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民国四大家族后人：豪门只在传说中(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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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周刊

2006年夏天，一次偶然的机会，民国“四大家族”的后人聚首上海。

　　一个甲子前，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权倾一时；如今，蒋家凋零落寞，而宋家、孔家、陈家的后人，则十分低调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他们来自“四大家族”，却刻意回避“豪门”背景。对于先人功过的种种争议，他们也坦然处之。

　　时过境迁，这些家族的后人，如今对那些历史人物的回忆常常只是衣香鬓影；可喜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档案材料浮出水面，显族神秘的历史正逐渐丰富与充实。

　　宋家：故纸堆中还原历史

　　从宋美龄往下的宋家第三代都在美国出生，中文流利的已是凤毛麟角。

　　撰稿／贺莉丹(记者)

　　“我感到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到这座城市——上海，这座城市曾是我的家族生活的地方。尽管我的外祖父宋子文先生是海南人，但在上海，在这座他出生的大都市，他成为中国20世纪很有能力的金融家和政治家之一。我很感动，今天能有这么多全世界知名学者，在上海济济一堂，讨论宋子文先生。”2006年6月19日，身材高大的宋子文的外孙冯英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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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林颖曾的印象中，陈立夫在美国的鸡场经营得并不好，先生陈泽宠念的是美国公立学校，直到在普度大学求学时都是半工半读，并依靠哥嫂援助才完成学业；而她与陈泽宠的相识冥冥之中仿佛已有定数。“我们之前并不相识，可能是公公婆婆的有意安排， 1976年年初我刚好从西班牙回台北，才见到陈泽宠，大家讲西班牙的舞蹈和音乐，我们聊了很多，他兴趣很广，对美国很了解，但完全是传统中国人的思维。那时我23岁，我觉得大我12岁的他成熟稳重、书卷气十足，让我很有安全感。”1977年，陈泽宠与林颖曾结婚；1982年，他们回到台湾定居，陈泽宠开始创业，开办自己的电器工程代理公司。

　　在陈林颖曾看来，公公陈立夫是儒家的推崇者，1969年，陈立夫回台。“蒋介石先生发电报请公公回台湾做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副会长，蒋介石先生任会长。陈立夫先生有本书叫《从根做起》，他认为虽然经济发展了，但中国文化的根仍需守护。就像他常讲的，政治是短暂的，文化的根是永远的。”

　　1988年1月31日，蒋经国病逝，陈立夫找到蒋纬国、赵耀东等30多名国民党元老联署，提出一个“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的方案，在岛内引发强烈震撼。在陈林颖曾的印象中，90年代初公公陈立夫对两岸交流的态度很积极，陈立夫认为政治可以用柔性方式处理，用文化的根来加强接触，但李登辉却予以敷衍和阻挠。陈林颖曾说，陈立夫先生最早就发现李登辉是最不爱中国的，公公曾在便条上写过“最不愿意见到中国统一的就是‘李总统’”，“这个便条大约是1992年写给‘总统府’资政陶百川先生的，还在我家里，陶百川当时对两岸交流还有希望，期望能组织两岸交流小组。”

　　在陈林颖曾看来，公公陈立夫晚年的生活简单而有规律：早晨5点起床，然后是写毛笔字、看书；他很保守，如果有10元钱，往往只做七八元钱的事情；他担任了台湾中国医药学院30年的董事长，为这所学校募款，一直做到过世……“公公组织了一个‘老人会’，原本80岁的老人才能入会，后来老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公公就将‘入会标准’降低到60岁。只要有走的老人，公公都亲自到殡仪馆去送行。”

　　夫人孙禄卿的离去显然对陈立夫的影响最大。“婆婆毕业于上海美专，喜欢理家，是标准贤妻良母。他们夫妻的感情很好，公公常讲，‘爱其所好，敬其所异’。”陈林颖曾说。

　　陈林颖曾透露，公公陈立夫并未留下多少遗产。“公公更像一位读书人，很受晚辈尊重，他教导子女们要自食其力，陈家的生活方式跟台湾的普通民众并无两样。公公在台湾天母曾有座房子，是早年蒋经国先生陪他去看的。但买地和造房子的钱由他的4个子女通过每月分期付款支付，婆婆过世后，在1992年，公公将房子卖掉，并把卖房的钱归还给孩子们。”

　　“我们一家都没有再从政。陈立夫先生没有明说不让后代从政，但他主张让孩子的兴趣自由发展。我先生回台湾时，蒋经国先生曾找过他，问他是否有兴趣为民航局服务，担任高阶职务，我先生表示自己对环境不熟悉——实际上，陈家并非认为为官就是荣耀。” 陈林颖曾认为嫁入陈家的她并未没有看见所谓的豪门的奢侈与浮华，先生陈泽宠从来不事张扬，“总是等他做到某个程度时，人家才发现他原来是陈家的儿子。”

　　陈家第三代孙辈目前共12人，分别在金融机构、医疗工程机构和高校任职，“他们都很杰出，都是哈佛、MIT、普度、斯坦福等名校毕业。”陈林颖曾说。陈林颖曾的长子陈绍诚(Victor)今年27岁，次子陈绍仁(Stanford)今年25岁，兄弟俩在台湾念完高中后到父亲的母校普度大学学习工商管理。

　　去年7月，陈泽宠带妻儿到北京旅游，其间身感疼痛，8月初陈泽宠住院体检并接受肿瘤切除手术，术后病情恶化，最后不治身亡。先生陈泽宠的突然辞世，让54岁的陈林颖曾难掩忧伤，面对记者时甚至几次泪水盈眶。“我先生在我们家是全能的百科书，他本来想两年之后退休，现在却突然离去，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恍然一梦。Victor还未毕业，只好先休学一年，帮助打理父亲的企业。”失去主心骨的家庭弥漫着酸楚气息，小儿子Stanford几次跟母亲说，妈妈，我打电话给爸爸，他没有回我电话……后来Stanford突然醒悟，原来爸爸已经过世了。

　　他们一家四口的最后一次团圆饭选择在北京饭店，此后来北京，陈林颖曾常愿意去北京饭店，还坐以前的那个位子。“它是绝望的伤心地，也让我有回忆，我在哪里摔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

　　有很多的事情让她必须坚强以对，仿佛迟来的责任。比如，第二次国共和谈时，周恩来先生曾经写了一封信给陈立夫，原件还在陈家。鉴于此，陈林颖曾期望像宋子文的外孙Michael Feng一样，找寻一个权威的机构来保存陈立夫资料。

　　1993年，陈林颖曾向“国有财产局”承购陈立夫宿舍后，遭到台湾银行以无权占有及必须拆屋还地起诉，经过14年缠讼后，法院判决她败诉，虽然陈林颖曾一再恳求期望将陈立夫台北宿舍改成文物纪念馆，但陈立夫在台北市的故居还是被强行拆除，无奈的陈林颖曾只有在拆迁现场为故居拍照留影。即便如此，她仍希望通过司法途径继续她的抗争，她认为台湾银行送交法院的证据，至少有超过两份以上与“国有财产” 和家属原始资料不同版本，“我们维护自己权益的行为跟一般公民相同，没想到政府出现伪造文书的嫌疑。在李登辉时代，他们都是用这种手法拿回了政府配给国民党后代的房子，民进党时期，这样的事情仍在延续，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是有迹可循。”

　　曾有人劝陈林颖曾放弃，但她显然并不准备这样做。服输——这个字眼有违她的本性。

　　陈林颖曾还在为购买《中央日报》事宜到处奔走，陈立夫曾担任《中央日报》第一任董事长，一手创立了《中央日报》，但在今年6月1日，已有69年历史的《中央日报》因入不敷出而停刊。

　　“我跟马英九先生讲过想购买《中央日报》，马英九也表示乐见其成。拿到财务报表我们才能待价而沽，但我却看不见《中央日报》在操作上的透明化，国民党的财务报表迟迟出不来，我们买家也无法了解《中央日报》内部的运营状况。”虽然碰到了一些实际困难，陈林颖曾仍告诉《新民周刊》，基于陈家对《中央日报》相当深厚的渊源和感情，她决心让《中央日报》继续存在和运转。

　　陈林颖曾第一次见到宋美龄是在她的100岁生日宴会上，站在公公陈立夫身侧。看到两位老人相对，她顿时感觉历史扑面而来，那种感觉如此汹涌，无以形容。“现在我们跟孔、蒋、宋家还会偶尔联系，在不同的地方我们会碰到，那时我们会想——我们原来是有渊源的，我们都是历史的见证人。”她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

宋子文的确从来不觉得挣钱是一件羞耻的事情，也从来不放弃挣钱机会，他也很舍得用这些钱。

　　撰稿／贺莉丹(记者)

　　6月19日到20日，为期两天的“宋子文与战时中国”研讨会是复旦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两大学术机构的首次合作，也是胡佛研究所首次参加在中国大陆举行的学术研讨会。

　　包括胡佛研究员郭岱君(Tai-chun Kuo)、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Donald A. Jordan教授、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叶文心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滨下武志教授以及来自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吴景平等 6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复旦。宋子文外孙冯英祥、宋子安儿媳宋曹琍璇与陈立夫儿媳陈林颖曾均参加了这次学术研讨会。

　　宋子文在西安事变中的角色，宋子文与陈纳德、史迪威等抗战历史人物错综复杂的关系，1945 年《中俄友好条约》的签署等内容成为此次研讨会的热点。近年来，随着胡佛研究所典藏的宋子文档案的全面开放，以这些历史档案和其他第一手史料的整理研究为基础，对宋子文的生平全面、客观的研究其学术价值毋庸赘言。

　　“宋子文在40年代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中扮演如此重要的核心角色，研究近代中美历史绕不开宋子文。”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Donald A. Jordan教授告诉《新民周刊》。

　　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宋子文，饱受西方文明熏陶后回归彼时狼烟四起的故土，在金融界缔造起宋家的金元王国，在外交上长袖善舞，在政治上几度浮沉、最终引退，是非功过并不容易盖棺论定。

　　1894年12月4日，宋子文出生在上海同仁医院，人们习惯用他的英文名缩写“T.V.”来称呼他。1912年10月，18岁的宋子文前往美国哈佛大学主修经济，1915年由哈佛毕业后，宋子文赴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1923年，宋子文出任广东革命政府中央银行副行长，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其后，宋子文相继出任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外交部长和行政院长等重要职务。

　　“宋子文回国后的第二年，他的父亲宋耀如便逝世了，留下的家产，虽足以维持小康，但绝谈不上巨富……只是从30年代中期起，宋子文在金融界、实业界的势力才有了迅速增长；到了40年代，他已被视为中国的‘豪门’，被称作中国‘四大家族’的代表之一。” 学者吴景平在其《宋子文评传》中如此描述。

　　就宋子文个人而言，其特长在于处理财政、金融、经济方面问题。与宋子文相交甚深的老友顾维钧回忆，青年党领袖李璜告诉他，“宋子文始终不愿意谈论政治问题。在任何宴会上，谈到政局问题时，他总是一言不发。当问及他的看法时，他的回答总是说他将遵照委员长的意见行事。”

　　但宋子文一次次被推上政治舞台。1940年6月，宋子文受命为蒋介石私人代表，赴美商谈财经借款，直至1945年8月宋子文完成中苏友好协定的签订回国后就任行政院长。

　　“蒋介石在外交上喜欢走捷径，蒋需要的人才一定要会理财、英文好、习惯美国生活方式并能让他充分信任，种种权衡之下，宋子文便成为最合适人选。” 潜心研究宋子文多年的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陈立文告诉《新民周刊》。在陈立文教授看来，按照正常外交管道，蒋介石的意见常无法到达美国上层，且受到史迪威、马歇尔等人的阻挠，对于1940年刚到美国的宋子文而言，他直面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建立一个有效外交管道并维持其通畅，宋子文花了将近半年时间去打通这个管道，但直到1942年、1943年左右，他才真正建立这些管道；另外，在美国当时“先欧后亚”的战略大背景下，美国更期望让中国去牵制日本的军队，宋子文无法突破这根政策线。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蒋介石曾给美国总统罗斯福一封电文，这封电文在3天之内，分别由三方面送到美国国务院：一是由蒋介石经宋子文呈送罗斯福的；一是由海军参赞J.M.Mc Hugh呈海军部的；还有一封是由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John A.Magruder呈陆军部的；其中竟没有一封是按正常程序由驻华大使转呈的。

　　陈立文教授认为，建立了个人外交管道的宋子文完全不尊重原来的外交体系，“美国人也蛮吃宋子文这一套，很多重要信息都经由宋子文这个管道传入，如此一来，美国和中国之间有两根管道，到宋子文做了外交部部长后，他仍运用这个管道。”当然，由于宋子文神通广大地建立了各种管道，使美国国务院、军部等单位不胜其扰。

　　在陈立文教授看来，宋子文5年的战时外交斡旋可圈可点，宋子文雷厉风行的作风也使他集毁誉于一身。“宋子文在这段期间的作风较受争议的有4方面：他的独断独行、独揽外交事务；他不按通讯程序，甚至有蒙蔽消息或擅做删改之嫌；他重视个人外交，甚至过于迷信其效用；他好用公共外交。”

　　“很多中国人不喜欢宋子文，认为他的个性太直率，太像美国人。”美国学者 Donald A. Jordan教授告诉《新民周刊》。

　　与宋子文最先有职务冲突的是当时的驻美大使胡适，宋子文到美国，胡适曾在大使馆举办一个宴会，但却将具有蒋介石特使身份的宋子文放在秘书之列；胡适认为自己不借款、不交涉，而宋子文作为蒋特使的最大目标就是拉到援助；胡适喜欢在美国各处做演讲，宋子文在美国也一向重视发表谈话和讲话，宋子文请胡适多谈世界政事，少谈考据文学，胡适置之不理，宋子文不讲情面的老毛病又犯了，竟行文通知大使馆，表示凡是政治性的演说与文告，必须先经过他本人同意才能发表。宋、胡二人之间的不愉快，对他们的合作难免造成隔阂。胡适的这批学术界的朋友在日后都没忘记对宋子文口诛笔伐，比如傅斯年就予以大力抨击。在抗战后期爆发的黄金风潮中，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宋子文成为众矢之的，傅斯年称要挽救危机，“第一件事便是请走宋子文”，此文成为攻击宋的重磅炮弹。

　　宋子文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后，暂时隐居南京，他在给好友顾维钧的信中说：“我个人感觉完全解脱了，我和委员长有很好的约定，今后将继续在各方面以个人之力帮助他。” 1949年，宋子文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定居。在学者吴景平的眼中，宋子文晚年在美国当起了“寓公”。1953年，在蒋介石批准的开除国民党党籍名单上，孔祥熙与宋子文分列前两名。直至1963年2月，宋子文接受蒋介石邀请，但在台湾小住几天便迅速返回美国。

　　1971年4月25日，宋子文在旧金山一个朋友家里进晚餐，因食物进入气管导致心力衰竭而猝然去世，享年77岁。

　　另外，宋子文是否“贪污”和宋子文的资产一度成为舆论争论焦点。“宋子文的确从来不觉得挣钱是一件羞耻的事情，也从来不放弃挣钱机会，他也很舍得用这些钱，他在外交上送礼、招待朋友用的都是他自己的钱。我们不主张用‘腐败’来形容宋子文。”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陈立文说。

　　在美国学者Donald A. Jordan看来，史学界研究宋子文的最大困难是，如何找到充分证据证明宋子文“贪污”。Donald A. Jordan教授曾到南京二档馆和上海档案馆查阅相关资料而无果，他也曾去过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档案馆和罗斯福总统档案馆查阅宋子文资料， “FBI的确在50年代调查过宋子文，但目前这个档案是机密(close)的，至少到目前为止美国FBI并没有正式文书说宋子文是贪污。”在Donald A. Jordan看来，国共内战时期，宣传打倒孔宋家族取得很大效果、让孔宋名声也很不好，而现在正是找出真相的时代已经到来。

　　Donald A. Jordan教授显然不希望宋子文的这个谜团像肯尼迪枪击案一样成为悬疑一场。“宋子文当时是负责美国对华援助的最重要接口人，如果说宋子文真的贪污，连美国政府都一定会严格调查宋子文，胡佛目前有证据证明宋子文并没有贪污，那里面宋子文的每份财产报表都有美国会计师的签名，在美国，这种签名非常严谨，不可能作假。”

“国共两党的历史、昔日民国显族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财富，我们对这段历史研究得越全面、越充分，我们的获益就越多。”

　　撰稿／贺莉丹(记者)

　　多年来，作为中国大陆最权威的宋子文研究专家，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兼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的吴景平教授以《宋子文评传》、《宋子文思想研究》、《宋子文政治生涯编年》等著作享誉学界。他曾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悉心研究宋子文档案，并数次前往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及台湾地区的档案机构发掘相关史料，并且发起和主持了近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的美、日、韩以及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著名学者云集的“宋子文与战时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6年6月23日，吴景平教授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独家专访，详尽解读宋子文。

　　宋子文遗产净额：500多万美元

　　记者：1985年，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出版了《宋家王朝》一书，《宋家王朝》中文译本首页中就有这样一句话，“宋家王朝聚集了这个时代最大财富的一部分，《不列颠百科全书》称，‘据说他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在您看来，西格雷夫的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宋子文到底有多少资产？

　　吴景平：在宋子文所处的那个时代，不要说全球范围，即便在中国，宋子文也谈不上是最富有的人。现在的宋子文档案，经有关方面核实，在1940年左右宋子文的财产为200万美元，到1971年宋子文去世时，加上房产等变卖他的总资产达800万美元，扣除200多万美元税款后，宋子文遗留给夫人张乐怡的遗产为500多万美元。

　　我在晚年宋子文档案中看到，当时宋子文非常关注股票和债券的价格，他会仔细抄下股票行情，用笔记下股票原始价、涨跌幅度，这是散户的个人 理财心态，比尔·盖茨显然不会关心这些。(笑)

　　记者：您是如何看待所谓的“宋子文贪污敛财”这个疑团？

　　吴景平：上世纪40年代后期，有关“四大家族”敛财的提法就已出现，如认为蒋、宋、孔、陈 “四大家族”聚敛了中国整个财富的80%，这种说法显然是针对一个政权整体而言。具体到孔祥熙、宋子文这样的国民党高官，他们的事业与他们所处地位有着怎样的关联、他们是否违背了当时的制度许可非法获取个人财富，我们都必须用非常严谨和科学态度去分析，要反省当时制度层面的问题。如果我们认为以往提法是正确的，就应该用可靠的史实去充实它，使得以往提法在今天仍具有独到的合理性。

　　目前对宋子文存在疑问的地方是，由于宋子文参与了抗战时期美国对华大量财政经济援助的谈判，有说法认为宋子文有可能将这些财政经济援助转换为个人与家族利益。

　　实际上，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五院制”，宋子文就主张确立一个严格的预算和决算制度。比如，1933年，宋子文以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的身份访美，和美国签订了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其后宋又参加了伦敦世界经济会议并访问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等国，宋子文回国后，审计部门就致函宋，要求他将出访账目报告清楚，宋子文就逐一报告。这说明，一些现代化制度已开始确立。

　　1933年宋子文辞去了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之后，在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公司、广东银行，他确实有个人股份。

　　应该看到，无论是抗战爆发前宋子文直接参与谈判的5000万美元“棉麦借款”，还是抗战爆发后宋子文作为驻美代表谈判先后达成的钨砂借款、金属借款、平准基金借款和后来宋子文以财政部长身份达成的5亿美元借款，这些大数额的国际借款在银行开设账户和动用账户数额在当时已建立非常严格的制度。比如，这些借款的动用均受国民政府财政部控制，这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胡佛研究所都有相关档案，我们可以看到，军方占了很大一部分支出，用于购买美国武器和卡车、军用医药设备等物资，借款支出方向非常清楚，并向国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国民参政会和美方备案。这说明，对战时借款的动用总体上是有相应的制度约束的，并非个人行为。

　　1946年底和1947年初爆发了黄金风潮，当时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长。抗战后期通货膨胀日趋严峻，政府是消极顺其自然还是积极应对？宋子文选择了后者，从1946年2月份开始，对获得美国援助的期望和对国内秩序的自信是宋的外汇和黄金市场政策出炉的重要动因。从实际情况来看，外汇和黄金市场的开放供求无法平衡时，问题就会显现，特别是随着内战的爆发、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利开始显露端倪时，对外汇和黄金的需求更是到了非理性状态；制度的腐败开始显现，一些军队长官和军政机关的首长往往克扣下属薪水，在外汇和黄金市场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现实的军事、政局、体制、外交处境都不利于宋子文继续维持外汇和黄金的开放，最后蒋介石紧急叫停。在黄金和外汇风潮中，宋本人或宋家族是否获利，目前没有材料能支持这一点。

　　我想说明的是，在已有制度的限制下，宋子文或其他人要直接把国外借款中饱私囊，是不那么容易的。但这个过程中也不排除以下情况的发生，比如，无论是国防物资供应公司还是资源委员会，在美购械购料过程中是否涉及回扣；甚至孔祥熙、宋子文以及在美国中方机构各级人员是否收取回扣……对于这些疑问到现在为止还没见有可靠史料的支撑。我的看法是，今天我们只是简单地提出以往已有的疑问那是不够的，仅仅简单地重复以往的指责甚至加以泛化，则是不科学的，这里需要用科学求实的精神，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我们从宋子文的档案中可以看出来，无论是作为驻美特使，还是作为外交部长，宋子文确实关注着和他个人相关的事业，比如广东银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中国建设银公司的业务，这几家机构有重大具体事务都会向宋子文请示，宋再以电文告知。从频繁的通信中，我可以看出宋子文对自己的事业和家人投资很关心，同时宋子文还是很有制度约束和规范的意识，他常提醒弟弟宋子安等人千万不要干违纪之事，比如他告诉宋子安，你们不能违反美国政府的规定，私人信件中不能夹寄股票和有价证券。

　　但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湾的档案机构以及胡佛研究所的宋子文档案中，还没有发现大家所公认的足以证明宋子文“贪污”的证据。需要指出的，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无论蒋介石、宋子文或者其他民国政要，都是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的产物，他们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作为都不仅仅代表个人，在可靠史料基础上弄清他们的主要经历和作为，予以全面、客观与科学的评价，是非常必要的；同时应当重视分析社会的和体制性的因素。如果仅仅关注个人操行问题，那就无法从这段历史中汲取有益的借鉴。

　　个性鲜明的宋子文

　　记者：您曾赴胡佛研究所专门查看和研究宋子文档案，胡佛所开放的宋子文档案对研究者带来哪些重要突破？

　　吴景平：2005年，我去胡佛所看宋档，在那里呆了两个月，侧重研究抗战时期宋子文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宋子文和国民党政要和名人间交往的信件、电报、与美方会谈记录等，以及宋子文带到美国的国民政府重要政策文件等。

　　现在胡佛所典藏的宋档的开放度相当大，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反映宋子文的私人生活的。比如宋子文会关心：他人到美国了，可是张乐怡的首饰还留在国内；或者他的某幅字画还在挂在寓邸的厅里，不知下落怎样……(笑)

　　我还发现，战时作为蒋介石个人代表和外交部长的宋子文虽然长驻美国，但他对个人在国民党政权中的地位，对自己能否获得最高决策者蒋介石及国民党其他政要的信任，并没有把握，宋子文也因此感到非常压抑。

　　记者：在您看来，宋子文与哪位姐妹的关系最好？

　　吴景平：宋庆龄在宋家三姐妹中，性情最温和，对弟妹的关爱如同母亲。在宋子文看来，妹妹宋美龄贵为“第一夫人”，不缺乏财富和尊重；而二姐宋庆龄需要更多亲情关怀和理解，宋子文与庆龄的关系最好。

　　记者：在您看来，宋子文与蒋介石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宋子文在1949年赴美后处于怎样的境况中？

　　吴景平：蒋介石对宋子文的态度包括，一方面，蒋对宋的理财和外交才能颇为器重；另一方面，蒋认为宋的个性并不为自己所驾驭。所以，蒋表面上授予宋对美交涉的全权，但实际上蒋并不完全信任宋，很多问题蒋仍要宋向他请示。但宋子文却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很多问题宋子文更是先直接找白宫和其他美国军政当局了解情况和进行必要的疏通，在他看来，要谈到有把握时才告诉蒋。特别在后来，宋子文与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之间的互信都成为问题。

　　孔祥熙被称为“Yesman”，宋子文也会说“Yes”，但他会搞清楚说“Yes”的原因，实在忍无可忍时，宋子文干脆说“No”。当固守自己的理念和价值取向时，宋子文会同蒋介石及国民党其他要员发生冲突，他的个性相当鲜明。我在宋与蒋交往过程中能看出，宋子文表面恭敬的言辞背后实际是对蒋介石相当的保留。

　　以往我们都说，宋子文最后是被蒋介石抛弃的。不是这么简单，这种结果也是宋子文的选择，宋子文已不愿意将他的政治生命和那个已经走向末途的国民党政权有过多公开和直接的联系。对大陆战败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和蒋介石，宋子文已不再抱现实期望，虽然他和这个政权还有各种联系，偶尔也去台湾，但宋和这个政权实际已做“切割”，可以说宋子文是“哀莫大于心死”，也可以说他认识到定局已很难改变。

　　记者：您如何定位宋子文？

　　吴景平：首先，宋子文对中国的国家、民族和文化认同非常强烈和坚定。

　　其次，宋子文对国民党政权和作为国民党阵营主体部分的蒋介石，可以说是“从一而终”。比如 1931年，蒋介石宣布下野，宋子文也宣布下野；1949年，蒋介石宣布下台，宋子文也宣布辞去广东省主席职位。尽管宋子文和蒋介石在具体政策、价值取向、个人性格等方面的差别、分歧有时甚至矛盾冲突非常大，他内心也知道蒋介石并非最理想的当政者，但宋认同蒋对国家、民族和文化的认同。

　　再次，宋子文对西方经济、社会、政治制度的了解在他那个时代是比较多的，宋在留美回国后，无论身处不同的阶段和身份他都希望将西方制度引入中国。不过他并非简单照搬，而是考虑将西方制度与国民党的政权建设和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相结合。

　　最后，宋子文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一直相当关注，他比较务实，政治倾向也不像国民党营垒中的“顽固派”那样强烈。宋子文能比较客观地看待国民党之外的其他力量和代表人物，比如说他能比较客观看待中共、看待周恩来和毛泽东，和他们也有过较好交往。没有这样的基础，宋子文不可能在西安事变中发挥很好作用。西安事变解决后，宋子文也感到对不起张学良，对蒋介石等人没能信守诺言也非常不满，对张学良本人及其亲属则千方百计予以关照。

　　学者需要尊重历史

　　记者：以往都是将宋子文作为国民党官僚资本的代言人，您如何看待宋子文与官僚资本的关系？

　　吴景平：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家资本、官僚资本的发展演变可分为几个阶段，在不同阶段，宋子文与国家资本、官僚资本的关系不同。

　　在国家资本、官僚资本的形成初期，宋子文与其关系密切，从1928年到1933年，宋子文身为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和第一任央行总裁，为国民党政权的国家资本、官僚资本打下了制度基础。宋子文显然很注意制度建设，他对当时的银行制度、货币制度、财政制度建设，对关税、盐税和统税制度的改革都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今天来看这些制度，至少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重要的思想素材，对我们今天的国企改革和金融、外汇市场建设等都有借鉴意义。我们可以看到，旧中国国家资本、官僚资本急剧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在曲折、反复地往现代化方向行进，中国同时也在被动应对国际化的挑战。

　　从1933年宋子文先后辞去央行总裁、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职务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家资本、官僚资本得到了极大加强，但是宋子文与国家资本、官僚资本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宋子文虽然以董事长的身份直接掌控了中国银行的经营管理大权，但他实际已退出国民党政权的决策核心，而集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和央行总裁于一身的孔祥熙职掌着财经大权。

　　宋子文再次与国家资本、官僚资本有直接关联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行政院长身份复出，并通过担任中央银行总裁的贝祖诒对战后国家资本、官僚资本的运作机制发挥影响。

　　还应该指出，在上述整个过程中，有一种很重要的力量是孔、宋无法掌控的——军方的力量，军方直接掌握的经济力量，包括对外军工贸易，这是蒋介石直接掌控的。

　　当年中共指称“四大家族”聚敛巨额财富、操纵国家经济命脉，主要指的就是资源委员会。资源委员会起初隶属军事委员会，宋子文无法从制度上影响它。后来资源委员会控制着糖业、钢铁业、纺织业等重要产业，对其发展和膨胀起作用的第一是蒋介石，其次是孔祥熙，宋子文对资源委员会的发展并没有多大影响，这个时候宋子文本人以及宋家族到底有多少份额，也很难讲清楚。

　　记者：宋子文出身于近代中国一个不平凡的家庭，他本人曾经担任过广州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先后出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外交部长和行政院长等重要职务，从1923年到1949年，有长达26年的重要政治生涯。对您而言，研究像宋子文这样一位有着复杂经历的民国高层人物，感到最困难的是什么？

　　吴景平：我之所以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研究宋子文，得益于我们已经有了非常好的社会大环境，实事求是成为主要工作的指导性原则。但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没有机会看到宋子文档案文献。

　　对我而言，所谓敏感问题并非很大障碍，我认为这段历史的尘埃已落定，去年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历史性的握手更说明，国共两党在1949年前的恩怨已成为历史，现在无论作为政党还是公众，都已能用更健全心态来看这段历史。大陆学术界和学者也能够用更开阔的胸襟和更充分的自信心来对以往国共关系的历史进行客观的、建立在可靠史料基础上的研究。

　　作为学者，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尊重历史，对1949年以前国民党政权本身和民国人物我们都可以进行研究讨论。当然，研究中国内部事务和研究中外关系取向不同，我们判断中外关系问题时首先考量的是国家和民族利益；判断中国内部问题，我们要看有关当政者是否符合社会进步与民主化进程，我主张看大的方面；另外，一定要将具体问题和这个问题发生的具体历史环境、制度环境以及人际关系网络联系，不要脱离具体历史条件。

　　此外，我们还需要多视野、多角度的比较观念，比如，我们研究宋子文时，要将宋与同时期的其他人物做比较，还可以将宋的前后不同阶段比较，给予他恰如其分的评价。这个评价基于具体时间、具体事件而言，不要轻易做总评价。

　　以上的工作需要大量投入，并非短期能解决。宋子文档案有几十盒，每盒都有数以百计的文件，其中大量是英文档案，中文档案有很多是手写稿，字迹辨认很困难。这些资料用特殊方式记载了我们国家、民族、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很多问题，获取很多重要信息和经验教训，它不仅仅属于胡佛研究所，也不仅仅属于宋家后人，而属于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

　　记者：作为首次在大陆召开的关于宋子文研究的论坛，宋子文的后人也从美国专程赶来参加。在您看来，我们现在研究昔日民国显族的历史具有怎样的价值？

　　吴景平：关于近代中国重要人物的会议此前就已有，譬如关于张之洞、盛宣怀、袁世凯的会议；而关于孙中山的会议则更多了，宋子文并非第一个。但将以往我们给予负面定义的国民党高层人物以研讨会方式进行直接研究，这是第一次。

　　国共两党的历史、昔日民国显族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财富，我们对这段历史研究得越全面、越充分，我们的获益就越多。今天的史学工作者一定要具备这样一个责任感：在实事求是研究相关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风气上起引领作用。如果我们无限制地对前人拔高或贬低，那么我们的后人也会这样对待我们。

　　我们要对特定历史事件和人物负责，对以往结论我们要客观看待，分析这种结论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战犯”的提法都有其历史必然性，我不赞成简单否定以前的评价，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当时提出这些评判的历史条件和它起到的历史作用。

　　最后需要指出：对宋子文个人和他处的时代，我们的了解是有过程的，我个人的认识也在不断升华，这种升华是必需的。我们不是简单重复前人，而是要尊重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