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记忆与神话 --评<八十年代访谈录>(刊于湘声报与东方早报)

风石堰

八十年代：记忆与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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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xsb.rednet.com.cn 2006-7-13 17:52:22 　 唐小兵  
　　历史学家史华慈曾经说他对待“现代性”潮流的态度是：后退一步，远眺彼方。这既可以获得审视的距离，又激活了内在的心灵。在“物质主义”弥漫的当今中国，回头看看１９８０年代的“人文风景”，简直有点类似在都市的欲望丛林中挖掘一个“自由呼吸”的洞穴，在短暂的驻足中迅捷地感受“追忆逝水年华”的欢愉与悲伤。
查建英主持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已经在思想界、知识界刮起了一股怀旧与反思的“龙卷风”，那是对理想主义精神的一次集体的“凭吊”，在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知识分子或者文学青年们活在一个自我想象与相信未来的世界，他们真诚、热烈、直率而单纯，此前在上山下乡、文革中积蓄的“人文激情”获得了展示的舞台。八十年代的文学者在对历史的反叛中开始对其沉痛的反思，如北岛领导的《今天》诗派将一个社群的创深痛巨的悲情涂写在那些粗陋的纸页上，《我不相信》、《回答》、《致橡树》都已成为当代诗歌史上的经典；八十年代的思想者更是在一种决绝的心态中开始把目光重新投向西方，投向海德格尔、尼采、卡西尔、康德等经典意义上的学者群体，他们试图给窒息的中国灌注一种新的思想血液，激荡起对人类、思想与历史的深度关怀。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是八十年代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他们抱持着知识者的朝圣心情，在一种韦伯所谓“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精神引领下，企图将人文的光芒跨越中西古今之鸿沟拉扯到思想贫瘠的中国。
在今天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回首１９８０年代，最让我们迷恋的并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思想，而是那个时代的“心灵史”。诚然，八十年代有着各种各样的缺点，比如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和宏大叙事、比如知识分子与经济性的历史进程的隔膜、比如学术的空疏、比如知识结构与文化构成的扁平化与单一化等，可是如同鲁迅所言，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一个战士，而完美的苍蝇毕竟还是一只苍蝇。八十年代的思想者是中国二十世纪难得的一次“青春突围”，反抗、激情、启蒙、想象力、使命感等“文化关键词”都标志着八十年代的“青春气息”。最让人缅怀的还不仅在此，而是那个时代青年人之间心无芥蒂的争论、辩白与对话。李陀在访谈中说，他与几个文友可以为了讨论文学在大街上争论到天明，而张承志为了寻找奥登的一本小说获得叙述的灵感，可以在晚上十二点后去敲李陀的家门，已经躺下休息的年轻夫妇热情开门，满书堆里帮他寻找。在那个时代，阿城可以把用铅笔写在粗糙纸张上的“涂鸦的原稿”源源不断地邮寄给已经到美国纽约的陈丹青阅读与批评，就在这些文学青年的“梦呓”中产生了《棋王》、《树王》等短篇经典。在那个时代，甘阳可以在编委会上直言不讳地将徐友渔为《文化：中国与世界》写的序言批评为“小学生作文”，而无损于他们之间的友情。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有着激越的青春之梦，有着敞开的伟大心灵，他们在旷日持久的讨论、阅读、思考、写作与对话中让自己站在了“太阳的痛苦的芒上”，燃烧、爆发与穿越，在普遍性的内心流亡状态中迷茫、困顿、焦灼与绝望，在历史的境况与人类的心灵的互动中，他们已经达到了他们能够达到的高度与深度。
更有意思的是：透过这样一组对八十年代人的访谈，在原生态的对话实录中让我们窥见了同样的一个时代走出来的不同的“灵魂”与“性情”。这种多样性与复杂性也许正暗示着八十年代的丰富与深沉。阿城的“边缘感”与“睿智”、北岛的“深沉”与“创痛感”、甘阳的“童言无忌式的臧否人物”与“历史意识”，陈丹青的“通透”与“距离感”，陈平原的“人文视野”与“怀旧情绪”，刘索拉的“反省意识”与“批判性”等等。记得曾经在一次饭局上，一位八十年代过来的学者突然对我们这些年轻人说道：你们这些没经历过八十年代的思想青年和文学青年，是生不逢时的一代人。当时还不以为然，当我读完这本《八十年代访谈录》，再回头看看现实生活中“普遍的平庸”和“疯狂的物欲”，才知道那个学者的悲悯蕴涵着对两个不同时代的洞察与判断。八十年代，注定已经成为一个渐行渐远的时代，而像我这样的文艺青年也只能在“阅读的旅行”中像缅怀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一样，在午夜上海的喧哗与骚动中去想象与重构八十年代的“光荣与梦想”，用“记忆与神话”慰藉自己单薄而伤感的灵魂。
（《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５月出版）
(稿源：唐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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