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谁掌控柏林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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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掌控柏林的历史
李北方  南风窗


发生在1990年的国家统一无疑是德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但德国人是如我们惯常认为的那样将其阐释为民族大团结的胜利吗？当然不是，由于其独特的历史，德国人对国家、民族等词语保持着警惕并尽量避免使用。这是一种混合的心态，既表示对历史的反省，也避免其他欧洲国家重新对德国抱以戒备之心。

经过多年冷战的准备，柏林墙在被推倒的那一刻就注定要成为一场战斗胜负见分晓的象征，即西方对东方的胜利、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胜利、民主对专制的胜利。经过16年之后，这种阐释方式并没有弱化和消退。一个抽象的“东部”被丑化，不但背负了历史的罪责，也成为德国现实的负面问题的根源。

与此同时，原东德留下的痕迹则逐步被抹去。在柏林，共和宫的拆除可以视为一个标志性的动作。

共和宫与城市宫的互换

柏林最有名的菩提树下大街，西起勃兰登堡门，向东大约绵延约两公里。在街的尽头，一侧可以看到古老的柏林穹顶教堂、博物馆岛，另一侧是一个凌乱的大工地，就是正在拆除过程中的共和宫。为了不影响它的近邻，拆除过程进行得极其缓慢，虽然自去年年底就已经开工，但未来一段时间内这个大工地仍将是柏林一景。

共和宫原为东德议会的办公场所，始建于1973年，1976年建成使用并对公众开放。这是一个巨型的火柴盒式建筑，外观为古铜色的玻璃墙，由于处于街道的转弯处，共和宫实际上截断了菩提树下大街自西向东的视线，被认为是东德政府在冷战期间的有意之举。共和宫是一个短命的建筑，实际上只使用了15年，1990年9月，东德议会在共和宫最后一次召开会议，决定加入西德，同时决定将共和宫关闭。共和宫自此进入了废弃的状态，直到拆除工作开始。

对一些人而言，共和宫是东德专制制度的象征，但对于老一代的东柏林人来讲，共和宫更多地象征着高品质的城市生活。偌大的建筑物中，只有一少部分是供议会使用的，大部分被用作餐厅、戏院、音乐厅，甚至还有个保龄球馆。这里曾经是东柏林娱乐生活的中心，人们在共和宫可以享用到各种外国风味的美食，在这里举行婚礼和各种庆典。由于大厅使用了1001盏灯笼作为装饰，共和宫又有“艾里希（前东德领导人昂纳克的名字）的灯具店”的绰号。共和宫的历史与一系列有影响的文化事件相伴随，1983年10月，来自西德的著名反共摇滚歌星乌都·林登博格意外地被允许在此开演唱会，并演唱了一首讽刺昂纳克的歌曲——《开往潘库的特别列车》（潘库为东柏林的一个地名）。

“非常好的建筑，很漂亮。”电影工作者哈依达·胡伯为共和宫的消失感到惋惜和愤恨。但从外观来判定共和宫的话，胡伯毫无疑问是个少数派，在我接触过的人里，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拆除共和宫的，绝大部分认为这是一个难看的建筑。比如，年轻的德国记者马库斯·雷蒙说：“我很高兴共和宫在消失，仅仅因为它是个差劲的建筑，一个在柏林中心的可怕的东西。”

在西柏林长大的胡伯还有另一个理由对共和宫表示欣赏，而且不少人持类似看法，即在一个“人民的建筑”中将政治和日常休闲的功能融合起来。在议会大厦中吃一顿晚餐这等事，在今天这个反恐为第一要务的时代确实已经变得难以想象了。

根据德国政府的计划，共和宫消失后，曾经坐落在这块地方上的一个建筑——城市宫——将重新兴建。始建于1443年的城市宫（Berliner Stadtschloss）原为普鲁士国王的冬季行宫，帝国体制在一战后被推翻，城市宫被改造为博物馆。这座巴洛克风格的城堡在二战中遭到了炮火破坏，到了1950年，东德政府将其作为“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标志拆除，并在原址上建起了共和宫。东德政府的这一行为曾广受批评，被称为“文化上的弑父”。

德国官方的解释是，重建城市宫是为了与附近的柏林穹顶教堂等建筑更好地协调，体现德国的传统建筑特色。但问题在于，现在的人只知道城市宫的外观，而不了解其内部的结构，所以即便重建，也只能做到在外观上的相似。所以有评论说，城市宫的重建更适合在迪斯尼乐园进行，而不是德国首都的中心。

据洪堡大学城市与区域社会学系教授哈特马特·霍斯曼教授介绍，目前有若干套重建的方案，可能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达成共识。重建后的城堡的部分功能已经确定，比如洪堡大学的一部分将搬进去，还将包括一个博物馆和柏林的中心图书馆，同时也不排除有私人使用的可能，比如作为商店和宾馆。

除了设计方案，更重要的也许是资金问题，据初步估算，重建费用至少将耗资6.7亿欧元，这还不包括拆除共和宫发生的费用。但这笔钱从哪里来，没有人知道，也没有哪个部门对此有清晰的计划。

更重要的问题也许是，如果说东德拆除城市宫是对历史的破坏，是一种“弑父行为”，那么现在的德国政府是不是也在干同样的事情？

“对一个纠正的纠正”

拆除共和宫是德国联邦议会作出的决定，既然上升到国家的政治决定，就不可能师出无名。当年关闭共和宫和后来的拆除，理由都是同一个，在建筑材料中发现了石棉。

石棉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德国广泛使用的建筑材料，在发现石棉对人体健康有害后，所有使用了石棉的公共建筑都进行了清除的工作。共和宫也不例外，到2003年德国联邦议会决议拆毁时，共和宫的内部早就被掏空，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但并非所有使用了石棉的公共建筑都遭到了拆除的命运。

“这是个谣言，我不会相信。”建筑师菲利普·奥斯瓦尔特斩钉截铁地对记者说。其实多数人都认为石棉是借以拆除共和宫的一个借口，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或支持或反对这个决定。奥斯瓦尔特生在西德，他坚决反对拆除共和宫，并组织了一个反对运动企图阻止决定的通过，他认为，人们觉得共和宫难看，主要归咎于多年来的人为忽略。但对于共和宫这样一个历史建筑而言，难看与否不应该成为问题的关键，也有很多人认为柏林穹顶教堂难看，但这不能作为拆毁的理由。

奥斯瓦尔特认为，共和宫一个有趣的建筑，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建筑语言，也代表了20世纪的德国历史，是德国分裂的标志。从一个建筑师的角度，他认为应该对这个建筑进行重新设计，使它与菩提树下大街上的其他建筑更好地融合，而这个决定应当交给建筑师来做。

在这一点上，霍斯曼教授持大致相同的观点，从个人的立场出发，他认为共和宫在审美上是丑陋的，“我不喜欢它，什么也不是”，他认为柏林的中心、也是德国的中心，应具有某种标志性功能，共和宫显然无法承担这个任务。但粗暴地拆除共和宫是不对的，理想的选择是把它变成一个混合式的建筑物，重建城市宫的外型，同时容纳共和宫作为其一部分。“对有些人而言，这是个对共产主义过去的进犯行为；对有些人而言，这是对一个纠正的纠正。”霍斯曼教授说，建筑的含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关于共和宫的争论被过度政治化了。

如果不政治化，那么如何解释这些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变迁？奥斯瓦尔特就是一个很政治化地看待这个问题的人，他将共和宫的消失称为“标志性的谋杀”，在这场谋杀中，建筑被等同于意识形态：城市宫等于普鲁士，普鲁士等于军国主义，干掉它；共和宫等于东德专制，干掉它。推动拆除共和宫的这一代德国政治家，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经历了柏林墙的建造，所以大都痛恨东德，东部的政治家对此的推动更起劲。所以，这“并不是西部消灭东部那么简单，这是一代人的问题而不是东西部的问题”。

柏林在20世纪的经历，其多样性和戏剧化恐怕没有其他城市可以相比，从外观上看，这是一个凌乱的缺乏统一感的城市，因为每个时代都在这里留下了他的足迹。如今，在柏林同样可以找到纳粹时代的建筑，而且德国外交部和财政部的办公大楼就在其中。

这个问题被奥斯瓦尔特提出，作为他和他的朋友们反对拆除共和宫的一个论据，“你们怎么可以一边拆毁所谓的独裁时代的建筑，同时政府机构却在纳粹建筑里办公，这两个现象不该同时出现。”

作为纳粹时代标志的建筑，还有奥林匹克体育场，即柏林赫塔的主场，同时也是2006德国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这座体育场是希特勒为了举办1936年的奥运会兴建的，在体育场后面，希特勒还开辟了一大片场地作为纳粹举行规模浩大的阅兵和群众集会的地点。全世界数十亿人通过直播看到的奥林匹克体育场虽经多次修缮，功能已经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但外观上却几乎完全保持了原貌。体育场前面有两个高耸的石柱，分别名为勃兰登堡塔和普鲁士塔，对比今昔的照片，除了普鲁士塔上的纳粹标志不见了，不见其他差别。二战后，该体育场长期作为英国占领军的司令部，占领期结束后，也曾因为纳粹色彩经历了存废的争论，但最终得以保留。

但最具代表性的纳粹建筑已经倒塌了，在距离柏林的新中心波茨坦广场不远处，有一大片废墟，为原纳粹党部和盖世太保等特务组织的所在地。这个地方计划修建一个纳粹时代的展览馆，但由于资金问题，至今只有一个简陋的露天展览。

仿佛是一个对照：作为20世纪德国的两个时代的标志性建筑难逃被拆除的命运，而人们却能够同其他的建筑物“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如柏林电视塔，这个东德政府搞的形象工程，如今已经被当作柏林的地标接受了。

一个抽象化的东部

以局外人的眼光看，共和宫的存废之争无疑混杂着德国人在意识中的东与西的较量，可是这种紧张关系在现实中已经不再存在。在跟德国同行马库斯·雷蒙聊天的时候，记者要求他讲几个关于东德人的段子来听听。这个生在西德的帅气小伙抓着头发认真地想了老半天，终于想到一个他小时候看过的讽刺漫画：一个从衣着打扮上看显然是来自东部的妇女举着一根黄瓜说，这是我的第一个香蕉。此外，他就再也想不起来了。也就是说，嘲弄作为个体的东部人在德国的文化中几乎是不存在的。

柏林自由大学东德研究所的约森·斯塔特博士告诉我，德国刚刚统一之后，大学里开始同时有来自东部和西部的学生，从他们的外在就可以判断出其来自何处，现在这已经不可能了，虽然东西部在区域的发展上仍存在巨大的差距。不过雷蒙承认，当他们结识一个新朋友的时候，头脑中反应的第一个问题往往就是，他是东部人还是西部人，虽然他们避免直接这样问。这种意识已经和敌视或歧视无关，与中国人对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区别的关注一样自然而然。

在人与人之间和平共处的同时，德国的语境中却时刻存在一个所谓的“东部”概念，不仅作为一个被消费的对象，同时也作为恶的归因地，给人的感觉是，这个国家所有的坏事都发生在东部，所有的罪恶都来自于东部。

也许是因为统一后的发展不尽如人意，自由竞争带来的失业让有些人开始怀念东德，一股淡淡的怀乡症在蔓延，早已经退出市场的某些东德时代的商品又开始在市面上出现，当然是仿制品。纪念品商店里可以买到关于东德专制和特务制度的小册子，一个私人博物馆在弗里德里西大街上重建了查理检查站，几个打工的学生穿着占领军的服装站岗，花一欧元可以合影留念。记者还在护照上盖了两个章，一为离开美管区，一为进入东德，每个章两欧元。

在这里，作为历史概念的东部变成了消费品，而在另外的某些情况下，混合了历史和现实含义的东部则充当着替罪羊的角色。初到德国，跟德国朋友说起想到东边走走看看，立刻收到一大堆注意生命财产安全的告诫，在一般人的描述中，东部被蒙上了一层邪恶的色彩。另一名德国同行竟然说，有知识的人都离开了，现在住在东部的都是些“蠢人”。

世界杯举办之前，东部发生了几起袭击外国人的案件，引发了德国上下的大讨论。一名前政府高官公开声称，勃兰登堡等地对于外国游客尤其是有色人种而言，是“不该去的地区”。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事态并没有德国人和他们的传媒所描述的那么可怕，无论案发的频率和程度。但对此类事件的解释仿佛已有定论，而且是不容质疑的，那就是新纳粹，一种恐怖的种族主义力量在作祟。5月的一天，我接到一个德国记者从慕尼黑打来的电话，征询作为一个在德国的外国人对此的看法，我回答说，这种事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简短的采访就此结束，我可以感觉到他的失望，可能我的回答并不是他希望听到的。

在对东德的集体性描述中，存在着一个令人费解的分裂，即“东部”和“东部人”的区别。带来不快的是“东部”，但与“东部人”无关，应该为德国的负面问题承担责任的仍是那个“东部”，而不是来自那里的人。在大众舆论对“东部”进行负面性描述的时候，“东部人”不会感到自己被冒犯，反而参与这种舆论的制造。这同奥斯瓦尔特对来自东部的政治家在推动拆除共和宫的过程表现得更积极的观察是一致的。

作为一种集体性的思维，它已经定型了，具备了某种意识形态化的色彩，不需要过多的解释，也免于遭受质疑。哈雷（东德的一个小城市）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部门主管乌都·路德维希博士来自东部，统一前就已经在大学里担任教职，在接受采访谈到东部形象问题时，他说对事态的发展感到非常惊讶，种族主义从来就不是东部的问题，在东德40多年的教育中，没有排外情绪的存在。问题在于，舆论中听不到这种声音。

漫画式的历史解读

德语中有一个描绘历史观的词，Karikierung。据就读于德国波鸿大学的李铁铮先生的解释，这个词可以翻译为“漫画式的处理”，意思是对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作简单化和夸张的处理，是一种非黑即白，充满偏见和成见的历史观。德国人对历史进行解读的时候，这种史观的运用是很普遍的，尤其是关于纳粹时代和两德分裂时代这样的重要历史时期。很难分清楚这种史观的形成多大程度上是政治家对时事的引导，多大程度上是人民的集体无意识的创造。

近半个世纪的分裂，是德国人心头的另一个痛处。这场东西部的僵持以东德的垮台而告终，人们纷纷奔向西部，见证了民主自由体制的胜利。但谁为东德的历史负责呢？前东德领导人昂纳克被判了刑（后获释放），接下来就是东德政治体制了，由于这个体制已经土崩瓦解无处寻觅，于是就演化成一个抽象的“东部”——既是历史的也是地理的，既同现在的东部相关又彼此脱离。与前东德政治体制密切相关的共和宫是与“东部”直接关联的一个象征，拆除是一场在象征领域的斗争，对于今日的德国而言如同“排毒”的过程。建筑师奥斯瓦尔特设想的人们以一种新的方式与旧建筑和平共处，发展其展览和演出的功能的观点，不啻为书生之见。

与此同时，东部人却顺利地、无需经过人为的剥离就抽身而出，也就是说西部人并未要求东部人为其体制的存在承担责任，东部人也没有认为他们有担此责任的必要，他们迅速地“脱东入西”，完成了从东德人到德国人的认同转变，并且更以德国的民主体制为荣。这同二战后德国人集体为纳粹时代的罪恶进行忏悔的心理结构完全不同。斯塔特博士对记者说，这不难理解，区别在于纳粹政权是经过合法选举上台的，在人民中有很高的支持率，而东德没有自由选举，后来披露的东德政府的档案也表明，他们对在民众中缺乏多数支持的事实心知肚明。但这种解析，有再次陷入对历史“漫画式解析”的可能，李铁铮先生就认为，通过对描绘东德历史的作品的阅读，感觉之一就是，体制是人的体制，人和体制脱离关系是不可能的。

统一意味着德国告别了“战后时代”，恢复了完全意义上的国家主权，经过16年的正常化过程之后，今天的政治家重新开始强调民族认同，唤醒人民对历史上辉煌一页的自豪感，同时将德国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看待，减少东德的痕迹。城市宫将取代共和宫，就是这一思路的延伸，以普鲁士代表的辉煌覆盖民主德国的不民主。

另据霍斯曼教授介绍，东柏林在统一前被改变的城市面貌将被逐步恢复，古欧洲式的小巷会替代东德政府修建的那些宽阔的大马路，柏林的目标是回归到一个传统的欧洲城市。若干年之后，令人不快的历史痕迹也许将越来越少，像柏林墙一样难寻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