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录——“我的电影是拍给学生看的”——丁荫楠导演湖南大学访谈实录

小平了了

“我的电影是拍给学生看的”
                            ——丁荫楠导演湖南大学访谈实录
                            文/ 高慧　谢超 / 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5级研究生

   4月22日，湖南大学举办了“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25周年暨电影《鲁迅》主创人员见面会”，在校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影片导演丁荫楠21日来到湖南大学，并于当晚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采访围绕丁荫楠电影的 “伟人情结”、 “诗情”特质以及校园电影文化等话题进行。以下是采访实录：

(一)  丁荫楠的”伟人情结”
   记者（以下简称“记”）：我们知道，您以前拍过很多政治人物的影片，而《鲁迅》是一部关于文化名人的影片。由拍政治伟人到拍文化大师，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发生这样的转型呢？
丁荫楠（以下简称“丁”）：我是一直做人物的，政治人物拍完了，自然而然地就转向拍文化大师了。.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转型原因，我拍人物就是一个一个地去完成，拍政治精英，体育精英，艺术精英，文化精英等。
   记：　您觉得拍文化大师的电影与拍政治伟人电影有什么区别？
   丁：　我觉得拍文化人要比拍政治人物更有趣了。因为他们生活丰富、生动。政治人物肯定会带来一些局限。拍文化伟人可以刻画他的痛苦和矛盾。而政治人物，如果刻画他的矛盾就有一定的障碍了。要特别注意，刻画这个矛盾时需要有相当的政治思想作指导。但是拍政治人物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它气派。拍政治人物有国家的分量在，如果拍《鲁迅》就不可能有国家感，因为那是个人的。所以拍文化名人，没有拍政治伟人气派。在拍摄每一个人物时，都有各自的挑战和无奈。我曾经说拍政治人物是“我是在一个桌子上跳舞”，有很多的局限。那不是在大草原上跳舞，弄不好就摔下来了。所以要特别谨慎，要好好研究它的真实性。这就是一个难度，因为要花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甚至花好几年的时间去考察事实，还有他的经历。考察完成后，还要对比哪些是真实写出来的，或是别人说的，哪些是讹传的，哪些是人臆造的或是戏说的。这就有个责任的问题，不能随意地戏说。相比而言，做文化名人要比做政治人物自由得多。说在桌子上跳舞也是相对而言的，这桌子可能有这个房间这么大，也可能只要这张床一样大。
   记：　在您的人物电影中，无论是文人还是政治人物，都是伟人，您身上有一股浓烈的“伟人情结”，您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拍伟人电影？
   丁：　我喜欢这些伟人，不管是文学家还是政治家，他们属于中华民族，他们是中国的一分子，他们对这个民族饱含着热情，饱含着一种崇敬心理。他们爱这个民族和国家。集中地说就是民族的责任心，这一点我觉得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孙中山之所以革命，而且越挫越奋，是因为他想结束封建的王朝，使国家走向民主。毛泽东之所以建立新中国，同样是要结束蒋介石时代的那种腐朽的统治，来建立一个新的向上的国家。邓小平，改革开放，也同样是这样的，使中国走向世界。这些人无疑不是为了使自己的国家发展，为自己的民族强大而贡献自己的力量，甚至是一切。当然这里有千辛万苦，那肯定有无数次的失败。如毛泽东，经历了长征，等各种艰苦的奋斗。邓小平三起三落，打倒起来，再打倒再起来。因此这些人就是把自己的得失，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过程中来。感染我的是这个，一种民族的责任心。
   记：　您角觉得伟人身上最打动您的是什么？
   丁：　是献身精神，还有民族责任心，有这种民族责任才能献身。他们对国家有这种崇高的热爱，才能去献身，这是核心的核心。如果说我对伟人情有独钟，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充满了情感。第二就是他们的责任心，如果他们没有责任心也不会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个人没有了爱国主义，没有了对民族的信念，就像鲁迅鞭挞黑暗统治下的中华民族，说是“一盘散沙”。我们过去的教育是很深刻的，尤其是对传统文化的教育，现在提倡的“八荣八耻”本身就是一个传统文化中的荣辱观教育。什么是荣辱观的标准？那就是对国家和民族的感情。
　　
（二） “电影诗人”丁荫楠
   记：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倪震老师曾经说：“历史和诗情”是您导演的电影风格。您能给自己所理解的“历史和诗情”下一个定义吗？　
   丁：　《孙中山》前面有一段旁白是我自己写的：“历史在我的眼里是朦胧的幻觉”。无论它是灿烂的，或是辉煌的，或是污浊的，都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的片子应该说是诗化的，诗化的片子里面积累了一种情绪，展现一种胸怀。我不迷恋于历史考古具体的事实，那些是历史学家的事情。我作为艺术家，用造型叙事的方法，用视听方式，写出那种情境。歌颂崇高的，鞭挞污浊的，引起观众的思索，这是我的追求。我是用大写意画来展现，不是工笔画。细节的东西是工笔画，我是从主体上开始大写意。
   记：　可以把您称作是一位“诗人导演” 吗？
   丁：　对，我这有一本书，书上就有人这样说我是“电影诗人”。

　　（三）为学生拍电影的丁荫楠
   记：　香港有位电影业内人士说过，现在拍电影，好不好不重要，得不得奖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观众重新拉进电影院。对于现在的中国电影，票房和市场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您的电影创作过程中，市场和票房因素对您有什么影响？
   丁：　我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大的，我拍的片子，都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包括这次的《鲁迅》，国家投资了相当一部分的钱。我觉得目前，中国电影市场，还没有一个良性的过程，没有真正地形成一个良性的作用。
   记：　也就是说这个市场还不成熟。
   丁：　对，真的不成熟。现在很多片子，出来以后不被人关注，除非它的宣传投资足够，造成舆论的影响。还得做秀，做很多商业性的运作大家才去看。另外大家去看，不是为了看电影而是为了看秀，看完后，不少人都很失望。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的电影市场还是在转制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和困难。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炒作，用相当的商业手段去推行，宣传。哪怕是非常有影响的导演也那样做。不用这些就无法获得观众的喜欢。其实现在中国电影正处于转型中的一个“碎片市场”的阶段。这个市场是碎片的一个状态。既不是一个面也不是一条线。有时虽然灿烂，但它是很破碎。形成不了力量。
我没有去做过秀，我是主旋律电影导演，拍《鲁迅》这样的电影，大家可能都觉得应该没人爱看吧，没什么商业价值。但恰恰它却受到了大学生的欢迎。北师大电影节一直都在演。
我参加首映式，我觉得校园和学生是我最大的观众，是我电影观众的主体。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创作，总是只有一定的观众群。而回顾我的片子，在学校里最受欢迎。而且票房也来自这个方面。我把我的目标定位为继续地为校园文化服务，为学校的学生服务，我觉得这是最有生命力的。这是我在目前电影市场混乱的情况下，我树立的一个信念。
   记： 您将您的电影的受众群定位于校园里的学生是吗？
   丁： 是的，我在为学生做电影。给大学生、给中学生、给小学生做片子。他们需要在人生观和世界观方面一种正确的陶冶。以前是灌输，现在是用非常生动的影片来教育学生们。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朝气，不是那种纯粹性的政治影片，也不是纯粹地所谓了为了某种政治目标所拍的影片。这是我最大的信心。尤其是《鲁迅》，更加说明了这个问题。
   记： 由于时间的限制，我们的采访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丁导。希望您此次湖大之行愉快。
   丁： 谢谢！

（丁荫楠，中国文联副主席，国家一级导演，曾成功执导《孙中山》、《周恩来》、《相伴永远》、《邓小平》等影片。《孙中山》一举拿下9项金鸡大奖，《周恩来》则创下了2.7亿元的票房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