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红枫，感恩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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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红枫，感恩生活
——杂忆“红枫人”及其他

     得到红枫即将复刊的消息，下意识地从书架上找出自己珍藏的出版日期跨世纪的五期红枫（出版日期分别为1999年5月，1999年12月，2000年5月，2000年12月，2002年1月）。尽管已有一段时间没有翻阅，但其中的文字依然熟悉，其中的作者仍未远去，其间的故事犹历历在目。在时间上，那个时期的红枫已经成为历史、成为个人大学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精神上，我与红枫及“红枫人”的情谊（通过红枫结识的朋友圈）才刚刚开始。红枫不仅与我的大学生涯密不可分，而且与我现在和将来的生活有着血肉联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无论是回忆过去还是面对未来，我都应当说：感谢红枫，感恩生活。
     在时去经年的2006年春天，再次提起红枫，在心头悄然滋长的，是一种名叫怀念（或曰怀旧）的情绪。忆及在湘江之滨、岳麓山下度过的那段青春时光，不能不想起红枫，不能不想起作为有着共同理想与理念的“红枫人”，不能不提及数年后被称为“红枫精神”的那么一种人文氛围与基调。

                  “红枫人”

    《红枫人》是一本薄薄的内部刊物，是湖南大学人文系守望传播体（守望传播体是由红枫杂志、红枫报、NO.2摄影沙龙、DV工作室以及东方红行为艺术团等社团组成的联合体，大约在2001年上半年由洪智明等人提议组建，以红枫杂志为主体）的内部通讯，刊发的文字多是对杂志的总结、批评、建议与意见，目的是“为红枫人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留下文字，记录经验和教训，以后少走点弯路”。记忆中《红枫人》出刊的期数不多，手头也仅存有印刷于2001年9月15日以及2002年1月10日的两期。这里的“红枫人”仅限于红枫的编辑，涵义过于狭窄。那么，在今天，我们如何定义“红枫人”？
     在广义上，“红枫人”应当是包括红枫的作者、编者、读者以及幕后支持者在内的一个群体。在本文中，限于笔者的视野与接触面（人都是有局限性的，换言之，这篇回忆性的文字不可避免地会有其片面性，本文说到的“红枫人”仅仅是我个人比较熟知的一些人），主要在红枫的编者及作者这一狭义的层面上使用“红枫人”的概念。在今天看来，那个时期的红枫经历了三任主编：洪智明、张海涛、段旭，那个时期的“红枫人”主要来自97级（包括但不限于洪智明、唐小兵、叶铁桥等）、99级（包括但不限于张海涛、罗凯、黄胜春、王振武、陈子健、顾磊、陈植煌、曾志媛、徐丹、张娟、陈雪飞、曹璐、卜野、李尕、慎凯、陈远树、李臻等）、00级01级（包括但不限于段旭、刘轶昆、周继坚、周晴、张媛媛、熊孜、傅金君、胡仁春、宋璇、李晓霞、叶美文、刘欢等）三个年级。
     提及“红枫人”，首先想到的是新闻97级洪智明师兄，至少在我看来，他是那个时期的红枫的“精神导师”，正是他，组织起我们人文系99级（我们于1999年9月入学，其时湖大尚未与原湖南财经学院合并，当时的人文系包括新闻与法学两个专业，2000年之后分别成立法学院及新闻与传播学院）及其他院系的一帮人马，使红枫从一本发行量、影响力均十分有限的人文系系刊转变为发行量较大，在湖大校内乃至师大、工大（现中南大学）、财院（现湖大北校区）等周边高校均有一定影响力的校园刊物。此外，唐小兵师兄虽然身为《湖大青年》主编，但作为一名极具开放性眼光的成熟的思想者，也是红枫的重要作者。叶铁桥，人称“桥哥”，在《中国青年报》实习期间，足迹遍及三湘大地，其刊发于红枫2002年1月号的《武冈非法鞭炮生产采访手记》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在用脚丈量大地之后写出的饱含深情与悲天悯人情怀的体现真性情的文字，令我至今记忆犹新。毫无疑问，诸位97级学长的风格与性情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我，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红枫人及红枫。


              “红枫精神”

     “人走了，要留一种精神在。”这是洪智明在红枫时期经常提及的一句话，多年以后，我对这句话有了深一层体会。那是在2006年3月初，我出差回到长沙，抽空重访岳麓书院。那天傍晚，在岳麓山下的“湖大印象”，通过刘轶昆老师的引荐，我与新闻04级“即将红枫”的小师弟刘乐平谈了大约半小时。乐平提出了不少聪明且实际的问题，还特别问及：“什么是红枫精神”？当时，我并没有答案，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红枫精神”这一概念。
     回头仔细思量后，我认为，“红枫精神”是那个特定时代（时处世纪之交，从价值取向看，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尚未成为当时校园的主流；从技术条件看，虽然互联网时代已悄然来临，但其时对校园生活的影响远不及今天，纸质传媒仍然是最重要的信息传播与思想交流载体）在特定环境（湖湘文化，湖大依山傍水的地理位置与自然条件）中的的产物，是诸多人文学子共同的理想、信念与追求的结合体，其内核体现为红枫的办刊指导思想，即洪智明所总结的“理性思索，真实言说，感性体察，真情流露”。 在今天看来，“红枫精神”的基本价值内核是理性、自由与正义，这些都具体体现于每期红枫所策划、刊登的文章的字里行间。
    提起“红枫精神”，我想还应当包含两个关键词：理想与奉献。我至今仍能清晰地记得，那个时期的红枫，经费非常紧张，包括洪智明、张海涛以及本人在内的不少编辑部同仁，在红枫经费困难无法出版之际，作为穷学生一道设法克服困难，包括自掏腰包支撑红枫。更多的情况下，每期出刊之后，在东方红广场，在男、女生食堂，在师大，在财院，烈日里，雨水中，红枫人以3元每本的价格向广大师生及社会推销红枫，在让不少读者走近红枫的同时缓解办刊的经济压力。这些经历，让我切身体会到“事非经过不知难”的道理，也让我更深刻地了解社会。


           余论：怀念是一面镜子


     “想起了岳麓书院，想起了与书院近在咫尺的爱晚亭——那个在夏夜里有山间明月、拂面清风、潺潺溪水、幽幽虫鸣的‘世外桃源’，那个留下了世界级知名人物毛泽东的足迹与手迹的‘风景名胜’，那片留下过我与兄弟们可数或不可数的倾心对话与嬉笑怒骂的‘精神乐土’，在无处可逃的炎热中，在无由的寂寞无边蔓延的深夜里，远方的过去的‘经历’更让人怀念。”这是拙文《所谓青春，所谓时光》中的一段，写于2004年6月30日深夜——7月1日凌晨，那是在重庆的炎热中的呓语，更是对红枫及诸位友人的真切怀念。
     在长沙与学弟刘乐平见面时，我给他留下了不少“红枫人”的联系方式，后来回广州，与朋友们谈及此事，他们说乐平已与他们联系并希望能写些怀念的文字，但他们的观点是现在还不到怀念的时候。理由大致包括两点：一是时间上，我们离开湖大（2003年6月底）时间尚短，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二是工作太忙抽不出时间写东西。我能切身体会到这种心境，因为我们有着相同或类似的经历。但是，在我看来，怀念是一面镜子，照耀着来时路，也照亮着未来的路。换言之，怀念是为了更好地前行。

                               2006年3月29日午夜，写于广州，许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