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在1979年读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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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9年读顾准

经济观察报

周其仁

　　一本旧杂志，二十几年来搬家多少次，从来舍不得处理。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创刊的第1期。不过，这不是于1980年1月10日正式出版的那本第1期，而是内里注明“1979年10月6日付印”、封面左上角印有“样本”字样的第1期。当时听说这“样本”只印了200份，送各方审查和听取意见。当年的一位朋友为我搞到了一本，阅读的时候，应该是1979年年底。

　　“样本”共刊发十三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注明“顾准遗作”——“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编者按语这样介绍作者：……“曾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财政组组长等职。1974年12月死于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又介绍该文：“此文是1973年6月作者被当作‘专政对象’，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写的一篇读书笔记，对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条件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是的，这是顾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岁月里，重读《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的笔记。全文分为四节。起笔陈述作者选取的角度和思考的中心问题。随后第二节、第三节，集中阐述马克思研究的“现代资产阶级”，是欧洲文明的独特产物。第四节“余论”，联系“我们的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全篇文字朴实无华，但思想上的感染力却无与伦比。这是我第一次读到顾准的作品，离他写作的时间不过六年多一点，说“爱不释手”，仅可以勉强形容当时的感受。

　　“样本”刊发的顾准遗作，到了正式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就被抽掉了。当然没有人公开交代不准发表顾文的理由。不过因此一来，我手头得到的这篇顾准遗作，更令人觉得弥足珍贵。这篇在顾准生命最后几年里写的笔记，要到1992年才被收入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当时顾准的女儿远在夏威夷，专门给在UCLA读书的我邮寄了一本）；再过两年，才被收入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顾准文集》。回头看，如果不是得到了这创刊的 “样本”，我读顾准作品的时间起码要推迟十几年！

　　顾准就有这样的力量，你读了他的文字，就想知道他的情况——究竟什么样的生命经历，才可以产生这样的思想？于是，“样本”关于作者语焉不详的介绍就令人感到不满足。不过，还是要等十几年，在《顾准文集》收录的“顾准传记”公开出版之后，我才比较完整地了解顾准先生的生平：

　　——顾准生于民国初年从苏州移居上海的一个中医家庭，在职业学校的初中毕业后，因家境清贫，无力继续求学，12岁就到潘序伦先生创办的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当练习生；

　　——在上海立信事务所和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顾准工读并举，成为掌握现代会计知识的专业人士，早在1934年就出版了银行会计方面的专著；

　　——在日本侵华的大背景里，顾准于1930年代先组织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代，他在苏南、苏北抗日根据地和延安工作。抗战胜利后，顾准回华东工作，先后担任中共华中分局财委委员、山东省财政厅厅长、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和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

　　——在领导上海财税工作时期，顾准从上海大型工商企业一般已采用比较健全的现代会计制度的实际出发，提出“查账征税”的办法。不料，因为与当时有关部门“民主评议征税”的办法不同，竟然在1952年被定为“目无组织，自以为是，违反党的政策，与党对抗”，随后又接二连三受到处分、撤职；

　　——1956年顾准调入经济研究所，开始研究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问题，最早提出并论证了计划体制根本不可能完全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成为探索市场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运行的第一人；

　　——顾准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2年下放劳动回到经济研究所，受孙冶方委托研究会计和经济，相继翻译了熊彼特和罗宾逊夫人的经济学著作；1965年再次被划为右派，并在随后的文革中遭受迫害，最后病逝于1974年12月3日。

　　“顾准传记”是他的亲弟弟陈敏之先生写的，读来情真意切，非常感人。不奇怪的，因为作者是一位在顾准生命的最后历程里，始终对他关爱和关心的兄长。作为当时绝无仅有的对话者和倾听者，陈敏之也比任何人更知道顾准的价值。他精心抄录并仔细保存了顾准的笔记手稿，直到后来不遗余力地为公开出版顾准遗作而四处奔走。没有陈敏之，我们是不可能读到顾准的文章的。

　　很让我感动的是如下记载：“他把自己遭到的不公平待遇和古今中外历史上的事件作了比较之后，心情变得冷静而充满理智，对自己反复多次长期身处逆境，并不怨天尤人，处之泰然。”他身体力行居里夫人的一句话——即使在人类知识宝库里投进一粒沙子也是伟大的——“在常人不能设想的那种孤寂和清贫的环境下”，探索历史和未来。“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在他和我的通信中，写下了现在汇集在这里的这些笔记形式的论文。”

　　是的，顾准留给我们最重要的价值还不是他思想的勇敢和执着，而在于他在任何情况下也绝不放弃的科学精神。回头看那篇我在1979年读到的笔记，他把马克思的著述当作科学、而不是当作教条或打人的棍子来对待。那可是文革的高潮年代，根本无须读什么马克思，就可以“大批资本主义”。但顾准偏偏不是那类对人类知识连半点沙子的贡献也没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顾准把马克思放到有过希腊罗马“自由市民社会”传统的西欧历史中加以理解，而他的出发点和立脚点，永远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自发产生过资本主义的当代中国，特别是他以生命体验过的种种“我们的问题”。

　　“样本”的顾文编者按说，顾准“生于1916年”。这是错了的。根据陈敏之的传记，顾准生于1915年农历5月19日。算起来，今年是顾准的九十岁诞辰。时近先生的忌日，睡不着，写下以上的文字纪念他。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