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

花花公子

一 前言

  学术腐败是九十年代之后风靡中国大陆的一种社会现象，它是继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之后的另一个大规模、深层次的社会腐败。学术腐败的具体表现就是，学术界人士，上至院士、博导，下至研究生、大学生，抄袭剽窃成风，巧取豪夺成性，弄虚做假为常，欺世盗名为荣。不仅如此，学术腐败已经从学者的个体行为发展成集体、集团行为，并且有制度化、合理化的趋势。比如，大学普遍向高官明赠暗送高等学位，学术界头面人物公开地、明目张胆地欺骗政府、舆论和社会，学术机构对学术腐败现象不仅熟视无睹，任其泛滥，甚至包庇纵容，等等。

  不过，在中国，对学术腐败现象的讨论和揭露目前主要停留在互联网上。在社会上，中国的一般民众对学术腐败现象几乎一无所知，或不甚关心。在大学，在科研机构，尽管人们承认学术腐败的存在，但对它的严重程度却看法截然不同。在中国的常规媒体上，讨论学术腐败问题的文章和报道充其量也就是零星的，表面的。而中国的政府部门至今未对学术腐败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或者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来进行整治。

  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国的民众不是对腐败分子深恶痛绝吗？揭露腐败现象不是新闻媒体的职责吗？制止、惩治腐败行为不是政府的义务吗？为什么在学术界，腐败势力会这么猖狂，这么无所顾忌？这其中的奥妙就在於“学术”两个字。有了它们作为挡箭牌，学术界的人士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宣布，这是我们学术圈内的事情，外人搞不明白，问题得由我们自己来解决。他们还会告诉你，这种事情，国外也有，所以发生了是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

  诚然，学术腐败可以说古已有之，并且不分中外。也就是说，学术界从来就不缺乏败类。但是，腐败能够达到象今天中国学术界这个规模，这个程度，却可以说是前无古人，旁无邻舍。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这一点。

  也许有人会问，即使证明了，又有什么用呢？答曰:用处有三。

  第一，中国政府目前正在实行“科教兴国”战略，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把国家的兴亡寄托在了中国学术界的身上，寄托在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2002年，中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经费占国民经济总值的1%以上，超过一千亿元人民币，居世界第三位。再加上接近国民经济总值4%的教育经费有很大一部分进入了高等教育界，中国的学术界近年来真可以说是富得流油。但是，伴随着国家资金的大量涌入，中国的学术界却出现了几大令人不解的现象:博士越来越多，教授越来越多，院士越来越多，可是中国的整体科技水平反倒越来越低下。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2001年初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国民素质、科学技术和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连续下滑:国民素质由1998年的第24位滑至第29位，科学技术由第13位滑至第28位，国际竞争力由第24位降至第31位。(冀文海:我国高等教育持续滑坡，8成大学生对高校教育不满)。2002年，中国经济的成长竞争力在全世界的排名是第38位。到了2003年，中国的排名降到了第44位，排在波兰之前，南非和斯洛伐克之后。(World Economic Forum. 2003.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3-2004)。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中国的“科教兴国”战略能否落空？其实，早在2001年，就有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惊呼“学术腐败将毁灭科教兴国的梦想”。(佚名:学术腐败将毁灭科教兴国的梦想)。揭露学术腐败，就是要让中国政府和人民早日从梦想中惊醒。

  第二，社会是由各个阶层的人民组成的一个机体，而知识分子可以说是这个机体的头脑和良心。学术腐败就象是一个人的大脑长了恶性肿瘤，它对社会的破坏力最大。有句话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脏不能脏文化”，意思就是教育和文化是一个社会的最后精神堡垒，它们的崩溃，标志着整个社会的堕落。揭露学术腐败，就是要发动全社会，包括政府，把这个毒瘤切除，还这个社会一份清白。

  第三，中国的学者讲究“为天地立心”。既然中国目前的学术腐败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仅见的社会现象，任何一个正直的学者都有义务来搜集、整理有关资料，并且做出分析和批判。美国前总统胡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曾派人到战火中的欧洲全力收集战争资料，最终在斯坦福大学建成美国的第一个“思想库”─胡佛研究院。同样，搜集整理中国学术腐败的资料，就是要给后人留下历史证据，并且使那些无耻之徒心存一丝恐惧:他们可以在现世捞取名利，但他们将会在后世遗臭万年。暴露中国学术界的黑暗，并不是在给中国抹黑，恰恰相反，这是在向全世界证明，中国的学术界中，还有诚实的学者。也就是说，除了“为天地立心”之外，知识分子还应该为自己立德，表明自己能够不同流合污。

  二 应该如何评价中国的学术腐败

  在2003年底到互联网上用GOOGLE检索 “学术腐败” 四个字，总共有17200个中文网页含有这个词条，其中87%是简体中文网页，说明它们绝大多数与中国大陆有关。这个数字(17200)是“政治腐败” 的1.6倍(10700网页)，“官僚腐败” 的5.9倍(2900网页)，“经济腐败” 的9.1倍(1890网页)。这些数字当然不能说明中国的学术腐败比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更严重，危害更大，但至少能够说明它的普遍程度，它的影响。

  那么，中国的学术腐败到底有多么严重呢？应该说，中国的学术界本身对此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估计。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学术腐败现象非常普遍，危害十分严重；另一种观点则一边不得不承认学术腐败的存在，一边却又大声呼吁“不要夸大‘学术腐败’”，“学术腐败”不能与“吏治腐败”、“司法腐败”相提并论。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就在2002年3月举行的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说:“学术腐败问题，实质上是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上急功近利、浮躁不安的不良风气在大学校园、科研机关的反映”。他还说:“学术界、科学界本是社会公认的一方净土，社会公众对这方净土的纯净寄予了很高的希望。在社会转型期，这方净土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因此备受社会公众关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夸大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无疑不利于学术界、科学界的健康发展。”(奚彬、翟伟:人大代表呼吁:不要夸大“学术腐败”)。换句话说就是，这些人认为，学术腐败是时代的产物，学术界是被社会污染了，并且污染的程度被夸大了。这个观点刚一露面就到了质疑。有人问道:学术腐败为什么不能与其它腐败相提并论，难道腐败还有三六九等？(田畔:评《不要夸大“学术腐败”》——兼与李浩诸教授商榷)。有人指出，学术腐败与吏治腐败、经济腐败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而其危害则比后两者更大。(邹辉:学术腐败能否与经济腐败相提并论?)。

  也许是感到自己“不要夸大学术腐败”的呼吁没有得到足够的回应，2003年初，这些“低估派”又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工作委员会”出面，再次向社会呼吁:“中国对学术界存在的不良现象，可按国际通行的说法，称之为学术界的不端行为或不良行为比较恰当”。(孙自法:科协呼吁改称“学术腐败”为学术不端或不良行为)。有趣的是，在这个呼吁中，他们重弹“学术界、科学界本是社会公认的一方净土”老调，只不过把“在社会转型期”改成了“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其要点还是在说，学术界“这方净土”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出了“一些问题”，不值得大惊小怪。与一年前不同，中国科协的这个呼吁在舆论界激起极为强烈的反响，绝大多数人对这个观点给予严厉批判。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用‘不端行为或不良行为’来描写形容这样的腐败，就如同把一股翻江倒海的恶潮形容为一滴污水、把一阵摇天撼地的狂风诠释成一缕浊气。……中国学术腐败的严重性不仅没有被夸大，恰恰相反，是被大大地低估了。”(亦明:是学术腐败，是学术邪恶，是学术犯罪，而不是别的)。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和赞同。(亦明:中国的人民网和北大的三角地)。

  可以说，对学术腐败严重程度的不同估计本身就反映了学术腐败的严重程度。因为对於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学术界来说，信誉是第一位的。信誉不存，学术就没有一点价值。所以一名学者最重要的品德就是洁身自好、对虚假和腐败有疾恶如仇的态度，也就是眼睛里容不下沙子。对腐败现象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正是学术腐败日趋严重的一大症状。不仅如此。这些人还进一步指责别人揭露腐败，并且和社会舆论讨价还价，计斤较两，争论学术腐败的程度到底是被夸大了还是被低估了，这说明他们已经丧失了廉耻心、羞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