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一个奴隶，多一个弟兄——纪念威伯福斯和《废奴贸易法案》一百九十九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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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一个奴隶，多一个弟兄
文：王书亚


　　近年来，英国和美国在教会推动下，掀起一场白人为祖先贩奴行为认罪、悔改和向黑人道歉、赔偿的运动。一些教会为信众的祖先参与贩奴而公开道歉，有的甚至考虑如何向教会的黑人成员进行赔偿。

　　1562年，约翰·霍金斯成为第一个将非洲人贩卖到大西洋的英国人。他因为帮助英国海军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被伊丽莎白女王册封为爵士。2006年6月，他的直系后代、三十七岁的基督徒安德鲁·霍金斯来到冈比亚，出现在当地一个国际盛会上。他身绑铁链，和另外二十名志愿者一起跪在两万五千名非洲人面前，为祖先的罪行道歉，请求非洲居民的原谅。他们下跪后，全场沉默良久。最后，参加庆典的冈比亚副总统走上前去，将安德鲁扶了起来。

　　这一场面，使人追想两百多年前普世废奴运动的两条道路，一是以威伯福斯为代表的、福音奋兴运动影响下的英美废奴运动，一是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启蒙运动影响下的法国废奴运动。安德鲁的道歉，使他从一个被罪所捆绑的为奴之地，迁到一个四海之内皆弟兄的应许之地。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英、法两种废奴运动的差异，也无法理解威伯福斯这位宪政史上也许是最伟大的基督教政治家。他和“克拉朋联盟”的七名基督徒一道，以毕生精力和道德表率，不费别人一枪一卒，只费自己四十五年的生命，终于在1807年推动英国通过了《废奴贸易法案》。威伯福斯随后致信他的好朋友门罗及美国总统杰斐逊，请求两国共同搜捕海上奴隶船只。1809年，美国在英美双边会议中宣布，在星条旗下禁止奴隶贸易。1815年，“克拉朋联盟”推动英国在维也纳和会上，促使欧洲各国同意禁止奴隶贸易。1833年，威伯福斯去世后的第三天，英国议会通过了最后废奴法案，宣布奴隶制为非法，并以每人二十七英镑，共付两千万英镑的赎金，解放大英帝国全境内的七十五万奴隶。

　　

　　废奴与革命

　　

　　法国的废奴在观念上是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的产物，在政治上则是大革命和断头台的要求。就像“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民”这句歌词，“奴隶”不仅指向一种“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财产”的制度，更是一个具有浓厚政治意义的比喻，所以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反对奴隶制，但他没有几句话关怀奴隶，通篇只是借奴隶的譬喻批评君主制而已。罗伯斯庇尔曾是废奴团体“黑人之友”的成员，经过千万颗人头落地后，1784年2月，雅各宾党人宣布在一切法属殖民地废除奴隶贸易。法国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口头上的废奴国家，因为这时一切法属殖民地几乎都被英国接管了。

　　1802年，英国将它占据的殖民地归还法国，法国立即恢复了奴隶贸易。1815年维也纳和平会议上，法国愿以让出一个殖民地的代价，劝说英国放弃要求欧洲各国禁止奴隶贸易的提案，但遭到威灵顿公爵的拒绝。维也纳公约签署之后，法国与英国达成补充协议，延长五年奴隶贸易。随后一直拖到1831年，在英国压力下，法国再次签约禁止本国国民直接或间接从事奴隶贸易。但短短两年之后，法国政府又一次撕毁条约，以“劳工自由输入”的名义公开恢复黑奴贩卖。直到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在林肯为解放奴隶而战的影响和压力下，才终止了奴隶贸易。

　　在革命家和世俗的自由主义者看来，奴隶不应该存在，是因为“人”的价值在宗教的束缚下被重新发现，成为了宇宙的中心。康德，孔多塞，潘恩、黑格尔，无数的人为这一梦想而激动。，康德在1894年断言，“每经过一次革命，启蒙的种子都发出更茁壮的幼芽”。“天赋人权”的自然法观念，在基督信仰被质疑和削弱的时代，支撑了古老的平等理想。直到今天，多数人仍将其视为人类几百年来的主流思潮，并接受为自己的世界观。一般民众也误以为奴隶制在近代的废除，正是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的一个结果。其实在人的理性第一次被高举的古希腊，哲人们普遍认为奴隶制是正当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把奴隶制视为“天然的、有利的和公正的”。柏拉图的《理想国》，同样把奴隶视为“理想社会的必要成分”。近代启蒙思想家开始批判奴隶制，如孟德斯鸠认为奴隶制违反自然法和民法，是一种“少数懒惰、富裕和骄奢淫逸的人为一己私利而推行的无益的制度”。和希腊哲人一样，有益还是无益始终还是评判的根据。因为他们关心的是处境，而非心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在1974年的研究表明，美国十九世纪的南方奴隶制对奴隶和奴隶主而言都是较好的制度。“南方奴隶的福利和营养状况普遍比北方的工人阶级更好”。按孟德斯鸠的逻辑，他要反对的就应该是工厂制，而不是奴隶制。

　　卢梭反对奴隶制的立足点，也充分显出理性主义的傲慢与狭隘，他说：“一个人无偿的奉送自己，这是荒谬的和不可思议的。”一个人若这样做，就说明他已丧失了健全的理智，而“疯狂是不能形成一种权利的”。

　　在废除奴隶问题上，启蒙运动作出过卓越贡献，但也始终被三个困境和悖论所缠绕。

　　一是“自愿为奴”的古典悖论。在自由主义的价值预设上，一个人有没有自愿为奴的权利呢？这是最早由近代国际法的始祖格劳秀斯提出的难题，横亘在数百年的人文主义世代之中。卢梭的意思是自愿为奴的人都是疯子，所以坚决不允，他必须被强迫成为一个自由人。到二十世纪，自由主义右翼的代表人物诺齐克重提这一悖论，他说：“一个自由体系是否将允许这个人把自己卖为奴隶？我相信它将允许。”“自然权利”或天赋人权观，强调人是自身的所有者，而不是为他的造物主所有。既然人拥有自身，他当然有权自愿转让属于自己的东西。这两种回答显然都将颠覆启蒙运动和天赋人权的价值正当性，因为自愿为奴还可引申出自愿卖淫、自愿乱伦等等。自由主义本身无法阻止这个世界毁灭它赖以存在的道德根基。如果我们关心的对象不是一个“有灵的人”，我们的眼光就无法从理性主义自我设计的那个世界中脱颖而出。

　　第二，人文主义使它所信奉的价值摆脱了信仰的底座，就不可避免的导致了种族主义或“前种族主义”的兴起。塔吉耶夫是研究种族主义的著名学者，他在《种族主义渊源》一书中敏锐的观察到这一点。他说，早期基督教的反犹倾向是基于信仰的。这种倾向排斥的只是犹太人的“异教”。假若犹太人改宗基督，他就不会再受到差别对待。但十五世纪以来的世俗化，一面淡化了信仰至上，一面却并未淡化、而且首先在西班牙等地还强化了反犹行为。“如果说过去的反犹主要是反对犹太教，表现为促使犹太人改宗基督，那么现代的反犹则成为反对犹太血统”，由于“血统肮脏”或不纯，犹太人的命运不再与信仰和真理有关。于是反犹运动便由信仰上的“同化”，发展为肉体上的隔离、驱逐乃至消灭。塔吉耶夫指出这恰恰与基督教的普救论思想背道而驰，正是世俗化的人文主义，催生出了“前种族主义”。

　　第三，启蒙运动的反宗教倾向，也在普世奴隶制被废止后，强化了对有色人种的种族主义。这也是塔吉耶夫的观察。他承认启蒙运动所推崇的自由人权观念帮助了废奴运动和黑人解放，但他尖锐的指出，启蒙运动具有“反奴隶制和反黑人”两种倾向共存的悖论。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认为亚当、夏娃为人类共祖的说法不过是神话，他们反对基督教正统神学的人类同源论，主张“人类多源论”，反宗教不可避免的导致价值的多元和相对主义，将黑人看作异类的倾向就在人心中难以抑制。一旦你认为人类缺乏一个共同根源，那么黑人与白人之别，就与人与猿之别无异。

　　

　　废奴与福音

　　

　　几百年来，影响世界的另一场针锋相对的运动，即基督教的福音主义运动，却在很大程度上被人文主义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有意忽略了。启蒙运动基于人的“生而平等”反对奴隶制；英美的福音派基督徒和政治家则基于人的“被造平等”反对奴隶制。前者为一个“理性的王国”而战；后者则为“上帝的国度”而战。革命家以暴力反对制度，以制度改造人性，为了使“人的旨意行在地上”。而威伯福斯和他的弟兄们在废奴运动中的全部努力，只为了遵循和见证《圣经》的教导。如布道家约翰·卫斯理为他们代祷的那样，“因着你们的兴起，愿这整体的见证使上帝的旨意行在议院，如同行在天上”。他们效法耶稣基督的道路，以信仰改变心灵，以心灵改变处境。这是与启蒙运动的理性崇拜和制度崇拜相反的一条道路。

　　这两条两条废奴之路，共同推动六千年的奴隶制在近代最鼎盛之际戛然而止。它们也带来了十九世纪的两个结果，“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奴隶”的时代结束了，“一个人是一切人的奴隶”的时代却从此拉开了序幕。革命家的道路是“从奴隶到将军”，威伯福斯们的道路却是“从奴隶到弟兄”。他们不相信暴力，只相信“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

　　后一条道路跨越了两个时代，也超越了狭义上的奴隶制。因为启蒙运动追求的平等，是打碎了人类的整体性的、原子式的平等，人与人平等得就像两颗遥远的星球。而英国废奴主义者追求的平等，却根植于人类在上帝面前的整体性，平等的目的是平等得像弟兄。废奴已成历史，但这一根植于基督教信仰的理想却从未成为历史。

　　有人批评《圣经》中没有提出废奴主张。使徒保罗曾在《腓利门书》中涉及奴隶制度。腓利门是当时一位富有的基督徒主人，阿尼西母是从他家中逃跑的奴隶，曾与保罗一同坐监，在狱中成为基督徒。保罗一面要求阿尼西母回去，一面写了一封致腓利门的信，要求腓利门接纳“在基督里”的阿尼西母。既然基督同时为奴隶和奴隶主而死，以上帝独生子的血赎他们的罪，并为他们而复活，奉耶稣基督为主的人，就被称为神的儿女。“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这就是基督教所传扬的福音。当阿尼西母与腓利门同为神的后嗣时，他就“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一个基督徒奴隶揣着这封信，冒着逃亡奴隶将被处死的危险，凭着信心走在重为奴隶的返乡路上，活像一个卢梭眼里的“疯子”。阿尼西母知道等待他的那个人，在处境中是他的主人，但在灵魂中是他的弟兄。这就是人类废奴史的开端，也是人类史上真正充满希望的画面之一。

　　基督教的目的不是打倒奴隶制，而是将奴隶意识从人心中废去，在一切处境之下拯救人的灵魂。而灵魂的改变，最终将导致处境的改变。福音也因此成为世俗废奴运动的一部分。以古代奴隶制的消失为例，1827年，德国史家克鲁泽尔在《古代罗马奴隶制概述》中，将近代奴隶制的消失归因于基督教的传播，他认为“奴隶制是世界历史的巨大分界线，它把异教同基督教永久性地分离开来”。亚里士多德曾断言，在奴隶和自由人之间“不可能有友谊可言”。但从一世纪起，基督徒却和奴隶成为弟兄，一起在上帝跟前领受圣餐。二、三世纪以来，基督徒开始释放和赎回奴隶。，一位叫卡里斯图斯的奴隶在三世纪成为牧师，再成为主教，罗马天主教甚至将他列为早期的一位教皇。六世纪时，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修筑了当时最雄伟的圣维他尔大教堂，就是以四世纪时一位殉道的基督徒奴隶命名的。事实上，欧洲的奴隶制随着福音的遍传而消失。1102年，伦敦宗教会议确认奴隶制和奴隶贸易为非法。在启蒙运动远未到来的14世纪，奴隶制已在欧洲大陆和英国基本绝迹。

　　对非洲的殖民带来近代奴隶制的死灰复燃。但也带来新一轮的福音化。英美废奴运动有两股力量及其象征人物，一是为奴隶争取自由的威伯福斯和他领导的“克拉朋联盟”，一是推动了黑奴福音大复兴的传教士，如著名的莫拉维弟兄会，他们打破传统教会的等次，均以弟兄相称。为要向黑人奴隶传福音，甚至故意成为奴隶，在非洲各处饱受患难，自称“隐藏的种子”。十八世纪后期，“克拉朋联盟”成功推动了允许宣教士到殖民地传福音的立法，新教各大教会如浸信会、卫理公会、长老会等，均向各殖民地传播福音，领引大批黑奴归主。英美的普世废奴运动正是“自由化”和“福音化”两种努力的汇合，一种为了“少一个奴隶”，一种为了“多一个弟兄”。

　　1815年，欧洲各国迫于英国压力同意废除奴隶贸易。消息传来，当晚英国各处的教堂挤满了进来祷告的黑奴。之后英属殖民地迎来了第一次黑人福音大复兴。1824年，伦敦传道会的史密斯牧师，在殖民地的一场黑奴与白人冲突中，以煽动叛乱罪被判死刑，为黑人弟兄而死。史密斯牧师在法庭上一言不发，只在宣判前大声诵读《哥林多后书》第4章8-9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这一事件震动了英伦三岛。威伯福斯因自己没有参与对史密斯牧师的营救，公开向伦敦传道会道歉。这一年，他最后一次向议会提交了彻底废除奴隶制的请愿书，第三代“克拉朋联盟”的领袖巴克斯顿称这份请愿书为“一项革命性的、宣告奴隶制度为基督教和宪法所不齿的提案”。但威伯福斯认为自己犯下大错，选择退出政坛。

　　威伯福斯的废奴运动，与教会的属灵支持也有着紧密关联。刚信主时，他一度想退出政治，这时他遇见了六十岁的福音派牧师约翰·牛顿。牛顿与当时著名的福音派领袖沈美恩一样，都曾是奴隶贩子。牛顿的母亲为他的悔改数十年不断祈祷。他在母亲去世后悔改信主，写下大量诗歌，其中《奇异恩典》堪称几百年来全世界流传最广的一首圣诗。一天夜晚，威伯福斯来到牛顿住处，向他倾诉，与他一起祷告。牛顿认为上帝要带领这个年轻人走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他建议威伯福斯不要退出议会，并为他代祷，“我盼望并相信主耶稣高举了你，是为了他的教会和我们国家的益处”。这个代祷奠定了威伯福斯一生的方向。福音派领袖卫斯理在威伯福斯一生中也曾恒切为他祷告，离世前还特别写信鼓励威伯福斯。

　　美国的废奴进程，同样受到福音奋兴运动的影响。1835年全美废止奴隶制协会的成员，有三分之二是福音派牧师。那些建立所谓“地下铁道”帮助黑奴逃到北方的组织者，几乎全是贵格派的信徒。长老会和卫理公会都曾给予废奴运动属灵上的支持。福音派女作家哈拿·摩尔受到威伯福斯的鼓励，在英国各地成立主日学，并写出大量的福音小册子。其中著名的《乡野政谈》，公开反对潘恩建立在人文主义之上的人权论。她后来成为“克拉朋联盟”的成员。摩尔的作品，鼓励了一大批英美基督徒女性投身热烈的废奴浪潮，成为废奴运动中一个美好的见证。其中最为人知的，莫过于写出《汤姆叔叔的小屋》（黑奴吁天录）的斯托夫人，这部小说对美国废奴运动有着深远的震撼力。

　　

　　福音与政治

　　

　　许多历史学家对“克拉朋联盟”的评价都不高，认为他们太迂腐，太看重道德立场，缺乏妥协的政治智慧。他们不理解威伯福斯是一个“属基督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属政治的基督徒”。两者都怀有政治的负担，却有天壤之别。政治只是威伯福斯的修道院，不是他的目的地。他认为废奴的目的只是“把人的价值重新带回到上帝面前”。

　　威伯福斯代表的英国废奴运动，和接踵而至的美国废奴运动，是奴隶制在近代被废止的主要力量。不是启蒙思想家和革命者，而是被他们轻蔑的福音派基督徒，凭着恒久忍耐的信心完成了结束奴隶制的使命。福音奋兴运动诞生于十八世纪的英国，怀特腓和约翰·卫斯理是早期的领袖。1738年，卫斯理参加莫拉维弟兄会的一次聚会，有人宣读马丁·路德的《罗马书序言》时，他如遭雷击，经历了因上帝的话语而得赦免、重生和释放的体验。从此卫斯理走出教堂，到底层民众中宣讲福音，无数工人、农民和黑奴听他讲道之后泪流满面，向着正被大时代所抛弃的信仰归正。在高歌猛进的大时代前夜，基督教信仰迎来了它在理性主义时代的第一次复兴。接下来一个多世纪，人类将进入有史以来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信仰与理性、心灵与处境全面对峙的大时代。福音奋兴运动是基督教信仰面向这一挑战的回应，从此，福音主义与理性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对峙就一直持续到今天。

　　英美的废奴运动正是福音主义的产物，而非理性主义的产物。1797年卫理公宗（徇道会）脱离国教，圣公会内受福音派的影响形成“低教派”（Low Church），成为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前三十年“全英格兰最深沉、最热烈的信仰者”，威伯福斯正是这一时期福音派的杰出人物，他二十一岁成为下议院最年轻的议员，他的好朋友皮特担任首相，希望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威伯福斯二十二岁时受福音运动的影响，成为虔诚的福音派信徒。他在信仰上一面注重“持守加尔文主义（改革宗神学）”，一面也看重“卫斯理福音复兴的重生经历”，主张纯正教义和属灵体验的平衡。既反对陷入教条主义，也反对落入神秘主义。他终其一生为废奴而战，替聋子听闻，为哑巴开口，与哀哭的人同哭，被英国人视为议会中的道德楷模。他以亲身的见证，将福音运动带入英国的政治界和贵族圈。

　　威伯福斯写下第一篇废奴文章时，整个国会几乎只有他一个相信“三位一体”的基督徒。当他1789年第一次提出废奴法案，所有人都把他当作一个不懂政治的唐·吉诃德，妄图以一项基督教教义，对抗大英帝国肥厚的国家利益。威伯福斯在议会内首先向艾略特传福音，后来与他成为彼此天天代祷的属灵伙伴。每当议会中争吵不休，他们就退出去一起祷告。1797年，威伯福斯出版《真实的基督教》一书，许多议员和贵族因读这本书而信耶稣。威伯福斯坚信“英国的前途维系在一个最基本的点上，就是到底有多少人当他们遇见政治性的抉择，或在关键时刻，愿意顺服基督”。在他努力下，几位基督徒议员组成了一个祷告会，发展为历史上著名的“克拉朋联盟”。女作家摩尔记载说，威伯福斯与他的弟兄们立志“奉献我们的口在议院中，奉献我们的脚在家里的祷告垫上，为每一件国家法案，为国家看不见的缺口向上帝祷告”。第一代联盟共有八名基督徒，被后世称为“克拉朋圣徒”。他们数十年持之以恒的提出废奴议案，有一次禁止奴隶运输的法案投票，全体议员拂袖而去，空荡荡的议会大厅只剩下威伯福斯和艾略特两个人。威伯福斯的坚忍，来源于对一个绝对的善恶标准的信心。他对弟兄们说：“是不是上帝的旨意，不在乎议案是否通过，而在乎提这个议案的动机和本质是否符合圣经。如果符合，即使没有结果的应验，也是上帝的旨意。”

　　1814年英国打败法国，拿破仑逊位。威伯福斯写下《废除奴隶请愿书》，说服英国议会在维也纳会议上，向欧洲各国要求废除奴隶贸易。在英使斡旋下，各国答应五年内禁止奴隶贸易。整个议会欢呼雀跃，庆祝这一伟大的外交胜利。威伯福斯一人却伏案痛哭，令全场尴尬。他站起来说，非洲还在流血，五年内谁知道法国又会发生什么革命。难道战争中牺牲的无数生命，是为了纵容法国和各国维持一个罪恶的制度吗？他说：“我愿以余生亲尝黑奴的痛苦，而非在这样的欧洲和平书上永远留名。”威伯福斯的信仰力量不但感动了议员，也感动了英国民众。消息传出后，议会在十天内竟收到二十五万封请愿信，一个月内收到一百五十万封请愿信。

　　“克拉朋联盟”并不是一群书斋中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努力也不局限于议会。成员之一的克拉克森是一位著名作家，他的《论奴隶与人口贩卖》及1807年的巨著《废除贩卖奴隶的历史》，对普世废奴运动影响巨大。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就是读了他的书后才决心加入废奴运动。他们当中除了政治家和作家，还有商人和总督。他们不但有基督徒的信仰，也有英国人的智慧。他们在策略上以贸易发展削弱对黑奴的市场需求，以教育提升黑人的价值，希望先用二十年的时间废除视奴隶为动物的贩卖，再用二十年时间以赎买方式废除以奴隶为财产的制度。1890年，“克拉朋联盟”在西非买下“狮子山国”，将他们从欧洲和美洲解救的一千九百八十名黑奴送回那里，建立了一个没有奴隶的自由城，帮助黑人自由劳动，与英国进行平等贸易。这就是今天的塞拉利昂共和国，它的首都就叫自由城。

　　美国历史学家戴维斯在1984年的《奴隶制度与人类文明的进步》一书中，克服数百年来人文主义的宗教偏见，给了“克拉朋联盟”公允的评价：

　　

　　克拉朋的这一小群基督徒坚信，人的基本自由和价值，高于任何政治、经济和社会阶级所能剥夺的。这一个信念，是来自上帝在人良知中所刻下的律法，是道德中的至上法条。任何法律违背这一基本点，带来的必将是败坏的连锁反应。这种坚信，凝聚了这批基督徒，为扭转整个时代的伤害，全心全力地投入政治改革，以整整五十八年（1780-1838）持续的努力，慢慢的挪除一切人为制度与法律上的拦阻。这一群基督徒，个个坚守圣洁的生活，以执行这项圣洁的律法改革。并似乎是在永无止尽的反对中屹立不摇。

　　

　　威伯福斯一生谨慎的看待福音与政治的关系。他说：“福音和政治自由是上帝帮助黑人的两条平行轨道。基督徒政治家仍需推动废奴的立法，宣教士仍需忠于他们的立场，黑奴信主后仍需守法。”他一生坚持宗教宽容和政教分离的精神。但与自由主义者的理解不同，分离的意思不是政治与宗教无关。在威伯福斯看来，与信仰无关的政治只可能是专制。分离的意思是任何人的信仰不被强制。而宽容的基础也不是价值的多元，恰恰是对真理的确信。１７８９年英格兰与天主教国家爱尔兰合并，引发政教冲突。威伯福斯为捍卫天主教徒的参政权，公开反对乔治三世，直到十年后天主教徒取得议会的席位。他说，一个基督徒政治家永远不需要担心结果，他只应担心“有没有用不公平的方法去胜过对手”。真信心是宽容精神的来源，不宽容的根源在于恐惧，而恐惧来自于不确信。

　　四十年后，威伯福斯宣布退出政治圈，此时英国上下两院的基督徒超过了两百名。

　　

　　福音与保守主义

　　

　　“克拉朋联盟”为废奴奋斗的半个世纪（1780-1838），恰好是英国保守主义和议会政治的形成时期（1770-1832）。除了短暂的中断外，托利党人几乎一直执掌大权。同时这半个世纪也是理性主义和自然神论等思潮对基督教信仰构成最大挑战的时代。以赛亚·伯林曾列举启蒙时代的“六个自由的敌人”——爱尔维修、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圣西门和迈斯特。这六位先生恰好也都死在这半个世纪内（1771-1831）。

　　这就是威伯福斯身处的三个大致重叠的时代。在法国大革命冲击下，欧洲进入了法国流亡者夏多勃里昂子爵在《墓中回忆录》中所称的“一个失去神圣权威的世界”，人类的价值观剧烈摇晃，但最终在英国重新站稳脚跟。在威伯福斯的一生中，英国为世界积累起三笔影响至今的精神财富。一是废除奴隶制，二是福音奋兴运动，三是保守主义。

　　英国的保守主义有三个源头，一是基督教信仰，尤其是清教徒和福音派传统。这一源头可以追溯到1594年，改教家理查德·胡克发表《论教会体制的法则》，其中突出而明确的表达了保守主义的信念。二是普通法的传统，代表人物是柯克和布莱克斯通，后者在1769年发表《英国法释义》，对英国法治传统作了最杰出的阐释和守望。三是经验主义的哲学传统，代表人物当然是大卫·休谟。保守主义的意思就是对这三大源头的保守——信仰、宪法及其在时间中的经过。而这几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混合体。直到二十世纪初，英国保守主义理论家塞西尔仍然认为，保守主义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在政治范围内监护人民的信仰。

　　这半个世纪内，英国恰好涌现出三位塑造了保守主义品格的政治家。一是被称为第一位保守党首相的皮特。他堪称英国保守主义的政治之父。二是柏克，他的《法国革命随想录》被一位德国政论家称为“在所有语言中出现的对革命思想的最有力的驳斥”。柏克虽是辉格党人，却因此成为保守主义的集大成者，可谓保守主义的思想之父。第三个是威伯福斯，他是英国保守主义的信仰之父。从来没有一个基督徒，在世俗政治中高举基督信仰，并获得如此成功的制度成就，同时又成为令人感佩的道德典范。

　　在私人影响上，威伯福斯也堪称前两位的教父。皮特与他是终身好友，支持废奴运动。1792年，皮特在国会发表演说，将近代非洲黑奴的命运，同古代不列颠人在罗马奴隶市场上的命运对照，打动了许多议员的心肠。尽管皮特一直不是基督徒，威伯福斯与他的政见也不总是一致。但丘吉尔认为，威伯福斯还是足以称为皮特的“精神导师”。而柏克早年尽管重视宗教价值，自称对宗教的信赖“比所有法律条文加起来的效力和影响，更胜出无数”。但他对传统和习惯的保守，还是更多的来自经验主义。直到1797年，柏克读了威伯福斯《真实的基督教》一书，才慢慢转变为一个相信“三位一体”的基督徒。但他出于对大革命的极度反对，没有耐心区分两种废奴运动的差异，因此反对废奴运动。认为一切废奴主张都难免“充满了雅各宾党人的气味”。

　　威伯福斯和福音运动极大地促进了英国的保守主义政治。1794年，英国在大革命冲击下爆发激进浪潮，人们热烈的宣称攻占巴士底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件”。皮特政府先后两度暂停“人身保护令状”的实施，甚至促使议会通过了限制集会法令，凡五十人以上集会，须经三名治安官批准。在这一保守主义立法时期，威伯福斯坚定地站在皮特一边。他认为每个人都应是自己理性的管理者，当个人理性被公众的激情所煽动时，有必要限制这样的集会，“使愤怒和仇恨在群众中慢慢的沉淀下来”。威伯福斯对广场政治充满戒心，终其一生不参加任何竞选活动。

　　另一方面，福音派牧师教导成为基督徒的黑人仍要遵守法治传统。历史学家汤普森评价卫理公会的历史作用时，认为福音运动一面赋予工人尊严，启发了他们的觉悟；另一方面教导工人遵守纪律，服从权柄，从而为即将到来的工厂时代培养出第一批敬业的劳动者。

　　

　　结语

　　

　　两百年来，威伯福斯的精神感动了无数人，更激励着那些致力于社会政治改革的基督徒。如林肯、马丁·路德·金等，都曾表达对威伯福斯的敬意。2005年，美国参众两院的十五名基督徒议员，效法“克拉朋联盟”，成立了国会山祷告小组。一年多来，他们推动丹麦、英国、德国等国的一些基督徒议员，纷纷成立祷告小组，为各自的国家认罪祷告。

　　威伯福斯是近现代一位罕见的政治家，一个在成熟政客的眼里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白痴”还要白痴的政治家。在肮脏的领域凭着信仰胜过种种试探。1807年2月23日，《废奴贸易法案》通过的那一天，威伯福斯跪在下议院的角落里，流泪祷告的一幕，将永远留在人类政治史上闪耀信仰之光。他的墓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宫（西敏寺），这是人类史上一种宪政体制（威斯敏斯特模式）的诞生地，也是基督教史上的信仰告白（威斯敏斯特信条）的诞生地。以刻在这里的墓志铭结束这篇纪念文章，是最合适不过了：

　　

　　温暖的仁慈，及昔世的公义

　　为地上添了一个基督徒生命，永恒不变的辩才。

　　在每一个公共事务上，他如此卓越，

　　在每一个公益运动里，他是马首，

　　不论在当时或是在属灵上，

　　他解脱了彼时人们的需求，

　　凭着永不气馁的努力，

　　藉着神的祝福，这份努力除去了英国

　　贩奴的罪孽，

　　并预备了一条奴隶解放之路

　　铺满大英帝国的每一个属地

　　
　　（《兄弟相爱撼山河——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张文亮著，敦煌文艺出版社“新百合传记文丛”，2006年9月版。）