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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墙内的智者(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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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7-7 21:23:1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大墙内的智者



    四川新闻网-雅安日报讯
  □地山

  他俩都姓张,在上世纪50年代便是大学教授,不幸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后又升级打成反革命,70年代成为大墙内的囚徒。瘸腿的张泽厚人称瘸子,失明的张紫葛人称瞎子,地位卑微,处境尴尬,只有逆来顺受,忍辱负重。

  当时的劳改队里,无论有什么残疾或病症,只要有一口活气,都要强制劳动,教授自然不能例外。他俩做不得重活,便分配到草鞋房去打偏耳子草鞋,瞎子搓绳,瘸子打底板,那里太阳晒不着,雨也淋不到,便被认为得到很好的照顾了。每天两次上下班,他俩由监舍走到草鞋房,要走过宽阔的晒坝和一二十级台阶,横穿公路,于是,人们便目睹瘸子牵着瞎子那步履蹒跚的背影,听到双拐柱地的笃、笃、笃的响声。

  瘸子矮而瘦,背有些驼,面色腊黄,显然是营养不良所致。解放前他从事党的地下活动,被捕后关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受刑致残,腿瘸了一只,手指也扭曲,是1949年末那场大屠杀的幸存者。解放初曾向社会各界作过坚持狱中斗争的报告,听众们激动得热泪盈眶。不意因言罹祸,上边对这段历史也予以否定,说他并非爱国志士,而是叛徒。于是,在新社会再坐班房,精神上承受的重压和痛苦可想而知,年近五十已显得苍老,但那双眼睛却熠熠有神,显得冷静而清高。

  我也因冤狱与他俩住在同一个监舍,常和他们接触。张泽厚身体弱,回到监房便躺在大统铺上很少说话,他睡在紧靠牢门的第一个铺位,晚间学习,常躲在门后的阴影里,静听读报或发言,一言不发。星期日,则坐在矮凳上或看报或沉思,似闭目养神,有时在一摞白纸上写点什么,房内的二胡声与嘈杂声,几乎充耳不闻。

  一次,我坐到他身边,轻声说:“张老师,1956年我在川大读书时,曾买到您编撰的《文学概论》,受到教益。”他“哦”了一声,“是吗?那本教材写得有些粗率,如今看来,还可作些修改。”那时处于“文革”时期,所有人文学科的教材都说是毒草而被封存,泽厚先生对此并不认同,只说可以修改,可见他对“文革”那套作法是持有异议的。

  另一次,我试探着询问他写什么,他便把那稿子给我看,题目是《大史诗》,我问:“是荷马史诗那样的长诗吗?”他说:“篇幅没有那样大,大概相当于罗兰之歌、伊戈尔远征记那样的中世纪史诗,写的是旧中国的灭亡和新中国的诞生。”我翻了几页,每节四行,音律协调,结构严谨,显然是花了功夫的。我注意到,他只要精力还可以,便挤时间推敲、润色这部诗作,这是他的精神家园。我不禁对他的叛徒问题发生质疑,叛徒会有这样的政治激情和精神境界吗?

  张紫葛的铺位在大统铺的另一端,他身材魁梧,气宇轩昂,声音沉洪而有磁性,虽因失明而步履维艰,身体却比张泽厚好得多。傍晚,他打完草鞋回到舍房,似乎还有充足的精力,常到水龙头下洗衣服,他有一套粗白布缝制的单衣裤,总是洗得干干净净。他能与他人下盲棋,什么“车五平三”、“炮四进一”,脱口而出,思维敏捷,常出奇制胜。他还博闻强记,出口成章,言语诙谐而又审慎。蔬菜组组长老程当过小学校长,爱说笑,人们给他取了个绰号“火巴耳朵”,又名“火巴耳洛夫”,紫葛先生便逗趣说:“应该叫火巴耳懦夫斯基·跪踏板不足为奇(维奇)……”周围的人们便大笑起来。

  1971年10月,联合国恢复了新中国的合法席位,政府派乔冠华组团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大墙内也是一片欢腾。座谈会上,这两位老成持重的长者都发了言。按当时的模式,张泽厚先背了一段语录:“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他声音不高,节奏沉稳,条理清晰,如在课堂讲课。张紫葛的发言中气很足,更有激情而切合时宜,得到主持者的首肯。

  张紫葛得知我有一本英文版的《语录》,想借去看看,清晨整队集合时,我把这本红塑料封面的小书递给了他。几天后他悄悄还给我,说:“译笔还不错,但你不该在那种场合给我,当时管教干事在台上讲话,他肯定看见了,我是个失明者,怎能读书呢?况且狱中又有不准说外语的规定。”我连连点头。这说明他比我更机警谨慎,当时他大概处于半失明状态,装成全瞎,是为了保护自己。

  他眼看不到,对国际国内的动向和周围的事却很关心。1972年秋,我有一次获准赶场,在县城转悠了半日,回来后他详细询问所见所闻,我说:“市场上摩肩接踵,到处是人,墙上有节制生育的标语和造反派的大字报,有卖红豆、巴山豆、鸡蛋和茅梨的,市管人员并未取缔,背街里还有卖米和挂面的女社员,但为数不多,可能不合法,大概是她们从牙缝里节省下来换点票子的。”

  “你可见到有熟人吗?”

  “在食堂里见到外队的几位朋友,他们已刑满留场就业,办了招待,还送给我一些粮票和现金。”

  “他们的心态如何呢?”

  “都说形势看好,林彪自我爆炸后,狱内狱外都有转机,互相勉励保重身体,静待未来。”

  他点头说:“智者所见略同,在这样的时候,更要善于自处,你比我年轻,又有头脑,相信将来还会有所作为。”

  在“左”的年代里,大墙内的知识分子普遍不好过,他们因有思想而被提防,恐怕他们蛊惑人心,又因体力差而被刑事犯所轻视。两位老教授身患疾病,更是弱者中的弱者,他俩却以自己的操守和品格自强不息,保持着自尊,成为精神上的强者。

  改革开放以后,他们的右派和反革命帽子都被摘掉,历史恢复了他们的清白与无辜。上世纪90年代,我到重庆参观红岩纪念馆,在幸存的爱国志士名单中看到了张泽厚的名字,但经了解,他已辞逝,不知他的《大史诗》终于完稿没有。而张紫葛先生仍健在,他落实政策后回到西南政法大学任教,培育出满园桃李,我几次到张府造访,他虽已完全失明,但体魄健旺,笔耕不辍,其高足温晓莉女士成为他的夫人,如今也是法学教授,小女聪明可爱,一家人过着美满的生活。

  历史无情却有情。这两位长者处污泥而不染,在逆境中洁身自好,热爱人生,执著追求的精神,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并值得人们永远怀念与崇敬。
  
发表于 2006-8-13 16:59:1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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