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背叛：从象牙塔走向十字街头

风石堰

知识分子的背叛：从象牙塔走向十字街头(原刊东方早报)

康德曾经说过：“一直以来有两种情感萦绕我的心灵而无法释怀，那就是仰望头顶星空的明净与遵循内心道德律令的庄严感。”可以说，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就是对这种永恒性和普遍价值的追寻，而决绝地冲破现实的牢笼和利益的纠葛。法国学者朱里安•本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竭力想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理念：知识分子指的是那种脱离世俗社会，追求形而上学的学问，追求终极的真理的圣职者和永远的批判者。
这种观念当然与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潮流南辕北辙，正如作者所分析的那样，在启蒙运动的神圣名义下，知识分子对政治的热情获得了历史的合法性。广大的知识分子穿越了中世纪幽暗的时空隧道，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饱满热情直接地介入了当下的政治。巨大的被压抑的激情在十字街头春光乍泻，激荡着歇斯底里的单纯而幼稚的群氓。这种政治热情“显示了迄今为止没有的普遍性、凝聚力、同质性、具体性与持续性。”并以科学的名义喊出了这种行动的最高价值和历史的必然性口号。朱里安•本达毫不迟疑地将之命名为一种粗陋的意识形态。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认为知识分子背叛了自身的历史使命，而沦为狭隘的民族国家意识的帮凶与帮闲。正如若干年后美国社会学家科塞在《理念人》中所指出的那样：“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的人，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知识分子必须能够在汹涌的时代洪流中坚持一种清醒的冷静的批判意识，必须能够在众声喧哗的广场啸聚中捍卫沉默者的角色。可是我们仔细观察西方启蒙运动的历史就可以发现，知识分子已经不再甘愿扮演格格不入的“局外人”的角色，而是为所谓的神圣的进步和历史法则摇旗呐喊，亦步亦趋地跟在资产阶级的庞大队伍当中充任急先锋和阐释者。知识分子已经忘却了在世俗的日常生活之上还有一种康德意义上的神圣法庭，他们陷溺在当下的历史进程中迷失了通往上帝的道路。行动价值凌驾于认识价值之上，知识分子开始用身体代替思想，用知识湮没灵魂，直接去撞击历史。
知识分子在这样一个激荡人心的年代给生活注入了新的教义，即后启蒙时代的人们应该勇气昂扬，应该颂扬严厉和蔑视对人类怜悯、慈悲和亲切的爱意，应该激扬名誉和崇拜成功。换言之，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崇尚的是尼采描述的里比多过剩的超人。这无疑是种乐观主义的态度，支撑它的是对理性与自由的希望以及对进步的不懈追求。可以说，正是这种历史目的论填补了上帝死了以后神龛里留下的空白，让俗世的知识分子无视人性的复杂和历史的吊诡，企图在人间建立一个纯粹的和谐的天堂。可是，历史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法国大革命，两次世界大战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启蒙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理想应该永远被悬置在头顶的星空上，它的作用是照亮现实的黑暗与残缺，它的使命是激励政治家为消除人间的苦难而渐进地改良。归根结底，理想是我们内心深处的道德法庭，而不应该直接将它如法炮制到现实生活中来。否则，只有苦难，没有幸福。朱里安•本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中反复号召知识分子应该坚持一种批判者的立场，坚持一种不被时代表面的喧哗所裹胁的底线，他说“知识分子的职责相对于大众的不否定、不拒绝地上的东西的崇拜而产生的非正义，要组成一个把正义和真实作为唯一的信仰的知性的阶级。”
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的最后，朱里安•本达针对他在书中提出的关于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的表现得出了一个结论：人类的帝国主义正是现代意识的大祭司。诚哉斯言。正如陀斯妥耶夫斯基所说：在上帝缺席的前提下，一切未做的事情都是被允许的。弑神后的人类空前地崛起和自由了，可人道主义的灾难也几乎同步地降临了。所以朱里安•本达才会痛心疾首地指出：“应该把抑制民众的现实主义作为自己职责，但是，却全力以赴地煽动这种现实主义的人们的态度—总之我是以这个理由把这种态度叫做知识分子的背叛。”

江北

在十字街头徘徊，还是为了寻找我们头上璀璨的星空和我们内心的伟大力量

莫二

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先生的至理名言，对于虚妄的中国文化人（知识分子？嗬嗬~~~~）是一贴好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