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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23日,他出生在北京,是一家之中最小的孩子,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他的父亲解放前是当时直隶省一个县的警察局长,母亲是一个护士,父亲很正直,所以家里的境况并不是很好。就是这样,解放的时候,家里有限的财产也被共产党充公了。他的大哥是北京四中的学生,他和二哥是北京七中的学生,那时候是男七中,大哥的学习成绩很好,在四中也是班里的前几名,上高三的时候是已经被保送到清华的,不是学校保送的,是清华自己到学校挑的人。七中当时在西城区也是和156、三中同样有比较好的名声的学校,至少比现在的名声好的多,他和二哥一直是年级的第一名和第二名,两个人轮换着垄断了,他们还有一个远房的亲戚的孩子也和他们在一个年级,每次考试的名次也在年级前五名,七中资料室的当时的内部报纸上至今还有着表扬他们三个人的文章。
然后是三年自然灾害,大哥得了肺结核,他出德胜门到荒郊野外抓壁虎给大哥入药,按中医的说法,壁虎的尾巴是药引子。但是肺结核在当时是不治之症,大哥在高三的下学期去世了。然后是反右倾,他们家被定成了反革命分子和特务,他和二哥成了当时的黑五类,接下来的文革中活的最惨的一批人。文革的时候,长子可以留在北京的,所以他的二哥留了下来照顾父母,其他的兄弟姐妹都被革命的洪流掀到了外地,他呢?在青海帮他的二姐教过小学数学,在焦作的乡下他大姐的住处干过苦工,在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里捡过柴火,听说他的父母和二哥回到了辽阳乡下的老家,便也跟着到了那里,认识了我的母亲,一个在当时是绝顶的美丽的女子。恢复高考前两年,由于政治原因没有让他报名,81年7月,他32岁的时候,他的孩子1岁的时候,他考上了本地的一所大专,机械自动化专业,因为听说那时候这个专业最难考,也最难学。班里他最大,班里最小的学生比他小13岁。我母亲回忆说,我四岁的时候,她抱着我到学校去看他,学校的大喇叭正在表扬他的事迹,说他的微积分有的了全校的第一名。
想要二胎的时候,国家开始严格执行计划生育;他的孩子上学的时候,国家开始实验小学五年,初中四年的学制,课程混乱的一塌糊涂;下岗职工开始出现之前,他任主任的辽阳石油化纤公司驻北京办事处被撤编,他因为想让孩子在北京上学办了退休;他今年已经57岁了,是虚岁,这是一个可以抱着孙子享受天伦之乐的年龄了;他有一些秃顶,头发几乎全白了,他的身体不好,糖尿病,高血压,牙已经快掉光了,只能喝粥,米饭吃着费尽;他从94年开始学习炒股,但是中国的股市,小户从来只能看着庄家的眼色行事,股市不景气,不提供午饭了,他每天中午在君安证券旁边的四川小吃买两个包子;他希望孩子能考上大学,因为“老于家一直都是书香门第”,因为他相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这就是生活,最真实的生活,一个从来没有怨恨过社会,而只是最努力的走着自己的人生道路的人的生活。我所描述的他的苦难可能仅仅是他真正经历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而他的快乐从来只有那么一点点,转瞬即逝的一点点。但是他绝对不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不是沿街乞讨的乞丐,不是在风雪交加的日子里准备去买菜的农民,不是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从来没有走出过大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的孩子。所以他很知足,还可以在早上到北海公园去遛弯,可以到国家图书馆去看书,可以在大街上偶然碰见带孩子到北京“见世面”的他的大学同学,一个刚刚下岗的技术员。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他和二哥把他们兄弟的三把小提琴埋在了北京尚勤胡同的3号院,他们的祖宅,红小兵们挖出了他们父亲藏银元的掏罐子,却没有挖到这三把小提琴。二哥在沈阳工作,到北京出差的时候,两个月以前,兄弟两个在尚勤胡同3号院拉起小提琴,和声依然是那么悠扬,手法也依旧是业余爱好者的顶级水平,那天,是他们母亲的忌日。
在任何时候,都不许丧失希望,不管前进的路有多艰难,多崎岖,都相信自己,相信未来,哪怕知道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更大的失望,都能够一直一直的前进,我们看不到未来,所以不用惧怕命运所作的狰狞的预测,不然,你可能掉进真正的深渊,真正的没有希望、没有阳光、没有温暖的地狱。至少,我知道那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父亲。
坚强是每个人的必修课,而爱与宽容是每天照耀我们的真正的阳光。
“请爱你的仇人吧,当他用锋利的尖刀刺破你的胸膛的时候,请为他所犯的罪行能在上帝面前得到饶恕而祈祷,祈祷恶魔不要再蒙蔽他的眼睛和他的灵魂”
感恩,但永不满足,永远相信未来得到的应该比现在更多,当然,这句话是属于下一篇文章的故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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