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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死亡--陈丹青2006年5月16日在上海交通大学讲演
鲁迅与死亡
2006年5月16日在上海交通大学讲演
陈丹青
大家好:
去年在北京鲁迅纪念馆讲了一回大先生。要说的话,都说穷了。今天是海婴先生的公子周令飞拉我再讲一回,不敢推却。既是大先生逝世七十周年,我就想一个题目,叫做“鲁迅与死亡”。
这是个黑暗的话题。我们纪念海婴的父亲、令飞的祖父,可以取这样黑暗的话题么?我想来想去,在中国,没有人像他那样公布内心的黑暗,而且最擅于书写一团漆黑的死亡。所以下面说出的意思假如不得体,还请大家,尤其请海婴先生父子,多多包涵。
我常想,周家父子真是难做人、做人难:除了血缘,鲁迅几乎不是你们的家人,他的声誉,还有一代一代像我这样的外人,永远拿“鲁迅”这个名字打搅你们全家。我这里忽然想到海婴先生书中提到的一件旧事,说是当年国难当头,有人责难周作人先生为什么不肯离开北京,他说,我要抚养一家人,并指着老太太说:“这是鲁迅的母亲呀!”听那说法,好像老太太不是他的母亲。
这是令人反感的。可我读了,却发笑,而且认真想了想:我倒是愿意揣想海婴的叔叔并没恶意:当人家以“国事”威胁周家的家事,周作人也可用“家事”——即“鲁迅的母亲”——与国事相周旋。早在1937年,他就知道他哥哥多么重要,重要得已经在中国成为一个大符号,而抚养这符号的母亲,的确可以是他辩称留京的理由之一。
昨天有幸与海婴父子交谈,又听了令飞的讲演,这才清楚周家后人几十年来的难处——鲁迅的骨血,亲子孙,如今对鲁迅的后事没有一点过问的权力,鲁迅真的不再是周家人,一谈鲁迅,等于谈国事,海婴的父亲,令飞的祖父,早就被霸占,被百分之百地“国有化”了。
扯远了。请海婴父子原谅。现在我来说我的话题:“鲁迅与死亡”——死亡不是家事,不是国事,是我们都要遭遇的事。
(一)
鲁迅先生病重那年,写了一篇随笔,叫做《死》。过了一个多月,他就真的去世了。这篇质朴的随笔搁在今古所有谈论死亡的文学中,也是绝品,而其中遗嘱的最后两句,真不愧为堂堂鲁迅,拿去和世界上种种著名的墓誌铭与临终之言比比看,可谓独领风骚。这两句话,我们早知道的,就是:
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
我的问题是:我们果然知道鲁迅先生什么意思?为什么说这两句话么?当然,要是拿意识形态去解释,拿鲁迅的时代去核对,拿世俗的道德观去谴责,几句话就可以解释——同时消解——这两句话。我现在不想、也不能来给出自己的理解,我只是猜:这遗言要是给但丁读到,伏尔泰读到,拜伦读到,尼采读到,裴多菲读到,萨特读到,甚至给主张宽恕而终于离家出走的托尔斯泰读到,都会拿鲁迅没办法;我们的曹孟德、李太白、苏轼、李贄之流要是读到了,也会无可奈何,击节赞赏。总之,但凡果真看破人类,看透死亡的人,都会拿这两句话没办法。为什么呢?这是不该追究、不容辩说、不可就事论事的话。我知道,这两句话是许多讨厌的“好人”们讨厌鲁迅、非难鲁迅的证据和话柄——为什么不宽容呀,为什么主张怨恨呀,为什么心胸狭窄,不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呀,等等、等等——我听到这类意思,心里就想:你们去怨恨去。
因为这两句话,有一次,我倒是想起怀疑论者的老前辈,那位法国人蒙田同志,想起他另两句和鲁迅的意思不很相干,却可以彼此映照的话——“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 这是鲁迅遗嘱中另一段话。而正宗欧洲人蒙田先生临终,到底屈服了他所怀疑的宗教,请来教士,做弥撒,还留下两句可敬可怜的老实话:
我的脑袋不肯屈服,可是我南ジ遣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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