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书写的传播学转向(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8月号)

风石堰

知识分子书写的传播学转向
                        ——评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
  唐小兵
传播理论家麦克卢汉认为：“我们这样的文化，长期习惯于将一切事物分裂和切割，以此作为控制事物的手段。如果有人提醒我们说，在事物运转的实际过程中，媒介即是讯息，我们难免会感到有点吃惊。所谓媒介即是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4）“媒介即讯息”的观念对于从传播媒介的角度重构晚清历史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可以从传播媒介的主体（主要是知识分子）、传播的受众、传播的工具（机构）和传播的内容（文化形式）等层面切入对晚清历史的书写和重现。既往的晚清乃至民国的新闻史研究完全应和了麦克卢汉所谓的“分裂和切割”的症候，成为条块分割的对传播媒介历史的机械堆积，活色生香的晚清媒介历史成为了“人的心灵、精神和行动缺席”的编年史化石，而与媒介研究密切相关的知识分子研究又在自身的学术空间过于注重“精英文化”的面向，甚至把精英文化又再度化约成在政治性公共领域有影响的人文知识分子研究，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知识分子与学术、思想、心态、政治事件相关联的研究中，知识分子借助传播媒介扩大影响的“社会面相”在某种意义上就被遮蔽了。
新近出版的李仁渊的《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的意图就是试图弥合新闻史研究与知识分子研究之间的深刻裂痕，将晚清知识分子放置在当时新出现的报刊出版等传播机制架构起来的社会空间里，来考察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的各种传播形式对晚清中国发生了怎样的影响和效果，以及在晚清的社会、政治和思想的变迁中发挥了怎样的功用。氏著的关切之所以聚集在晚清（1895-1912），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一时段“在技术上有铅印的西方技术的引进、在社会关系上媒体与各阶层的关系都有所变动、在文化形式上，晚清传播媒体展现的语言与意义结构与以往相比有强烈的意义。”
在这样一个基本预设下，氏著展开了其对传播媒介在晚清历史的生长与扩张过程的书写。1895年之前新式传播媒介作为一种“现代性的标志”最初通过大量的教会报刊引入到中国，但在这个时期，以宗教性（如教会报刊）和商业性为主要特征（如《申报》）传播媒介的影响力局限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尤其是对于官方权威与科举士绅主导的地方社会几乎没有能够“撼动”，而之所以导致士绅“普遍缺席”的状况，是因为新式媒介“不仅须顺应中国的状况作调整，更要面对中国国内原有的庞大复杂社会结构与深厚固结之文化思想资源，使得这些新式传播工具的影响力受到限制。尤其对于社会结构之中坚、思想资源之主要支持者的中国士人，虽然因为各种理想或实际的原因于此些媒体有所接触，甚至加入其中，然总体而言，这些士人相对在整体中处于较边缘的位置，他们对于此新管道的利用也相形被动，并未对此群体产生结构性的改变。”（94页）由此可见知识分子群体在传统中国的特殊位置，而这样一个知识群体对于传播媒介的态度就决定了其对中国社会能够产生多大的辐射力。自然，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传播媒介仍旧对于古老中国产生了一些正面的作用，尤其是对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安德森所谓的以印刷资本主义形式建构起来的民族国家概念）的形成发生了积极作用，促使中国知识分子缓慢地从一个儒家文化主导的天理世界观向近代意义的公理世界观转型。
到了甲午中日战争以后（1895年），士阶层对传播媒介的态度发生了历史性的大逆转，从此前的疏离、观望甚至不屑（例如知识分子办报被左宗棠批评为“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为末路。”）到全面的拥抱，中国知识群体开始主动利用这个现代的工具体系，撼动了原有的政治与社会阶序。氏著认为传播媒介的功用之所以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1895年以后的政治化。”也就是中日战争的失利和屈辱彻底地震动了士阶层，让他们认识到西方的强盛不仅仅是军事、器物的优势，而是思想、文化和制度的先进，因此必须通过传播媒介鼓动变法图强。从康有为的《万国公报》到黄遵宪、梁启超、汪康年等主办的《时务报》，这个时期的传播媒介的轨迹非常明确，就是通过报刊政论和宣传变法左右士阶层的价值取向，最后推动官僚阶层与皇权一起走向政治改革的道路。因此，从1895年开始，中国进入了张灏所说的转型时代，文化、社会、政治秩序都逐渐沦落为一种失范状态，在这样一种时代境遇里，士大夫的救亡图强意识与新式传播媒体就密切合作起来，促使后者逐步走向政治化。张灏认为“所谓转型时代，是指一八九五至一九二0年初，前后大约二十五年的时间，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前启后的关键时代。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巨变。就前者而言，主要变化有二：一为报纸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大量涌现，一为新的社群媒体的出现。”（张灏：《转型时代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与文化史上的重要性》，《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可见，对于后1895的晚清中国来说，新式传播媒体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按照氏著对于当时的士阶层大量的私人书信、日记和言论的分析，“此时传播媒体代表的是中下官员与士大夫的改革呼声，它的本意希望可以唤起有决策能力的上位者采行革新的方向，并无颠覆原有政治结构的本意，甚至需要既有政治势力的奥援（如所谓‘帝党’与皇帝）。传播媒体是沟通内外（中国与西方）、上下（中央核心官员与地方下层官员士大夫）的媒介，但并不存在以外或下取代内与上的意图。”自然，氏著并没有将这个时期政治化的传播媒介“想象”成理想化的“公共空间”，而由于办报人具有不同的政治理想和现实考量，所以在对待政治言论方面的态度就并不纯然一致，以《时务报》为例，氏著通过汪康年的书札、孙宝瑄、梁启超书信的精细分析，就充分地勾勒了梁启超与汪康年赋予以及运作《时务报》的不同使命和方法，因此而造成种种冲突最后导致汪另立山头的状况,而梁启超则抨击汪康年“公等在上海歌筵舞座中，日日以排挤、侮弄、谣诼、挖酷南海先生为事。南海固不知有何仇于公等，而遭如此之形容刻画。然而弟犹靦然为君家生意出死力，是亦狗彘之不如矣。”可见隔阂之深冲突之烈。
正是对于历史复杂性和含混性的充分呈现让氏著在一定程度上摈除了历史学的“后见之明”，在沿用西方的公共领域的概念时氏著就自然保持了充分的警惕。哈贝马斯建筑在对近代欧洲经验的分析基础上的公共领域架构近些年来经常被用来分析近代中国的历史，但也时常发生一些“理论套用”的痕迹，氏著首先指出晚清中国言论空间与公共领域相似的地方，出现了官方势力之外的批判空间，并松动了传统专制政权的权威性，这样一个公共空间主要是由传播媒介构筑而成。但这里笔者想补充的是，在清末民初的上海的公共领域，除了传播媒介之外还出现了大量的公园集会抗议，也是一种公共领域构造的一种组织化形式。（这一点可以通过熊月之先生、方平先生的研究管窥）。同时，氏著也重点指出了二者的差异，首先欧洲的公共领域的兴起与商业化的资本主义逻辑是紧密维系的，也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对贵族生活方式的拟用（比如沙龙、咖啡馆的理性讨论和公共交往），是新的社会力量兴起后自然地形成的，并且经历了一个从文学公共领域到政治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而在晚清中国，公共领域的主题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并且不是从社会自身自发性的产生，而更多的是通过教会报刊模拟性地达成的，中国并无一个所谓的市民社会来支撑公共领域。而中国公共领域的主体也不像欧洲那样是呼唤人权与自由的资产阶级，却是传统的占据绝对文化资本的士绅阶级，他们虽然呼唤改革，却在离开传统时并没有一种决绝的信念，反而有明显的依赖性。正是晚清公共领域的结构与主体上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其在沿用西方理论的富有弹性的策略。例如作为一种普世主义理念的自由、平等、尊严等观念“理论旅行”到中国后却被“民族主义的架构”无声地消纳了，这在严复将密尔的《论自由》翻译成《群己权界论》可以感觉到。而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形”也正是因为中国公共领域一方面是在传统的清议模式中被理解的，另外又是在现实的处境里被投射了一种“创伤性记忆与雪耻型民族主义”（刘擎语）的时代内涵，被寄寓过于悲壮的使命去改变中国的命运，在这样的历史激流面前，被召唤的“新民”除了成为富国强兵的工具性个体外仍旧像尘埃一样卑微。
自然，晚清中国公共领域在与欧洲横向类比时确实呈现出这样的“中国印象”，但若放置在它自身成型的历史中自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至少其空间的位移就表现得非常明显。正因为这样一种考虑，氏著花费了很多笔墨叙述传播媒介（包括报刊、出版社、阅报处、读书会等）是怎样从海外到国内、从租界到内地的迁移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传播媒介的社会功用逐渐地发生了变化，而知识分子在利用报刊进行政治批判时的“概念工具、思想资源和知识仓库”也慢慢地发生了置换。作者在描述了传播媒介从租界到内地的扩散过程后，指出了其政治化之后的“启蒙转向”，“如果说戊戌时期的刊物主要在连结士绅阶层之意见、提供士绅言论之园地，以为官方与士绅沟通之桥梁的话，1900年代以来的报刊显然出现了新方向。这些启蒙报刊政治意图差异很大，许多报刊的重点根本不是政治，但它们的共同点是一致鼓吹破除迷信、陋俗，暗示地主张科学理性的精神，并且强调‘国家’与‘国民’之间的连结、建立富强国家，以摆脱当前民族困境。为了要达成后者，所以要鼓吹前者，唯有每一个‘国民’都有足够智识、发挥理性精神，并且体认自身与大群之间的关系，民族国家方能陶铸而成。同样作为沟通媒介，戊戌时期的媒介主要在沟通分散各地的士人，提供一个西方学说输入与政治意见交换的空间，并以此作为士人与官方（越过腐败的官僚）沟通的管道。但是在这个时期，报刊等媒介多负载了一项功能，作为一项沟通的工具，其主要目的是在沟通士人与下层民众，并藉之开通民众的理性，使士人与民众同成为一个广大的‘公共’之一分子。”（252页）在这个层面上，氏著借鉴了台湾学者李孝悌在《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中的大量成果，从而使其研究与已有成果构成很好的学术层递的关系，这不像国内很多学者动辄“开天辟地”地独树一帜，而从不考虑其他同行的相关研究。
作者的这种研究方法自然与新社会文化史在台湾史学界的兴盛有密切的关联，有论者认为：“新社会文化史的兴起改变了我们过去只研究经验的和实体的社会历史，那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简单对应和决定关系，转而强调对象征层面的‘表象’的历史研究，关注话语生产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对社会的生产和创造的能动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以后现代主义作为自己理论基础的新社会文化史在转换研究视角，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的确是历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种‘反转’和一场‘颠覆性’的革命。”（李宏图编：《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上海三联书店，2003）《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的问题意识（即传播媒介与政治、社会、思想之间的互动是如何完成）正好契合了所谓“话语生产”和“社会实践”的关系，对晚清的“思想资源”、“公共领域”以及通过理论跨语际实践形成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分析都是借助对传播媒介这一话语生产机制的考究来达成。当然，如果作者仅仅是注重“历史的表象”，最终虽可能建造一个“精巧的架构”，却可能在关注丰富的表象的时候疏漏了历史人物的“内在心灵”，历史是属人的历史，离开了人的心灵和精神，历史就成了黑格尔客观精神和绝对意志的展开过程，或者成了马克思所谓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模式的实验场所。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作者在仔细爬梳传播媒介与社会政治的互动的同时，也深切地关注了当时的士绅阶层面对媒介这一新颖的“社会机制”在心理上是如何因应的。作者依据山西“守旧”士人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和江浙士子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所记述的情事真切地再现了其时其景，刘大鹏身处内地的山西太谷地区，也能够时常通过《晋报》、《中华报》等了解最新资讯，可他仍旧固执地迷恋旧时代的典章文物，对新式学堂、报刊采取疏离乃至鄙视的态度。氏著很好地拿捏到了刘的内心困顿：“对在中西学竞争之下居于劣势的刘大鹏，始终无法接受西学，及以西学为楚的取材方式，对于革命党与学生之不满，更混杂着赖以定位立足的伦理与政治、家庭与国家秩序崩坏之焦虑感。在这种从社会与思想环境塑造而成的心态之下，即使具备新学与革命思想的书刊文本与传播管道，作为行动者的读者亦可选择不去阅读他。”（192页）与刘大鹏比较起来，出生于沿海仕宦之家的孙宝瑄则要开放的多，他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就广泛阅读《国闻报》、《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京报》等，以开放积极的心态接受新式媒介与知识。由此可见，士绅阶层因为出身、阅历、知识结构和地域文化等多种因素，在面对晚清的新式媒介时的态度并不是同质化的，却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复杂面相。这种对历史中人物心灵细节的白描就从很大程度上淡化了氏著的理论结构的生硬，而使得历史书写环绕着知识分子在媒介与社会的夹层中如何展现其特有的中国式性格。
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角色与社会空间是氏著关怀所系的重点，有关新式传播媒体的论述都是围绕其展开的。但是，作者的论述却没有很好地回应近些年来讨论热烈的一个问题。按照作者师承的余英时到王汎森、罗志田的学术谱系的问题意识，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是晚清到民国的一个核心问题，余先生率先提出了这个尖锐的命题，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是政治与文化的双重边缘化，而王汎森先生则提出了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转变的两条主线，即感叹自己“为什么不是一个工人”的民粹知识分子路向与“重建社会重心”的自由知识分子路向，罗志田则通过大量的史料考证边缘化知识分子群体的兴起。与此相对应的另外一种观点是张灏先生提出来的，他认为科举制和皇权官僚体系的崩解从表面看似乎切断了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的通道，其实是彻底地解放了知识分子，使其可以凭借现代媒介、出版机构、大学爆发出更大的社会能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的辉煌成就就是一个明证。如前所述，作者的核心问题是考察传播媒介与社会、政治、思想的互动，那么传播媒介的出现到底是使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表征还是其“中心化”的标志，作者没有进行更深入的论说，仅仅是语焉不详地介绍了王的观点。按其所述，1895年前因为士绅没有大量参与传播媒介，导致其社会影响力微薄，而1895后就完全改观，似乎是说明了知识分子并没有边缘化。
其次，作者虽然言之凿凿地反对将西方理论滥用于中国史学研究，却仍然流露出“生硬”的痕迹。例如对公共领域的探讨中，作者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自由、平等等观念的体认来慨叹晚清知识分子对其的冷淡和误用。这就不是在历史自身固有的脉络中来理解历史人物的作为了。如何在中国自身传统的脉络里来理解晚清知识分子对启蒙运动的观念的“解读”，尤其是如何在中国士大夫强大的清议传统里来理解新式传播媒体对政论、言论的重视，以及知识分子在接受与传播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接榫作用，也许是该书需要更进一步探讨的地方。按照沟口雄三在《中国前近代思想之曲折与展开》和《中国的思想》中的论述，古代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天”、“理”、“公”、“自然”等核心概念都有着与欧洲、日本不一样的理解，沟口称之为中国气派的思想或者中国近代式的自然法，在这样一个思想史脉络里，近现代知识分子自然不可能“原汁原味”地体会“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或许这可称之为创造性的“误读”，反而彰显一代学人在充分理解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学术自主性。而近代知识分子究竟如何阅读和接受西方文本与思想仍旧需要在一个更扎实的架构里来处理，台湾学者潘光哲近年来所着力的“晚清士人阅读史研究”可说为作者在这方面的进一步深挖和探究开启了一个可能的路径，如潘发表于2005年第5期《历史研究》的《〈时务报〉和它的读者》就是阅读史研究的典范。
再次，我们可以感觉到作者的论述是试图勾连其晚清新式传播媒体的扩展史与阅读史，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Joan Judge:〈Print and Politics: 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中所出现的问题，即仅仅局限于报纸的言论空间来探讨印刷与政治的互文关系，成功地把媒介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和公共空间来看人、思想观念与政治架构、地方社会等的互动，但是正如我们阅读所感触到的，作者在将历史脉络的同时（也就是试图将历史的突变通过某种解释串联起来）却可能犯了过度重视“历史的断裂点”的延续功能。例如作者在分析1895年前后传播媒介的社会影响力的时候，就认为甲午战争导致传播媒介的政治化从而扩大其社会参与感。传播媒介的自身是不是有一个内在的脉络在向政治化的路径发展呢？按照当时新式媒介的发展，士绅阶层可能并不一定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1895年前一直在疏离甚或抵制，也许另有一条线索在慢慢靠拢新式媒介。如果为了解释历史突变的便利，而将1895的重大事件作为一个截然的分水岭，也许可能遮蔽了历史内在的复杂性，而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近些年史学界一直在反思的“冲击-回应”模式。那么假设作者这样一种解释有其科学性，那么按照作者的逻辑何以解释晚清新式传播媒介在1900年后的转向，即从专注政治改革的上层路线转向到以启蒙中下层社会为主要目的。如果前面的冲击回应模式是成立的话，那么这个时间似乎应该倒推到1898年百日维新的挫败。因此，这种以重大事件来解释历史的突变的方式也许值得进一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