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思想界炮轰文学界：当代中国文学脱离现实

风石堰

南都周刊：思想界炮轰文学界：当代中国文学脱离现实
记者 黄兆晖 实习生 陈坚盈
　　
　　　　“我国近年大量文学作品，已堕入了用尽心机出风头的陷阱。有的虚构‘痞子雷锋’，胁肩谄笑；有的大摆地摊，向洋人兜售假国粹；有的为‘我大汉’‘我大唐’‘我大清’涂脂抹粉，与太监比奴性；有的故作‘先锋’‘前卫’状，似艰深文浅陋；有的用“下半身”写作，贩卖无耻，所有下三滥的伎俩都使出来了。”
　　
　　
　　
　　　　近日，在武汉举行的胡发云作品《如焉@sars.come》(参见本刊3月10日报道)的学术研讨会上，丁东、赵诚、崔卫平、傅国涌、邓晓芒、李工真、程亚林、赵林等众多思想学术界的学者向当下中国文学开炮。他们认为，中国作家已经日益丧失思考的能力和表达的勇气，丧失了对现实生活的敏感和对人性的关怀，文学已经逐渐沦落为与大多数人生存状态无关的“小圈子游戏”。
　　
　　　　青年学者傅国涌说：“我对当代文学整体评价很低，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思想学者丁东问：“现在还有值得我们尊敬的作家吗？”
　　
　　　　历史学者李工真更直截了当指出：“在当今中国文坛上，众多的作家，或者是为了商业利益，或者是为了政治利益而投机”。
　　
　　　　这些观点或许有其偏颇之处，或许不够细致和严谨，可是他们提出的命题确实值得深思，当代文学作品整体质量的贫弱确是不争的事实。在此，我们也欢迎文学界人士能对此做出回应，我们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在不远的将来能够看到更有分量更令人信服的当代文学作品。
　　
　　　　中国文学脱离现实？
　　
　　　　文学作品与中国人的现实生存的脱节是与会学者们的一个基本判断，也是他们最为痛心之处，他们认为当下的中国作家已经失去了触摸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的能力和勇气。“小说家最擅长的是描写，这是小说家比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要强的地方，可在当下的文学作品中，我们看不到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真实的生存图景。”
　　
　　　　青年学者傅国涌认为，任何文学，不管是什么形式的作品，首先都是特定时代、特定环境或者语境的产物，因此我们不能离开这个特定的语境去评价文学作品。“我关心的是在这块土地上，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小说家中，还有没有人愿意与这块土地共命运，还有没有人愿意关注当下，并承担一个作家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傅国涌的话代表了学者们对中国文学的期待。
　　
　　　　傅国涌认为，近年来小说领域没有产生什么震撼人心的大作品，也没有诞生足以令我们怀抱敬意的作家；普遍的现象则是文学为市场服务，走取悦、献媚市场的路子，回避现实，避免碰钉子。他认为，这同样缺乏文学自身的独立性，与依附政治一样，依附市场的文学也没有尊严可言。“是的，无论如何我们首先要过日子，人生本来也需要一点娱乐，现在的问题首先是这个只允许娱乐的民族早已娱乐过度，其次是娱乐之外能还做点什么呢？作为小说家，难道只能去选择那些娱乐自己、娱乐别人的题目吗？只能玩玩文字上的才气过日子吗？假如这样，小说的存在连金庸当初在香港写武侠小说的那种意义都比不上了。小说为了市场的需要而存在，我想起20世纪早期历史上的鸳鸯蝴蝶派，以张恨水为例，他的小说够市场、够市民化、够畅销，但骨子里还是有人性、有善恶，有褒贬，有净化世道人心的功能。今天的大多数小说连这样最简单的功能也没有了。”
　　
　　　　对于以上这些情形，他提出质问：责任难道仅仅是环境吗？活着的个体生命是干什么的？活着的敲键盘的个体生命难道注定是毫无作为的吗？他的回答是——“答案是否定的。”他还追问：“前苏联产生了《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产生了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留下了什么？我们拥有什么？”
　　
　　　　傅国涌理想中的中国文学应该是：“关注我们共同面对的当下现实，关注人的命运、人与他栖身的大环境即这个时代的冲突，苦难与悲剧、欢欣与追求、梦想与挣扎……”由此出发他认为，“作者的技巧、天赋、文字能力是否达到了最高层次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就是文学还是要有底线的关怀，即对现存社会、对人性、对自身命运的忧虑、关切与批判。”
　　
　　　　思想学者丁东对当下中国文学的基本看法是：中国主流文学界对当下公共领域的事务缺少关怀，很少有作家能够直面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当有人谈到“当下的文学写作缺乏思想”时，丁东的回答是：“存在这个问题。但最可怕的还不只是文学缺乏思想，而是文学缺乏良知。”
　　
　　　　丁东还对那些成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而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最醒目的先锋作家们进行了批评。他承认这些先锋作家曾经给中国文学带来了一些新的元素，而现在他们受到读者和市场的追捧，在国外也受到重视，实际上已经成为新的主流。“我不否认他们的才气。具体到每一个作家而言，都有自己的追求。但他们往往自我感觉太好。我看过几本风靡一时的先锋作品，没有从中得到起码的感动。我不能欺骗自己的感受。据说一些专业的评论家也是硬着头皮去阅读。我个人的偏好，还是希望从作品体察到历史的使命感，社会进步的责任感。这才是高贵的文学品质。比如胡发云的《如焉》，我是真共鸣，真感动。可惜通常的先锋作家名单里并没有他。”
　　
　　　　丁东承认，一些作家有底层生活体验，描写了当今底层的百姓生活，从作品中可以感受到底层百姓的疼痛，这是当代文学中有活力的部分。可惜这类作品多停留于现象层面，缺少对现象背后更深层的挖掘。
　　
　　　　学者们总结说，在脱离当下中国真实的生存境遇的同时，文学呈现出两种倾向：一是所谓的“纯文学”日益圈子化，他们强调文辞优美和写作技巧，阅读这类的文学成为一种专业的行为，它们发表在专业的文学杂志上，主要供文学界的专业学者研究，形成一种内部循环；二是大范围的文学作品投身商业，以市场的需要为最大的动力，市场也成为评价其成败的主要标准。当然，严肃作家们也渐渐主动投身市场，典型的例子就是余华的《兄弟》，这位前先锋作家的长篇新作“从屁股开始，以处女膜结束”，再凭借其昔日显赫的文学声誉，赚了个盆满钵满。
　　
　　　　学者们特别指出，当下的中国处于一个急剧的转型期，公共生活的很多层面都非常分裂，包含极端的对立和巨大的冲突，这种冲突是文学最好的源泉，是优秀的文学作品诞生的一个契机，也是对当代中国作家的一个新的考验；作家如果回避了这些矛盾和冲突，事实上就是自动丧失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文学缺乏思想？
　　
　　　　“缺乏思想”是与会的许多专家学者对当下中国文学的另一个基本评价：在当下的文学作品中看不到对当下中国人生存境域的思考，看不到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更看不到对终极价值的思考。作家们似乎已经集体降级为故事能手，喋喋不休止地炮制出迎合低级和初级欲望的故事，他们满足于一种脱离真实生存经验、对生活缺乏思考的伪现实主义；而在脱离现实、缺乏思想界的同时，当下的文学写作争先恐后地投入商业的怀抱，把肉麻当有趣则是作家们投身市场的新招数。
　　
　　　　为什么会缺乏思想呢？老学者袁伟时曾经总结：“文学界里有三大缺少，缺少什么呢？一个是现代政治学的常识、基本理念他们都不知道；也缺少现代法学的常识；还缺少中外历史的基本知识。结果一说思想解放，就往男女关系上解放”。哲学学者赵林用“短平快”、“麦当劳化”、“好莱坞化”来形容对当下中国文学的印象，中国文学已经成为看过即忘的“一次性消费品”。他认为这对于解构旧的意识形态具有相当的意义，而现在似乎走过了头，思想和灵魂似乎都已经“不合时宜”。而与会专家指出，更重要的还是作家们有意无意地远离现实生存，这样，有效的思考也就失去了生长的土壤；与此同时，作家们已经日益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勇气，而听任自己陷入舒适的生活，把文学当做获取世俗利益的安全通道。　
　　
　　　　哲学学者邓晓芒认为，除了对社会历史形态的批判，中国作家缺乏终极关怀和思考，缺乏对人性深层次的思考。他举例说，肖洛霍夫写《静静的顿河》，得了斯大林文学奖，也有意识形态，而且在当时也可能打了点“擦边球”，但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不朽的作品。因为“一部作品能够做到这一步就不在乎那些外在的东西，那些东西只是一些临时的衣装，里面应当有一个民族的血肉和灵魂，中国文学里面缺的就是这种精神。”他认为上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有一个辉煌的高峰，有好多部作品里面都表达了一些永恒的东西，但是进入21世纪，则失去了这些精神力量。“恐怕是因为中国文人天生有一种经不起诱惑的本质”。
　　
　　　　邓晓芒还特别指出，不少成名的作家推出新作，并不是有一些新的思考，也不是有强烈的表达冲动，而要证明自己没有“江郎才尽”，维持自己的名声地位。就这一点，新近推出长篇小说《兄弟》上下卷的作家余华，几乎受到所有与会学者的激烈批评。学者们认为，余华的《兄弟》是作家脱离生存现实，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典型范例，这部号称“十年磨一剑”的作品，体现了作家以降低作品的精神境界为代价，以低俗化的方式走进市场。
　　
　　　　学者程亚林认为，中国作家缺少一种对终极意义的“强迫症”，相比之下，俄罗斯和东欧的文学就有这样的“强迫症”，总是有人在思考那样一些关于人性的深层次的问题。“要培养出一种比较高贵的东西，就要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强迫力；如果没有这种劲头，尤其是文化精英还谈什么希望。文学最重要的还是需要有一种胸怀，一种眼光。”
　　
　　　　有人提出，作家关注社会事务，表达思想理念，就不够纯文学。对于这个观点，学者丁东回应说，“要看表达什么思想”。他分析说，从上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文学作品表达的政治的理念，往往是国家事先规定了的。所谓领导出思想，作家出技巧，使文学沦为政治宣传工具。八十年代，提倡回到文学本身，一些作家不再为政治而艺术，回到为艺术而艺术，这是一种解放。另一些作家，在作品中不是表达别人规定的思想，而是表达自己的独立思想，这也是一种解放。因此“文学可以载道，也可以不载道，各有千秋。载道的文学并非都不好，而要看载的是什么道，用什么方式载道。古今中外许多伟大的作品，都以深邃的思想和深刻的社会意义见长。认为纯文学必定与思想性和社会性相抵触，这种文学观起码是片面的”。
　　
　　　　专家们还从世界文学史的角度进行分析：20世纪以来伟大的小说，无一都是与诞生该作品的环境血肉相联，从中体现作家们对时代的独立思考和思想立场。
　　
　　　　而对于在文学作品中表达思想，文学学者昌切提醒道：“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表达思想比较好的文学，一定是富有艺术魅力的文学作品。如果失去了这种魅力，思想可以用其他方式表达，比如可以用长篇大论的方式表达，这样可能表达得更清楚。文学之所以跟别的东西表达不同，就是它给读者们留下了相当大的阐释空间，即使是在表达思想时。”
　　
　　　　思想界与文学界渐行渐远
　　
　　　　女学者崔卫平介绍，包括思想界和文学界在内的各个人文学科携手并进，是中国先进文化的一个传统，而这种局面已经不复存在。“关心新的思想、关心社会进步、具有一种铁肩担道义的情怀，可以说是近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中国作家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仍然保持着比较强有力的势头，有着鲜明的整体形象，在这个整体内部各个领域之间、各个行当之间也是保持比较多的交流，有一些共同的话题，有一些共同关心的一些事情。而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局面不复存在。知识分子或者作家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更加深入、更加专业，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是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是由不正常的原因造成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专业化的同时，许多人渐渐地对我们的关心社会、关注新思想的传统变得很淡漠。”
　　
　　　　“我有很多文学界的老朋友，我觉得从八十年代过来的老朋友当中继续关心思想学术界话题的比较少。”崔卫平遗憾地说，思想学术界从九十年代中期到现在十年的时间已经取得了一个相当长足的发展，一些话题的进展起码可以说超过了从1949年到1989年的全部成果，而“持续关注这种东西的作家少之又少。”
　　
　　　　思想学者丁东认为，无论是五四时代，还是上世纪80年代，当时最优秀的作品本身就体现了时代的思想脉动。比如鲁迅发表《阿Q正传》的时候，对国民性的反思，触及到社会的神经中枢，本身既是文学，又是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上世纪80年代也是如此，新思想的火花，最先在小说、报告文学甚至诗歌里闪现，这些作品人们争相传阅，影响大大超出文学圈，甚至轰动全社会。这是一个好传统，起码也是文学曾经有过的一段辉煌。
　　
　　　　丁东还介绍，他原来是学历史的，八十年代当过学术杂志的文学理论编辑，也写过一些文学批评文章。到了九十年代，他发觉继续关注当下的文学创作有些无聊。因为“研究对象的精神高度，制约着研究者的精神高度。如果文学创作普遍平庸，普遍苍白，评论家投放再多的精力也没有意义。所以，我的兴趣就回到了历史，转向了民间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后来我发觉，八十年代关注当代文学，九十年代告别了这个领域，转向思想文化研究，或者即使还在研究文学，也离开文本研究，而转向人本研究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一批人，老年、中年、青年都有。那天遇到中山大学中文系的一位朋友。她是最早的中国现代文学博士之一，现在还在教现当代文学。她也说自己“不务正业，好多年不看文学杂志了”。
　　
　　　　思想学者赵诚也有类似的想法，他对当下的中国文学已经失去了阅读期待，因为从这些文学作品中找不到他所关注的一些思想问题，也看不到作家们对于这块土地的观察和思考，因此“无法产生共鸣”。
　　
　　　　批评已经沦为广告？
　　
　　　　与文学写作相对应的是文学批评，与会专家们认为文学写作与文学批评的关系已经陷入某种怪圈之中，难以自拔。近年以来，对当代文学批评的批评不绝于耳——从批评家的眼光能力到批评家的职业操守。
　　
　　　　文学批评家刘川鄂介绍，就文学学科而言，最大的问题是——学科建设对知识分子角色的改变——各专业领域的专家多了，学者多了，面向社会发言的知识分子少了。不少人把注意力集中在狭隘的专业领域，陷入团队，陷入课题，陷入与学术、学科有直接关系的活动，成天忙于可填在学科建设成果表格上的所谓纯学术。不关注现实，放弃社会批判责任，不对社会承担道义，不为人类净化良知。他们丧失了社会公共代表的角色，被学科体制收编。
　　
　　　　学者丁东认为当下的主流文学批评，已经成为文学产品市场运营的一个环节。一些批评家受制于作家、出版商和官方文化机构，他们的评论成为商业宣传推广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分吃一杯羹。还有一些文学理论批评活动属于学院派。他们的研究或者评论的直接目的，是获取学术荣誉和学术利益。一看这些文章和著作，就知道哪些是为换取博士、硕士学位而产生的，哪些是为评教授、副教授而撰写的，哪些是为了得到某级课题经费而炮制的。在这些文字里，看不到独立的批判、发现的眼光，更感受不到才情、智慧和洞见。“这两类情况，都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悲哀，可惜在数量上，又占了绝对的大头”。
　　
　　　　专家们还指出文学批评已经日益模式化，失去了锐气和活力。青年学者王晓渔曾经总结，在今天，成为一个批评家的门槛几乎为零，只要不是文盲就可足够了。“批评家速成班”的初级班教程是三个“完美统一”：第一，感性和理性的完美统一；第二，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统一；第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统一；中级班教程是两个“内在冲突”：第一，现实和想象的内在冲突；第二，美学和历史的内在冲突；高级班教程稍微难点，要多记一些关键词，比如内心、关怀、感动等等需要仰视才见的词语。只要把这些公式背好，哪怕你是文盲，跑到作品研讨会上侃侃而谈，依然会赢得众多掌声。
　　
　　　　“当文学批评家感慨精神沙化的时候，他却没有注意到，自己很有可能正是精神沙化的原因之一。”
　　
　　　　一些批评家受制于作家、出版商和官方文化机构，他们的评论成为商业宣传推广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分吃一杯羹。还有一些文学理论批评活动属于学院派。他们的研究或者评论的直接目的，是获取学术荣誉和学术利益。
　　

一帘幽梦

悲一个，这种局面需要望麓人来改变

鱼昆

现在的文学越来越怪了,越来越看不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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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批评家们的声音也是好事啊，文坛就像论坛一样，你绝对不能说它没有任何问题。不过，显然写作比批评要难的多啊 [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