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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蜀的真凶巨谜的揭破——满清朝廷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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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1-19 09:33:0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前几日,在成都的某施工现场挖出了成百上千的人骨.据考证是明末清初大屠杀的遇难者.于是就有人又在批判张献忠屠蜀论.然而实施果真如此么?记得早年已经有定论,满清是屠蜀的真凶.然而近年来翻案风盛行,连尚可喜都成了促进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楷模,还得了一座纪念馆.所以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出于种种目的又翻出了张献忠屠蜀论,实在是令人愤怒!

明末清初,在四川发生了大屠杀,人口急剧减少。清朝期间所编撰的“史料”以及一些“记录”等都把大屠杀的责任归于张献忠。由于清朝的统治延续了两百七十多年,以至绝大多数人都对此深信不疑。连鲁迅先生也曾批判过张献忠是“专在‘为杀人而杀人’”。

影响最大的是一本过了近百年後才出的名叫《蜀碧》的书。因该书详细地描述了张献忠是如何的杀人不眨眼,所以连鲁迅都对书中的“记述”深信不疑而对“流贼”痛恨不已。鲁迅说“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只不过鲁迅“後来又偶然在破书堆里发见了一本不全的《立斋闲录》,还是明抄本,我就在那书上看见了永乐的上谕,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去了”(《病後杂谈之余》)

《蜀碧》一书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6年)的进士,官为御林院编修。可说是满清政府的官员,是一个御用文人,所以他的书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很值得人怀疑。

明末清初时期的张献忠没有像李自成那样善待中小地主和知识分子,反倒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所以清军侵入四川时支持张献忠的人不多因此引起张献忠愤怒的可能不是没有。而且张献忠在看到大明王朝被李自成推翻,清兵又乘机入关,并很快占了大半个中国之後,明白了天下已属满清再也轮不到他自己,因此而自暴自弃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但如果把造成四川“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大屠杀都归于张献忠,则实难苟同。因为这并非张献忠所为,而是清兵自己所干的好事。最後还赖到早已死亡的张献忠头上。

其实,只要仔细查看一下清兵侵入四川的那段历史,真相不难知晓。

1646年,也即满清入关後第三个年头,满清即宣布张献忠已被战死,并宣称“破一白三十余营。平四川”,即宣布四川平定。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满清攻陷渝城(重庆),是在★十三年後★的1659年。

  因此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采取了彻底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即不论是“张贼”,还是无辜的平民,一律斩杀。

  “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这是1649年满清贴出的公告!!!!!!

  这种残忍的镇压方式,在四川竟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为了隐瞒真相、欺骗中国人,满清居然把他们自己干的这些大屠杀全部栽赃给张献忠!

  试想,假如张献忠真如满清鞑虏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疯狂的杀人魔王。四川交通可达的人烟稠密之处,差不多被他杀绝”,那麽,几乎没有人烟的四川,何能抵抗十多年?

  已经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何需“劳驾”鞑虏们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

  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嘛。

  四川人民的反清活动被残忍地镇压後,的确是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清廷不得不迁移湖广的人口至四川(即有名的以湖广填四川)。造成这种惨状的不正是鞑虏们吗?可见当时的鞑虏们不仅穷凶极恶、而且栽赃的手法也卑鄙至极。

  当然越是夸张和宣传张献忠的“屠杀”,就越能证明真正的刽子手们的行为是“正义”的。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满清统治了两百多年,战败一方的记录早就被毁灭或被篡改,留下的只是有利于自己的“记录”和当时的宣传,这样的“历史”代代相传,两百年後的百姓也就很自然地信了。

  不过,如上面的例子,还是可以从满清自己的记录里找到矛盾的地方,从而还回历史的真面目。也有後来的出土文物戳穿了当时满清所制造的、流传两百多年的谎言。

  例如,有一个栽赃的著名例子:满清的“七杀碑”传说。满清说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碑上写有:
  『天生万物以养人
   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但後来,在广汉的一个公共墓地里,出土了张献忠的“圣谕碑”。碑文上却是:
  『天生万物与人
   人无一物与天
   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即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杀气。

  满清的御用文人们,把前段留下,居然把後一句改成了七个“杀”字以宣传张献忠的“残暴”和满清的“正义”!

  当然,张献忠在四川时的确也做了很多坏事,但绝对没有像自满清征服全中国後所流传的那样,四川人都是被他杀光的。制造“弥望千里,绝无人烟”惨剧的决不是张献忠,而是当时的满清军队。



 楼主| 发表于 2004-11-19 09:33:17 | 显示全部楼层
四川大屠杀究竟是谁干的

   - 南乡子 -

关于我对张献忠是否真如自满清开始统治起流传至今的那些“史料”所声称的,在四川进行过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以至于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的疑问,有些网友以一些史料为依据进行了反论。但总觉得这些反论还是没有直接解开拙文中的那些疑问,而且所列举的这些史料也有不少让人疑惑之处。

例如,如果四川人被张献忠杀的所剩无几的话,何以能在张死後抵抗清兵那麽长时间?兵源来自何方?

倘若张献忠果真如此滥杀无辜,又如何能召集军队来反叛明朝?一般来说,除非反乱军得人心,否则老百姓不会舍下性命去跟着反叛政府。张献忠在觉得大势已去之前,如果其军纪不严,如果不受老百姓支持,如何能长期与明朝政府大军对抗?

张献忠是在1644年,即清兵入关的那一年入四川建立“大西国”。而清廷派兵入四川则是在1646年。既然在四川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当然是想经营四川,可一“建国”就在自己的“国家”内部开始灭绝性的大屠杀的话,又如何经营他自己的“国家”?建国的意义又何在?

所以张献忠的部队守纪律、善待百姓的确不难想象。而且如果张献忠真是为“杀人而杀人”在清兵到来之前就把四川百姓杀的所剩无几的话,那麽谁来缴纳税金养活张献忠本人及其军队?难道要这些军队自己去开荒种地?

所以倘若真有大屠杀,那麽唯一可能的是他已判明清兵基本上控制住了全国的局势,因此感得自己无法与清兵抗衡才会自暴自弃而大开杀戒。这只有在李自成军队被消灭,且清兵渡过了长江并消灭了南明军队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可是,清军攻陷南京是在1645年,李自成自杀也在这一年的六月。而且清兵仍然要对付南明的残余抵抗力量,例如清兵到了1646年还在绍兴与鲁王的部队作战。作为带兵打仗,且建立了“大西国”、又尚未和清军进行过大规模战斗的张献忠应该有侥幸之心,因此很难想象他一边建国,一边又大肆屠杀而自毁长城。因为若真把百姓杀光了的话,恐怕连他自己的军队的兵源补充和给养都成了大问题。作为“大西国王”的他,这一点不会想不到。

而且,清廷在1646年正月就已发出征讨张献忠的诏书并派兵入川。在大军压境、自己的生存都难有保障的情形下,他不去抓住一切机会抗击清军,反倒有时间去屠杀散居在四川各地的平民百姓,这,可能吗?

况且张献忠在同年11月在与清兵的战斗中即被杀。连他本人都亲自上阵且战死,可见他和他的部队都是在全力防止清兵入侵而不是全力在杀百姓。

所以说他毫无理由就连无辜士兵都杀了的“史料”的真实性实在很令人怀疑(不排除小规模的处罚不满分子,但这是在任何军队里都可能发生的事情)。

再者,清兵攻陷重庆是在他死了13年之後(1659年)。假如四川人几乎被张献忠杀光了的话,那就根本不用花如此长的时间。就算张献忠真在四川进行过大屠,那麽可以想象侥幸活下来的老百姓对他应该是恨之入骨,那麽对前来剿灭他的清军肯定早就有敞开大门,欣喜若狂地把清兵当作把自己从恶魔中解放出来的王师对待之心了。就像清兵击败李自成进入北京城时受到北京民众欢迎的那样。

有网友认为四川百姓抵抗清兵和张无关,因为他们抵抗的是异族入侵。可是好不容易才躲过张献忠的“大屠杀”的四川百姓即使不像北京城的百姓那样欢迎清兵,但也应该明白这些清军是来剿灭曾屠杀过他们的亲人、且还在屠杀他们的恶魔,是把他们从这群恶魔中解救出来的“及时雨”吧。再退一步,即使不把清兵看成“及时雨”,即使处于对夷狄的仇恨,那也应该知道他们面对的是击败了“凶恶的”张献忠,且对抵抗者格杀勿论的强大的清军,因此也很清楚假如抵抗这样的军队的话,无异于以卵击石。何况能活过张献忠的大屠杀(如果真发生过的话)的人早已没有了几个,究竟会有多少人拿起武器才能抵抗清军长达十多年的呢?

而且,对于没有像有知识的文人那样长期受过“华夷思想”熏陶的大多数百姓来说,千百年来不都是只要日子比从前过得好的话,谁来当政都不在乎的吗?何况面对的又是这样的情形!

因此,假如张献忠真是那样残酷地对待过四川老百姓,那麽就算还有不少老百姓躲过了张献忠的“屠刀”,可又有谁会相信在张死後,他们居然能不要命地“顽固拒绝”前来“解救他们”的“正义之师”长达十多年?

现在,对小生的“如果四川人被张献忠杀的所剩无几的话,何以能在张死後抵抗清兵那麽长时间?兵源来自何方?”疑问,有网友也承认“献忠并未杀尽川人”,并把张献忠的“四川大屠杀”局限为“主要指川西和川北地区”而并非整个四川。可这也无法解释“四川人几乎被张献忠杀光”这句流传了三百多年的话。而且这样一来就等于承认了“史料”中所指控的造成“四川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乃是张献忠的大屠杀这一说法的确有很大的夸张。

对此,愚人网友解释说四川人口都集中在川西一带,“重庆规模尚不能和成都比,重庆直到蒋迁都陪都以前,人口一直都小于成都,而且重庆周围的人口在当时也远小于川西平原",张献忠的屠杀使得“川西平原杳无人迹,成都空城一座。据称,清官吏走马上任的一些县只剩有几户人家”。可是,如果人口众多的川西真被张献忠杀得杳无人迹的话,那还是不能解释人口本来就很稀少的其他地方在张死後为何仍能有抵抗强大的清兵长达十余年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一问题。

愚人网友现在也承认了张献忠初入四川时,“部队纪律还算严明,...,军人头缠红巾,一队一队顺大道田坎到各乡,晓谕乡民安居乐业”的事实。但又引用史料说之所以张後来会大屠杀,是因为张受了一应试举人的污辱而把赶考的举人都杀了因此引起了川西民极大愤怒。就算这是事实,但在封建时代,比他残忍的一“国”之君多的是,以杀举人来证明张的“残暴”似乎有些勉强。

而杀举人就能激起整个川西民众的愤怒,就能使得广大民众从而响应已退守到川南嘉定(今四川乐山)的残余明军的号召,纷纷拒向献忠军纳粮,为此还“开始筑堡、坞、寨自保”之类的“史料记载”,则更难令人置信。首先,当时的通信条件和今天不能相比,再加上各村各乡甚至各族各户千百年来过的都是自给自足、老死不相往来(无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想来往也不容易)的生活乃是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何能於如此短的时间内就传遍了“四乡乡民”?其次,素来不好斗、只要不是自己活不下去就绝不会反抗的中国老百姓怎麽会因为一位举人被杀就愤怒到了能轻易响应已退守川南的明军的号召而纷纷拒向献忠军纳粮、为此老百姓甚至还能筑堡、坞、寨,用武力来抗衡的地步?此外,当时既无电话,也无电报,更无互联网络的情况下,也已退守川南的明朝官兵又是如何躲过敌对的张献忠部队而潜入到献忠所控制的那些地区去号召那麽多的老百姓去和张献忠对抗的?

愚人网友引用“史料”说张献忠和那数百万的民宗展开了“逐堡逐寨战争”,那麽这的确就是战争了,而且规模还相当大。

还有一点:战争中的死亡以及堡寨陷落後对那些顽强抵抗的堡寨中的敌人予以报复乃是古代战争中常见之事。这和“无故大肆屠杀平民百姓”有很大的不同。

另外,既然愚人网友说四川的人口是集中在这些需要“逐堡逐寨战争”才能攻陷的川西、川北地区。那麽这两地区的人口好歹有个好几百万吧?攻破这好几百万人的堡、寨,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张献忠的部队又有多少?战死的官兵有多少?张献忠又是如何及时补充兵员的?又如何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就能把这些武装起来了的好几百万人统统杀掉?所以这“史料”本身有不能自圆其说、自相矛盾之处。再者,既然说“因为这里已经是一片丘墟了,后二十多年,清或南明军都未驻过成都和川西”,那为何又会有後面的“清人所谓平定四川没有一年,南明军在孙李的率领下,再进四川,并占领了川西、川北”说法?这与前句话不是有着明显的矛盾?

就算“后二十多年,清或南明军都未驻过成都和川西”这句话是愚人网友的笔误,可是,人都早已被张献忠杀光了的川西、川北,那麽这些地方就是既无人提供粮草、也找不到人来补充兵员的地方,再加上又是不利于作战的平原,南明军为何还要去占领?这不是也很清楚地说明了清朝时期的这些“史料”其实
上是有着不少相互的矛盾,有着经不起推敲的地方的?所以绝不能盲信胜利者一方的史料。

有网友还以外国传教士留下关于张献忠杀人的记录为例进行反论。对此我还是有疑惑:既然张献忠杀人不眨眼,为何还让老外活了下来,且还让他留下了详细的杀人记录?我一直没有否认张献忠杀过人而是认为自暴自弃後是可能杀了人。问题是:究竟是谁使四川人口急剧下降到了“千里无人烟”的地步?另外,打败仗後,军队变得不成军队,官兵们争先恐後逃命的现象肯定会有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严肃军纪处决一些溃败的官兵不是没有可能。而处决时正好被外国传教士目睹而记录下来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即使是有外国传教士留下了记录,那麽这是否也只是他个人、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所见?一两个人就能看到整个四川杀人的情况?能把整座城市的被杀的官兵、百姓人数都整理出来吗?现代的法庭也是不会凭一两个“见证人”的记录,就断定有过“大屠杀”的。

还有,在张献忠“大屠杀”之前,四川的总人口为多少?应该不下数百万吧?觉得大势已去的张献忠部队,应该说如丧家之犬,可以想象其组织力和战斗力应该是非常低下。而且部队人数究竟有多少也是一个问题。而若不是士气正旺、且又保持着有效的组织能力和拥有战斗能力的部队,如何能把分散居住在辽阔的四川大地的众多百姓杀得没剩下几人?屠杀这麽多分散居住的百姓,需要多长时间?

所以说,当时所谓“见证人”所写的、且在清朝统治两百七十年间都还能保存下来、直到今天还能让今人看到的那些“大屠杀”的“史料”,究竟有多少的可信程度,实在令人怀疑。况且不少文人历来就有对“流寇”极端鄙视的“正统观念”,有对自己所痛恨的事物、人物极力抹黑和丑化的不良传统!

此外,清廷所编的史料说张献忠屠杀了六万万男女,即六亿人,这一看就知道是弥天大谎。有人说那是笔误,应该是600万,即使是如此,如上所述,仍然是一个让人怀疑是否渗入了大量水分的数字。在官方的史实记录里都如此夸张,那麽清廷极力丑化张献忠的行为不难想象。而且,清廷早已稳定了全国,张献忠本人及其残部也早被消灭,即使照实记录、甚至稍有夸张,也不至于影响到清廷政权的稳固。那麽为什麽还要这样做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使得四川“千里无人烟”的真正凶手就是清廷自己。因为这大屠杀的规模太大、死者太多,以至于不得不从湖广一带大批移民到四川,所以无法掩盖,所以就必须把责任推给早已死去了的人,以免其统治下的国人知道真相而影响其政权安定。

这也是《嘉定三屠》、《扬州十日记》两百多年都被作为禁书严厉禁止的原因。幸好这些记载了明末清初那段血泪斑斑的历史的资料传到了日本并得以保存下来,所以清末的留日学生才能在日本的图书馆里找到了这些书因此而知道了真相。这些留日学生便把它们抄写下来大量出版,并偷偷运回国内,散发给民众和清军中的汉人官兵。

这也说明了能在清朝两百七十年间相安无事,能保存到今天的关于张献忠大屠杀的“史实”的可信程度的确让人怀疑。

再补充说明一下清兵入北京城的情况。有网友认为北京民众之所以欢迎清兵入城,是因为受了骗,是以为清兵拥明太子回京。长期以来,都有人这样认为。
这是因为一些文人不肯承认事实、不愿相信居然会有那麽多的汉人把他们认为是野蛮未开化的夷狄军队当成了解放军这一残酷事实而已。我也不愿相信,但这的确是事实。即北京城百姓把清兵当作王师来迎接的确是因为李自成军纪紊乱,搞得百姓苦不堪言所致。李自成兵败撤出北京城之前,还把皇宫里精心制作的精美的金冠、黄金制作的装饰品等全部融成金块,装入车中运走,临走前还一把火烧了紫禁城。

李自成逃走後,明朝留守北京的文武大臣们在清兵尚未抵达北京城时,就主动跑到城外五里的地方,排队迎接清兵。多尔衮从朝阳门入城时,百姓们是烧着香、跪着欢迎他们的。在入北京城前,多尔衮还向部下发出了“此次出师,乃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今入关西征,不得滥杀无辜、不得掠夺财物、不得焚烧庐舍,违者罪之”。与李自成的残暴相比,是有点“解放军”的味道。

而且,多尔衮进入北京城的第二天,就为自杀死去的崇祯帝发丧,命令臣民服丧三日,并按中国礼法重新予以安葬。还让明朝的官员们官复原职。并减免了很多明朝时期的苛捐杂税。所有这些举措,尽管有笼络人心之嫌,但受到百姓欢迎是可以想象的。
 楼主| 发表于 2004-11-19 09:33:49 | 显示全部楼层
舞剑落头说蜀碧
张献忠杀入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已经七轮甲申了,围绕他剿四川的话题还是议而未决。观点两派:滥杀无辜说和镇压地主阶级说,都是古今官方论调。民间还有多种说法,张献忠杀四川的原因、端阳节插菖蒲陈艾的来历、“南山舞剑,北山人头落地”的超级屠技……不一而足,蔚为大观。
四川是个移民大省,初来文化多元,久后混同,融入巴蜀文化。秦汉到明清,蜀中人口五次大换血,土著居民不绝如缕。清初以前,四川人口顶峰是南宋,有1000万。元初残存60万。最近的两次,发生在元末明初和清初,至今民间盛传的张献忠故事,应该是糅合了这两次移民的血泪史的演义故事,不能简单化地一概肯定、否定。1621-1685年明末清初四川大乱,张献忠进出的岁月是1639-1646年,蜀人由战前400万降至战后50万,而不是正史、野史异口同声说的他草杀七亿人。
《明史·地理志》1578年四川3102073人,而《流寇传》却说扫荡陕西、湖广、江西的张献忠嗜血,入川杀应考士子、坑成都民、杀各卫籍军98万,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州县,草杀男女六万万有奇,川中民尽。同一部正史,自相矛盾。被草杀的数字,竟是全川人口的225倍、全球人口的3倍!要知道,张献忠在梓潼县七曲山大庙指认文昌帝君张亚子为远祖,潼川府百姓多得保全。况且那阵遵义尚属四川,不在大西掌控中嘛,岂曰无人?
郫县孙澍,1855年举人,刺取新繁费密《荒书》、丹棱彭磬泉《蜀碧》拼成《蜀破镜》卷第三下:“十月既望,献逆命四养子之兵分路草杀,讫十二月岁除回成都,上功疏……献忠自领者名为御府老营,其数自记之,人不得而知也。”他分男女罗列1645年12月3日到次年2月15日四路共杀七亿人;老营杀人秘而不宣,要之,总不会比他任何一个养子差,那么就算二亿人吧。如此,他们75天要杀九亿川人,每天该杀1200万人,需要多少刽子手呀?须知,他已经杀死百万军人了,手下还有多少人马?
我们来做个典型调查。17世纪中叶,张献忠李自成余部、地方武装、土匪、清军、南明军拉锯作战,四川周边地带人口损失较小,腹心地带漏网百姓四散逃离,乱后回乡,重建家园。沱江中游地处成渝要冲,方山浅丘,兵来难以藏匿,死亡惨重。我写《资阳人口发展史》四万字,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李世平作序指导。通过分析,大体得到一组全县人口数据:1621年41000人,1646年25000人,1667年19000人,1685年3000人,1728年14000人。也就是说,张献忠死时,资阳人口比起明朝最高峰,还占61%。四川人口差点绝种,那是平定吴三桂叛乱时清军造的孽。想想吧,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字狱何等惨烈,文人一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可以诛灭九族,朝廷借口编纂四库全书,汉唐典籍尚且逃不脱鲁莽灭裂的篡改挖补,彻底毁版,何况清初满洲屠蜀,在二百六十多年的统治中,哪个文人敢写清军灭蜀?白居易是个有民本思想的作家,尚且把明皇重色污蔑为汉皇重色,指着隔代死尸来骂,也不敢斥责本朝已故皇帝。联想到21世纪言论自由的今天,公开刊物上,谁都可以归咎早已去世和失势的领袖,谁敢对新故的什么理论、残喘的几个代表这堆破铜烂铁道半个不字?一律要说紧密团结在谁周围、保持高度一致、高举什么理论伟大旗帜、尤其是什么重要思想,你不肯那样写,只要你出版,编辑必须给你删除刺眼字样,添补什么理论、几个代表替作者买保险套、戴安全帽。久之,手稿朽烂消灭,谁知道哪句话、哪段话是他人强加?
同样是清人资料,各县家族谱牒的记载就很真实,写谱人还在执笔,被他录入的族人还在呼吸,他总不可能说自己的祖先、自己的家族被张献忠杀得不留半根人毛,自己这个宗族早就彻底灭绝了吧?我祖先是1368年入川的,到我二十四代,我二十年自费收集家谱116种,祖先明初就在四川的33种,占今天血脉支系的28.4%。如果说张献忠把四川人杀完了,那么我们这33支明初入川的人,难道是天外闪客?今天还在续修家谱,且系明初在川者后代的,一定至少有一线血脉躲过了张献忠、躲过了康熙灭周大屠杀,这是常识,无须论证。资阳县1745年新旧承粮花户3193户,1764年4112户,1782年19917户,直线飙升。据粗略估计,乾隆初年全县宗支有千种,我收百谱,不过十分之一,何况巴蜀之广!逐一摊开全川清末、民、共还有活口的明初入川者的后裔之家谱,分年统计崇祯、顺治、康熙、雍正年间死亡人口花名册,可知多半死在1674-1685年间。我自幼听说:“张献忠剿四川,南山舞剑,北山人头落地。”又说,某年端阳,农民军来时,前锋告知一个善人,叫他门前插挂菖蒲、陈艾,兵来不杀。这个善人照做,并且漏风,使邻居都挂上菖蒲、陈艾,全村豁免,相沿成俗。1980年在内江读书,老百姓说张献忠随父亲来作小贩,驴粪污染了街道,被罚清扫;他在野外拉屎,顺手抓了一把草来擦拭屁股,谁知火辣辣刺痛奇痒,原来误扯了火麻,他想:“四川草都这么毒,将来发迹,必灭川人!”1991年版《内江风情》有《义军血染冬瓜岩》,讲述张献忠部攻打内江高桥的故事,尽情讴歌。各地县志、家谱,或多或少涉及这些问题,似是而非,莫衷一是。我们的态度是冷静客观,既不要见农民起义就肉麻地歌颂,也不要见草鞋造反就污蔑。
1621年10月,永宁土司奢崇明叛乱,与官军激战资阳东乡小院寺九泉山。石柱土司秦良玉及其子马祥龄率兵六千鼓行而西,北上恢复内江、安岳、乐至等县,奢崇明部败退。战后,城北进士冯修吉救济乡里数百家。1639年12月,张献忠部攻克资阳。1640年7月,安岳红雨。12月,张部屯驻安岳周里场,得知官军到来,宵遁。明总兵猛如虎选骑兵追歼张部。杨嗣昌幕下评事万元吉与张应元扎营安岳城下,堵截张部归路。张部由水道下简、资,所至空城而遁。
1644年2月,资阳县东堪嘉坝詹天裕、县南丰裕场刘应登、罗九泰、王二溪王登俊率地方武装保卫桑梓,与犯军交战。7月,张献忠都督马元利、轶其名率兵三万由简州南下,所经州县,只剩空城。简州知州奔成都告急。9月初,张部再破资阳,知县贺应选不屈,他家十七口被杀。城将破,人已逃,八卦井少年王永志见母亲病危,两个哥哥先跑了,他不忍,留下送终,夜里用绳子放下门板葬母,也钻雅安深山。资阳诸生刘宏芳被捕,手持扇子一路唱歌,走到什邡县西门,从容投石桥潭死。9月16日,张献忠建大西国,称帝,改元大顺。10月,严令征蜀士考试,诱杀文人和家属数万人。又开特科,死17000余人,蜀中文运断绝。来年,夹江王县令进贡盐渍新鲜荔枝,他大怒,命令近侍王珂去诛杀。经人劝解,他下诏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王珂你回来,饶了夹江那个龟知县。”1745年《蜀碧》成书时,此诏尚存资阳。大西刘进忠破安岳,窦可进死。窦是1640年进士,任云南兵备副使,告老回归,城陷被执,怒骂不屈,给剥皮寸碎。可进同榜进士王起峨,字如苏,兴兵万人拒战,败死。乐至杨文泰在荆州买回的妾荆娘,寡居守节,城陷被捉,她大骂不受辱,立时见杀。
此间文运衰歇,名人不多。1663年安岳张象书中举,与弟进士张象冲、张象华都以诗知名,时称三张。乐至邹简臣字开乐,1642年四川解元,张献忠据蜀,他携母至顺庆(今南充市),偕赵司铉等倡召复明军十万,恢复顺庆等十余城,授邛州知州,加授成都府同知,升按察副使,分巡下川南道,代管山东道,改通政司右通政,赞理蜀王军务,与清兵相持于简州。清灭南明,他逃云南禄丰。1659年住洪雅县花溪讲学,学者称易斋先生。1666年四川总督李国英召见厚待,他坚请还山,死在花溪草庐,有《壬辰纪略》。
沱江东岸支流环溪,亦名杨花河、阳化河,别称花溪,两岸躲兵洞最多,资阳响水滩兵洞离地四米,距山顶三米,深无比,洞口刻天下太平四字,落款大顺二年夏,系大西年号,即1645年。这年4月,南明总兵贾连登激战大西,夺取资阳。战后,天台山贡生张景荣存活乡邻数百户。1646年清军杀入,编户齐民。1647年,张献忠余部联合南明抗清,复据资阳,继而互相攻占,资阳赵应贵到简州号召人们奉行南明永历正朔,立五营中军旗鼓,大张声势,不久回县。1648年,四川兵匪各据一方,互相残害,盗贼横行,虎豹遍地,三五成群,不分昼夜,飞腾上屋,浮水进船。更有恶狗百十为伙,撕人如虎,夜晚遭遇,一狗叫起,群狗都拢,扑咬行人。不是多人结伴,不敢逃荒。最可怕的是瘟疫,战争漏网的人,脚胫生疮叫马蹄瘟,传染不治,死人很多。农事荒废,杀人当饭,饥饿的平民,孤身躲藏,剐树皮,挑野菜,刨蕨根,苟延残喘。安岳王九韶,大西故将,投诚清朝,四川巡抚李国英免罪放回,他却勾结林时泰、樊良栋、飞天天、杨三庥、张窝耳,剽掠地方。巡抚多次招集,他不从。林时泰杀了他,捉飞天天押解保宁府(今阆中市),受赏,派遣回乡。而林时泰依然蹈袭王九韶的覆辙,百姓告发,他却逮捕告密人,侵劫蓬溪、射洪、安岳、遂宁。总兵卢光祖、马化龙进剿安岳,俘斩过半,林时泰、樊良栋离境。射洪、安岳虽平,而明末将吏、大西旧部和乡兵不少。后来,打着摇黄农民军旗号的股匪攻入,各军拉锯战守,混战到1658年。1661年,清朝单显扬任资阳知县,他说城中居民仅40家。1664年秋,王黄陈刘等举族数百人回乡。1667年,县有3951户。1673年8月,资阳有个大鸟,高七八尺,身披五彩,众鸟随飞,声响数里。有人说凤凰,有人说鹗鸟。1674年四川叛清,归附吴三桂,资阳纳入周国版图,农耕学读,并无大乱。1676年,蜀中经常暴风雨,古树尽拔。清周势力互为消长,资阳西街那时叫伍家街,武成巷本名伍家巷,三藩之乱,伍家迁居清水河蓼叶沟保全族脉。云居山圆觉寺,受吴三桂詹将军捐助,匾额有洪化字样,乃周国年号。1679年,清朝授河南上蔡进士张沐任资县(今资中县)知县,正值吴周盘踞泸州,军事文书飞递。资县城中居民不满200人,他进山招抚流民,以应军需。尽管资县不足4000人,县官如村长,经学家、方志家张沐却在军政余暇教学,复兴文教,4年后退休回开封讲学,1712年83岁逝世。
再看中心城市成都,1646年大西败走烧杀掳掠,长期荒凉。张献忠被杀,清政府设四川巡抚,寄治阆中,也要归因于张献忠攀祖爱民的举动,使绵州、阆州人烟辐辏,巡抚衙门得以立足。1652-1655年,大西遗将孙可望占领成都。1657年,清廷遥设四川总督,1659年川抚治成都,1662年川督驻重庆,1670年川湖总督驻重庆。1674年,清军攻周,见人就杀、见草过刀,1685年四川官府掌握的纳税人只有9万丁口了,而总人口则有大约50万,占明朝高峰值的12.5%。1712年,四川巡抚年羹尧上奏:四川钱粮原额161万多两,现在只征得十分之一。御史段曦说:本朝平定川乱,多次清查税户,增报只占明朝原额一成,近日抚臣猛催,增至26000多两。康熙时候,成都人稀谷贱,旗兵利得银;雍正以后,人多谷贵,他们又愿意得谷,逼民收银,购谷养兵。
清代能文的人,众口一词地把蜀中破败的责任一股脑儿推给大西,民间也应声附和张献忠“南山舞剑,北山人头落地”的神话。1925年,资阳秀才胡仁宇《书七杀碑后》,立论新,见识高,不再盲从主流说法,反映出进步史观。鲁迅说他杀敌人、杀百姓、杀士兵是给李自成看的,不留人民财富给对方。1944年,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反对腐化;毛主席读了,借以整顿党风,号召戒骄。1980年,四川大学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辨》为他叫屈。1989年,我写《资阳人口发展史》:“通过对明末《成都府志》和清初《简州志》《资县志》与《明史》有关内容的综合研究……可知清军和南明军队才是蜀民调残的主犯,张献忠杀人倒在其次。”2002年,巴蜀书社汇集八篇清朝野史出版《张献忠剿四川实录》,点校错漏两千多处,《编后记》说:“张献忠攻城掠地,失而复得……其惨烈空前绝后,骇人听闻。”2003年版《中川资阳》:“明末清初,中川人口下降,第一凶手是清军。” 蒙古满洲的民族仇杀政策,使得宋末、清初四川人口到达极低谷,这是无法掩饰的。明清湖广等省移民在川家族谱牒,名单在册,生卒年代有征,历历可考,这是最广大、最重要、最可信、最浩繁的脚注,应该细心查看,再下结论不迟。
2004年5月5日成都永丰路仰韶楼
 楼主| 发表于 2004-11-19 09:34:21 | 显示全部楼层
转帖]资料:明朝赋税规定、满清四川人口数字造假


(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
明朝赋税规定,有田赋,有丁赋,但它的丁赋也多以田产多少派征,与实际人口并无大的关系。朝廷所要求的只是赋税要保证按期如数缴纳,对实际人口的多少并无严格要求,因而地方官更多肆意伪造,或按旧档照抄,略加修改,并不作实际的户口统计,致使户口统计流于形式。这就是从统计上看,为什么明朝人口总是停留在6000万上下的原因。明朝中期以后,很多地方实行赋役改革,采取一条鞭法,把各种赋役杂税都编入地丁统一征收,所见户口统计数字更远离实际。经考证,在嘉靖末年(1566)明朝人口可在16000多万,可是隆庆元年(1567)的户口统计仍只有6253万。即使洪武十四年那个被认为比较接近于实际的统计,也只是布政司所辖地区人口,另有都司卫所管辖的大量人口不在其内,所以我们绝不能轻信历史上官方的户口统计。
……
(满清)剃发令下,江阴(今江苏江阴)人民表示:"头可断,发不可剃。"杀掉伪知县,乡民不召而聚者数十万人,推阎应元、陈明达为领袖,进行了十分坚决的反抗斗争。一座小小的孤城,清军竟调集24万重兵围攻,激战81天,付出了75000人的惨痛代价。城破后又进行了激烈的巷战,无一肯降者。前后死亡数十万人,城内幸存者仅53人。反抗剃发令的又一典型事例是嘉定(今江苏嘉定)人民的坚决斗争。他们先后三次组织反抗,每次城破后都遭反复搜杀,被称为"嘉定三屠"。清军入嘉兴(今浙江嘉兴),也是全城被屠,"血满沟渠,尸横里巷",仅余200多人。其次又有泾县(今安徽泾县)、昆山(今江苏昆山)等多处全城被屠。

在清初这场大战乱中,人口受损最惨重的是四川地区。《清史稿·食货志》说:"四川经张献忠之乱,孑遗者百无一二"。或说:"张献忠杀戮川民无孑遗"。又《明史·张献忠传》说:崇祯十七年(1644)张献忠入四川,"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又遗四将军分屠各县"。似乎四川残破的罪责全在张献忠身上,这应当说是一件最大的历史冤案。为了弄清四川人口耗损几尽的真正原因,这里稍作具体分析。明朝实行卫所管军。卫籍军是封建统治者对人民实行专政的工具,是为维护封建国家的统一,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而建立起来的军队。张献忠为了建立农民政权,派军分赴各地,铲除明朝地方官府,镇压地主豪绅的武装反抗。至于杀戮过多,可能包括卫籍军的家属和地主豪绅的家属,这也在所难免。然而说"张献忠杀戮川民无孑遗",则纯属捏造。张献忠既要在四川建立农民政权,就不可能产生把人民全部***的指导思想,即是封建统治阶级也懂得,无民则赋税无所出。而且张献忠有几十万军队(其中包括大量川民),怎么能想像得出,没有人管饭,他们可以在四川维持两年之久(1644年11月~1646年11月)。因为据说大屠杀是在张献忠入川之初,可见此谣之拙笨而无稽。明朝末年四川人口仍当有600多万,即使"杀卫籍军九十八万"全属事实,加上除掉一些地主豪绅,至多100万左右,还有人口500多万。顺治三年(1646)十二月,清军剿杀了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其部将李定国等撤至贵州、云南,联明抗清,但四川境内仍有农民军和人民的抗清活动。种种情况说明,四川地区人口的巨大耗损,主要是清军的反复剿杀造成的,只是这段真实的历史被满清封建统治者掩盖了。

四川都司及行都司,共设卫17,千户所19,按足额兵员计算也只116480人。即按卫所军户计,也只能有46万人,且分散于各地,岂能尽杀。

四川的残破,是蒙古军队耗荡四川人口的再现。

满族兴起之时,也是其由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之时,四处掳掠人口,充做奴隶。在夺取东北全境,并建立起满人政权之后,由于在其统治区内有大量汉民,并且又启用了一些汉族文人做谋士,与汉文化接触更多。因而向封建社会急速过渡,但奴隶制的社会性质仍占重要地位。在以后的作战中,仍经常掳掠人口,分给八旗王公、头人做奴隶。

女真金朝和蒙古入主中原那样,把落后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带进中原,把社会拉向后退,阻滞社会经济的发展。……

四川盆地是一个富庶的地区,蕴藏着极大的养育众多人口的自然地理优势。在南宋时期曾达到2000多万,其后遭蒙元残破,几乎成了无人区。明代有所恢复,也只数百万。满清初期,四川受战祸特别严重,盆地及川东地区,几乎再度成了无人区。其后由于社会安定,除本地战后遗民的增殖外,更多的是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等地的贫民不断涌入。嘉庆二十五年(1820)统计,已达2800多万。及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竟达到8484万。然而过了13年后的宣统三年(1911),《清史稿·地理志》记为5284万,突然下降了3000多万。而民国元年(1912)据《内政年鉴》所载内务部的统计,才4812万。可是在这一时期中,四川并没有发生可以造成人口如此大幅度下降的战乱、饥荒、瘟疫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和自然灾害,说明它的大增长完全是虚假造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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