最出名的，一个是傅雷，他不承认戴“右派”帽子的合法性，也拒绝“摘帽”，文革初起即义不再辱，夫妇双双自尽，以死抗议。另一个是章乃器，他也不承认是“右派”，且遇事必鹎兄毖 ，大跃进时尤甚，全国政协只得开除他的政协委员，杜绝他继续“放毒”，他也处之坦然。宋云彬1959年调北京，亦属“右派”有代表性人物，任全国政协特邀委员。1959年4月23日日记云： “上午出席政协全体会议。休息时遇章乃器，傲岸态度依然似昔也。”可见章乃器虽在高压之下，不改昔日轩昂自信神态。又1961年2月3日日记云： “下午二时，赴政协，参加文教卫生座谈会。章乃器搬弄许多数字，表示对农村缺乏劳动力及去年粮食减产之说怀疑，唐兰驳之，谓章诽谤了大跃进。章谓唐随便扣人家帽子，不合神仙会精神，应作检讨，并谓胡愈之主持座谈会，未能依据神仙会精神予以纠正，亦属不当云云。”又1962年4月18日日记云： “下午三时，赴人大，参加小组会，组长傅鹰报告上午列席政协常委会，常委会否定了两件提案，都是章乃器提的，一件攻击黄炎培，一件攻击千家驹、孙晓村、吴大琨，就性质而论，实不成其为提案也。”但宋云彬也有反复。他把1958年2月至1960年2月的日记题为《昨非庵日记》，以示忏悔，但此后至1962年12月的日记改题为《无愧室日记》，并写明更名原因云：•“昨天未必尽非，今亦未必全是也。自问平生同情革命，坚持正义，徒以嫉恶太甚，横遭物议，下流所归，不寒而栗。今而后囊括无咎，失得勿恤，纵不能尽如人意，亦庶几无愧我心，因更名‘无愧室日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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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爱用“夹紧尾巴”这个带有侮辱性的词语，管教或约束他所不喜的人。也不仅对“右派”，1970年八至九月间第二次庐山会议，吴法宪和叶群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写了检讨，二人的检讨书不约而同表示要“夹紧尾巴做人”，这显然是顺应毛的批评要求有此一语而写的。这两份检讨当时都在群众中传达，人们耳熟能详，在政治学习中便也成了一句套话，表示改造决心时，上上下下都要求“夹紧尾巴做人”。但在1957年“反右斗争”时，此词还是比较新鲜的(是否首次使用，待考)，对“右派”们起着训教与震慑作用。宋云彬自1958年起日记，便是较有连续性地反映了一个高层“右派”在这种“夹紧尾巴”的改造气氛中所经历的生活。今略作勾稽，分三个方面来看。

　　一、撤职降薪

　　这是凡已戴上“右派”帽子者，首先遭遇到的实际问题。高层“右派”与一般“右派”的实际问题，具体不一样，但处理时不手软，不留情，则是一样的。宋云彬兼了七八个政府、团体领导职务，一个个被撤下来。1958年4月5日日记云：“报载四日上午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常务会议，撤销右派分子宋云彬等八人行政职务。”这当然包括他所分管和兼任的文管会、文史馆、博物馆、图书馆等职务，随后省文联主席和民盟主任职务也跟着撤换了。连上海作协也不甘落后，撤销了他的理事职务。同年4月11日日记云： “下午一时半，赴省协商会出席第二十五次常委会，决议停止杨思一、宋云彬副主席职务。”政协的职务也没有了，但似乎委员的名衔尚保留。这是对高层“右派”稍示优遇之处。

　　降薪，也说降就降。宋云彬的编制在政协，同年4月8日日记云： “下午命罗妈赴政协取四月份薪，已降为十四级，一百三十一元(原九级，二百三十二元五角五分)，房租则已增为十六元零七分(原九元四角五分)。”按自行政九级降至十四级，计降五级，为原工资的一半，这是处理“右派分子”某一类别的一般标准。我知《文汇报》总主笔徐铸成在上海的“右派”工资也是140元，想与宋云彬一样，同降五级。但高层“右派”工资级别本来就高，绝大部分平民“右派”工资大都在百元至数十元之间，靠此养家活口，降掉他们一半工资，生活就难了。何况有的“右派”只发生活费，日子更不易过。宋云彬在自己撤职降薪同时，也记下了一个低层“右派”的命运。同年9月3日日记云： “临时工老王之侄王平，原在杭州新华书店工作，过去奉命与余联络，常送新出版书刊来余寓。大鸣大放时，王向书店领导人提出许多批评，并写文字投《东海》，曾请余修改。余以事忙拒绝。反右斗争时，王平被划为右派，曾奉命数次送书至余寓，亦为罪状之一。处理结果，降为勤杂工，月薪二十元。王平一家七口：上有老母，一夫一妻，下有儿女四，二十元何以养活全家耶?今日老王谓余言，王平已被开除出店，因刺激太深，神态失常云云。呜呼惨哉!呜呼酷哉!”按“右派”一案，所打“右派”到底“扩大化”多少，官方数字为四十五万，但无正式统计报告。其中中小“右派”占绝大多数，他们没有知名度，非头面人物，处分重，生活苦，摘帽难，所受歧视与凌辱最甚。他们是后人应该给予更多关注的，但反右吏上找不到他们的名字。小右派王平，幸赖宋云彬日记以传。

　　对宋云彬处理尚不止于此。同年4月1日日记云： “上午电话局来拆去电话。前三日政协有电话来，谓余处之电话应拆去，否则以后每月费用当由余私人支出云云。”按上世纪五十年代，安装电话代表个人行政职务及级别。同年5月5日日记云： “上午接机关事务管理局电话，叫我们迁住涌金门外六十七号。”此与拆电话系同一性质，皆系按职务与级别处理。其他尚有不如意事，同年2月26日日记云：“编纂《史记集注》计划初稿，昨面托文史馆馆员田宿宇君刻蜡纸。今日电话金致淇君，请其转言田君增印，金君谓田君不敢承接此项工作，正向省统战部请示云。”这在上年还是唾嗟立办的小事，如今成了需要请示统战部的大事。又同年7月14日日记云： “少年儿童出版社来信，索还预付约稿费一百元。”大概宋云彬写了一辈子稿子，这样被出版社索回预付稿费，还是第一次吧。他除遵命交还外，调北京工作后，又赶紧自动向中国青年出版社交还了另一笔预付稿费一百元。

　　按1998年末，我写过一篇文章，谈及“右派”的处理问题。文章说： “反右后期对戴上帽子的右派定案处理，是一件大事，决定右派今后(有的是终身)的命运。中央有正式文件，分成几类(似为六类，以一二三分)。文件有一个前言，大意说这些右派不判刑，不坐牢，交原单位管教，因此增加了各单位的麻烦，没有办法。云云。审其语气笔调当非出自一般入之手。对右派的处理办法，有一条颇为特殊的规定，可以允许辞职。当时真有极个别(真正意义上的‘极个别’)的人信以为真，递上了辞呈，想回家了此一生。当然结局是里弄的严厉管制，有的送去劳动教养。” (《问思集》，199---200页)宋云彬因属高层“右派”，可以允许迁住上海，后又由中央调往北京工作，这是“右派”处理中的个例与特例。

　　二、人格歧视

　　第一件事，即是取消“右派”的“同志”称呼，或称剥夺亦可。1958年3月8日日记云“傍晚民盟又有人打电话来，阿庄接听，谓其人粗声大气，直呼宋云彬，妻闻之大不恽。”同年月25日日记云：“售与松泉阁之旧书必须开单由余所服务之机关盖章证明，上午赴政协看林元长，拟请政协盖章证明，林不见，且有人止余上楼，态度恶劣已极。”这一定也是直呼其名的。又同年5月7日日记云： “上午民盟送来召开整风辩论大会通知，内写‘你应参加大会，接受教育，彻底改造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争取重新做人’。”据其语气，即知通知的信封和抬头，也是不会以“同志”相称的。1960年3月4日日记云： “上午参观洛阳钢厂。下午座谈，余发言。何惧发言时直呼余姓名，后生小子多不懂礼貌也。”虽说“何惧”，其实内心是深痛的。1958年7月28日，他收到中华书局调他去北京的信，信上称他“先生”，让他着实高兴一下，觉得受到了一点尊重，郑重地将这封信全录入此日日记。

　　按以对人称呼用不用“同志”，作为褒奖与惩治的手段，至“反右”趋于细密，与“排名学”相似，可称为“称呼学”。那时如听领导报告，或报纸、广播，或某篇文章，提到某人名字不加“同志”二字，那就知道此人定出问题了。也有文章一上来对某人仍称“同志”，但下面则直呼其名，则知此人虽已问题在身，但尚末最后定性；或已报上去，还末经上面批下来。这里面大有学问可寻。例如碰到开会，领导做报告，报告开头必定是“同志们，朋友们，先生们”，后两个称呼有时可先后互换，但“同志们”必须放在首位。苏联人也讲究称呼，但是不及我们严密。 《联共党史》独称斯大林一人为“同志”，连列宁也直书其名，我读《联共党史》，常笑他们不讲“史笔”，也不懂“史法”。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不配称“同志”，难道列宁也不配称“同志”?中国的“右派”，深知失去“同志”称呼的严重性，虽混迹群众之中，人不称“同志”，即是已入“另类”之伍，抬不起头来。人亦多以此欺之辱之。只有宅心忠厚的入方在“右派”姓前加一“老”字称之。但这属于不确定数。所以“右派”们渴望摘帽，原因之一就是希望重获得一个“同志”称呼。各单位宣布“摘帽”仪式，下面坐了几十个“右派”，主席台上领导宣布“摘帽”名单，不过一至二人；宣布时前——句还称呼名字，后一句就加“同志”二字了，像变戏法一样，这人又“回到了人民队伍”。笔者老友c君，是倔强人，做“右派”后，遇人直呼其名，他也毫不示弱，立即回称彼人之名，不加“同志”，虽领导亦同。彼人或领导每每为之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应付。因并无规定， “右派”称人必须要用“同志”。当然c君图一时之快也付出了代价，每年——次“摘帽”，都因“表现不好”轮不到他，直至文革前夕，方勉强放他“回到人民队伍”。

　　称呼之外，有的朋友避而远之或避之如恐不及的态度，也是增加“右派”精神压力的一个方面。宋云彬1959年4月21日日记云： “下午二时赴中南海列席全国人大，遇见余心清，态度阴阳怪气，余亦趋而避之。”所说“阴阳怪气”，指不理不睬。又同年5月1日日记云： “上午八时，政协派汽车来，接赴天安门观礼。在台后休息时遇熟人甚多。独顾均正态度阴阳怪气若一向与余不相识者。此次政协自开会至结束，遇见之熟人中态度阴阳怪气者，除今日之顾均正外，尚有孙起孟、余心清。余心清为酒肉朋友，不足责，孙起孟、顾均正相交均在十年以上，今若此，殊不可解也。”

　　按顾均正与宋同为开明书店文人群体主要成员。1954年10月，宋在北京开全国人大会议，同月3日日记云： “六时半，赴顾均正寓所，吃蟹，同吃者有巴金、王统照。”可见“反右”前过往尚密，今因宋为“右派”，即“阴阳怪气，若不相识者”，殊与开明文人群体之素尚不合。开明文人群体聚集了中国现代出版：界一批精英人物，是学者办出版社的典范。除夏丐尊去世，入新中国者有叶圣陶、丰子恺、周予同、章锡琛、徐调孚、贾祖璋、王伯祥、陈乃乾等人，顾均正以写科普读物，宋云彬以写历史读物，同为群体中闻名人士。章锡琛即宋云彬日记常提及的章雪村，史学家及文字学家，开明书店解体后，调中华书局工作，亦戴“右派”帽子。但我以为，宋云彬遇到老友冷遇，不应全责之于持“阴阳怪气”态度的人，因宋这时虽蒙恩特邀天安门观礼，但尚未“摘帽”，仍属“右派”，还没有“回到人民队伍”。而表示立场坚定的“左派”，理应与他保持距离。这也是“反右”这场政治运动所要求和教育于人们的。至于“右派”们精神和心灵所受刺激如何，那该由“右派”们自己去承受。宋云彬这次倒是未加掩饰写下了他的感想，同日日记续记云： “周总理与余握手时，态度诚恳，轻轻语曰‘我前天听了你的讲话’，语重心长，令人感奋。彼孙起孟，顾均正辈何人也，而若此!

　　‘尔忘孙起孟、顾均正之见面若不相识乎?’

　　‘唯!不敢忘。’”

　　这是效勾践发奋自强的话。然宋摘帽后，迁新居，顾又来修旧好矣。1961年12月10日日记： “下午，杨东莼夫妇、顾均正夫妇等先后来。”人情冷暖，原是如此。

　　中华书局的工作中也少不了受到歧视。1958年12月18日日记云： “下午奉陪开会，讨论到所谓右派分子可否担任责任编辑问题，又受一次侮辱。”点出“侮辱”二字，曰“又”，应不止一次。又即使已摘帽，幸遇十多年一次加薪机会，工作再卖力，仍按“另类”处理。1963年9月19日日记云： “下午，中华有会，讨论调整工资问题。据传达，谓凡曾犯错误者，只能升一级云。回来对妻讲了，她大为忿恚，再三譬劝之。”因歧视而产生的精神与心灵之痛， “右派”的家属出是同样承受的。

　　三、中华书局：改造与做编辑

　　1958年7月，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通过中央统战部，调宋云彬去中华书局参加整理古书工作。据宋的日记，同年9月16日， “赴中华书局上工”，分在历史一组，自此他的后半生即在中华度过。金灿然调宋云彬去中华书局工作，是有识人眼光的，中华增加了一位具有广博文史知识及深厚学业素养的资深高级编辑， 《二十四史》 (首批是以《史记》为首的“前四吏”)的标点校勘工作由此启动。而标点本《二十四史》的出版，一向被视为新中国古籍整理及当代出版业的巨大成就，至今尚未有超越之者。对宋云彬本人来说，他得以离开“十年悔作杭州住，赢得头衔右派来”的杭州，重又拾起编辑的老行档，发挥所长，大概也是求之不得的。但新单位并不是避风港，其时普天下莫非“右派”躲不开的改造所。所以宋云彬来到中华，仍得接受领导与群众监督的洗心革面改造。

　　金灿然，笔者见过他一次。那是大约1958年至1959年间，他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做客，在编辑部开过一个座谈会，讲过话。笔者叨列末座，听过他的讲话。他既不认识我，也不知有我此人。中华上编与北京中华并非隶属关系，各有领导，除选题有所分工，各出各的书，行政人事互不相干。所以我说他来做客。他给我印象，是一位很豪爽有魄力的学者型出版家。我早从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书前说明得知，他曾是当年在延安参加编写该书的青年史学家之一。 “反右”后又听说他在中华着意保护过几位戴上“右派”帽子的青年编辑，委以重任。凭此二事，我很敬重他的才识胆识。但那时还不知他敢于重用宋云彬这样的“大右派”。金灿然同所有有良知的老共产党人—样，未能逃脱文革之灾。宋云彬日记1966年6月3日日记云： “八点十分到局(指中华书局)里，果然大贴其大字报—厂。大字报上对金灿然都直呼其名，不再称他‘同志’了。”同年8月10日日记云： “九时许，金灿然戴帽游行。下午，金灿然、马宗霍、陈乃乾，还有右派分子沈玉成和商务的陈翰伯都戴了帽子，立在商务的大门前，受群众的狠狠的斗。今天北大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生都来支援。”按：听说，未待文革结束，金灿然即在一片批斗声中去世，死因不详。在此我向这位新中国出版界前辈敬致悼念之意。

　　宋云彬的改恶从善生涯，可于1960年1月27日，阴历己亥年除夕，有感而赋的七律‘—首见之：

　　离群孤立已三秋，丧气垂头一楚囚。

　　今日方知狱吏贵，平生不作杞天忧。

　　屏除私见看全局，结束浮言归下流。

　　且自开怀倾粤酿，臣心如水复何求。

　　下有注曰： “狱吏谓陈某也。”这是用的《史记》周勃的典故。周勃尝受谤下狱，既出，曰： “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按此陈某在日记中屡展出现，为民主党派成员，是以专司监督“右派”改造自任“左派”者。这种人最难应付， “右派分子”在他们面前，有八个字形容：小心翼翼，动辄得咎。

　　不过，这种改造环境没有压抑住宋云彬的编辑热情与编辑责任感，点校本《二十四史》的发凡起例与“前四史”的标点出版工作，他都是参与者与主持者，做了大量的幕后工作，却不为外入所知。1958年9月22日日记云： “余在(陈)乃乾之工作室草拟标点《二十四史》凡例。”这是他到中华书局上工的第六日。次日日记云： “拟标点《二十四史》分段提行说明。”可见《二十四史》的整体标点体例，都是由宋云彬策划起草的，当然后来也征求各方面意见，有所修订，但基础是他奠定的；而且按此体例，也由他来负责执行， 《二十四史》最早出版的几部书，他都任责任编辑，就是说包括审读书稿、编辑加工、批注版式、填写发稿单、撰写内容提要，以至阅读初二三四校样和最后的付型清样，这一系列编辑程序，都是由宋云彬作为《二十四史》标点本的责任编辑来承担完成的。他做的这些编辑工作，在他的日记中，逐日都留有记载。

　　在标点本《二十四史》中，宋云彬亲任标点校勘工作的是《史记》与《后汉书》两种，尤以《史记》用力最多。这是因为《史记》是《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大书，起示范作用，后面各史都要遵从它的体例规范。宋云彬很早就对《史记》有过较深入研究。1958年初，曾有编纂《史记集注》计划，分送有关方面征求意见。1958年2月至8月在杭州日记中，多次有译注《史记》单篇的记载，且对已有的顾颉刚与王伯祥标点提出质疑与匡正，如1958年3月2日日记云：

　　上午，译《史记•商君列传》。 《商君列伶》 “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 ，顾颉刚标点《史记》及王伯祥《史记选》均读为“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 《通鉴》作“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 ，无“以家次”三字，胡三省注文置“各以差次”之下， 亦以“各以差次”属上为句。今按，皆非也。名者占也。应读为“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 臣妾衣服以家次”。盖明尊卑爵秩等级为一事，各以差次占用田宅为一事，奴婢多寡及服饰各随其家爵秩之班次而定，又为一事也。 “差次”犹言次第，亦犹言等级也。 “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语意重复，为不辞矣。

　　此处提出的标点问题，顾颉刚的见于1936年出版的颐与徐文珊合作的白文《史记》标点本(北京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出版)。王伯祥的见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王伯祥选注的《史记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顾、王二家是公认的研究《史记》的专家，他们的标点被认为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又日人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此处断句，亦与顾、王二书同。今查中华标点本《史记•商君列传》 (该书2230页)，这一段的标点已完全按照宋云彬的意见改正过来。中华本《史记》的标点，宋云彬日记曾多次有与顾、王讨论研究的记载，可证他们是完全同意宋云彬的意见是正确的。这一个例子(应不止此一例子)说明，在《史记》文字标点断句上，宋云彬不仅纠正了当代学者的某些错误，同时也纠正了前代和日本学者的某些错误。若以文言一句赞之，曰厥功伟矣。

　　宋云彬原有一个编纂《史记集注》的大计划，在杭州已搜集购置了一些有关《史记》书籍，但到北京后就放下了，专心致志于《史记》的标点校勘。据日记，1958年9月26日，他同金灿然谈《史记》标点问题，指出顾颉刚的标点问题甚多，改正需要甚长之时间。次日，写好标点样张交金灿然。9月30日，开会讨论，出席者金灿然、张北辰、顾颉刚、聂崇岐、齐‘思和、傅彬然、陈乃乾、章雪村、姚兆华。宋云彬发言最多。出席者中，聂、齐二人，包括下次会议出席的贺次君，应是《史记》的具体标点者，顾颉刚总其成。正文标点依据，估计即1936年的白文《史记》标点本，三家注则新标。10月16日，宋云彬写成《关于标点<史记>及其三家注的若千问题》一文，凡七千言，并作致金灿然信。至11月6日，中华邀请顾颉刚、聂崇岐，贺次君、叶圣陶、王伯祥等座谈标点《史记》及其三家注问题。宋云彬提问题甚多，大部分得到解决。至11月11日，宋写《标点<史记，凡例》，交中华领导。事实上，从九月起，宋云彬已成中华《史记》点校工作的总负责人，事无巨细，归他一手操办。从日记中可见，他几乎每日都在标点《史记》，虽星期日亦不休息。至1959年4月16日， 《史记》一百三十卷点校完毕，17日日记云： “日记中断了两个多月，其原因为标点《史记》工作紧张，每夜工作到十点钟左右，精疲力竭，无兴趣写日记了。”24日日记云：“下午赵守俨来，将《史记》目录及附录交他，如此，全部《史记》校点工作已毕，只点校说明未写。”这篇点校说明，从5月12日起写，至17日脱稿，是日日记说： “凡六干言，甚惬意。”金灿然审阅后，建议改为两篇，一为出版说明，一为点校说明。宋赞同这个建议，用五天时间改写成功，自谓“较前所写者有条理得多，自视甚满意”。金灿然也表示满意。叶圣陶看了，也说“改得很好”。按现中华标点本《史记》出版于1959年9月，打响了标点本《二十四史》第一炮。至1961年4月27日，宋云彬为《史记》预备再版，改正初版错字。1963年3月7日，《史记》将二次再版，又复看一遍。1965年6月17日，标点本《史记》准备印线装本，因尚有多处标点错误，是日日记云：“赵守俨把应改正一一用铅笔画出，送来复核。”可见标点本《史记》，从点校到出版，连同历次再版，以至印线装本，宋云彬是始终主其事者。但本书书前的出版说明，仅说“这个本子由顾颉刚先生等分段标点，并经我们整理加工”，一字不提宋的名字。又全书末的点校说明，亦以“中华书局编辑部”具名，所有的点校编辑工作，统由“我们”这个人称复数来含糊代替了。应该指出，1959年标点本《史记》出版时，宋云彬尚未“摘帽”， “右派”名字不可出现书上，这是当时形势规定的。这两篇出版与点校说明，都是宋云彬一手执笔，他不提自己做过的工作，自是做编辑的谦虚，也反映中华书局当局的态度，即“右派”不得出头露面。他点校的《后汉书》出版于1965年，已经“摘帽”，方可正式署上自己的名字。

　　标点本《二十四史》除《史记》与《后汉书》外，其他经由宋云彬做责任编辑或参与点校体例讨论的，按日记所记，有《汉书》、 《三国志》，以及《晋书》、 《宋书》、 《南史》、 《南齐书》、 《梁书》、 《陈书》等。宋云彬日记关于《二十四吏》最后一条记载是1966年5月5日，是日日记云： “上下午照常工作，整理《梁书》一、二两卷校勘记毕。”此后就是忙于批判坏影片、坏戏和批判邓拓、吴晗了。 《二十四史》的工作于此停顿下来。今天我们来回顾宋云彬这段工作经过，以及他所付出的大量精神与劳力，不妨说，如果没有宋云彬以他的编辑与学者双重身份(缺一不可)的参加，也就没有现在标点本《二十四吏》的成功。

　　2002年9月10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