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同刘少奇之争，实质是刘毛之争

桃花岛主

一部分人为了美化毛，把毛说成是自由主义者，甚至是改革开放的鼻祖。还说，当年高岗同刘少奇之争，毛是站在刘一边的。高岗虽死，是不是也要如同林彪、四人帮一样，背上所有的历史罪名？如此歪曲历史的人，人格实在卑鄙！
　　
　　下面读读雷颐先生的文章，会对历史有个客观的认识。
　　
　　
　　从“劣中选劣”到“优中选优”——发展模式选择的历史反思
　　
　　雷颐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万象更新，百废待兴，天时、地利、人和，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但如何把握这一机遇，对国家、社会发展模式作出什么样的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历史证明，这次选择至关重要，对20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之深，至今仍无法摆脱。
　　
　　此时，中共领导人必须作出的最重要的抉择是，共和国成立后基本国策是巩固还是放弃“新民主主义制度”，围绕这一中心问题，不同观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和斗争。
　　
　　1948年下半年，毛泽东倾全力精心组织“三大战役”，准备夺取最后的胜利，因此委托长期作“白区”工作，对大、中城市了解颇深的刘少奇具体规划即将到来的新中国的蓝图。1948年9月，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关于新民主义的建设问题》和12月在华北财经委员会所作的《新中国建设的方针与问题》这两篇报告明确提出“过早的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的错误”。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明确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路线和政策，据此，刘少奇于同年4、5月间到天津调研，发表了著名的“天津讲话”，主张私营企业“可以和国营企业平行发展”，“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向世人表明中共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决心。同年5月，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东北局的电报，对高岗领导的东北局的一些“左”的作法提出批评，指出那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对那些“左”的作法，“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但在1950年7月至1951年12月关于工会工作方针的争论中，毛泽东支持了持“左”的观点的高岗，而严厉批评了得到刘少奇支持、持相反观点的邓子恢、李立三，并解除了李立三全国总工会主席和党组书记的职务，刘自然也受到牵连。在农业合作化方面，两种观点也进行了激烈争论。195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华北局写了题为《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对“农民的自发力量”表示担忧，要把互助组提高到合作社以动摇、削弱、否定私有基础，“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对这种观点，刘少奇在随后几个月的一些讲话和批示中多次批评，认为“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但毛泽东知道后则找刘少奇等人谈话，表示反对他们的意见，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10月14日，高岗向毛泽东送上《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强调要有重点地发展农业合作社。这个报告立即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亲笔写了批示：“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不久，中共中央专门印发了有关通知，要求把“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毛泽东加上了“片面地提出‘发家致富’的口号，是错误的”
　　
　　和“亦可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等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全国性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迅速发展。
　　
　　1953年1月，毛泽东对中央政府根据“新民主主义”精神制定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新税制”提出严厉批评。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认为“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在5月对中央政府领导分工作了重要调整，将原来由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所属的20个部中的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等8个部划归此时已任国家计委主席的高岗领导。这种重新分工无疑是对周恩来权限的削弱，表明了对他的强烈不满和严重批评。薄一波后来也被免除了财政部部长职务。在6月15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
　　
　　同时，对“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提出了公开批评，指责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错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和“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提法是“右倾”“有害”的，“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至此，建国初期有关发展模式的重大选择已经完成。因此，当高岗的“非组织活动”暴露后，在1954年2月召开的处理高岗问题的七届四中全会的最后一天，竟是安排主持会议的刘少奇（毛泽东不在北京）作自我批评！对几年中自己的上述这些观点一一加以检讨。毛在给刘的信中写道：“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也就是说，虽然高岗“有问题”，但并不意味着刘的“新民主主义”观点“正确”。
　　
　　历史就是这样充满遗憾，适合中国国情、促进现代化发展的模式没有被选择，“获选”的却是阻碍现代化发展的“一大二公”计划经济模式。然而，即便在这“获选”的后一种并不理想的模式框架之中，也存在着是以经济为中心、对经济进行尽量“科学计划”的管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对经济进行随心所欲的“命令”
　　
　　式管理这两种方法的激烈争论和斗争。
　　
　　由于批评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便急速进行，反对者被扣上“右倾保守”、“小脚女人”的帽子，受到严批。
　　
　　这种“运动”式作法立即导致了经济、社会生活某种程度的混乱。为纠正这种混乱，1956年6月刘少奇主持召开的讨论经济工作的政治局会议同意了周恩来、陈云提出的反对急躁冒进倾向的意见，为此《人民日报》在6月20日专门发了“反冒进”的社论，并将此精神作为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之一。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明确宣告：“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以说，中共八大确立的基本路线、精神便是要以经济为中心、对经济进行科学的计划管理。但八大路线还未及实行，便被否定。在1957年秋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开始了对八大路线、方针和“反冒进”的批评。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提出了与八大路线相反的论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一论断得到了全会的赞同，并在次年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得到正式批准。这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际为“以阶级斗争为纲”所取代。同时，他对周恩来提出的“反冒进”作了严厉批评，对上述《人民日报》社论作了“庸俗辩证法”“尖锐地针对我”“庸俗马克思主义”
　　
　　……等尖锐异常的批注。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和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多次严厉批评“反冒进”，认为“反冒进”是“右倾”、“促退”，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并把问题提到“冒进”是马克思主义，“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他同时明确提出了“不平衡经济发展战略”，认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是“平衡论”，而“用平衡论的观点来看待事物，就不可能设想用十五年的时间赶上英国，用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赶上美国。”在这两次会议上，周恩来作了承担责任的检查，但并未使毛泽东满意。在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作了“深刻”检查。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成立了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等小组，毛泽东在有关文件中写道：“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这一决定实际表明了对“政”的不信任，所谓“党政不分”实质是要党直接行“政”代“政”，使周恩来为首的政府系统的权力受到严重削弱。这样，在决策体制上对经济的“科学计划”管理方式又正式为随心所欲、非理性的“命令”“运动”方式所取代。在这种背景下，给国家、社会、人民带来空前灾难，使中国现代化遭受巨大挫败的“大跃进”式的盲动就很难避免了。在这种盲动遭到经济规律的严惩之后、付出惨重代价后，不得不重新以经济为中心、尊重经济规律，以渡过危机，因此在1961年初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针。痛定思痛，原为发展模式的根本性重选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历史再次使人遗憾，不仅未能“重选”，就是这些为渡过灾难的有限调整实施未久已使毛泽东极其不满，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立即“重提阶级斗争”。1962年夏秋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一论断略经修饰后成为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实际也是作为“文革”理论依据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雏型。这种理论居于主导地位后，“文革”便如弦上之箭，一触即发。“文革”的发动使经济“调整”彻底失败，给中国造成了十年之久的浩劫，使中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更谈不上现代化发展。“大跃进”和“文革”
　　
　　的历史证明，实行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却又无计划、以非理性的“命令”取代理性的“计划”，必将造成最为可怕的后果。可以说，这是一种“最劣”模式。正是对这种体制的深刻反思，使中国在1978年开始了对发展模式的根本性重选，现代化事业才真正开创。
　　
　　从现代化视角来看，从批判“巩固新民主主义”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平衡经济发展战略”，实际选择了一种“劣中之劣”的模式。而从1978年开始的“新时期”，改革的过程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发展到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则是一种“优中之优”的模式选择。这种根本性转变，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巨，确确来之不易，格外值得珍视。因为百余年来，由于内外种种原因，中国与“现代化”总是“失之交臂”，机缘尽失。但在1978年，中国终于抓住了她在本世纪最后一次机遇。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新世纪”在1978年已经开始。然而，正因为这场现代化社会转型是全面、深刻的，所以它遇到的矛盾、问题必然也是全面、深刻的。能否或如何解决这些矛盾、问题，既关系到中国在本世纪的种种奋斗、努力、探索、成就、挫败、付出……是否会全都付诸东流，更直接关系到中国在下一世纪的面貌与命运。
　　

桃花岛主

　没有毛的支持，高岗无法与刘少奇相争，更不可能赢得这场争论，让中国搞了几十年以非理性的“命令”为特征的高度计划经济。
　　
　　刘少奇当时在党内排名第二，其地位是高岗无法比拟的。更何况，刘少奇的经济路线得到了党内一大批元老和实权派人物的认可和支持，象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朱德、陈毅、谭震林、李先念、邓子恢、李立三、薄一波等。说林彪彭德怀支持高岗没有根据。高岗出问题后，林彪与支持刘少奇的邓小平一起得到了提升。彭德怀在大跃进中因反对过左经济路线，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所以在组织上，高岗斗输了。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人作了重要发言。在大家的报告和发言中，一致强调了全党团结的重要性，揭露了高、饶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要求全党对野心家、阴谋家提高警惕。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七届四中全会没有对高岗和饶漱石作组织结论。在此之后，为了对证高、饶的种种反党活动事实，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挽救，中央分别召开了高岗问题、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饶漱石问题座谈会。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共开7次，前4次着重对证饶漱石所犯错误的事实，然后到会同志继续揭露，第7次由饶漱石发言，做自我批评。会议最后由邓小平、陈毅作了总结发言。3月1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向党中央作了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
　　
　　但是毛一直是赞同高岗的经济路线的。高岗的经济路线被毛强制推行。
　　
　　1950年7月至1951年12月关于工会工作方针的争论中，毛泽东支持了持“左”的观点的高岗，而严厉批评了得到刘少奇支持、持相反观点的邓子恢、李立三，并解除了李立三全国总工会主席和党组书记的职务。
　　
　　1951年10月14日，高岗向毛泽东送上《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强调要有重点地发展农业合作社。这个报告立即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亲笔写了批示：“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
　　
　　1953年1月，毛泽东对中央政府根据“新民主主义”精神制定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新税制”提出严厉批评。薄一波被毛点名狠批。
　　
　　在1954年2月召开的处理高岗问题的七届四中全会的最后一天，毛竟然要安排主持会议的刘少奇作自我批评！
　　
　　1958年，毛发起反冒进运动。在经济路线上偏向刘少奇的周恩来再三被迫做检讨。国务院的权力随即被削弱。
　　
　　大跃进运动以数千万人饿死的残酷事实宣告了毛经济路线的失败。毛在七千人大会上作自我批评。此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朱德、邓子恢等人大力整顿国民经济，形势在１９６２年发生好转。
　　
　　但好景不长，毛发现自己的主张得不到落实，在1962年夏秋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议上大讲阶级斗争。直至１９６６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支持刘少奇的经济路线的人纷纷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当权派。

如水月色

题目写错了吧
应该是刘毛吧

我说怎么看不懂题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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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建国后的各次斗争都是毛与某个对手之争
有人说，建国后到76年的二十七年就是毛周之争，也不无道理

床前明月光

根据最新解密的档案，文革前的五人常委在做出决议的时候原则上是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然而根据1948年的一项决议党的主席不签字决议就无法生效。所以，任何决定都必须有毛的同意，就象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一样。嘿嘿，还投什么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