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湘剧《园丁之歌》的一场激烈斗争 -------薛庆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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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0月13日凌晨，毛泽东乘专列抵达湖南长沙，下车后由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同志陪同，住进了湖南省委九所六号楼。“九所”，本来是20世纪50年代湖南省委为常委们修建的九栋宿舍，因建筑标准较高，建好后没有一个省委常委愿意搬进去住。须知，在那个年代，人们崇尚的是“艰苦奋斗、艰苦朴素、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谁也不愿意因“超标准”住房而遭人非议。于是，省委就把这里作为省委招待所，专门用于接待到湖南的中央领导同志。
　　毛泽东住下来以后，一边工作，一边休养，一直住了114天。
　　毛泽东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功底，对于中国历代的文学、史学、经学、哲学等均有着一般人难以望其项背的精深造诣。对于许多古代经典著作的段落，他可以过目不忘，倒背如流。对于中国的传统戏剧，他情有独钟，喜欢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欣赏，也懂得怎样欣赏，堪称传统戏剧的“知音”。直到晚年，毛泽东的这一“业余爱好”仍然没有丝毫的减弱。
　　毛泽东博览群书，知识渊博，这是国内外人所共知的。有一次毛泽东乘坐火车到长沙，停在大托铺车站。恰巧这时中共湖南省委正在举行由各地、市委书记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于是，毛泽东在列车上很高兴地接见了参加省委扩大会议的同志。他亲切地询问各地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情况，并一一询问了各地、市委书记们的姓名、职务和所在的地区。毛泽东和地、市委书记们坐在一起，一边听取大家的汇报，一边提出一些问题。
　　在郴州地委的同志汇报时，毛泽东问：“‘三绝碑’还存在吗？”在场的同志谁也回答不上来。毛泽东于是像老师教学生一样地说：“‘三绝碑’上刻有秦观在郴州做官时写的一首词，是很有名的一首词，原碑是米芾写的。”说到这里，毛泽东随口背诵道：“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留下潇湘去？”毛泽东离开后，与会的一些同志去郴州苏仙岭看了这块石碑，并作了整修保护的安排。
　　1974年，中共湖南省委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关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指示，把“文化大革命”初期下放到农村的各个文艺团体调回来，进行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增加了设备，解决了住宿问题，很快稳定了文艺队伍的情绪，使他们迅速投入到文艺排练之中。为了宣传、落实毛泽东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湖南省花鼓剧团编排了《瑶山新学》，宣传少数民族地区如何贯彻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提倡和鼓励教师踏遍青山巡回教学的好方式。
　　这次毛泽东到湖南之前，湖南省湘剧团特意编排上演了一出用传统湘剧表现新事物的新戏———《园丁之歌》，主要内容是反映一位小学青年教师根据学生的特点，坚持正面教育，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引导学生认真学习文化知识、健康成长的故事，由著名湘剧演员左大玢扮演青年教师俞英。在湖南省文艺汇演中，《园丁之歌》被评为优秀剧目，看过戏的群众一致反映说：“我的孩子要能碰到这么一位教师就好了。”在全省戏曲汇演大会上，湖南省委有关负责同志代表省委表扬了12部戏，其中一部就是《园丁之歌》。但是，江青一伙却别有用心地抓住这个题目，大做文章。《园丁之歌》剧组在北京汇报演出时，江青看后非常恼火，一再进行无理指责，信口雌黄，必欲置《园丁之歌》于死地而后快。江青指责说：“剧名就不合适，园丁应该是共产党，怎么是教员？”“‘没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园丁之歌》中女教师的一句话）这句话问题大了，这句话简直是反攻倒算。”张春桥跟着诬蔑：“这个戏在教育路线上也有问题，学生受教师摆布。”
　　其实，《园丁之歌》之所以引起江青那么大的仇视，无非是因为其主题体现了“没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的思想，并且把为党为人民辛勤培育青少年的人民教师称为“园丁”，进行了歌颂。这实际上是对江青一伙利用“十年动乱”毁灭文化、毁灭教育、诬蔑人民教师的有力批判和反击。因此，湖南省委负责同志和文艺界的同志，都盼望着中央能有人为《园丁之歌》说句公道话。
　　这次毛泽东在省委九所期间，在繁忙的工作、读书、看文件之余，也看一看电视，尤其是对电视中播放的湘剧等很有兴趣。湖南省委为了调剂毛泽东的生活，特意列出了一个传统剧目的节目单，供毛泽东圈阅。凡是毛泽东圈阅的剧目，湖南省委总是想方设法组织湖南电视台播放。由于当时还处在“十年动乱”中，所有的传统戏剧剧目均被江青斥之为“四旧”，而处于被江青封闭的状态，全国公开上演的剧目只有江青“钦定”的八个“革命样板戏”。因此，湖南电视台只能对省委九所播放传统戏剧的剧目，以免在社会上造成其他方面不必要的影响。但是这需要解决一些技术性问题。这件事上报到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业务组（相当于以后的国务院常务办公会议）成员兼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那里以后，他专门从北京往长沙调去了一部电视转播车，从湖南电视台直接向省委九所六号楼播放电视节目，这就很好地解决了困扰湖南省委的既要让毛泽东十分方便地通过电视看传统戏剧又不会造成其他方面的影响的“难题”。　　为了从毛泽东那里讨到一个对湘剧《园丁之歌》的“说法”，湖南省委采取了一个颇为巧妙的做法，不显山不露水地把正在遭到江青一伙批判的湘剧《园丁之歌》列入了请毛泽东欣赏的传统戏剧的节目单中。11月的一天，毛泽东在选择传统剧目节目单时，圈中了湘剧《园丁之歌》。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平时总是在思考党和国家的大事。由于用脑过度，很难让“高速运转”的大脑静下来休息，失眠就是几乎伴随毛泽东革命生涯的一个“空前的大问题”。后来，毛泽东发现，让大脑不思考问题，静下来休息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游泳，必须全神贯注于手脚划动和身体平衡，稍微一思考问题，就会因分神而造成身体下沉，所以游泳一直是毛泽东放松大脑、锻炼身体、对付失眠的重要武器；一个是文艺活动，在观看文艺演出时，因为全神贯注于剧情的发展和演员的演出，可以暂时忘掉思考的问题，使心情愉悦，从而达到很好的休息效果。
　　根据毛泽东的圈定，湘剧《园丁之歌》的电视节目开始了，毛泽东与六号楼的服务人员一起观看这部以湖南家乡剧种演出的新戏。毛泽东是一位对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具有独到见解、对传统戏剧具有很高鉴赏力的大家，凡是品位不凡的剧目往往能引起他强烈的共鸣：受剧情影响，他会开怀大笑、会流下热泪、会跟着浅唱低吟、会随着节奏打拍子，这是大革命家的真情流露，这是人的本色的质朴体现。在观看《园丁之歌》的过程中也是一样，毛泽东很快随着剧情进入了“角色”，时而对里面受“读书无用论”影响不爱读书的小淘气的活泼顽皮示以微笑，时而对剧中女教师的循循善诱点头赞赏，看到精彩之处，毛泽东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不知是省委领导同志的事前安排，还是大家都对《园丁之歌》受批判有不平之气，可能更多是为《园丁之歌》鸣不平吧，为毛泽东服务的省委九所一位女服务员对毛泽东说：“主席呀，这是个受批判的片子呀！”
　“受批判？错在哪里？”毛泽东对《园丁之歌》受批判大感困惑不解。以他非凡的见解和超人的鉴赏力，一时竟然也感到这部片子被批判简直是莫名其妙了。
　　“我不知道错在哪里。”女服务员老老实实地回答，实际上反映了湖南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对《园丁之歌》受到无理批判的共同看法。不仅在湖南，就是在全国，当《园丁之歌》作为“毒草影片”在内部放映供批判之用时，许多观众也不知道这部影片究竟错在哪里。
　　“为什么要批判《园丁之歌》？你们讲讲看，有什么问题？”毛泽东环视周围的工作人员，充分发扬民主，征求其他工作人员对《园丁之歌》的观后感。
　　工作人员们一时无话，倒不是怕说出了“问题”显得自己比领袖还“高明”，而是根本就没有感到《园丁之歌》有问题。在座者恐怕谁也没有江青那种硬是能从“鸡蛋里头挑骨头”的本事。
　　为了回答毛泽东的提问，有的工作人员说：“教育界争论很大，我们是外行，看不懂。”
　　“我看是出好戏！”毛泽东一锤定音，为《园丁之歌》作了结论。
　　接着，毛泽东一直把《园丁之歌》看完，再未说一句话。
　　曾跟随毛泽东几十年的一位负责同志说过：毛泽东从来不受任何人的左右。毛泽东总是自己作出对问题的重大决策，丝毫不隐瞒对事物的好恶。女服务员说《园丁之歌》正在受批判，那必然是分工管文艺工作的江青所为，而毛泽东认为《园丁之歌》没有问题，就直截了当地说《园丁之歌》是出好戏。
　　当天，毛泽东对《园丁之歌》的评价就传到了省委。
　　对于服务人员来说，毛泽东对于《园丁之歌》的评价也许就是对一个剧目的评价。而对于中共湖南省委来说，毛泽东对《园丁之歌》的评价则恰似旱天响了一声春雷，具有强大的震撼力量。因为省委领导同志此时正在因为这个戏受到江青、张春桥的点名批判而遭到“四人帮”在报刊上的“围剿”，并不断遭到“四人帮”在湖南的帮派势力的围攻。
　　毛泽东对于《园丁之歌》的肯定，给了中共湖南省委极为有力的支持。通过这一事件，省委领导同志进一步认清了江青的本来面目。江青处处打着拥护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实际上是在彻头彻尾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她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一系列极“左”的口号，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把许许多多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置于死地，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她一再煽动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破坏经济建设。她毁灭教育，鼓吹“读书无用论”。她对《园丁之歌》恨之入骨，主要是认为湖南省委和她唱对台戏。她批判《园丁之歌》的实质是反对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
　　毛泽东对于《园丁之歌》“我看是出好戏”的评价，一下子把湖南省委和省委领导同志从“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的围攻里解放了出来。上至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下至湖南湘剧团的编剧和演员，无不感到欢欣鼓舞。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有毛主席的评价这把尚方宝剑，今后再也不用为挨批判担惊受怕了。不仅如此，尚方宝剑在手的湖南省委领导同志还召开会议，学习、讨论、贯彻、落实毛泽东对于《园丁之歌》的重要评价，准备迎头反击“四人帮”批判《园丁之歌》的浊浪，宣布为《园丁之歌》平反……
　　因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也因为文化部正在组织批判《园丁之歌》，中共湖南省委迅速把毛泽东对《园丁之歌》的评价报告了中央。这样，毛泽东关于《园丁之歌》的评价很快通过各种不同渠道，在中直机关、在文化部、在北京、在全国不胫而走，广泛传播开来。一时间，人们一见面就压低声音互相问道：听说了没有，文化部正在组织批判《园丁之歌》，而毛主席在看这个影片时却鼓了掌。人们用传播毛泽东对于《园丁之歌》的评价的特殊方式，表示对“四人帮”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的强烈愤慨。
　　对于毛泽东对《园丁之歌》的评价，“四人帮”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但又不敢违抗，只好散布说这是“政治谣言”、“要严厉追查”云云，借此为自己也是为他们在文化部的同伙撑腰打气。
　　1975年7月，毛泽东在与邓小平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同年7月14日，毛泽东又提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毛泽东的这些指示，是对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四人帮”的严厉批评，迅速通过中央文件和各种方式传遍文艺界和全国。在毛泽东关于调整文艺政策的重要指示和毛泽东对《园丁之歌》评价的鼓舞下，中共湖南省委决心为《园丁之歌》平反，为在“四人帮”批判《园丁之歌》时遭到株连的一大批干部、党员和群众恢复名誉。1975年8月，湖南省文化局根据湖南省委的指示，向文化部写了一个请示，说明《园丁之歌》不是坏戏，而是一出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好评的好戏，要求公开演出。刘庆棠（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看了这个请示以后，气急败坏地说：湖南省文化局的请示是明目张胆地翻案。经过一番密谋，自以为有江青作后台、由“四人帮”的走卒们把持的文化部，拒绝给《园丁之歌》公开平反。
　　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江青背着中央，于3月2日擅自召集12省、自治区负责人开会，作长篇讲话，大放厥词。她没有忘记中共湖南省委在《园丁之歌》问题上向毛泽东“告御状”的一箭之仇，点着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的名，恶狠狠地说：“告状告到主席那里去了。你们要主席看《园丁之歌》，强加于主席。”停了一下，似乎意犹未尽，江青又翻腾出来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她组织张春桥、姚文元炮制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抛出来以后，《湖南日报》拒绝转载一事，对张平化说：“你欠我两笔账，一笔是《海瑞罢官》，一笔是《园丁之歌》。”接着，江青又指着与会的湖南省委分管文艺工作的省委书记李振军说：“振军同志，《园丁之歌》是你炮制的，是毒草，你们知道吗？”李振军不吃江青这一套，直言不讳地说：“主席看了这出戏，主席说是好戏。”江青说：“你们强加于主席。”李振军理直气壮地说：“主席是伟大领袖，说我们强加于主席，就贬低了主席。”江青气愤地说：“你还强词夺理，要继续组织批判。”
　　由于湖南省委负责同志一再坚持说：“《园丁之歌》主席看过，说是出好戏”，“我们省委常委会议讨论过，大家都说不应当再批判，而应该公演。”这就使一贯自称“代表毛主席”、“坚决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的江青极为尴尬，当着12省、自治区主要负责人的面又不便批驳。于是，一贯骄横跋扈的江青只好自己搭梯子下台阶，说：“我的意见，就是不应当把两个知识分子比作园丁，可能张春桥的意见多一点。至于说初澜（“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写作组的化名）批判《园丁之歌》的文章，我没有看，初澜是个什么人，我也不知道。”江青其实是当面撒谎，欲盖弥彰。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受到毛泽东好评、得到广大人民群众喜爱、遭到“四人帮”仇视的湘剧《园丁之歌》，也重新获得了解放，被拍成彩色影片，在全国城乡上映。对于在教育领域拨乱反正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剧中女教师教育学生时唱的“没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更是成为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