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锡阳老先生"十五岁这样走过",(

花开自在

唐锡阳老先生\"十五岁这样走过\",(  


2005算是我的丰收年。这年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绿色营已届十年，仍在继续。我做了一点工作，实际管得很少。一是忙于外出讲座；再是有意少做一点，绿色营是大学生绿色营，就应该让大学生来做。如果没有我，绿色营就办不下去了，那就说明绿色营没有生命力，也可以不办了。如果它确实拥有生命力，即使停办了也会有后来人继续办。这是百年后事，我只问耕耘，做好精神传递就是。
  第二件事，今年写了四篇文章：
  第一篇是《尊重自然是现代生态学的一面旗帜》。这篇名曰论战，实际是讲道理的长达15000字的文章，已在许多网站公布，为十二家报刊所刊载，也作为首篇放进了再版的《错错错》。这篇可能和《又有五只朱鹮起飞了》、《“大房子”的故事》、《我们为什么要热爱野生动物》、《马霞与我们同行》、《致刘海洋同学》、《把“人”字写得小些，更小些》、《河流是弯弯曲曲的》一样，是社会影响较大的文章。
  第二篇是应香港“良友”杂志约稿，文章的题目是《地球毁灭的第五种可能》。
  第三篇是《黄河文明与黄河变迁》，还不能算是正式的文章。只是因为今年七月同全家旅游了一趟侧卧黄河的山西，九月在黄河出海口参加了“黄河论剑”的节目，历年又多次访问过兰州、西安、洛阳、郑州、开封、济南等沿黄河流域城市，又参观和了解过丁村、半坡、仰韶、龙山等文化遗址，耳濡目染甚多，才获得一点灵感，一条思路，一个课题，即从华夏之路来看黄河流域的沧桑；反过来再从自然的变迁来看人类文明的历程。世界四大古代文明有其共有的规律：依傍大河最富庶的生态开创了古代的辉煌，但建设文明的同时却破坏了大河流域的生态，文明也就随之沉沦或消失。古埃及如此，古巴比伦如此，古印度如此，黄河文明也是如此。我们能不能用历史和生态的眼光，把远古的、近古的、现代的、生态的、人文的各种信息收集拢来，寻求文明和自然之间的内部联系，探索出一条新的天人共泰的生态文明的道路。这是一个严肃的、庞大的、有世界意义的主题，也可能就是我想完成的另一部重要著作的提纲。所以严格说来，这还只是一个草稿。真正写完，还得把华夏之路认真细致地走一趟，恐怕需要两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还得财力上的支持和上帝恩赐我健康护照。
  第四篇就是这篇。
  第三件事，全年中耗费时间和精力最多，从3月11日到12月7日期间，搞了一个全国性的巡回讲座。在十七个城市讲了130场，重点在96所高校讲了103场。如果按每场平均240人计算，则听我讲的人数是3万多人。如果把历年听讲的人数都累计在一起，就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作个夸大的比喻，孔子有弟子三千，我有听众十万。我相信这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因此我应当有所记述，并作为这篇文章的重点。
事情的缘起是这样，感谢绿色营营员、亲戚朋友和一些单位的赞助，我的《错错错》得以出版，并把这本层次较高、印刷精美、比较厚重的环保书的定价压到50元，初印了5000本。后来香港乐施会又赞助8万元，即以此为启动资金，又加印了5000本（实际投资是12.5万元，余款卖了书以后年底已经还清）。两次共印刷一万本，出版社只负责营销2000本，我们负责营销（包括赠送）8000本。能印出这么多书是个难题，要把这么多书传递到读者的手里，更是一个难题。我曾和赖芸、郭沛源、曾永辉、吴峰等营员多次商量，多方联系，始终没有找到可以营销的办法，唯一的“笨”办法就是搞巡回讲座。边讲座，边售书，既推销书，也推销环保理念。因此我在大家运作和帮助之下，引发了这个全力以赴的环保行动。一年下来，一共走了广州、深圳、厦门、泉州、福州、郑州、武汉、长沙、桂林、香港、南宁、昆明、重庆、成都、西安、兰州、珠海等十七个城市，作了130场讲座，售书2543本（同时赠书212本，不算以前赠送给评点者、摄影者、赞助者、舆论者、营销者的书）。在目前信息泛滥、读书买书风气每况愈下，而且大学生消费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我每场讲座最少卖2本、最多卖58本、平均是15本，也实属不易。但我更看重这是一种传播绿色理念、培养绿色人才、传播绿色文化的方式。
除掉寒假、“五一”、暑假、“十一”以及躲开学生的考试，我的活动非常集中，几乎是一天一讲，有时候不得已还得一天两讲，甚至是下了飞机就讲，或者讲完了就上火车。而且我没有组织机构，没有秘书，事情非常繁杂，要通盘联系衔接，要应酬各种社会活动，要接触不同情况的人，要接受报刊和电视记者的采访，要安排自己的衣食住行，要应付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而我那个必需午睡和容易失眠的毛病，实在难以对付这种变换不断的日日夜夜，有时候就得靠吃安眠药和硬挺。这对一个75岁的老人来说，确实是超负荷了。但我喜欢这种生活方式，超越自我，挑战人生，每个讲座都是一种收获、一种欣慰、一种鼓励、一种鞭策，更何况此行之中，总有意想不到的情况与收获。
——厦门大学生物系李振基教授特别看重《错错错》，买了一百本送给全国的一百所高校的图书馆。这次还特别邀请我去厦门，担负了部分的接待费用。
这样的“铁杆”读者，我遇到过不少。长沙有位读者靠“低保” 为生，买不起书，就在定王台书城的书架前读完了我的《错错错》，还写来一封长信。也许他积攒在心中的想法太多了，信中也有不少偏激之辞，包括对我的一些批评。无论如何，我太感动了，立即回赠他两本书，并附了一封短信：
“谢谢！你给我提的意见，我都认真考虑。
只想作一点解释。尽管马宾先生的评点和我的想法不一样，但我认为他是个好人。正如陈独秀、瞿秋白、彭德怀、胡耀邦、宋键、董智勇也是好人一样，当然好人也会有缺点和错误。我了解马宾不多，他的道路很曲折，他坐共产党的牢比坐国民党的牢要多。90岁的高龄还在以他的信念和方式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我们不能在不了解情况的情况下，随便给一个人贴标签。
你很清苦，感谢你以一个半月的时间在书店读完了60万字的《错错错》，我很难想象你是坐着读还是站着读？去了一百趟还是二百多趟？作笔记的时候有没有受到干预？还写了这封长达三万字的来信，更使我高兴的是提意见多于褒奖。
特此寄上《错错错》和《环球绿色行》各一本，并附上500元。没有别的意思，算是鼓励你买书读书的些微帮助。譬如你喜欢吴国盛先生的评点，也可以买他的书。”
——每次讲座我都开门见山，以批评何祚庥 “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的错误观点开头。我离开厦门大学不久，何祚庥也去讲演，有些同学就和他展开了辩论。何祚庥发火了，申斥这些同学：“你们不要受极端环保主义者的影响！”我不得不佩服这位何先生，真是一位帽子专家，“环保”加个“主义”，还加上“极端”。这更鼓舞了我在每场讲座中，都必不可少地毫不含糊地捎上这根导火线。深圳《南方都市报》在报道我的讲座的时候，就写了一个横跨两版的大标题：《回应何祚庥：人类在自然中算老几？》
——在厦门讲座期间，遇到一位从日本归来的热心听众许晶。她听了两次讲座，买了四本书。听说我们旅居费用有困难，就从皮包里拿出500元给负责接待的同学说：“我只带这点钱，也算一点帮助吧。”在我离开厦门的早上，她又赶来送我价值2000多元的营养品（LifePak）,深情地说：“您太劳累了，一路上吃点这个，也许有帮助。”
——5月16日在郑州解放军信息学院，讲座后有33个学员买书，穿着一色的军装，排成整齐的长列，等着我在书上一一题写“物我同舟，天人共泰。尊重历史，还我自然”。每个从我手中接到书的学员，都立正敬个军礼，整齐划一，严肃又激情，这是我从未见过的场面。
——5月19日，华北水利学院团委书记费昕为了主持这次讲座，头晚阅读《错错错》，也许读我的书联想到他父亲的命运，他一拿起就放不下，好几次对自己说：“明天还有两个重要会，不能再读了。”但他还是控制不了自己，一直读到夜里三点半钟。在我讲座之后，他作了一个热情洋溢、感人肺腑的长篇讲话。因此这天买书也特别踊跃，共37本，是郑州卖书最多的一次。
——5月27日在武汉工程大学讲座。轮到签名售书时，参加会议的老教授孙家寿心里一热，当即宣布：“书我都买了，送给同学。”许多人一听，都跑上来抢书。结果引起一阵混乱。清理结果，书只卖了10本，倒是丢了5本。我还是很高兴，把仅有的一套《环球绿色行》送给了孙教授。12月8日最后一场在广东工业大学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参加会议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也当场宣布：“书我们全买了，发给同学。”我有了教训，赶紧问：“你怎么发给同学？”院长说：“一个班一本。”这才避免了上次发生的混乱。可惜剩书不多了，最后25本全部给了学校。
——6月22日在桂林中学讲座，对象是中学老师。讲座最后，我特别提到：“今天我想说个就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八年前我在这个学校作过一次讲座，听讲的是高二学生。有个学生叫须黎军，讲座后跑上来激动地对我说：‘唐爷爷，我要学您的专业。’我感到愕然，我算什么专业？热爱大自然的专业？就对他说：‘你学生物吧。’他听了我的话，而且很善于学习，在高三那年就把大学的生物课程自学完了。这年参加全国奥林匹克生物竞赛，考了第十名，因此保送到厦门大学生物系。1999年我去厦门大学讲座，他也参加了。又来找我说：‘唐老师，我们一年级有课，都没听，您能再讲一次吗？’我说可以。他就把一年级的同学组织起来，让我又讲了一次。我觉得这个学生不简单，就告诉他：‘你可以参加今年的绿色营。’他在绿色营里，年纪最轻，表现最好。看到哈纳斯湖破坏那么严重，看到河狸濒于灭绝，他拍地痛哭。有的营员批评他：“中国环保问题那么多，你哭得过来吗？”结营的时候，许多营员都忙着买葡萄干和新疆纪念品，他却去大学或研究所为自然保护奔走。他告诉我，不想学生物化学了，要改学生物生态。回到厦门他就带领同学们组织了“绿野”环保组织。几年活动很成功，还获得了福特环保奖。以后我又多次见到他，鼓励他好好学习，准备出国留学。因为我感到中国搞环保的人不少，但高层次的不多。（这次何祚庥、方舟子口出狂言，环保界普遍感到气愤，但认真应战的没有几个，年已耄耋的我不得不披挂上阵，写了这篇《尊重自然是现代生态学的一面旗帜》。）须黎军没有听我的话，毕业后就参加了“根与芽”活动，现在绿色和平组织工作，成为一名活跃的职业环保者。”最后我对在场的老师说：“老师们，你们肩上的担子不轻呀，你的一堂课、一个行动、一句话，可能会影响一个同学的一生。”这个故事以及我和马霞的故事，感动得许多老师流泪了。特别是主持会议的莫丽萍老师，更是泪流满面，强忍三次也说不出话来。她的激动表达了大家的激动，反过来又激动了大家，引起台下一片掌声。这种场面比一个慷慨激昂的主持发言还震撼会场。
——感谢香港营员吴永攀和邹颂华搭桥，我应邀做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原来大陆对外界封锁很严，这个“中心”就利用香港的地理和文化优势，专门为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学者提供条件，如免费提供宾馆、工作间、计算机、内容丰富的图书资料以及优美的生活环境。现在大陆开放了，进出比较自由了，对外国学者用处不大了，而对内的封锁却没有多少变化，所以这个“中心”又转而为大陆的学者服务，为阅览自由和研究自由提供了难得的条件。邀请的时间一般为一个月，很多中国学者在这里出井观天，接触世界，开阔视野，出了成果。原来给我的时间也是一个月，但签证比较麻烦，就签了两个星期的普通签证。“中心”的负责人熊景明教授接触大陆的学者较多，所以熟知大陆情况，是一位有学识、有见解、敬学敬业、待人处世大方得体的学者。到香港前她在电话中和我商量讲座题目的时候，我驾轻就熟说了个“绿色文化与人文关怀”，她说能不能具体一点？当时我全家刚从山西旅游归来，很有想法，随口说了个“黄河文明与黄河变迁”，她说这个题目好。她的叫板就“逼”得我跨进了一个新的探索领域。她两次邀请我共进午餐，简单朴素，亲切自然，席间给我介绍了一些朋友，香港中文大学和珠海讲学以及记者的采访都是她搭的桥。两个星期太短，我基本上没有读书和研究的时间，但利用这个机会确实做了不少事，除了在“中心”、香港中文大学地理系、长春社和新华书城做了四次讲座，还会见了香港的所有营员和吴方笑薇、张丽萍、吴祖南、凌文秀、罗伟仁等新老朋友。
两个周末还游了几个地方。香港一般给人的印象是商业的都会、购物的天堂。我到过香港六次，也许因为我的环保身份，接触的人和到过的地方有所不同，印象不完全这样，我认为香港在环保方面做得不错，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
9月9日在罗伟仁的陪同下，我们一行访问了米埔自然保护区，我这是第三次了；隔河相望是深圳的福田自然保护区，我也去过三次，时间相差不多。现在两相比较，景象完全不同。米埔自然保护区管理水平高，自然风貌保存完好，环境越来越优美，红树林越来越茂盛，海栖动物和鸟类越来越多。长长的木板浮桥，隐蔽的观鸟棚，没有人迹只有鸟群的海滩……立即使我联想到英国的瘦桥水禽保护中心。因为这两个地方我都去过，而且，水禽保护中心是世界自然保护先驱彼得•斯科特爵士创建的，米埔也是在他的积极主张和建议下创建的。所以米埔虽然身临闹市，仍然够得上是一个世界级的自然保护区。而对岸的福田自然保护区，几年之间却已面目全非。宽阔的马路把一个完整的保护区一切为二，各种车辆穿梭其中。许多绿地已经披上了人工装饰，红树林越来越少，动物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多。与其叫做自然保护区，还不如称作滨河公园更确切一些。
9月7日没有活动，我和两个女儿乘船游览了南丫岛。因为不是周末，人特别少。有处海滩游泳场水很清，沙很细，除了对岸有个发电厂以外，风景也很优美。海滩上有几个游客在晒太阳，海中游泳的只有我们三人，真是惬意舒畅。而且岸上小憩、更衣、冲洗的设备都很齐全，均不收费。我们从岛这边的码头到岛那边的码头，穿过一个山包步行了约一个小时。一路上，没有房屋，也很少行人，非常清静，非常自然，真不相信繁华拥挤的香港还有这样的地方。
9月4日是星期天，在吴永攀、邹颂华等陪同下，我们乘船来到一个荒岛。上岸不久，便看到几处残存的墙垣，被野树杂草攀满了，像一幅幅勾人遐想的油画。非常腻味高楼大厦、水泥森林的我，忽然看到这种“还我自然”的风景线，特别欣赏，着意拍了几张照片。我也奇怪，这么风景别致的小岛怎么会让房子荒芜呢？吴永攀说：“这是有意这么做的，就是要把这里变成一个自然的岛，荒野的岛。原来的居民都搬迁了，只允许游客在星期六、星期天乘游船过来，乘游船回去。”我们在岛上吃了炒面、烤鱿鱼和特色的饮料，吴永攀告诉我，做生意的也是星期六和星期天过来，其他时间不许留在岛上。没想到，繁荣的香港还能如此认真地对待自然，想起大陆的土地比香港不知要辽阔多少，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和退耕还湖本来是个亡羊补牢的英明政策，还遭到那么多的非议和执行上的困难重重。
岛很小，有的地方也可以游泳，有的地方可以乘船，我们步行一周，很多时间是沿着凌乱的黑色岩石跳来跳去，观看退潮留下来的螃蟹、小鱼和海星。非常荒，非常野，非常自然。可惜环岛飘浮着一些很不协调的塑料袋和易拉罐。邹颂华无奈地说：“这都是从对岸深圳漂过来的，拣不净，总拣总有。”
在香港寸土寸金之地，还能保存这么些自然保护区、郊野公园和荒野小岛，简直使我吃惊。这不得不感谢香港的人民和政府，他们的环境意识、民主意识、法律意识就是比大陆强，强过许多倍，所以能做成许多符合人文精神和保护自然、享受自然的好事。要是在大陆，这样的地方早已被达官贵人富商所霸占，所蚕食，所瓜分，早已变成了别墅、宾馆、疗养所、高尔夫球场和门票高得出奇的旅游点，甚至什么牌号也说不上，只是一块“闲人免进”的牌子，就可以霸占一片海滩、一个山头、一个岛屿。这些本来属于大众都可以享用的自然遗产，在高唱公有制的旗号下，纷纷变成了官有制，商有制，权有制，钱有制。没有民主监督的混乱体制造就了大批的暴发户。反过来，这些除了钱就一无所有的暴发户又疯狂地掠夺和破坏自然，垃圾建筑比比皆是，而自然景观却越来越少。在这种人际不平和自然失衡的状况下，还奢谈什么社会的和谐与自然的和谐?!
——9月23日在广西医科大学，是南宁的第一讲。广西医科大学和绿色营有着特殊的缘分，第一届营员谢蕾1996年分配到南宁工作，首先联系到医科大学的同学，1997年成立了南宁的第一个学生环保组织“绿色沙龙”，1998年组织了北京以外的第一个大学生绿色营，发现了广西地区最大的一片红树林，以后又扩散到其他大学，推动了南宁地区的环保活动。“绿色沙龙”因此获得地球奖和福特奖，南宁也成为历年参加中国大学生绿色营营员最多的地区之一。
主持人赵芸云自称是三届的营员，2003年交换参加了厦门大学生绿色营；2004年参加了广西大学生绿色营，任队长；2005年又参加了中国大学生绿色营，任副队长。所以她对绿色营特别有感情。这场讲座就在她的精心“导演”下，搞得异常火红。她不仅把会场布置得非常庄重和漂亮，还邀请了南宁许多的高校代表前来参加。在我讲座之后，她一连念了十来个来自全国各地的短信：01届营员冯勤从北京发来短信：“祝唐老师南宁巡讲首场医大圆满成功！”02届营员江戈从桂林发来短信：“二十五年环保路，十年坚持绿色营。言传身教星星火，几多收获几多辛。”00届营员赖芸从广州发来短信：“唐老师辛苦了，天气越来越凉，越往北走，早晚温差越大，注意身体啊。”04届营员刘晶发来短信：“唐老师，我们正激情地等待您来重庆！”此外，还有北京的01届营员周翔、04届营员张伯驹、兰州的04届营员录维维……再加上会场里还坐着南宁的新老营员，所以赵芸云念一个短信，台下就爆发出一片掌声。在阵阵掌声中，使人亲切地感觉到，绿色营不是几十个人，不是几百人，也不是互不相干的十届，也不是互不联系的北京营、广西营、上海营、厦门营、西安营……什么叫绿色营，什么叫“星星之火”，什么叫绿色网络，在欢声笑语和掌声中充分体现出来了。作为绿色营的创始者和组织者，我确实感到鼓舞，感到亲切，感到欣慰。谁说搞环保是孤独的、寂寞的、冷落的，不，我没有这种感觉！当然，我也时刻记住已故老同学杨德庆的叮嘱：“我不希望让人家将你那本好书捧为经卷，把你捧成教主，尽管身体力行、领袖群伦的做法值得敬佩。”所以，不论是这样，还是那样，鼓舞也好，孤独也好，我都以平常之心对待。一些初搞环保的同学向我诉苦：“搞环保太难，得不到呼应，得不到支持。”我也以同样的话鼓励他：“应当以平常的心对待。”
——10月11日在云南大学是昆明的首讲，安排得也十分热烈，五光十色的鲜花，五彩缤纷的队旗，全市许多高校的代表都来了。对绿色营来说，昆明是个意义特殊的地方。因为保护滇西北原始森林和滇金丝猴的第一个信息首先从昆明发出，绿色营的第一面旗帜是远征白马雪山，绿色营的第一站就落脚在云南大学，第一届营员中的许多营员就来自昆明与德钦。讲座完了以后，主持人对着扩音器说：“今天我们要给唐老师几个惊喜。唐老师，十年前给你写信的是谁？还记得吗？”我摸不着头脑，一时语塞。“告诉您，熊建华来了！”果然是他，扶着双拐从后排站起来了。我当然忘不了他，刚才我在报告中还提到他给我写的信，是他把奚志农介绍给我，第一个点燃了绿色营的导火线，引发了十年绿色营的行动。我赶紧招手，要他上台来。我也下台迎他，两人拥抱在一起。主持人又对着扩音器喊：“唐老师，龙勇诚也来了。”我立即给全场的听众介绍：“龙勇诚是第一届绿色营的营员，是研究滇金丝猴的专家！”在一片掌声中，矮矮实实、质朴依然的龙勇诚也上来了。他在绿色营的身影一直深刻在我的脑海里，忙前忙后，搬上搬下,吃苦在前，无声无息,没有一点专家的架子。当我们拥抱在一起的时候，他在我耳边说：“我们现在正在搞一个保护滇金丝猴的大型项目，争取拿到500万美元的资金。”第三个又上来了，是第二届营员，刚才还在讲座中提到攀登珠穆朗玛大本营的吕宾，接着还有第一届营员吴彦非、第九届营员郑娟璇……我太激动了，佩服这些年轻人真会办事。不知他们通过什么困难途径，把十年前几年前的老营员都找来了，在我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导演了这场大团圆的喜剧，引发了全场的阵阵掌声。无须说明，营员和非营员都可以体会到绿色营是怎么回事了。难怪每场讲座的第一个提问差不多都是：“唐老师，我想参加绿色营，需要什么条件？”
——10月26日上午，沙坪坝公园晚情合唱团邀请和我见面，讲讲环保，我很乐意。因为我就住在沙坪公园里的榕湖宾馆，第一天和重庆各界环保人士见面的时候，就来了合唱团的几个成员，还买了《错错错》。合唱、晨练、公园、自然、环保，本来一脉相通。其中有一位是这个公园的退休干部，执意要领我去看看公园里的“文革群墓”。我很好奇，也很感兴趣，特别是亲临其境的时候，真没想到还如此真实完整地尘封着这样一处“文革”遗迹。在约2100平方米的山坡上，错落簇拥着113座坟墓，埋了500多个死于文革武斗中的年轻尸骨。悠忽间三十八年过去了，那婆娑树影和拥塞荆棘的岁月流程，那人迹罕至和阴霾霪雨的阴森气氛，那高大林立的墓碑所怨诉的历史旧貌，那触目惊心的革命文字所带给人们的沉重思考，使每一个经历过或者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不得不回望昨天，这是为什么?!两派都有，无论是死者还是致死者都在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巴金说要建立文革博物馆，我看这就是最好的文革博物馆和建立文革博物馆最理想的地方。所以合唱团练唱表演完毕，让我讲述环保的时候，我特别提到这个“文革群墓”，激动地对大家说：“请你们，也请你们动员死难者的家属，动员各方面的力量，一定要好好保护这个文革遗迹，不能让暴发户为了建个五星级酒店就毁了这个地方。”最后这席话引发了长时间的掌声，其实，这是他们自己的心声和愿望，我只是在集体场合下支持了他们。
——每次讲座，学生都会提出很多问题。不论答得好还是答得不好，对我都是学习。有时候时间太短，我答不了几个问题，或者因为耳背，我听不清楚，就请大家写条。现在我手上已经积累了上千的纸条，我认为这些问题具有现实的普遍意义和典型意义，是一笔精神资源。等有时间，我一定整理并认真回答这些问题，把它编成一本有的放矢的书。书名可以暂定为《回答大学生一百个环保问题》。
——我不是一个演说家，但讲的次数太多了，就会生成感悟和经验。我回绝大家的照顾,要求一定站着讲，这样才能面对面，和听众保持O距离，才能身心投入,全神贯注。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往台上一站，声情并茂地一讲就是两个小时，这本身就是一种思想动员。何况我讲的主要不是知识、资料、数据，而是环保的理念、绿色的感悟、人生的阅历、奉献的精神。我很少用字幕与幻灯，喜欢行云流水，酣畅淋漓，一泻千里。我爱人，也痛骂人类，我说人的数量太多，破坏自然太厉害,撞死南墙还不回头；我说人的脑袋是个很好的东西，也是个很坏的东西。我爱学生，也提醒学生：“你们中间要注意两种情况：一是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再是受市场冲击越来越大。所以公益心、事业心、独立性、人文精神和道德修养就越来越差。”我从生态的角度痛斥人类文明，我说：“文明只是对人类而言;对自然而言，可能就是破坏，就是野蛮!”同时我又热情洋溢地歌颂都江堰、灵渠和坎尔井，这才是体现了社会和谐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金字塔、长城、兵马俑都无与伦比。真话有时刺耳，但能振奋人心。讲座中我还注意有的放矢，即景生情，在水利学院我一定要讲三门峡水库和怒江建坝，在旅游学院我一定要讲黄山的塑料树和张家界的悬崖电梯，在昆明我一定要讲滇池的历史和现状，在成都我一定要讲都江堰和杨柳湖水库，在武汉、重庆我一定要讲长江及护卫长江的森林和湿地，在兰州、西安、郑州我一定要讲黄河文明与黄河变迁。虽然我不是这些方面的专家，但我到过这些地方，关注过这些问题，而且我把握了一个认识问题的钥匙——生态观点，我应该有发言权，我可能比没有生态观点的本行本业的人看得更高一点，更远一点。
所以讲座以后的反应，非常强烈。厦门大学讲座后大家提问，有个女同学站起来，含着泪，说不出话。吞咽良久，终于说了一句：“唐老师，您健康长寿……”
在许多次讲座中，都有过类似的激情回应：
“唐老师，我有个要求：向您鞠个躬。”
“唐老师，想和您合个影。”
“唐老师，能和您握手吗？”
“唐老师，能和您拥抱吗？”
许多同学通过发言、通过递纸条、通过写信、通过发E-mail，用的都是最激越的辞：“震撼”，“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讲座”，“我不再困惑了”，“这个讲话将改变我的人生”……
在重庆讲了九场，有人就听了九次，各地听三四次、五六次的人更多。
11月15日在西北建筑大学听众爆满，几乎是坐一半，站一半，后面、左右和中间的过道都站满了人。但全场秩序井然，鸦雀无声，从头听到尾。遇到这种情况，在讲话结束时我总要补充一句：“感谢大家聚精会神地听我的讲座，特别是后面站着的同学，从开头听到现在。谢谢你们！”引来全场回头看，接着是一片掌声。这叫做互相呼应，效果是让我和大家共同来肯定讲座的成功，以增进大家的感受和回味。
——有的城市，通过系列的讲座与小型的座谈交流，有时也通过游园、登山、聚餐的形式，麇集了一批以绿色营营员、环保志愿者和学生环保社团负责人为骨干的环保核心，形成一股关注环保的社会力量，或者商议扩大和发挥环保组织的作用，或者筹划组建本地的绿色营，或者研讨本地的某个环保项目。用有些朋友的话说：“唐老师的到来，刮起了一股绿色的旋风，冲破了我们这里的闭塞与沉闷。”
——这次巡回讲座时间很长，规模很大，但我从未寻求政府部门的帮助，完全依靠各地的环保骨干、绿色营营员和亲戚朋友。这里我要特别感谢赖芸、封云飞、林智海、林幽兰、李振基、叶榄、崔晟、尚耀庭、龙海铮、唐京、林琳、赵芸云、王焕校、安爱丽、余剑锋、瞿文杰、葵丽、刘文化、赵志彬、赵中、程欣欣以及我的兄弟和家属。当然，我要感谢的人远远超出这些，不可能把名字都列上，他们为组织和帮助这次活动尽了很大的心，出了很大的力，甚至受了很大的委屈。没有他们，就没有这个“系统工程”。所谓民间性，就是不用公家的钱，也不受公家的约束，我想到哪儿就到哪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旅费、住宿、通信、交通找不来赞助，就从书的差价中解决，有节余还可以补助相关人员的费用，因为搞环保的都很穷，搞活动都需要钱。也因为如此，我必须随遇而安，适应各种情况，必须一个钱掰成几瓣花，有时候条件不错，有时候就没有条件。郑州偶遇一位不知情的教授，深感不平地说：“你这算什么讲学？既不报销路费，又无汽车接送，既不安排宾馆，又无宴请接待，还没有讲课费。”我自豪地回答：“这就叫环保。”确实，我住过没有窗户的小旅馆，吃过一元钱就饱肚子的午餐，也坐过公共汽车去讲课。为什么？这就叫环保。我高兴，因为环保的使命和朋友们的热情，使我没有必要去计较别的。
——情况也有特殊。在香港认识了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副校长于风政教授，邀请我前去作个系列讲座。过去都是一个学校讲一次，内容稍有变换，基本是一个主题。这次要讲五次，题目分别是“绿色文化与人文关怀”、“黄河文明与黄河变迁”、“环球绿色行”、“尊重自然是现代生态学的一面旗帜”、“绿色营——风行在大学生中的一种环保活动”。这些都是我很熟悉的内容，但要变成感人的演说，还得好好备课了。
从听讲人数越来越多的情况看，这个系列讲座是成功的。学校给的待遇也非常优厚。有感于此，12月3日我在离开珠海的小车上，给几个朋友发了个手机短信，很快收到了朋友们的回信：
我首发：“离珠海赴广州。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作了五场绿色文化系列讲座。往返飞机，住四星级宾馆，给一万元讲课费。贫僧第一次享受这种优厚待遇，但我还是离不开环保的苦海。普度众生，阿弥陀佛！”
赖 芸：“嗯，清贫是我们的本性，清心寡欲，可以让我们在自然保护事业中得以持续……”
叶 榄：“环境危机来源于心灵危机，拯救世界首先要拯救心灵。绿色的传播者和实践者就是这样的救世军。”
赵志彬：“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坐。”
唐 桦：“从某方面说，‘环教’和佛教有相通之处。”
钟安河：“环保是一种伦理道德。就像我们的身体来自父母，我们爱自己，也爱父母，也爱兄弟姐妹。这是最基本的伦理道德。
  宣扬这种伦理道德就是传播一种信仰。为了这种信仰，不怕苦，不怕累，不为名，不为利，不为住四星级宾馆，不为一万元讲课费。
  身在苦海心不苦，众生因你而有甜。唐先生是幸福的，真诚的信仰者都是幸福的！”
余剑锋：“环保的苦，是局外人无法理解的，因为环保者要承担整个人类对地球生命的责任。唐老师，能做多少尽自己的力吧。
人对于物质享受的追求可能就是人性的一部分，一切环保问题的产生，不都是人类自己造成的吗？问题在于人有没有智慧自我把握。”
——这次巡回讲座，也带来媒体报道上的丰收。据我所知，香港凤凰卫视、香港南华早报、南方都市报、珠江环境报、厦门日报、福建电视台、厦门电视台、福州电视台、河南电台、湖北电视台、楚天都市报、长沙晚报、广西电视台、重庆商报、成都日报、西安晚报、甘肃电视台以及校园里的影视和报刊都做了不同角度的报道。一系列的讲座和舆论的跟踪报道进一步扩大了我的个人影响。中国（深圳）国际人才培训中心特邀我去“知识更新论坛”演讲，香港中文大学邀请我作为期一月的学术访问，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邀请我作绿色文化系列讲座，加拿大环保基金会正研究提名给予GOLDMAN奖，国家环保总局和全国妇联授予“全国绿色家庭”称号，人民日报社网络中心和《大学生》杂志社评选为“2005年度魅力人物”等等。我一向淡泊名利，从无追求，但这些确实使我意识到自己也是一种社会资源，应当充分利用，充分燃烧，不能被“老”吓住了。
  ——2005年对我个人来说，应该是丰收了，但对中国和世界来说，却是凋零一片的感觉。海啸、地震、暴风、矿难、冤案、乱伦、凶杀、恐怖、战争，搞得我心神不安。自私、欺骗、跋扈、强权仍是真理，核威胁、核竞赛、核讹诈十分盛行，是非被颠倒，人性被扼杀，正义被凌辱，真理被奸污……为什么人们习以为常，我却惶惶不可终日？是不是我太偏执呢？有人提醒我：“你看，现在高楼成片，汽车成群，高速立交，星罗棋布，北京已从三环四环发展到五环六环，难道不是进步、发展和文明吗？”这话正刺中我的痛处，因为我戴的是“有色眼镜”，以生态的观点来审视一切。我不认为这是进步、发展和文明，而是野蛮、掠夺和自杀。人类从树上迁徙下来，从爬行到直立，就开始破坏自然，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惟我独尊，目空一切，肆无忌惮，横行霸道。现代的人类是最有能耐的一代，也是最自私的一代，自私到傲视自然、数典忘祖、绝子绝孙、自毁家园、同归于尽，还刚愎自用，依然自得，从不认错，永不回头。这就是我所说的“地球毁灭的第五种可能”。
许多年轻人问我:“唐老师，你这样做觉得苦不苦？”我说：“不苦。”真的不苦。但历历在目的现实，确实在揪着我的心，心灵深处确实浸透着丝丝血迹。张家界的悬崖电梯停了又开，穿越桂林岩溶地区的高速公路停了又建，已被搁置的怒江水坝又动工了，毁掉自然林遍种桉树的云南，现在又立项要把水电站建设在铜壁关保护区的核心区。我们不是没有斗争，但生态之争总是一场看不到胜利的战斗，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难道我们的作为只是心灵的一种安慰，真的没有实际意义吗？有个朋友给我传来一则美国寓言，说上帝决定到下界看看他所创造的世界，沿着一条河堤走去，一个人在哭泣，便问：“我的孩子，你为什么伤心？”“上帝啊，我的眼睛瞎了。”上帝说：“这不要紧。”用手抚摩了一下他的双眼，便见光明了。继续向前走，又一个人在哭泣。“我的孩子，你为什么伤心？”“上帝啊，我的腿瘸了。”上帝说：“这不要紧。”在他腿上抚摩了一下，这人便活蹦乱跳了。继续向前走，又遇到第三个哭泣的人：“我的孩子，你为什么伤心？”这人答道：“上帝啊，我是一个作家。”于是上帝坐下来，和这人一道哭泣起来。
如果上帝知道我是一个悲天悯人的环保作家，更得和我共哭不止了。10 月10 日上午在首都机场候机，闲来无事，我给几个朋友发了一则短信：
“今日首途昆明，继而重庆、成都、西安、兰州、珠海，今年将走十七个城市，在一百所高校讲座环保。充满挑战人生，挑战自我的意义，也隐含着一丝绝望的感觉。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痛苦，当痛苦不属于自己时就更痛苦。屈原呵，我更理解了你。”
  陆续收到以下回信：
赖 芸：“理解。有时候我也有同感，人类离自然越远，贪婪就越发赤裸裸，就越加快了走向灭亡的步伐。
我总是用阳光和花草激励自己，继续前行，继续战斗。”
惜生居士：“如果真的没有了自己的痛苦，那可是幸事啊！佛与诸多菩萨、罗汉了了生死，获得了大无畏，但看到了众生的迷惑、欲望、颠倒，只能是多生多世地劝度与呵斥，从不气馁。”
叶 榄：“人如尘埃，终将离开这美丽的地球，地球如尘埃，终将离开这广阔的宇宙。灿烂地活着，静美地离去。播撒美好的种子，充实灵魂，完美今生，这就是快乐啊。”
飞 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钟安河：“对终极悲剧抱乐观态度是一种人生哲学，把自己看得小一些，就会量力而行。真正的快乐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屈原是孤独的，你不孤独，你已经唤醒了那么多人，其中有小小的我；有的时候我又比你大。”
李振基：“‘屈原是孤独的，你不孤独。’这话说得好。不过高处不胜寒啊，几人能理解这种境界？唐老，向上一着，不苦不乐，不孤不朋。”
金经元：“人类由于愚蠢，可能毁了自己。少数人的呼唤，难以使贪婪者回心转意。人类只不过是个小质点，人类毁了自己，地球依然存在；地球毁了，宇宙还在运转。何况人类史就是在屡战屡败中前进的。能够坚持屡败屡战就是人生的幸福。屈原并不孤独，今天还有许多人在纪念他，老百姓还在过端午节。那些自封的“伟人”，一个个都是“人一走，茶就凉”，变成了茶余酒后的笑谈，不是吗?!”
赖 芸：“您一定要坚持住。您是寒夜中的篝火，篝火中的火心，让周围的柴火延续燃烧，烧得更旺。绿色的火才得以抗击寒夜，迎接黎明。”
程欣欣：“昨天和今天收到几条短信，有些不安。先生的信念一直是坚不可摧的，您唤起无数人的良知和使命感，让我们找到这世上最有意义的事情。先生不会孤独，是否体力有些不支才有这许多念头。如果这样，就不要太过难为自己。事情要一点点去做，而且也非几个人或短时间就可完成。保重！”
高芬芬：“唐老师，我们永远支持您。如果大自然要说话，一定会有千言万语，大自然与您同在。”
昊 天：“王蓓若读了这组短信，就不至于跳楼了。”

花开自在

是“五十岁这样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