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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为了避免目睹他治下的湖南大学在院系调整中将要遭遇的不可抗拒的肢解，中央政府一纸调令，将李达从湖南大学校长调任武汉大学校长。今天，我们无法揣测，在告别这所他曾经讲授法学理论多年、写下《法理学大纲》的大学之际，李达先生会是何种心情。我们所能知道的是，挥手从兹去，李达教授此后再也没有发表过法学论文与著作，而是以一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身份为人熟知。而湖南大学法律系，很快也追随着他那苍老而伤感的背影，沿着湘江北上，成为了新建的中南政法学院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此，麓山风流，咸成云散；湘水歌吟，俱作冰消。黄右昌、周枏、李祖荫等曾经任教于此的大师从湖大的历史中渐渐淡去；曾广载、徐铸等未来的著名学者将以中南政法学院的名义出现在法学的舞台。而这只是一个开始，此后的数十年时间中，不仅湖南大学与法学绝缘，整个中国也几乎没有法学的存在。
直到1978年，中国恢复了法学研究生教育，第二年，7位早已并不年轻的新生走进了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攻读民法专业硕士研究生，这其中，有一位来自湖南娄底、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的学生，他叫刘定华，当时已经35岁。同一年，社科院法学所另一位娄底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论以法治国》，这篇文章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作者也因此在翌年调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参与1982年宪法的起草，这位作者名叫李步云，是年46岁。我们无从考证，两位老乡当时是否在社科院就已熟识，他们又有过怎样的交流。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他们决不会预料到，在二十年后，他们的命运将被整个中国法学乃至整个中国的命运推动到了一起，在岳麓山下再次相逢。
重逢之际，李步云教授已是名满天下，他当年所倡的“依法治国”已经写进宪法与党章，他那稍带点湖南味的普通话回荡在从中南海到全国各地的讲坛上；相比之下，刘定华教授似乎显得有些落寞，乡音未改的他一如一个朴实的老农，徘徊于逼仄的湖南财经学院校园之内。但是，我们绝不可因此就看轻这位看似平凡的学者，从1983年开始的十七年间，在湖南财经学院这个毫无法学历史根基的学校内，从无到有，他一手创建起了法学学科：1983年开始法学教育、1987年法律系建立、1995年获得经济法学硕士点……一支在湖南省法学界颇具影响的力量就这样在他的细心呵护下成长了起来。如果不含任何贬义地把他比作一位辛勤劳作的农人，那么面对所收获的果实，他是足以骄傲的。
相比较将自己的历史上溯至公元976年创建的岳麓书院、在1937年就成为了当时仅有的九所国立大学之一的湖南大学，湖南财经学院又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呢？这所于1960年趁着“大跃进的东风”建立起来的学校，最初名为“湖南财贸学院”，后来又被降格为中专，在1978年获得了大专建制，定名为湖南财经学院，并在次年升格为本科院校。直至2000年，这所仅占地300余亩的袖珍型大学，还只有28个本科专业，10个硕士点。但就是这样一所不起眼的学校，却因其全体师生的艰卓努力，加之隶属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先天优势，赢得了“财经黄埔”的美誉。
在这样一所学校里建立起来的法律系，无疑是弱小的。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曾经回忆说，当他于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时，法律系在全校第二小，仅次于图书馆系。而在湖南财院，法律系则几乎始终是最小的，曾任法律系党总支副书记的张力群老师后来回忆说，检查法律系的寝室是全校最为省事的事情，因为最少；而由于人少，法律系在学校举办的各种比赛和集体活动中常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说这番话时，是2000年，面对前所未有坐满了整个梯教205的2000级新生，张老师流露出幸福的激动。这个前所未有的规模来自于合并。是年4月，湖南大学与湖南财经学院合并成立新的湖南大学，而合并之后成立的第一个学院，便是法学院。
关于这次合并的成败得失，在湖大的校史必将长期地争论下去。在网上曾有一篇文章将当时的湖大校长王柯敏同时列为湖大第一功臣与第一罪人，并引用陈炯明挽孙中山联语称“唯英雄能活人杀人”，其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时任湖大校领导拒绝“北协和、南湘雅”之湖南医科大学而选择湖南财经学院，从当时来讲，乃是放弃了一所拥有7个国家重点学科与30余个博士点的学校，而此时整个湖南大学的博士点尚不足此数。因此，在此后兴起的排名热潮中，湖大的排名一路下滑，并被同城对手中南大学拉下很长一段距离。当从另一方面来讲，湖大由此顺利地完成了向综合性大学的初步转型，通过财院的加入迅速地完善了自己的学科结构。如法学院的成立，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虽然此前已经说过原湖南财经学院法律系的弱小，但相比山另一边的原湖南大学法律系，则是“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在1953年惨遭肢解的老湖南大学，只剩下了半个土木系，连校名也被改成了中南土木建筑学院。好在湖南人有着与生俱来的血性和刚毅，经过几十年来其中辛酸艰苦不足为外人道的奋斗，在这半个土木系的基础上，不仅恢复了湖南大学的校名，而且重建并发展了大部分理工科专业和部分文科专业，成为了全国重点，进入“211工程”大学的行列。法学专业，就是在1995年于人文社会科学系中恢复的。1998年，湖南大学法律系成立。此时，法学教育热正方兴未艾，第一年招生的法律系便成为了文科中的最高分，甚至招收到超过北大分数线的学生。但这样的生源并无与之相符的师资。由于法学已成显学，法学教授也就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只有如清华这样的学校才能在98年复建法学院之后一夜之间成为国内一流法学院，而以湖大的背景、地域和财力显然无法做到。于是，此时的湖南大学法律系的主要师资力量，来源于校内原人文社科系和公共课部转行的老师，并且因为人数寥寥而必须成为“十项全能”选手。如1976年毕业于湖南大学机械系的唐超华老师，就曾经创下一人主讲十三门法学课程的纪录。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湖南财经学院法律系基本齐备的师资力量对于湖大来说就成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新的法学院也就顺理成章地以原财院法律系为基础在北校区成立了。因此，湖大忍痛放弃了原定的法学院院长李龙教授（现任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而任命刘定华教授为法学院院长。为此，南校区原湖南大学法律系98、99级的学生一度以“罢课”的方式表示不满，并始终没有搬迁到北校区。
2000年9月，湖南大学法学院成立后所招收的第一届新生走进了北校区的校门，共10个班362人。此时的法学院，规模虽然已经不小，但在学校中的地位还并不高。00级的首任年级长赵玮还深刻记得这样一幕：在南校区的军训阅兵式上，表现极其出色的法学院方队未能获得“优秀方队”称号，当颁奖决定宣读完毕之后，法学院方队中突然唱起了《四渡赤水》，这忧伤而坚毅的整齐歌声令其他学院为之侧目，当时的法学院学生会主席王成、分团委副书记杨娅在现场便已抑制不住泪水。日后成为全校大院的法学院，或许正是从此时起凝聚了自己的力量，并第一次向全校展示。
成立伊始的湖南大学法学院，还并未表现出与过去的湖南财经学院有多少不同。那些报考湖大，却身不由己地来到原财院的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从前街进来是失望，从后街进来是绝望”。南校区才是他们心目中真正的大学，而每一次翻越岳麓山，都似乎是对他们心目中真正的大学的一次朝拜之旅。00级学生李晟还记得，第一次去南校区图书馆时，面对远比北校区丰富的藏书，那种如同见到沙漠中绿洲的激动。他甚至记得，读到的第一本书是《北京大学法律评论》，而今天，他已经成为这本著名的学术期刊的第九任主编。“搬南校区”，成为了法学院学生们的共同憧憬。直到2006年，04、05级学生终于搬迁至南校区，算是圆了他们的师兄师姐们过去数年中的一个梦，但此时的他们却不免有一丝怅然，因为北校区已经成为了他们走不出的背景。正如01级学生任宏后来在回忆中写到：“梯教楼顶的凉风，水教底下的蛙声，二教敞亮的顶棚，游泳池里漂着的拖把，后街怡然自得的朱老板，前街的臭豆腐，后街的凉皮，当然还有望麓桥的下岗包……这些只会存留在我们从那个背景中走出来的人的记忆里的符号，不管是美的，还是丑的，不管是我们自豪的，还是我们唾弃的，都一齐变成了最珍贵的宝藏散落在记忆的长河里，告诉我们，我们来自那里。”
此时的湖南大学法学学子们，接触到的老师可谓五花八门，许多老师过去曾经任教中学、中专、电大，或是在大学里讲授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之类的课程。98级学生、后来成为国内知名的年轻学者的萧武就曾不无失敬地回忆，四年中他没有听过几节课，而是把时间全部花在了泡图书馆。00级6班的同学或许还记得他们的法理学老师，上课的方式是找一位同学来念上一段法理学教材，然后如同听戏一般高声叫好，再找下一位同学继续朗读。时任法学院副院长的邓成明副教授，因为其在当时法学院老师中逻辑最为清晰的讲课、更因为浑厚的男中音和标准的普通话而成为了法学院新生中的偶像级人物，他所任教的4个班的宪法课堂上，人数总是几乎多出一倍，当时还很罕见的录音笔也只会出现在他的讲桌上。以至于出现了邓老师是哈佛法学院博士的传言，事实上，他于1998年在华中师范大学获得了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博士学位。而后来经常因为不给本科生上课而受到抱怨的蒋悟真老师，这时还不时在课桌上发现98级的女生们悄悄送来的鲜花。
直到这一年10月，湖南大学法学院迎来了其成立之后的第一场学术讲座，时为西南民族学院教授的温晓莉老师在北校区食堂三楼学生活动中心主讲《当代中国法理学流派与基本问题》。相信对于很多同学而言，这都是一场难忘的讲座，他们第一次接触到这样严密的思维和这样深刻的理论，第一次见识到什么是真正的法学。几天之后，温晓莉教授正式受聘湖南大学，消息传出，法学院的学生无不为之欢欣鼓舞。
其实，在温晓莉教授之前，李步云教授已经悄然来到了这里，他与刘定华教授的“第二次握手”拉开了岳麓山下法学复兴的大幕。当时，对于湖南大学法学院的学生而言，可能还并不能真切地感受到作为“《法学研究》前主编、社科院法学所法理室主任、中央政治局讲课专家”的李步云教授会使得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改变，毕竟，这个只能从书上看到的名字还显得有些遥远。但改变很快到来：2000年底，法学院获得刑法、民商法两个硕士点，改变了长期以来只有经济法一个硕士点的局面；2001年，郭道晖教授、王全兴教授、石柏林教授、李金泽教授、韩赤风教授先后加盟；2001年，法学院举办了一系列高水平的学术会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众多知名学者第一次来到湖大举办讲座；2001年，《岳麓法律评论》创刊，这本创始之际就极具分量的刊物使湖南大学法学院作为一个整体发出声音；2001年，占据湖南大学中心位置、建筑面积达一万一千平方米的湖南大学法学楼动工兴建，令法学院面对校内大部分院系都为之骄傲。2001年，11个班、400余人的2001级新生入校。同时，原来湖大最大的文科院系金融学院一分为二，分为金融、经贸学院。这样一来，法学院就成为了湖大文科第一大院。从1987年的财院法律系算起，十四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至此算是初有所成，值得所有为之奉献过、努力过的人感到欣慰。
但并非一个故事就此获得大团圆的结局。就在这一年，并不被人看好的湖南大学，在王柯敏校长的领导下，挤入“985工程”大学名单之中，从而在中国大学的第一方阵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开始向“综合性、研究型的国际知名国内一流大学”迈进。这对于法学院而言，是一个新的机遇，但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教学为核心的财院传统与以科研为核心的湖大要求产生了碰撞，一个伴随着摩擦、冲突与阵痛的转型期开始了。
很能说明这种冲突的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2001年底，刑法学界的传奇学者邱兴隆教授来长沙开会，00级学生王康敏直接拨通邱教授的手机，邀请他来湖大做一个讲座。而当邱教授欣然同意、讲座顺利举行之后，当时法学院分管财务的副院长却很不高兴地表示：就为了你们学生办个讲座，院里就要多出几千块钱，以后少搞一点。
从2002年开始，已经拥有七个硕士点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的法学院，开始举全院之力冲击经济法博士点。为达到这一目标，原湘潭大学法学院院长单飞跃教授来到湖大，又相继聘请了罗豪才教授、杨紫烜教授、张士元教授、蔡守秋教授等兼职教授，引进了新近毕业的郑鹏程博士、陈秋云博士、聂资鲁博士、龚向和博士，并且与徐孟洲教授、陈忠林教授、葛洪义教授、张楚教授、刘颖教授等人达成初步意向，待获得博士点之后便正式加入湖南大学法学院。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湖大曾先于湘大与以邱兴隆教授为首的“西政军团”联系，但由于学校制度所限，只能提供最高20万的年薪，无法给出湘大那样优厚的条件，因此未能如愿。2002年10月，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在湖大召开，王全兴教授当选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冲击经济法博士点似乎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在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期之后，新兴的湖南大学法学院，已经能够看的见前方的辉煌前景，并且几乎可以伸手触摸了。
然而，历史的多情之余，还有历史的无情，湖南大学法学的复兴之路并不会那么一帆风顺。2003年3月，湖南大学校长王柯敏教授调任湖南省科技厅厅长，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谷士文教授出长湖大。谷士文上任之后，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王柯敏重视文科建设的办学思路，湖大文科、尤其是以法学和语言学为代表的新兴文科的上升势头开始变得停滞不前。由于“非典”的影响，这一年的博士点评审被推迟，而评审方式也有所改变，已经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湖南大学法学院，在最后一轮“二桃杀三士”的评议中含恨出局。原本要批准两个的经济法博士点，最终成了华东政法独享，湖大和中山两败俱伤，谁都没有得到。当这个消息在秋日中传来，层林尽染的岳麓山可谓“叶叶丹枫总是愁”。这次失败，对此前一路顺风顺水、不仅对博士点志在必得、甚至早已将眼光放在了国家重点学科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乃至“985工程”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湖南大学法学院而言，是一次沉重的打击。由于这一失败，原来准备加盟的学者们放弃湖大转投他处，如葛洪义教授出任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张楚教授调往中国政法大学。本有机会的教育部重点基地和985基地也被迫放弃。而财力的过度消耗竟然使得法学院无力搬入已经竣工的法学楼，而只能将其提供给新闻传播学院作为教室。此时，谷士文校长邀请著名的排名“专家”武术连评估湖大各院系投入产出比，最高的是数学与电气，最低的则是法学和会计。校领导公开表示：“我们对不起数学院”，而对学校缺少贡献的法学院，自然就没有了当年的重视。一个很直观的表现就是，最初法学院聘请到的教授，大多由校长或书记出面亲自为之佩戴校徽，而到了谷士文时代从未出现过了。
也正是这一年，法学院副院长郑远民教授受恩师李双元教授召唤，调入湖南师范大学任法学院副院长。恐怕谁也无法想到，从这第一个开始，几年来只进不出的湖南大学法学院，从此便开始了大规模的人才流失。湖南大学法学院第一位海归博士、毕业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的韩赤风教授被新建的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高薪挖走；合并后第一位送出攻读博士学位的教师肖君拥，在毕业后与湖大毁约，去了国际关系学院；邓成明教授成为了广州大学成立后引进的“第一人”，出任广州大学法学院院长；随邓成明教授而去的，还有杨松才、张纯、何群等一批老师，作为广州大学法学院的基本班底。而在此后几年中离去的孙昌军、陈秋云、蒋悟真等人，在此就不一一列数。对于这种人才流失现象，许多人常常视为学院内的人际矛盾使然，但从根本而言，还在于“申博”失败和学校投入的减少，使得学院没有足够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符号资源来支撑过去的师资队伍规模。
不过，2003年并非就是湖南大学法学院历史上一个灰暗的年份，这一年，年届六十的刘定华院长光荣引退，将法学院的接力棒交到了单飞跃院长的手中。是时年仅三十八岁的单飞跃教授已经执掌此前省内最好的法学院湘潭大学法学院五年之久，又已在经济法学界有了很高的知名度，他的到来，无疑是法学院师生众望所归的事情。上任伊始，单院长便将西政经验、湘大经验运用于湖大，注重本科教学和学科建设的互动，苦练内功，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过去积累的转型期矛盾。在强化本科教学的基础上，大力度地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创立了“双周法学论坛”，仅2004年一年就举办学术讲座六十余场。在人才引进相当困难的情况下，一方面积极培养现有力量，鼓励教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另一方面采取灵活的合作方式，邀请谢鹏程教授、张智辉教授、霍宪丹教授、刘树德教授等学者以短期集中授课、联合指导硕士生等方式为湖大工作。同时，极具针对性地引进了许光耀教授。通过两年的苦心经营，湖南大学法学院虽然在“高度”上并无增长，“厚度”上却得到加强，本科生源与本科教学水平的提高，使得湖南大学法学院有了更为厚实的基础，避免了凌空蹈虚。因此，两年后，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政法大学卞建林教授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湖南大学法学院在湖南省三所法学院（湖大、师大、湘大）中发展的最好，因为不是为了拿点而拿点，而是基于发展而拿点。”
单飞跃教授出任院长后的一个重要举措，便是效仿国内一流法学院的传统，在本科生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上做讲演。“跨越三重门”的激励，使得法学院的本科生们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了院长与自己距离的贴近。作为一个学术上尚不突出的新兴院系，本科生可谓法学院最为宝贵的财富。从2002年底开始，“思想的碎片——岳麓法学沙龙”由学生自发地创立起来，并且在网络上和现实中展开了丰富的活动。2003年5月，著名法学家江平、潘汉典、郭道晖、贺卫方等人都为沙龙题词，引来了更多注目的目光，站长“阿果”——法学院00级学生果铭由此声名大噪，三年后，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造访湖大时，还专门向院领导询及他的近况。2003年夏，当沙龙组织第一次大规模的讨论会之时，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以及湖大新闻、材料等院系的学生跨越岳麓山而来，中南大学法学院学生会主席用“朝圣”一词表达了他此时的心情。单飞跃院长上任之后，便借用了“岳麓法学沙龙”这一名号，定期组织有教授、研究生参加而以本科生为主的学术研讨，打造为与“双周法学论坛”并列的品牌活动。几年前，法学院还仅仅将每年“3·15”作为重中之重的盛大典礼，此时则已经全面开花。法学院的讲座、活动之多，在全校首屈一指，北校区其他学院的学生都会以艳羡的语气谈及；而在学校举办的各种活动中，法学院也屡屡取得佳绩。法学院篮球队、辩论队都连续两年在学校比赛中横扫对手夺冠，辩论队还连续两年受邀参加全国最高水准的法律辩论赛“理律杯”，02级的王宇、03级的徐亥、金钊还获得优秀辩手称号。
经过两年的内功修炼，2004年在教育部一级学科排名中位居全国第13位的湖南大学法学院，在2005年获得博士点似乎已是水到渠成。然而，对于湖南大学法学院的发展，在湖南大学这个背景之外，还有更大的一个背景，那就是整个中国法制与法学教育。随着“依法治国”写入党章与宪法，中国的法学院也从78年的9所飞速增长至2000年的600余所，数十万法学毕业生涌向社会，却发现中国社会尚远未提供这么多就业岗位，法学院成为了几乎各个学校都最大的就业难题。在这种背景之下，湖南大学法学院也不能幸免，在2001级招生达到400人的最高峰之后，开始一路下降，到2006级，本科招生已经压缩到150名。此时，法学院本希望能够增加法律硕士的招生规模，相对而言成本较低而又回报更高，就业压力也不那么大。但正是过分追求超常发展与经济效益，在招生中出现了严重的违规操作，法学院院长、书记、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与院长助理均被学校处分，一时间，法学院可谓乌云密布，前途渺茫。而更为不利的是，由于法学教育的过度扩张，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有意在2007年不再审批法学二级学科博士点，这就意味着大伤元气的湖大如果在05年再度失败的话，从此将有可能一蹶不振。刚刚搬入法学楼之际，便遭遇这样的变故，单飞跃院长从这座大楼上凭栏感慨，或许真是“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而法学院学生中甚至传出这样的说法：“新法学楼风水不好，特别是院长办公室”。
幸运的是，背水一战的湖大在2005年有惊无险地获得经济法学博士点。如果将整个法学院的发展比做棋局的话，可以说，这个博士点的获得，无异于是给“大龙”做上了一个最关键的“眼”，不管以后多么困难，至少都还有“气”可以用来“做活”。如此，便不难明了这个博士点的意义。而亲历了其中那艰辛而曲折的过程的人们，共同的感受就是“太不容易了”。当时正在住院治疗的法学院新任党总支书记陈宇翔教授得知这个消息时，第一反应便是想拥抱每一位老师。而毕业生们也自发地聚集起来，并致电单飞跃院长为之祝贺。
尽管如此，湖大的法学人在兴奋之后，仍然不免东风吹断紫箫声的凄然。在获得了这个经济法学博士点之后，作为院长和学科带头人的单飞跃教授却由于种种原因还是挥袖作别，前往中南大学。随着单院长的离去，不少老师也人心浮动，开始考虑另谋出路，湖南大学法学院显得有些风雨飘摇。这倒也不是湖大独有的现象，法学教育的过度发展和无序竞争使得各个法学院“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即使如复旦法学院、南京大学法学院、山东大学法学院这样的强者也有着同样的困惑。而历史的积淀则是应对这种考验的唯一武器。湖南大学法学院能否经受住这次考验？盛世华音是否将转眼即成广陵绝响？一时间，“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各种议论充斥于湖南大学的论坛上。历史似乎又走回原地，湖南大学法学院的学生们总是要在网络上讨论谁将成为新的院长、他又会带来什么，只不过当年是00、01级在“土兔”、“网大”畅想单飞跃、胡旭晟、邱兴隆，现在则变成了04、05级在“望麓自卑”讨论屈茂辉、王全兴、郑鹏程。
《易·乾》：“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值得欣慰的是，湖南大学法学院似乎初步经受起了这一考验。虽然暂时没有院长，但一批当年毕业于湖大、后来又在其他学校深造的年轻教师义无反顾地回到了母校，而肖洪泳、高中、赵香如、李小明等人的加入也使得一度失血的法学院得到了高质量的新鲜血液作为补充，而杰出的青年民商法学家徐涤宇教授的到来，更是证明了湖南大学法学院还有对外界的吸引力。对此，回首感慨，不难看出刘定华院长当年打下的根基是多么可贵。如果没有自财院法律系始二十年的积淀，湖南大学法学院恐怕摆脱不了大进大出、迅速泡沫化的悲剧命运。同时也不难看出，单飞跃院长短暂任期的升华又有着怎样的价值。如果没有这两年的砥砺，湖南大学法学院恐怕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与博士点无缘，本科教学也难有提高，也就失去了进一步吸引人才的基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由此可略见一斑。
2006年，法学院的新生第一次在南校区报到。在湖南大学法学楼的附近，矗立着湖大最现代化的教学楼——复临舍。这座教学楼的名字很有特色，来自于孟浩然“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的诗句。今天，当岳麓书院已经在这里屹立了一千零三十个年头，湖南大学正迎来自己的第八十个春秋，法学院也即将走入复兴后的第二十年时，法学院的学生终于在这里“复登临”。是非谁定千秋史，哀乐终伤百年身。此前的风雨都已经定格成历史中一个短暂的片断，不可预知的未来正在他们面前展开并等待着他们的创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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