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中国政法大学一位老师的好文章：喜庆与隐忧

啊吖吖个魅

陈夏红：喜庆与隐忧
时间:2006年5月25日 作者：陈夏红 来源:学术批评网


一样是高见迭出的科研成果，一样是欢天喜地的师生员工，一样是多姿多彩的庆祝活动，一样是目不暇接的大好喜讯，一样是五光十色的彩旗标语……一切都那么相似，唯一的差别是去年法大迎来的53周年校庆，而今年2006年，法大迎来的是54周年校庆。中国素有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的传统，但毫无疑问，介于五年和十年之间的校庆依然是值得喜庆的日子。

五十四年前，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在北京成立。立校之初，北京政法学院急人民共和国缺乏政法人才之急，通过长短有别的培训班，迅速集中地集训了大量共和国的政法干部。此后五十多年来，在人民共和国里，法制兴则法大兴，法制衰则法大衰，中国政法大学毫无疑问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个伟大的见证和缩影。在54周年校庆来临之际，法大上下共同的精神寄托，不外乎这一法大的传统。喜则喜矣，痛则痛哉，认真理性的反思以及对于法大历史传承的梳理，无疑是校庆时刻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

说实在的，54年对于一个正在走向世界的大学来说并不算长，——岂至不算长，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短的了，用胡适先生在北大50周年校庆时的说法，“在世界的大学之中，这个五十岁的大学只能算一个小孩子。”按照胡适在1948年时的计算，意大利的萨劳诺大学已经超过1000年，而意大利的波伦那大学则创立于900年前；法国的巴黎大学创办于800年前，几乎和英国的牛津大学同龄；再晚点剑桥大学亦700多年，捷克的加罗林大学、波兰的克拉克大学、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均亦600多年历史。而放眼中国，真正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如北大者亦不过百年之久。此种中外对比，无非敬告法大人，我们没有必要自惭形秽，更没有必要妄自菲薄，唯一能做的便是同心协力地为法大发展做出十二万分的努力。

那么，究竟该怎么努力呢？其要者成千数万，但就大学二字的实质来说，其紧要者不外乎以下两端：

其一，学者得像学者。学术是知识分子的天城，在这个国度里只有真理而无等级，知识面前人人平等。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言，“每一次科学的‘完成’都意味着新的问题，科学请求被人超越，请求相形见绌，任何希望投身于科学的人，都必须面对这一事实”，而以学术为业这无疑又是一项极其崇高的事业，学者不光在学术的家园里体验到爱智慧本身的乐趣，亦在这种天地中得以找回自己。再进一步说，大学里的学者不光是学术殿堂里知识的守望者，亦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良心、诤友所在。而今天的情势却不完全如此，学者不像学者，官僚不像官僚，治学的想当官，当官的想治学，挂学术之羊头，卖学而优则仕的狗肉，实在有辱大学的形象。更可鄙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丝毫看不见批判的风骨，恰恰相反，所谓学者更多地成为当权者的传声筒，上面一个眼色，下面已经欢欣鼓舞地拿起了课题费。与这种附庸于政治的学者相比，还有更多的学者附庸于商业，游走于司考班、考研班等之间，日进斗金，腰缠万贯，学术不过成为换取人民币的砝码而已，学术声誉不过是其换取人民币的通行证而已。呜呼，知识经济时代果然来临，知识和经济之间成为一种赤裸裸的交易。法大倘若要想多点学府气息，那么让学术回归学术，让学者回归自学术则是必须的了。

其二，学生得像学生。诚如我们对于学者的预期一样，在一所真正的大学里，学生亦得拿出学生劲头，做点该学生做的事情。毕竟，大学决不贩卖知识的超市，若是知识的超市，那么通过互联网路完成一桩电子商务即可完成大学教育；大学亦不仅仅是教室里的工作，若仅仅需要教室即可完成大学教育，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把所有的内容传在网上即可完成大学教育。大学区别一个工厂的重要地方在于，大学必须要有良好的向学之风，必须要有对于真理的探求和追寻，必须要有美德的培养和人格的感化。而退一步讲，大学造就出来的人才，不光是要为个人谋饭碗的，还得要为国家民族谋未来，大学里必须教育出一种堂堂正正的知识公民，从人格上说顶天立地，从学术谱系上来说继往开来。而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大学教育，却不外乎入党、做官（学生干部）、考研、兼职、考托福、玩游戏等等，俨然是一个说不出名堂的加工厂，培养的是政客、是考试的机器，而不是人才。

1949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可以说是风中的芦苇，被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收拾得他们要么学会看风使舵，要么战战兢兢。矫往难免过正，基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考虑，越来越多的学有所长的人才成为了领导，作出对他们的一种肯定，——他们所获取得所有物质精神待遇，绝对不是因为当局者看他们的学识而给予的，而是他们是拿知识捐个官，他们已经成为整个官僚体系的一部分，他们所享有的一切只不过因为他们是某某级别的领导。

官再大也有退的一天，可是一旦习惯了在位时的前呼后拥，谁能够承受一个人面对自己的落寞，愿意在有生之年退下来？如果这还可以理解的话，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在管理越来越成为一种学问的今天，却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以为自己做管理也能像做学问一样得心应手。殊不知，隔行如隔山，不懂装懂，强不知以为知，骑虎难下之势即成，不是瞎指挥就是乱点谱。在缺乏相关问责制度的情况下，最后的结果不是行为艺术就是黑色幽默，把一项神圣的教育事业变成了无知无能者的卫生间。更为匪夷所思的是，目前学校的管理是人为的把简单的事务复杂化，而不是尊重其内在规律，好像不这样就显不出“管理水平”来。没有人为无知负责，呜乎哀哉！

究竟什么是理想的大学？曾经执掌中央大学十多年的罗家伦先生，在辞去中大校长的演讲中曾举过这么一个例子：一战后不久他曾去过德国，发现“柏林大学教授穿着鹑衣百结的旧礼服，来往于教室和实验室；礼服的大尾巴里，装了几块黑面包，于饥火中烧的时候，在图书馆前以清水吞咽。著名的正教授，每天为人补习两点钟的初级德文，每月报酬只黄油两磅。女生走路的时候，忽然大跳，因为鞋袜已通，不留心踏在日光晒热的水门汀上。从军回来的男生，被毒气弄瞎了双目，还牵了一只身绑红十字的狗引路，到哲学研究所的教室来听课。”罗家伦得出结论，“一切的一切都表示柏林大学在极端困苦之下，不但照常的，而且加紧的进行”，不由长叹，“德意志民族是有前途的！”可谓一份辛苦一份才，勤能补拙是良训，二战爆发后，依然有朋友对罗家伦说，“希特勒有什么厉害？希特勒所以厉害的原因，还是德国的科学和德国人民的组织。”罗家伦喟然长叹，“没有学术的基础，没有教育的功效，一个民族就不能生存于现代的世界”。对于中国政法大学来说，以学者数量之多，以研究机构之多，以全国最优秀的高中生希望考入法大的愿望之切，我们若能同心协力好好努力，那么法大不光将与共和国法制史乃至共和国史同呼吸共命运，在一定程度上，法大对于中华民族的前途将会有更大的贡献。我们正在创造历史，——不光创造法大的历史，亦将创造中华民族的历史。

1929年，清华国学院师生立“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陈寅恪撰碑文曰：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一死而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之。呜呼！树兹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值此法大54周年校庆之际，读寅恪文不胜感慨，浊泪潸然，谨与有理想且不绝望之法大人共勉。

2006年5月18日凌晨于昌平舒云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