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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全球战略初见端倪


● 陈冰（伦敦）

　　对于一个电波发射台而言，距离中心站越近的地方，接受信息的能力越好。同样，要抵御外来的干扰电波，抗干扰滤波层次越多，抵达中心站的干扰信号就越微弱，电波发射台也就越安全。从胡锦涛在刚结束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的讲话来看，中国似乎正是按照电波传播原理布设新的全球战略。

　　国际社会基本上公认中国是与美欧对等的一极，影响力遍及全球。不过，在九一一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后，美欧至今还没有梳理好新的全球战略来应对变化了的国际局势，而中国似乎已提前动身了。胡锦涛关于建立和谐地区的四点建议（以下简称“胡四点”），有理念也有实施方案，实际上可以扩展应用到所有国际事务中。从某种角度看，“胡四点”是中国未来外交的路线图，可以说新的战略框架初见端倪。

　　这是一个攻防兼备、以中国为中心点的新战略，旨在为新型国际关系开创新路。这个新战略既有很强的主动性，力图将中国的经济能量与和谐世界理念发射出去，抵制西方国家“唯我独尊”的心态；同时，这个新战略渗着以和为贵的中国文化色彩，与西方惯用的“大棒加胡萝卜”迥然不同。

第三次外交战略调整

　　从中共建政到世纪之交，中国外交战略曾有两次大调整。第一次是冷战背景下发生的，以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为标志，以团结和援助第三世界国家为基准，同欧洲等第二世界保持“井水不犯河水”的低姿态，着力在苏美两个阵营间“灵活游走”。

　　尽管当时的外交战略并没有着眼于经济利益，甚至以牺牲经济利益为代价，却也保证了国家安全，其中最大的成就是从台湾当局手中夺回了联合国席位。因为闭关自守和国力不强，中国当时的外交战略有明显的“被动选择”的特征，以防守为主。

　　上世纪70年代末，社会主义国家在冷战较量中力不从心，经济能力疲软引发改革浪潮。苏联东欧国家借鉴西方经验，实行比较激进的政治民主化改革。中国也在借鉴西方经验，但把市场化作为优先。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后，二战后的世界格局被打破，各国都在调整外交战略。美国走上了新型帝国道路；欧洲走上了结盟、统一市场、以富带穷的新轨；中国则韬光养晦、埋头发展经济，与大国、富国维持好关系成为外交重心。

　　第二次是实施邓小平设计的“大国外交”战略。中国不仅引入了改革必需的资金和先进技术，也得到相对安全的社会环境。即便遭遇“
six  four”这样的突发事件，西方对华制裁也很快解除，中国没有因外交纠葛而中断改革进程。江泽民承续邓小平路线，中国与美、俄、欧、日等的关系更上层楼，最终促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国制造”走向全球撤除了国界铁丝网。

　　中国“入世”不久变成了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不可避免地成为美、日、欧的心头之患，焦虑中国的崛起会影响本国本地区利益。无论是美日官方合唱的“中国威胁论”，还是欧洲民间酝酿的“中国威胁说”，都试图给中国的发展“使绊子”。他们不是说说而已，实际上已开始行动了。

　　美日新军事同盟的形成，美国胁迫人民币升值，通过战争和“颜色革命”把势力范围扩展到中国的邻国阿富汗和中亚地区，扶持印度的科技和军事，欧盟则对中国纺织品增收关税，日本一度暂停对华优惠贷款等等，均表明他们已动手“拦截中国”了。面对这种现实，中国的第三次外交战略调整势在必行。

释放经济和文化能量

　　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正是布什发表美中“战略竞争关系”论不久，可谓中国第三次外交战略调整的开始。与以往不同，中国不再强调“不结盟”，而是在“睦邻、安邻、富邻”的心愿下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向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展开互利合作。

　　胡锦涛把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称为“历史性决定”，把中国与其他成员国的长期睦邻友好视为“政策优先”，绝非是空话，而是明晰了中国以本国为中心、欧亚大陆为根据地、向全球发射中国经济能量和“和谐世界”理念的新战略。

　　中国新战略的日渐明晰和精心布局是胡锦涛主导的。把欧亚大陆作为战略根据地，是前所未有的大手笔，具有很强的前瞻性。

　　首先，中国意识到中美间的冲突是无法回避的，主要在贸易、能源、科技和价值观方面。美国期望全球各国都美国化，而中国则强调世界的多样化，尊重各国选择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平等享受国际事务中的参与权和决策权。在美国陷入伊拉克战争泥沼而无法继续东进时，中国加快与俄国和中亚国家在政治、经贸、军事、反恐、禁毒诸方面的合作，既对来自美国的威胁筑起了境外防线，也加固了欧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

　　其次，充分利用俄罗斯目前的处境，使之成为中国和平发展的助推器。俄罗斯因经济原因失去了呼风唤雨的霸气，善变的作风也使其国际信誉大打折扣，但与西方多年较量积累的经验和外交渠道，却使俄国仍然保留着外交场上重量级拳手的资格。无论在朝核谈判、伊核危机还是其他国际事务中，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外交目标还需要俄国助一臂之力。

强化安全抗干扰能力

　　再次，中国经济已发展到能量向全球释放、能源从外部输入的新阶段，需要在美、欧、日等富国之外开辟新的市场，在预防西方国家制约的同时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开辟新市场最佳的途径是培育新市场，中国与俄国和中亚加速区域内的经济合作，加大投资，实现市场一体化，不仅为中国产品和技术培植了新市场，为中国寻得较稳定的能源供给地，而且对世界经济也是一个巨大的贡献。横跨欧亚大陆的经济圈一经形成，便把东部的美日市场和西部的欧洲市场连成一片。这样，上海合作组织将成为中国倡导的建立和谐世界新秩序的一个地区样板。

　　中国把欧亚大陆作为战略基地，不仅仅是指与俄国和中亚保持稳健的合作关系，还包括同南亚、东南亚邻国深化合作与交流。中国成倍增加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动员全民为印度洋海啸灾难捐款，积极给予蒙古、巴基斯坦、印度、伊朗观察员地位，都表明中国试图以自己的经济能力带动所有邻国走向富裕和安定。

　　中国大陆与台湾加强对话和经济融合，邀请国民党、亲民党及坚持“一个中国”立场的各界人士访问大陆，推动两岸直航，也不仅仅为了制约台独势力，而是中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中国把周边国家作为外交优先，并不意味着不向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射电波。胡锦涛说上海合作组织不是封闭、排他的军事和政治集团，不搞地缘对抗，其实也是说中国对全球各国一视同仁，愿意以和平和民主方式促进经济文化交流，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平等互助。

　　在同欧美日等国努力维持正常关系外，中国把目光回归到一度忽视过的发展中国家，在非洲和拉美增加了影响力，既有扩大本国利益的考虑，也有言传身教和谐理念的动机。胡锦涛访美时不是专访，而是把访问非洲国家一路安排，显示中国对大小穷富国一律平等的态度，类似很多的外交行动都让发展中国家感到中国崛起是幸事而非威胁。

　　中国的新战略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美国在海峡两岸事务中的发言权降低了，日本在与华对峙一段时间后表现出低头迹象，朝核问题和伊核问题基本上在按照中国预想的方案进行，欧盟对美国给予的不少对华政策“指点”束之高阁……这表明中国的新战略不仅赢得更多朋友，也过滤掉了许多干扰，国家安全的抗干扰能力增强了。

　　新战略的核心是建立“和谐世界”。什么是“和谐”？俄罗斯人的理解是“稳定与和平”，美国总统说为何不把“和谐”直接说成是“和平”。美俄的理解都不完整，都很静态，都有保持现状甚至回望过去的意味。

　　“和谐世界”实际上是指在和平发展的动态过程中重新整合人类文明所有的健康因素，建立一个各国平等、民主协商、共同繁荣的新秩序。对于习惯于逞强逞能的美俄以及富有经济优越感的欧日来说，中国的新战略必然会给他们带来或多或少的不快，因此中国实施新战略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